教师道德与教师幸福.ppt

第五节 教师道德与教师幸福,中国人不相信“幸福指数”导读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日前公布2009年度幸福星球报告，哥斯达黎加荣膺世界最幸福、最环保的国家。中国内地也高居第20位，相反香港则位列于第84位，美国114位，幸福指数比伊拉克及伊朗更低。“幸福指数”近来在中国成了颇热门的话题，很多地方政府都堂皇将这项指标列入施政指标，一些人绞尽脑汁，为中国或本地区争取在全球、全国的幸福指数排名，更有不少学者苦心孤诣，推出一个又一个自认为最公正、最完美的“幸福指数标准”。问题在于，一个国家的人幸福不幸福，几个指数能说明什么？,一、国民幸福指数，太不靠谱不靠谱指数之一：实际只是“国民赚钱指数”国民幸福指数的计算方法千变万化，但大体上分为两个体系。第一个体系的公式如下：国民幸福指数收入的递增/基尼系数失业率通货膨胀 这个公式的所有数据都是确定的客观数值，这有利于给出一个“客观化”的数据，但如此测算出的，其实并非“国民幸福指数”，而只是“国民赚钱指数”，所能衡量的只是国民的经济生活状况，而其它和幸福有关的，如精神生活、环境保护、个人自由、家庭幸福等等，则一概不在考虑之内，照这个标准，一些禁止电影甚至国际象棋的国家、一些实行一夫多妻、禁止妇女选举权的国家会高居排行榜前列，至少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这样的排名是颇不靠谱的。幸福指数必将和经济指标挂钩，但绝不仅限于收入，就业等经济指标，它还和人们的安全感，希望，生活压力，荣誉，价值，生活环境，精神快乐等密切相关。,不靠谱指数之二：数据完全是可控可调的第二个指标体系的公式比较复杂：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其中a、b、c、d、e分别代表各项指数所占的权数，而具体权重的大小取决于各政府所要实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这个公式看似全面而公正，实际上问题更大。首先，5大指数中除第一项，全是非客观数值，其中很容易根据调查者的喜好上下其手；其次，这原本就不太靠谱的5大指数，又要分别乘以不同百分比系数，而这一系数是完全可控可调的，这样一来，自然是加倍地不靠谱了。,幸福指数的提出者，往往是“常胜将军”从统计结果也可看出幸福指数体系的不靠谱来：第一个公式起源于北欧的丹麦，而基尼系数低、失业率和通胀率长期稳定的北欧福利国家显然是这一评判标准的受益者；第二个公式则源出号称“国民幸福指数发起国”的不丹王国，而这个半隔绝状态的南亚山国，正是这个由本国提出的“幸福评判”的常胜将军。正因为各种参数人为可调，不同倾向的调查者，会拿出完全不同的幸福指数排行榜，曾经一份排行榜将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评为第一，理由是“岛民拥有快乐心情”；英国“新经济基金”的排行榜把冠军头衔送给哥斯达黎加，理由是该国没有军队，到处都是自然保护区，人民享有“纯粹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排行榜大多出自注重环保、自然主义这些时尚理念的欧美非政府组织之手，如果是西萨摩亚或哥斯达黎加的某个组织进行类似排名，结果怕是完全两样的。,二、关于幸福的若干共识，都与指数无关幸福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化精神体验。做饭对上班族而言是苦刑，对厨艺爱好者而言是享受；远足对驴友而言是最高乐趣，而对宅男而言简直是充军。但对于一个社会，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怎样才算幸福，还是能找到不少共识的，而这些共识与硬邦邦的指数无关。在经济生活方面绝大多数家庭的收入至少应该能保证全家过稳定、富足的生活，不一定要很多，但一定要有保障，不但要比自己过去强，也不能比“左邻右舍”低；医疗保障、社会福利体系、子女教育都应该切实到位，让自己和全家无后顾之忧。比如在就业和住房方面，毕业生不会为找不到工作而忧虑，找到工作的人不会为失去工作而忧虑，绝大多数的家庭都不会为住房负担而担忧。能否做到这些，关乎国人的幸福。,在文化生活方面文化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多样性是否得到充分保证，传统文化有没有真正恢复活力，新文化元素有没有得到发展的必要空间，新文化与旧文化，“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间能否协调共生。比如一个地方的古木、古建保护得如何，民风民俗涵养得怎样；比如一个地方一年有多少个蓝天，孩子能一口气说出几种见过的野鸟这些也关乎国人的幸福。在政治生活领域民主是否充分，法制是否健全，社会对行政、司法体系是否拥有足够的信任度，这些官方体系能否为国民提供公正、高效、制度化的服务。比如一个地方犯罪率高不高，黑恶势力多不多，贪腐案件是否频繁，群体冲突是否频发这些同样关乎国人的幸福。幸福就是人们对生活包括物质的、非物质的的一种美好感受，是前面那些实实在在元素的复合体，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大多数人，在上述大多数方面存在这种美好的感受，那么就可以说，这是一个幸福的国家，幸福的地方。法制是否健全对幸福感有非常大的影响。从近期的舆论事件便可充分看出，例如法官拷律师事件，反映出基层司法生态的严峻现状。,三、中国百姓不相信“幸福指数”几年前，中国国家统计局以及一些地方统计机构就声称推出幸福指数、社会和谐指数等。但每次数据出台，都要受到老百姓的冷嘲热讽。显然，指数并不能真正反映民众的真实内心体验，民众因而不能接受这些关于他们是幸福或者不幸福的片面论断。更何况，比是否幸福更关键的是，民众是否能够自由选择生活方式，民众是否拥有去改变不幸福的现状、或者提高幸福感受的渠道和途径。指数只是变相的政绩游戏国民幸福指数评比在国外都是非官方的，尽管不靠谱，却也算得一家之说，毕竟能从某一个侧面比较各国的情况。而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国民幸福指数却要由统计局等政府机构来主导，显然，在“数据政治”挂帅的今天，不论采取第一或第二种公式，最后的结果恐怕都不外乎两种：或是变成变相的GDP竞赛，或是变成想让自己排第几就排第几的政绩游戏。事实上国内有些类似指数统计甚至更不靠谱，据北京晚报报道，一项据称在全国6城市开展的“开心城市”评比，居然采用在候车亭安装电子装置、供乘客随机点击的方法来进行，北京最终用如此方式所夺得的“全国最开心城市”称号，含金量如何，怕是只有天知道。,是否幸福，要看生活方式是否可以自由选择幸福感其实与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权有关。按照萨特的自由选择原理，自由选择是要负责任的，即在求生存的选择中要对自我或社会负责任。如果生活方式是民众自己选择的，那么，“我选择，我承受”，对于选择的生活方式不管幸福不幸福，民众的承受力是比较大的，因为是一个自我选择的结果。相反，如果选择是别人做出，自己只是被动服从，那一旦选择的结果不尽如人意，民众的幸福感很低，那抱怨就会很大。近年来，中国老百姓每每对各种公布的幸福感指数、开心指数表达强烈的不满情绪，根源就是如此。在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文化、政治领域，民众自由选择的余地不大，更多的是被政策和体制所左右。,是否幸福，要看有没有途径去改变现状幸福感其实更多来自对“明天幸福”的憧憬大家都渴望着“明天，明天，明天比蜜甜”。纵使今天不如意，只要有途径、有希望去改变现状，人们的幸福感就不至于太低。今天钱少点没关系，只要明天多起来就好；今天房子小点没关系，只要明天能大起来就行；今天有这样那样的社会不公可以理解，但明天一定要好起来 但倘在众多国人观感中，医保、社保难以到位，房价却以越来越疯狂的速率攀升；社会上的黑恶现象不见扭转趋势，法治进程总是步履蹒跚；“保护传统”越喊越响，身边的传统却越来越少；“保护环境”越唱越高，周围的环境却越来越糟则他们非但感受不到“今天的幸福”，也对“明天幸福”的许诺和蓝图无法产生信心，其幸福感只能每况愈下。电影当幸福来敲门阐释了一个道理：能够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成功改变不幸福的状态，那么就是幸福的。,结语幸福其实是很难量化的，是无需也无法排名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并不奢望看见自己成为“最幸福国度”的国民。那些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要比任何“国民幸福指数”更靠谱。对于各级政府而言，与其把心思花在调弄那些“幸福指数公式”的游标和螺丝上，不如实实在在地让老百姓收入稳定、福利健全，让毕业生不愁工作，让普通家庭不愁房价。如果暂时还不能让国民们一下都幸福起来，那么至少让大家相信，“我们在努力，明天会更好”。如此，即使在幸福指数榜榜上无名，也不失为一个幸福的国家、幸福的地区，幸福的社会。,教育经费占GDP4%目标18年未实现 欠账超1.6万亿2011-03-08 中国经济周刊（北京）核心提示：媒体报道指，1993年中国就规定教育经费“在本世纪末”达到国民生产总值4%。但这么多年来，4%目标一直达不到。从2000年到2009年10年间，以4%的比例为目标，则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10年累计“欠账”已达16843亿元。,创造幸福：生活的根本目的人类对幸福的追求从来没有中断过。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就曾经把伦理学定位为关于幸福的学科。近代的洛克则指出人生来就有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他认为，如果说每个人都有保全自己的自然权利的话，就必然具有对其自我保全所必需的一切东西的权利，因为人们不仅具有自我保全的自然权利，而且也有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美国的独立宣言则以更为简练明晰的语言把追求幸福的权利与生命权、自由权一起并列为人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如果说以上主要侧重于成年人的幸福，那么1990年首届“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的儿童的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则强调了儿童的幸福：儿童时代应该是欢乐祥和的时代，是游戏、学习和成长的时代，也就是幸福的时代。之所以每个人都向往、追求、创造和享受幸福，是因为幸福是人之生活的根本目的。,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幸福在于德性。在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指出，所谓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而幸福就是那种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它本身就是一种最高善。作为一种最高善，幸福本身是自足的。作为“因其自身而不是因某种其他事物而值得欲求的实现活动”，幸福本身被“看做人的目的”。幸福生活恰恰就在于德性的实现活动之中。,康德的幸福观康德认为，“道德学根本就不是关于我们如何谋得幸福的学说，而是关于我们应当如何配当幸福的学说”。康德关注的是德福相配也就是至善问题，“德行和幸福一起构成了一个人对至善的拥有”。（参见实践理性批判）良好的德行是配享幸福的前提：一个德行越大的人，也就应该配享更大的幸福，即幸福与德行成正比。正是基于此，康德才对提升人的德行的教育寄予厚望，在论教育学中，他指出：“人的天性将通过教育而越来越好地得到发展，而且人们可以使教育具有一种合乎人性的形式。这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未来的、更加幸福的人类的前景。”,密尔的幸福观密尔认为“幸福是值得欲求的目的，而且是唯一值得欲求的目的；其他事物如果也值得欲求，那仅仅是因为它们可以作为达到幸福的手段”。（参见功利主义）“幸福是一种善：即每个人的幸福对他本人来说都是一种善，因而公众幸福就是对所有的人的集体而言的善。幸福有权利成为行为的目的之一，所以也有权利成为道德标准之一。”（参见功利主义）由于“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来，归根结底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参见论自由），所以当每个人都真正得到了自己的最大利益或幸福时，社会也就达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最大幸福原理”依赖于每个人的最大幸福之总和。也正因为如此，所有的制度安排都要从多数人的幸福出发。,教师道德与教师幸福教师幸福的体验很早就已经被关注。孟子曾经讲过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作语境的分析不难发现：在孟子看来，教育的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小喜悦（感官上的快乐），而是一种带有重大意义的精神幸福。从先秦开始一直到今天，大家都感受过教育的乐，所有的教师也都希望收获教育的幸福。,一次，墨子鼻子患病，墨子的一个学生公孟问他，既然有德行的人可以得到上天的庇佑，为什么你还会患病呢？墨子的解释就类似于配享幸福这样的道理，他说上天对我们的保佑就好比这个教室一样。道德只是这间教室的一个门窗，而教室有很多门窗。关上了道德这一个门窗并不能保证其他门窗不出现问题。所以，道德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孔子曾被围困在陈蔡达七天之久，饮食皆无。期间，他的学生问他，您说圣人总是有好报的，那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孔子的回答是“君子博学多谋，不遇时者多矣”。意思是我们即便多谋，又有德性，但是别的条件不够，那也没有办法。墨子和孔子的意思是说德性只是幸福的一个条件，但不是全部条件；所以我们要承认幸福和德性总体上是有矛盾的一面的，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去解释这个矛盾。不同的解释会导致我们对德性生活的不同理解、对德性与幸福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1989年，教科文组织：“学会关心：21世纪的教育”的教育主题。1972年，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的教育主题。从“学会生存”到“学会关心”的教育主题的演变，表明了人们在教育观上的重大进展：,“学会生存”试图解决的是人的生存问题，它侧重的是改造与征服自然界与物质世界的问题。“学会关心”则把视线更多的转向了人，它主要解决的是人对人的理解、关心和合作。换言之，它关注的是人们的生活质量以及人们对美好的可能生活的创造。“学会关心”不仅发出了关心家庭、朋友、同行、社会、国家、其他物种乃至地球的倡议，还提出了如下号召：从促进竞争到促进合作；从强调为私人利益而学习到为公众利益而学习；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促进青年人与他人联系的能力，促进对不同观点和看法以及对不同文化、宗教、种族和异性、残疾人的容忍和尊重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现代教育不但要教会人如何生存，而且要教会人如何与他人相互理解、相互沟通、相互交流，从而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共同创造。只有关怀者，才能体验到更大的幸福。,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配享幸福创造幸福的主观条件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我们人生大部分最美好的时光是在我们的职业生活中度过的。如果我们天天生活在职业生活中又不能体验到事业的幸福，那真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另一方面，也只有我们是幸福的教师，才可能给人以幸福和幸福的方向、成为真正的教育家，成为如苏霍姆林斯基那样对教育事业充满理想、热忱和创造性的幸福的教育工作者。这里的“对教育事业充满理想、热忱和创造性”和“幸福的教育工作者”是相互诠释的。换言之，教育家应该是付出最大的教育爱的同时收获最大教育幸福的人！以此为标准，我们可以说近代以来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寥若星辰。,我们现在谈到的当代大教育家更多地来自国外，比如美国的杜威、前苏联的苏霍林姆斯基等等。这是一个令我们中华民族遗憾、惭愧的事情。身处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发生巨变的伟大的文化大国，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方面，我们应该有值得全世界借鉴的最伟大的教育实践和创造性的教育理论。与此同时，产生一大批“付出最大教育爱的同时收获最大教育幸福”的伟大的中国当代教育家的时代也已经来临。教师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帮助所有教育工作者“配享幸福”，做好成为幸福的教育家的伦理准备。视频：放牛班的春天,爱因斯坦奇迹1905年，26岁的爱因斯坦在物理学年鉴上连续发表了五篇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光量子假说、光电效应的三篇论文。爱因斯坦同时在这三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彻底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使物理学界改变了对运动、能量、光和力这些基本概念的理解，震动了整个物理学界，进而引发了物理学的革命。爱因斯坦当时没有与世界第一流科学家接触的机会，也缺乏良好的科学研究条件，他的职业身份只是一个专利局的小职员，但他全凭业余研究在一年内连续取得了多项震动世界并影响深远的科研成果，直到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人能超越他，这堪称科学史上的惊人奇迹。这一奇迹在科学史上只有创立了经典物理学体系的牛顿能与爱因斯坦媲美。1935年，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这个评价也正是他自己辉煌一生的写照。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还是一位品德高尚，富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人和知识分子。,他一贯反战，崇尚和平。他曾和一批世界著名人士一起联名发表声明，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造成20多万人伤亡。当爱因斯坦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时惊呆了，他只说了一句话：“我真痛心。”后来过了很长时间，他还为此自责：“是的，我按的按钮”。1948年，爱因斯坦在致知识分子的信中写道：“我们肩负着神圣的义务，必须全力制止为残酷目的而发明的武器去用于残杀。”他一再强调，科学家应当对人类滥用科学技术而负责。当他成为万众瞩目的名人后，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赞美，他表现得极其冷静，仿佛这一切与他本人没多大关系。他说：“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1955年4月18日，他临终前最后一次谈话，仍然关心的是公民自由和世界和平。,爱因斯坦对教育有深刻独到的见解。他在自述中写道：“有时，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工具，靠它来把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个性应当消灭，而个人只变成像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仅仅是社会的一种工具。因为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相反地，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他一再强调：“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对于那些培养将来从事较确定的职业的技术学校也适用。被放在首要位置的永远应该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总体能力的培养，而不是获取特定的知识。如果一个人掌握了学科的基本原理，并学会了如何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将肯定会找到属于他的道路。除此之外，与那些接受的训练主要只包括获取细节知识的人相比，他更加能够使自己适应社会的进步和变化。”,“自由行动和自我负责的教育，比起那种依赖训练、外界权威和追求名利的教育来，是多么的优越呀。真正的民主决不是虚幻的空想。”“事实上，现代的教学方法还没有把神圣的求知欲完全扼杀掉，这差不多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株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之外，首先需要自由没有自由它将不可避免地会夭折。”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正道教授说过：“因为爱因斯坦在我们小小的地球上生活过，我们这颗蓝色的地球就比宇宙的其他部分有特色、有智慧、有人的道德。”,成为知识分子文/肖川在我有限的个人经验中，一个没有经过良好的学术训练的人，往往难以摆脱狭隘和肤浅。今天在座的诸位同学，你们通过公平竞争获得了在学问上继续深造的机会，从而有可能加入到一个新的群体之中，赋予你一种新的角色意识，这个群体就是知识分子。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这包括宗教信仰、政治倾向、处世风格。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自主判断、自主选择和自主承担。但教育是一项价值引导的工作，每一位老师，不管他称职还是不称职，都希望他的学生成为他所希望成为的人。我希望我的学生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类人：他除了能够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之外，还能够对超越个人和个人所归属的小团体的私利的公共事务予以真诚的关注。知识分子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书人；既不是“一言可以兴邦”的谋士，也不是百无一用的书生。他们是关照着脚下的路并时常仰望天空的人，是可以运用自己的智识和良知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的人。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并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要成为知识分子，首先得具备一个学者的素养，这包括问题意识、文献意识和方法论意识。至于对本专业领域以及相关领域的知识积累的必要性就更不用说了。中国传统读书人比较强调博学，而不大重视创新，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意识明显不足，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文化落后的一个原因。,作为知识分子并不一定要具有圣贤人格，但知识分子有区别于社会其他群体的显著特征，用萨义德的话说，就是“能够面对强权说出真理”。所以，知识分子区别于非知识分子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学术节操。他自觉地拒绝充当任何利益集团的“会说话”的工具，他惟一服从的只有真理和内在的良知，从而彰显其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私利，也不是要知识分子彻底放弃个人私利，而只是说知识分子要有自觉的社会担当，要自觉地去守护社会的核心价值。这就难免在我们的内心产生冲突，承受这种冲突所带来的痛苦，这也许是作为知识分子应付出的一种代价。在一次次的冲突中，我们有可能更真切地认清我们的使命与责任，不断地提升着生命的境界，并有可能最终达到至善。,追求生命的意义是知识分子的重要特征。在我看来，人的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在多大的范围内、多大的程度上给人以积极的影响。这其中有三个变量：影响人群的广度、对人影响的深度和对人影响的积极程度。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就是这三者的乘积。而生命的意义是我们对于生命价值的内心体认。一个追求生命意义的人才可能是一个有生命境界的人。茫茫人海中，按其生命境界可分为三类人：一类是为生计而奔忙的人；一类是摆脱了生存危机，甚至可以说生活富足，但在为种种欲望的满足而苦心钻营的人；第三类是为自我实现而不懈地努力的人。这类人当然也是衣食无忧的。硕士、博士倘能就业，生计当是不成问题。那究竟你是成为第二类人还是第三类人，就取决于你个人的自我求取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也是讲自我修养和崇高人格的，如孟子讲“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但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内圣外王”。所以，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人格理想，一是要求过高，二是目标过大，动辄就是“治国平天下”。这与我们今天讲的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和自我实现是大有区别的。,在全球化的时代，在民主越来越成为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的今天，“全球视野，本土意识，批判精神，民间立场”日益成为知识分子的学术取向。而这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有良好的愿望就可以确立的，它需要伴随学识的积累和生命境界的提升。有道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成名应成万世名”。这话当然也有要求过高、目标过大之嫌，但作为与大家共勉，我一时想不出更好的表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再长的路，一步步也能走完；再短的路，不迈开双脚也无法到达，这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了。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每个人都只能在种种内在与外在的局限中做一点有缺憾的事情，能够有所执着、有所追求就好。愿这三年的学习生活真正有助于大家学问和生命的成长，在成为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中迈出坚实的步伐。希望和大家共同探索，共同成长。深深地祝福大家！,德之在，邻不孤士之在，义不孤,思考：为什么说追求幸福是人的基本权利？如何理解教师道德与教师幸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