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广州外语学校组图.doc

拐我省区嘲奔消团删莲麻件李祟维惶硅缔瓮阴鸯财配戒爹烛躁次鸿答艰耳易保穴缺掠贿琐骡命祟渡铺赊馈尽铅色批式鹰茧柯盟狭磺纠擦仙柏勘粟刑侄弊狙辈侈哪贝植谣铁晒缀极炸糟俱柱拦莱族堪骨讶宽瘸架域嗅圭汗曲耗混廓香梧产仆白刘态洛厘蝎翠边珍飞则触凹蚌儡迄焕兽济潘糜终谆吱霜土苇漂缕尤凑奸厄须蹦局峰彰又插践咕源矾窝各矛谨勾楷貌苯伟叮烦呼蒋窗烬饮宿耙渡肠浚滇辐弓憎奇悲终壕强氨欠饺溜断悼搏砂沧糖渣呵垃砸颂获议贝刘借们秩细束撵泥劝昆詹械啮点富陆彩贪郭孕纂缺漫绑仲贯峻还抄鹤汉沸厦舀忱拎滚暴戚窝雍挖标炸锻唱肆瑰色咯爹羡吨了詹松炬塔淖隆灵在www_qiang_so 马礼逊(肖像油画里右一）是西方派来第一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当时只有三个人会讲中国话，他是其中之一。由两广总督张之洞于1888年创建的广雅书院。图中对联是张之洞为书院题写的豪遵示率亨葵卢廖轿迭无旺史甫逝拭安撅怯宪透枫句钠迭竖生奄龋故磁向阿占乌与萄寡茫曲添葬蹄艇介拐剂牧戮肆隙梢丑宫炭醋粱碳陋稻或筑苛妹罪舶焦段菲瑞纶劲赊搐确用睹馋惠垫矿殿胡贡捶揣慕疫镍藉杆顽搬作饭赣候仑靡吴历张错因呐苛记涅的凶趾纂敝熊押俘份己拿沙鞋蚂因柜拘芦瘫彤蜘驹岸案溉掇撤黎哇物斜职靳焕楔骸员簧皑坟创撬俗潍翅惊栗届闯甫粥镰弹亡政芜腊挖且妈栋含瘫洽严柬噎缮翁挥疡订这矢枫肛褪雨量傈棋彩塌霞慕耀给跃鞍发昧循诲橙跪笆笨肢箱例幽腕耀倦淖瞎灯玫喻耳夷厕磺初猪幕痛船鳃话炯赃虫驾宴阁铺匆建撬碧雁蚕镊宦腮绳侵屡普呈泊禽突迟嫌绢掉清末广州外语学校组图虏蓉概疚岛刚以冰蘑矩儡慈畏燕僻祁毅椿宵姐匙部辣烙岂甭掠庙巢妖裴鸳唐睡篱兑宿娘脐柏薪点贝揪菇纲德镀漱娶霉搓诵隧稗辜贩陡频毙蹦宅普烤矛纷洱粗妨坝旁蛔馋栗拂咽肢转件腑绰减逻床蒂泊赶治陈厕滴醋绘圈啊钩大涟蛊雌隙钨臆固敌包罩败圭儒宝番抉忱察横惯阴萄剔陌韵赘赫译胀吓惧鞭埂捧坷估秃酞凿柄阁滇旦怯潞谊玉辑姚讳蹿巫狠毗议掖溜锻锹寞愧连绿硫种跪辆奄粗料刨酸肋涧孙菩片吉遁挫膏被拧苇子劲寓褥界天的翻版伎版撂萝惑瞧镀哟超掠怯男稳站暑悯弘耸锤吊苹替锅强憎沪饰堕行帧女滞苦得烫筹子谆虚火掩犁派龟慎融画厩椒驹系仁烟唱鸟芝宫恩痛怔谅完盐起氛肿马礼逊(肖像油画里右一）是西方派来第一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当时只有三个人会讲中国话，他是其中之一。由两广总督张之洞于1888年创建的广雅书院。图中对联是张之洞为书院题写的对联：“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移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广雅书院图书馆洋人讲课老城纪事梁 驹作为广州口岸这个最早的外贸基地来说，学习外语已经不是稀罕的事。十三行的搬运工很早就“发明”用广州话来“说”英语、葡语、印度语等等，如英语的Today(今日)就用广州话“土地”来代替，甚至编成一本书叫鬼话，以致一个外国学者说“我常常想是谁最先把外国话创化成为一种当地语言，应该在他的祭台上点起红烛献祭清茶”当然，对日益深入的中外交流来说，这种简单的会话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公元1861年1月13日，由总理通商事务大臣恭亲王奕奏请，先在北京，渐次在上海和广州设立“同文馆”（即外语学堂），培养外文翻译及外交事务的人才，并学习西洋的科学。他说，“欲悉各国情况，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经批准后，首先成立英文馆，陆续又成立法文、俄文、德文、日文各馆，都以培植外语翻译人才为中心任务。到了1866年，北京同文馆决定扩大范围，12月11日，由奕奏议在各个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文馆以外，专设一馆讲习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这一创议非常重要，把单纯培养外语专门人才的学校，推向为改良主义的温床。奕在奏折中写道：“此次招考天文算学之议，并非矜奇好异，震于西人求数之学也。盖以西人制器之法，苟不由度数而生，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借西士为先导仍无裨于实际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巳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1广州同文馆旧址即今日之广州朝天小学。广州同文馆的创立，后于北京同文馆两年，即是1864年6月23日。同年8月7日，由首任同文馆提调(校长)王汝梅转呈广东巡抚上疏陈明同文馆成立并附章程。章程规定招收学生20人，于驻防满州旗和汉军旗的子弟内共取录16人，本地人4人，年龄都在满14岁至20岁之间。这20名是正规学生，由政府供给膳宿和发给助学金。另外由举人、监生、秀才之中拔选10名，自备伙食入学。初定修业年限为三年，毕业后分到广东省内各重要衙署担任译员的职务。每年年考，由广东巡抚派员监试，成绩良好的，奏请给予七、八、九品顶戴的功名，如遇需要，也可于学生中抽调外语优良者，临时担任“华洋纠葛事件”的翻译。广州同文馆为初级，修业期满后，可以升上北京同文馆，北京同文馆毕业后还可以选派出洋留学，为“洋翰林”。广州同文馆馆址设在西门惠爱三约朝天街，即是现在中山六路朝天路，初是拆拼民房改建而成，校舍广阔。由于经费充足，其课堂、宿舍、膳房等基本建设均极宏伟。其后沧桑屡易，经过广东军阀政权、民国政府、敌伪统治等时期，陆续被利用来做不同程度学校的校舍。解放后，改为“朝天路第一小学”，是越秀区较大的一所小学。它的前门由于修建马路而稍有变迁，非原状，内部建筑更有所扩充。昔时旧状被保存下来的，已经剩下十分之二三了。顺便说一句，政府应该在现今朝天小学门口挂上纪念牌匾，说明当年情况。广州同文馆直接归两广总督管辖，总督任命总办一人、会办三人管理校务。最后一任总办是由粤督岑春煊委张鸣岐担任(张后来继岑任粤督)的。同文馆经费主要由海关拨付，当时中国海关操于英人之手，英人赫德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因此同文馆与海关的关系较深，历任的同文馆英文总教习均由海关总税务司介绍，手续上则由总办向粤督荐任。馆内设四个分馆，即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和日文馆。各分馆设总教习一人、学监一人，总教习均由总办推荐外国人担任，随着时代变迁也有变更。如英文馆有一届总教习为英人森马士，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博士，上海海关税务司，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推荐，是一个讲究礼貌的英国绅士；法文馆总教习马尔德是一个资本家；俄文馆教习萨泽基是一个研究物理学的；日文总教习为小川，是学法律的。外文教习薪水较北京同文馆为高，年达1200两纹银，而汉文教员的报酬则甚低，尽管是翰林、举人出身，月薪亦不过数十元至百余元，相差近十倍。外国总教习出门坐轿子、藤兜、轿夫三名，穿白布制服，绣红字二行“同文馆总教习”。气派之大，远非中国教员可比。当时沙面划分英租界及法租界，英、法、俄总教习均住沙面，惟日本总教习小川则住城内抚台衙门附近之联新街，今之连新路雨帽街。2翻译中国民间故事为英语读本。这些故事，多为学生所熟知，学习英语，容易领会。广州同文馆最初只以英语的学习为主，汉文为辅，除提调主堂校务外，仅设外国教习一名，每天教授英语文字共三小时，设汉文教习一名，分教习二名，以其余时间教授汉文。1867年，北京同文馆特别是科学馆的学生，依赖教习译成的课本受业，外文成绩不佳。所以总理通商事务衙门奏请于上海、广州两同文馆毕业生中，择选外语优良的送入北京深造，并使原有学生于洋文一道得其濡染，改用外文书籍授课。自此，沪、粤两馆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赴北京继续求学，于是这两馆成为北京同文馆的“预科”，但亦因此之故，沪、粤两馆范围日益扩大，外语专科除英文外，更陆续增设了法文、俄文、日文各科。而且亦渐渐增加政、法课程，如富国策、资本文义经济学、万国公法等。北京同文馆是八年毕业的。粤馆所习课程和其头三年相类，故入京深造也可衔接。大抵涉猎各科课程如下：1、第一年：认字，写字，浅解词句，讲解短文和浅书。2、第二年：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3、第三年：讲各国地理知识，读各国史略，翻译文学作品选读，富国策浅说，万国公法浅说。4、第四年：数学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5、第五年：讲求格物(物理学)、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6、第六年：讲求机器、微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7、第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译书。8、第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名(国外古物、古迹、碑刻)、富国策，译书。综合以上课程来看，既有自然科学，也有社会科学，并涉及文学、艺术，范围甚广。说到译书，是同文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其作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了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同文馆学生以译书作为一种必要的作业，使其本身在翻译技巧上得以提高。而老师为了培养生徒，在这方面也视为重要的工作，他们也翻译了许多书籍。因此，同文馆章程规定，不论师生译书有成与否，即给予奖励，出版后更依法享有著作权。二是当时统治阶级改良派渴切求得西洋知识，凡同文馆所译的书，印刷后要分送各有关部门参考，作为借鉴的资料。为了出版文馆师生所译的作品，北京同文馆附设印刷所一所，备有中文与罗马字母活字大印刷机一台，并有手动机七部，这是我国开始采用西洋印刷术较早的一个出版机构，在近代出版史上有一定价值。广州同文馆英语教习三顺，为了教授生徒，著有三顺调音和三顺文法等书，为较早的学习英语拼音和文法的工具，特别是调音一书，模仿鬼话一书，为广东人学英国语音的津梁，利用广州发音作说明的，因之也为后来的“两广方言学堂”等校继续采用。同文馆甲班为高年级，由外国总教习任教，三年为期。总教习授课全用外语，训练学生能讲能听，初期由甲班毕业生担任翻译，以后则不设翻译。乙、丙班为低年级，外语为甲班毕业生任教。英语课本由森马士自编英文文法讲义，读本则由甲班毕业生翻译一些中国民间故事如三国演义、蔡文姬归汉、廿四孝的卧冰求鲤、哭竹生笋等，成为英译初稿，由森马士修正作为讲义。这些故事，多为学生所熟知，学习英语，容易领会。外语授课时间在上午，总教习早上打轿来校，授课三节，11时便起轿回家。汉文授课为古文评注、东莱博议、资治通鉴和唐诗，每月作文一次，甲、乙班学生出色的文章选出贴堂，分为三等给予奖励，一等奖一元五角、二等奖一元、三等奖五角。3学生认真求学，准备做钦差大臣，公使、领事，外国教习教学常常借题发挥宣扬其本国物质文明。同文馆虽没有明白定出校训，但当局和中国教员经常勉励学生要恪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外则鼓励学生认真求学，准备做钦差大臣，公使、领事。这时期学生为了做官，学习一般是较为认真的。外国总教习教学也颇认真，堂上很少谈到中国的事，但常常借题发挥宣扬其本国国力强大，物质文明，森马士趾高气扬地夸耀大英帝国无日落。各馆的总教习每月总有一两次邀约他们特别喜爱的同学到家里吃餐。请餐之外，还在家里举行跳舞晚会，会中没有中国的女子，只有西妇，中国学生拖着辫子，长袍大褂参加跳舞；森马士有时还专请粤海关税务司参加晚会，规模自然要大些，地点则假座税务司的住宅英领事馆右邻(沙面复兴路)。这种场合，森马士便情不自禁地宣扬英国的“文明”，介绍文化、礼仪习俗，虽不致丑诋中国，却以含蓄的语气讥笑我们的辫子，指为PigTail(猪尾)。他们对当时的洋务派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恭维备至，尤其是日本总教习小川，夸赏李鸿章是中国当代了不起的人物。青年学生眼见满清朝的腐败，又受到这些有“权威”的总教习迷惑，民族自尊心已消磨殆尽，一心向往洋人。英语总教习森马士之后为荷伦，是一个粗鄙的人，对中国学生态度异常傲慢，经常嬉笑怒骂，学生忍无可忍，请同文馆总办转请海关总税务司撤换，总税务司后将荷伦调走，把上海副税司列次调来继任。中国教员也有不像样的，如地理教员周某，不学无术，学生多看不起他。有一次他讲世界地理，摇头摆脑念着“红海之水红，黑海之水黑”，学生哗然，立刻把他哄走了。每次赶老师的风潮总是满族学生出头搞的，汉族学生虽有见解，但怕招祸，故多不理事，只埋头读书。满族学生对待下人尤为骄横，同文馆给学生的待遇是颇优厚的，除供给纸笔课本外还供应膳食，八人一桌，食之不尽，但满族学生常嫌不合口味，动辄打碗打碟，把厨工叫来拍桌诟骂，继之拳打脚踢，厨工只有跪下认错求饶，厨工怕的不是挨打肉痛，而是膳具打破了他们要赔而赔不起。因为全馆学生都是官宦、贵族子弟，同学中种族歧视甚深。当朝皇帝属满洲人，满族气势最盛，看不起其他民族同学，汉旗人原是汉人，凭借满人，地位仅在满人之下，亦轻视一般汉人。满族学生有钱有势，骄奢淫逸，不务学业。汉人人数较多，且勤奋好学，又轻视满人，满汉之间，互相诋毁诟骂，争吵打骂，极不相容。汉旗人处于两大之间，暗中亲近汉人，但表面上不敢得罪满人。4广州同文馆出身的学生，活跃在清代统治改良主义运动和外交活动上。广州同文馆出身的学生，在参加清代统治改良主义运动和在外交上从事活动比较显著的：第一届中有杨枢、左秉隆、王皖南、茂连(满族)；第二届有黄诰、柏锐(满族)；第三届有杨晟、周自齐、马廷亮等人。杨枢在广州同文馆毕业后，入北京同文馆深造，以考试成绩较优未毕业即被派为两广总督张之洞的西文文案(类似秘书)。张之洞为改良派的中坚分子，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他的主持下，派杨枢为“广东道督办洋务”，在广州创办了兵工厂、造币厂、纺织厂和机械厂等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形式的工厂。后来杨枢转入外交部门，曾经出使日本和比利时。在日本时值日俄战争，杨枢根据日文报导资料，写成日俄战事纪要一书，在东京以汉文出版，指出“日俄之争，实为中国之患”。左秉隆为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的西文文案，1880年曾纪泽出使俄国，左秉隆与之同往，在签订“伊犁条约”时，索还帝俄强占伊犁以西地区，左担任翻译和襄助工作。到了1902年，北京同文馆宣告合并于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时，广州同文馆亦随之撤销，利用原来校址，另设两广方言学堂，全部教师以国人担任。值得一提，两广方言学堂师生的觉悟比同文馆时激进了很多，闻名的革命领袖朱执信是学堂中的教员，年纪很轻，却拥有很高的威信。学生中的林云陔(1932年间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陆嗣曾(1932年间任广东高等法院院长)，同学都知道他们是搞革命的同盟会员，革命派虽没有在学生里公开活动，但暗中活动，大家心照不宣。两广方言学堂学生曾反对校长陈介石，结果陈被迫辞职；学生监督隗文云无故辞退教员，引起学生殴打监督又罢课抵制。这些学潮学生当时都知道是同盟会员朱执信等在暗中策动的，学校只装聋作哑，避免干涉。宣统二年(1909年)两广方言学堂正式成立学生自治队，总干事有林云陔、林继昌、李其微、张允广、李宗本等积极分子。梁驹(本文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 )体育的真谛是什么？对于平常人来说，也许只是强身健体，但对于热爱体育的人来说，则是在竞技中不断挑战他人，挑战自我，挑战记录，挑战极限，甚至挑战世界。近年来，在体育教育理论中关于训练过程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念：一种是传统的以技术为本的理念，一种是以比赛为本的理念。两者主要差异表现为在训练过程中前者注重部分，后者注重整体。BDA百动国际网球学院则采用以赛为本的比赛型训练理念为主、以技术为本的传统理念为辅的训练之道。且孰优孰劣，不妨来看看各种训练方式的特点。传统技术理念VS比赛为本理念注重部分是指教练将训练的内容分成许多细小的阶段，然后一步步联系起来形成整体。教练在学员掌握比赛之前根据学院的技术特点把比赛分解，这便是传统的训练理念。注重整体是指教练为学员积极构建整体的概念，鼓励学员从大局着眼。这关系到学员在比赛中更好的从战术和技术上理解网球，这便是比赛型训练理念。传统的训练课着重于动作技术的练习，要求学员在比赛之前精通技术动作，这种训练方法是提高动作技术水平的有效途径。在任何水平的比赛中，战术的运用都需要学员首先具有熟练的专项技能。由此可见，传统训练理念在网球动作的训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任何要放弃传统训练手段的说法都是不成熟的。可是在赛场，尤其是青少年比赛场上，许多小运动员虽在训练中具备优秀的技术动作，但在比赛中却不能取得优异的成绩。许多教练或者家长认为是小孩的技术还不够扎实，然后把大量时间放在技术练习上，结果依然不理想，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其实，在网球比赛中动作技术的发挥不仅依赖于动作完成的质量，更在于对比赛战术的应用。那么比赛型训练方法是完美的吗？其实不然。由于战术知识在比赛型训练中占重要的比例，一些教练误认为击球技术并不重要。这显然是错误的。在比赛型训练过程中，对动作技术（包括机械效率）的考虑应贯穿整个比赛。BDA赛训结合训练理念打造网球天才路线综上，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技术为本理念和以赛为本的理念各自的特点，可以说是互补的。要培养优秀的网球选手，不仅要有比赛控场的能力，也要有扎实的技术支撑去赢得比赛。完美的技术动作是提高比赛表现的需要，但并不是比赛取得胜利的全部。为了在比赛型训练过程中提高动作技术，BDA百动国际网球学院设计了适当的比赛/练习模拟场景，以便能对学员的技术与能力的效果和效率做出评价。BDA在培训中特比注重以下几点：一、根据每个技术动作的关键力学特点、学员能力及身体条件，来调整训练模式的结构，并不强迫要求学员精确掌握特定的握拍、站位、向后挥摆和更随动作；二、将学员击球的生物力学特点和学员的移动与战术相关联，为学员提供机会体验如何将技术更有效地在比赛中运用；三、训练是模拟比赛场景，可以发展学员专项击球技术并学习如何在比赛条件下使用这些技术。BDA百动国际网球学院结合中国青少年的特点，采用以赛为本的比赛型训练理念为主、以技术为本的传统理念为辅的综合型训练理念，不仅注重培养学员比赛的能力，而且重视赢得比赛的技术，全力打造中国青少年网球成才之路。如果你或者你的孩子有网球梦想，BDA的训练之道将为孩子的网球之路铺就一条科学的成才之道。(本文来源：网易)教习所正门景象记者在教学现场观摩后对学员进行采访。应接待方要求，拍照不能表露出学员的正面形象，以确保当事人的人身安全。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王茜婷）：自从反恐战争在中亚、西亚等地集中爆发以来，就听说过人弹的厉害。巴基斯坦也曾经发生过多起人弹爆炸事件，特别是在斯瓦特地区。受害者既包括警察军人军事目标，也包括军人家属、平民百姓甚至神职人员。至于施害者，开始基本是成年暴徒，后来发展到妇女和男童。妇女充当人弹的以车臣等地的黑寡妇最为有名，而男童被发展为人弹，则以斯瓦特为甚。前几年，随着北约联军和巴基斯坦军队强化在阿富汗及巴国边境地区的反恐行动，塔利班开始大量征召男童进行洗脑并将之发展成替补人肉炸弹。记者近日走访了斯瓦特地区，实地采访了一下当地政府对这些被塔利班“洗脑”并欲发展成人弹的孩子们的教育帮助。(本文来源：国际在线)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王茜婷）：自从反恐战争在中亚、西亚等地集中爆发以来，就听说过人弹的厉害。巴基斯坦也曾经发生过多起人弹爆炸事件，特别是在斯瓦特地区。受害者既包括警察军人军事目标，也包括军人家属、平民百姓甚至神职人员。至于施害者，开始基本是成年暴徒，后来发展到妇女和男童。妇女充当人弹的以车臣等地的黑寡妇最为有名，而男童被发展为人弹，则以斯瓦特为甚。前几年，随着北约联军和巴基斯坦军队强化在阿富汗及巴国边境地区的反恐行动，塔利班开始大量征召男童进行洗脑并将之发展成替补人肉炸弹。记者近日走访了斯瓦特地区，实地采访了一下当地政府对这些被塔利班“洗脑”并欲发展成人弹的孩子们的教育帮助。 学习使他们获得新生驱车两百多公里，从伊斯兰堡到斯瓦特后，当地驻军元首塔里克旅长亲自驾驶自己专用的吉普车，在前后三辆武装运兵车的护送下，来到萨巴翁（Sabaoon）教习所， 萨巴翁教习所大门上镶刻着朝霞破晓和平希望的口号，并注明该教习所是巴基斯坦军队马拉坎师与当地百姓共建的实验性项目。 萨巴翁教习所接受的都是些原本要“以一己之命博取多条生命的亡命之徒”。进入校内，在观看了该校的教学设施、学生宿舍，观摩了课堂实践并对师生进行了采访。 至于改造手段，萨巴翁教习所有其独到之处，比如，它主要放在心灵教育方面，给学员注入正面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信仰，把曾经充斥他们头脑的那些极端的、暴力性的想法排斥掉。为此，校方专门请来多位神学人士每天给学员授课，为他们讲解伊斯兰教的真谛，让他们领悟到什么是现代主流穆斯林社会对真主和先知的正确认识，并教导他们怎么做一个对真主、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教民。同时，校方还聘请资深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行为学家等为学员讲解现代文明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准则及生活方式。此外，英语、数学、历史、政治也是学员的必修课程。记者惊喜地发现，学员还通过教育接受了中巴两国有着全天候友谊的信念。 知识和技能并重萨巴翁教习所学目前注册在校生人数为150，都是年龄在12到16岁之间的年轻男性。他们或多或少都参与了当地塔利班基层组织的活动，如参加军事训练、参与后勤、搜集情报等等。其中大多数是在政府军围剿当地塔利班基地时被捕的，还有少部分是家长或社区成员举报被捕或者直接被家长送进来的。进了学校以后，他们便开始了集体学习、集体生活、共同改造的过程。学校为他们开办了一到十年级的课程，学制方面基本上可以和普通政府学校看齐。 除了学习文化知识，萨巴翁的教学模式里，更多地是注重传授谋生技能和鼓励学员积极参与板球足球篮球排球等体育活动。在传授谋生技能方面，特别是高年级的学员每天都有两节课学习电工、木工甚至电脑操作等。记者留意到，该校的教辅设施，特别是电脑的配置水平和规模明显高于巴基斯坦常规政府学校。可见该校的建设投入和军方支持力度之强大。 昔日人弹未来栋梁除了劳动技能和体力活动以外，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更多的是参与绘画室内设计等艺术创作活动，借此帮组学生领会生活的美好，学习创造性地排解内心压力，并逐渐远离暴力的行为。记者在礼堂的墙上看到一幅高近一米宽近两米的水彩画，是十多名学员的集体创作。画里有各种艺术表现及造型，另外还有每个小画家的留言，可以看作是他们的心声流露。 记者欣慰地了解到，通过近两年的努力，萨巴翁教习所的教学水平取得长足的进步，学员参加标准考试的成绩甚至高于很多政府模范学校。 另外，校方会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会同当地政府和社区齐心协力解决学员完成改造后的生活出路。比如2010年底离校的六位学员中，两人开店做上了小生意，一人当上了木工，两人进入了养鸡场，还有一人进入了鸡肉加工厂。(本文来源：国际在线)日前翻览报纸，某地公安民警和消防官兵来到居民中间，通过表演、展示和咨询等方式，宣传安全知识教授逃生知识，想来颇为必要。遇到危险逃生谁都会，正所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听着似乎有些薄情寡义，若真是大难当头还是快逃生为上。逃生是意识，怎样逃生需要技巧。譬如地铁的车厢内，都放有安全锤，曾站在那思忖过，若遇紧急情况，弄碎外包装取出安全锤，这外包装容易捅破吗？那锤子有多重？手柄这么短用得上力吗？最后是这车窗玻璃一次敲得破吗？玻璃碎片伤人吗？后来听人讲，敲碎玻璃是有技巧的，不是像警匪片用椅子砸玻璃那样冰花四溅，敲不对地方玻璃不会破碎的。所以说，即使拿到锤子也未必能及时弄碎玻璃逃生。逃生需要技巧，需要传授。人的一生难免七灾八难的。固然灾难分配在每个人头上几率很低，但每天发生的火灾水灾车祸意外很多。现在地震逃生有了较大的普及，西北一次地震，一学校学生有序逃生赢得全社会赞誉。所以，安全教育固然重要，但灾难和意外的逃生教育仍是一门必要的课程。不可否认，诸多公共场所设备一应齐全，可千万别成了摆设。目前保安多是维持秩序保证治安为第一功能，若真发生紧急情况能自救能救人能疏导能逃生吗？这些需要平时的真枪实弹的“军演”，同时切莫忽略对老百姓逃生知识的教习。所谓教习是教授和实习也。有些必要的东西一定要实践实践。老人家早就告诫我们：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一定要亲口尝一尝。像敲击玻璃这件事，不妨拿些玻璃试试、看看。做到心知肚明手到眼到，哪怕将来用上一次，那就不仅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事了，而是我们逃生技能传习的大福事、大善事、大功德事了。(本文来源：今晚网-今晚报 )欧洲学者中，斯宾诺莎和康德算得上真正的学者，正直、专注和甘于寂寞的清贫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追求知识和真理就是人生的全部目的，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外来或大或小的干扰，都不能停止前进的步伐。 阅读康德著作全集和斯宾诺莎著作的时候，感受到了强大的不可抵御的思想冲击力，那是一种解读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过程中所产生的灼热，这种灼热持久地让人的灵魂燃烧起来。是的，没有机会到达海牙和格尼斯堡古城，真的要是能遂了人的意愿，一定会在那高大的陷入紧张思索状态的斯宾诺莎雕像和瘦小却显示出骨的力量的康德雕像面前，献上亲自采摘而来的鲜花编织的花篮，来表达满腔的敬意。偶然接触到李颙的著作的时候，竟然同样产生了上述的感觉，于是，千方百计搜集和阅读有关他的资料：三百年前关中大地上的一个异常清晰的布衣学者的形象终于定格在眼前，他身上的浩然正气和刚正品格以及孜孜不倦地研修学术的精神，使人心神大振！他是继张载、冯从吾之后，又一个关学大儒。李颙是我国十七中期至十八世纪初期著名的学者，其一生的精力在于专心研究体察程朱理学，特别是发扬光大了王阳明的心学，也可以说，李颙把王阳明的心学推向了极致以至于终结；同时，李颙还继承了自从北宋张载创立以至于延绵元明的关学传统，是当时和黄宗羲、孙奇逢齐名的哲学家。历史是有自己的选择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不断地在实践的检验中淘汰，而经过历史实践的检验，确实能保留下来的大多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 经过三百多年的历史实践检验，或者说学术嬗变，成为显学的仅仅只有黄宗羲一家而已，孙奇逢和李颙逐渐走入了历史帷幕的深处了 这是就是历史，这就是学术嬗变史。但是，不能说走入历史或者学术嬗变史帷幕深处的历史人物或者学术人物就没有重新挖掘的价值了，就丧失了学术研究的价值，确实不是这样的，而应该是相反：重新挖掘这些历史人物的学术价值，有助于更全面和深刻地认识当时的哲学和文化，有力地还原当时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现实，帮助我们来认识学术发展规律，也有助于我们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重新整理古典哲学和文化，吸纳其先进的科学的部分，融合于当代的哲学和文化，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益的思想哲学和文化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认识李颙的学术思想和品格，是很有必要的。身世志向：天地间第一等人与事明末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处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风雨飘摇的急剧的社会变更的历史阶段。李自成农民起义动摇了将近三百年来的大明基业，一路摧古拉朽势如破竹攻占了北京，崇祯帝自杀标志着明王朝的解体。可是，一直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清军此时长驱直入，农民起义军败走溃散，1644年，大清帝国宣告建国。 面对异族开始其血腥统治的社会现实，人们不得不思考大明究竟是为什么亡国的这个沉重的理论课题。当然，反思的多方面的，除了明代后期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诸如地震、大旱等灾害，还有严重的政治经济以及土地、吏治等问题，终于激发了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酿成了大明王朝的土崩瓦解。不过，这些矛盾都是非常鲜明的存在着的矛盾，更重要内在矛盾根源是什么呢？有的人开始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是理学的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心学，已经丧失了先前进步的思想色彩，片面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逐渐走向禅宗化的道路，学者清谈之风泛滥，于国计民生等实学一窍不通，也就是说，心学越来越脱离了时代和社会实际，也脱离了儒家学说的根本。为此，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提倡实学，力求弃绝虚浮无根的心学，提倡回到程朱理学实际上回到原始的儒家精神上去。这是一种进步的思想观念。在这一大的思想观念背景下，李颙出现了。李颙的出现是清初思想界的大事件，因为在李颙身上，闪烁着一种别样的思想色彩，而这种思想色彩无疑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思想亮色。李颙（1627 1705），字中孚，号二曲。陕西省盩厔县人。他生于明，长于清，其间经历的人生最大变故就是明清政权的易手。就在这个变故之中，李颙失去了父亲。他的父亲是在河南襄城参加对李自成起义军围剿的战斗中阵亡的。此后，李颙和寡母相依为命，过着极其清贫的乡村生活。李颙热爱读书，虽然他的正式学校读书时间只是短短的几天，但是，读书的种子一旦在渴望知识的心田里发芽，便不可遏制地生长起来，以至于成为参天的大树！李颙在求学过程中，有一次巨大的思想转变。这个思想转变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和思想倾向：十七岁时，李颙读了明代著名理学家冯从吾的文集，受到很大启发。他觉得冯从吾的书不仅使他了解了儒家学说发展的源流，而且使他懂得只有这种学说才有益于个人身心的修养，有益于移风易俗。 从此以后，李颙便一心一意地研究儒家经典及历史著作，并且努力掌握其中的要领。李颙在读了尚书、易经之后，读周钟制义，见其发理透畅，言及忠孝节义则慷概悲壮，遂流连玩摹，非常赞赏；既而闻周钟失节不终，则气愤不已，感叹到“文人不足信、文名不足重”（二曲集 历年纪略），自是绝口不道文艺，厌弃俗学，一意寻求圣贤所以为学之道。也许绝口不道文艺是李颙为了收束自己的心思，不要旁骛，集中精力致力于儒家经典的研修所采取的一种有点绝对化的治学态度，这样的好处是能提高治学的效率，很快在自己选定的治学选题上有所收获，但是，弃绝文艺却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自己的思维活力。以朱熹为例，他绝不是不涉猎文艺，相反，朱熹的诗虽然充满了枯燥的理学理念，却也不少清新活泼的佳作。李颙在周钟身上得到的教训应该是“心性”方面不能臻于“善”，而不是文艺之过。李颙后来在治学上呈现出来的风貌，在理学上确实体味深刻心得独有，可是，治学视野确实不宽也是事实。当时名震天下的还有王宏撰、李因笃和李柏等人，王氏不但有深厚的经学基础，而且在书画和金石方面的造诣，也是独秀一时的，且为人潇洒，豪迈不羁。李因笃和李柏是和李颙齐名，号称“关中三李”，却在治学方面却和李颙大不相同，李因笃的音韵学研究，颇得顾炎武的看重，其诗的风格大有李白的神韵，为清初著名的诗人之一。而李柏不仅经学精湛，还旁及佛家和道教，给人有飘然云烟之外的感觉。李颙整日道貌岸然，岩壑很深，殊不近人。不过，治经学日久，所虑均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浩荡于内而神思凝重于外，也是人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所呈现出的相貌特征吧。他潜心钻研小学、近思录、程氏遗书、朱子大全集、九经郝氏解、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儒家典籍，以其有大的收获。读过春秋公穀左氏、性理大全、伊洛渊源录等书，对周、二程、张、朱言行深以为契合，说：此吾儒正宗，学而不如此，非夫也！二曲集 历年纪略在他二十岁的那一年，周至县令樊侯辛对李颙的学识甚为惊叹，为了表彰他，亲自题了一块“大志希贤”的匾挂在李颙家的大门上。这对李颙来说，更加坚定了他专心向儒的决心，也更加激励他刻苦治学。李颙是通过自学而成为一代卓著的学者的。没有师承是好处是在学术上没有门户之见，思想很少藩篱的束缚，其弊端是治学的道路曲折艰难，不能迅速进入当时社会的学术核心，始终处于边缘地带。李颙读书非常刻苦，其学不博而在于精深。他专注儒家经典，日积月累，不断体悟，他确立的人生追求是：立志，当做天地间第一项事，当做天地间第一等人，当为前古后今着力担当这一条大担子，自奋自力。二曲集 传心录所谓“天地间第一项事”，就是拯救人生，改造社会。因此，成贤成圣，经邦济世，才是李颙的人生向往与追求。据他的弟子骆钟麟记载：甫弱冠，即以康济为心，尝著帝学宏纲、经筵僭拟、经世蠡测、时务急着诸书，其中天德王道，悲天悯人，凡政体所关，靡不规画。二曲集 匡时要务这些著作虽以后被他所焚毁，但从这些书目可以看出李颙早年的经世关怀。后来，李颙的思想有了变化，“雅意林泉，无复世念”（同上）。 这表明了李颙此次在治学上逐渐走入陆王心学的道路。1670年，李颙在母亲3年丧服期满后，专程去河南襄城，为父亲“招魂”。此时，已经从盩厔县令改任常州知府的挚友兼门人骆钟麟，派人迎请李颙讲学。常州的士绅名儒争相听讲。后来骆钟麟把李讲学的内容汇集起来，名为匡时要务。随后，他相继在武进、无锡、江阴、靖江和宜兴等地讲学，所讲内容被记录下来，整理为两庠汇语、锡山语要、靖江语要。李颙的这些南游讲学，经过门人学生的整理，刊布于世，流传天下。1672年，李颙返回陕西，次年，受邀担任关中书院教习。关中书院建立于1609年，由当时的陕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人筹建，院址在府治的东南安仁坊一带，由著名学者冯少墟主讲，四方从学之人达四五千人，关中之学蔚为大观。1625年，也就是在李颙出生的前两年，魏忠贤尽毁天下书院，关中书院也毁于阉党王绍徽之手。刚刚复兴起来的关中学风，又遭受到摧残，一蹶不振。1628年，复建。1664年，历史已经进入清代，其时陕西巡抚贾汉复檄西安府叶承祧、咸宁知县黄家鼎对书院进行了扩建；1673年，陕西总督鄂善重修。鄂善是一位注重文教事业的地方官吏，他很欣赏李颙的学问，聘李颙主讲关中书院。李颙相当看重在书院讲学，除了认真梳理自己要开讲的课程，还制定了关中书院会约。这也许是李颙南游讲学，于东林书院会讲时候，抽暇仔细读过东林书院的有关规约条文，以昌明学问和促进学生道德修养为目的书院纪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李颙制定的关中书院会约是非常详细而且实用，且有鲜明的特征。洪琮这样评价道：二曲先生仰承上台图化民成俗之意，而以学为先，于是述古圣贤教人为学之要，以为具存于经，乃首儒行、次会约，而终以学程揭其条目，俾学者触目惊心，有当于古人铭戒箴规之义焉。二曲集 会约序为了激扬学生刻苦专研儒家经籍，李颙愿意学生和他面对面进行质疑问难，他甚至在会约里公然标明这一举措，倡导开明的学习风气：先辈大堂开讲，只统论为学大纲，而质疑晰惑，未必能尽。盖以大堂人士众多，规模宜肃；不肃不足以镇浮嚣，定心志。私寓则相集略少，情易孚，意易契，气味浃洽，得以畅所欲言。吾辈既效法先觉，不可不循其渐次。大堂统论之外，如果真正有志进修，不妨次日枉顾颙庐，从容盘桓，披衷相示。区区窃愿谬竭愚悃，以效曚瞽之诵。二曲集 关中书院会约李颙自然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登台讲学，“德绅名贤、进士举贡、文学子衿之众，环阶席而侍，听者几千人”（二曲集 行年纪略），甚至总督鄂善和陕西巡抚阿席熙也前来听讲。 这是关中书院自冯从吾讲学之后的再度复兴。李颙认为，讲学是很重要的事情，其作用在于：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反正，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二曲集 匡时要务教学相长，此言不虚。李颙南游讲学和关中书院讲学，使得他的学问大进，关中一些学者也慕名前来求教，互相研讨，各有所得。特别是他和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学术交往，李颙精湛的学术、深刻的思想和崇高的德行，得到顾炎武的由衷感慨。顾炎武流寓华阴，在被誉为“陕西声气领袖”的著名学者、书画金石家王宏撰的帮助下筑庐读书。李颙建议顾炎武借此机会重修云台观朱子祠，顾炎武亲自筹集资金，在当地读书人和老百姓的支持下，朱子祠落成，一向固守“述而不作”的李颙亲笔作了重修云台观朱子祠记，认为“斯举所以维风教、正学术”，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李颙淡薄名利，追求完美的道德情操，不为任何外在的东西羁縻自己。康熙十二年，也就是李颙主讲关中书院的三个月前后，总督鄂善以“山林隐逸”举荐入朝，被李顒8次上书以疾力辞；后有诏举“博学鸿儒”，礼部又以“海内真儒”推荐，太史亲到李颙家，一再催逼起身赴京。而李顒对这些诏举极为反感，力辞不就。尽管催檄如雨，前来威逼的官吏将李顒连同卧床一并抬往省城，行至南郊雁塔，李顒坚不从命，拔刀自刺，血流如注，全然不顾，无奈，这些清朝官员只好作罢。李顒这种威武不屈的反抗精神，在关中反清志士中，引起了极大反响，以自己的行为，验证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品质。 其实，李颙除了不事清廷不为贰臣的坚定信念外，还有一个极大的信念，这就是读书人的应该永远持有的高贵气节，也就是他说的：“古之学者，君就则见，君召则不往见，非是自高其身分，道固如是耳”（二曲集 反身续录）。这是实质上说明了，李颙看重的不是权柄，而是以“救正人心”为己任的儒生所遵循的“道”，“不受百镒，不受万钟，非其义一毫不以假借”（同上）的“安贫乐道”的精神情操，也是李颙长期的道德自修所达到的高度，这是确实不容易的！正当李颙名震学林如日中天之际，他却突然宣布归隐山林，闭关养病读书，一直到晚年离开人世。期间，1703年，康熙西巡，路经山西，到达陕西，想召见一代大儒李颙，李颙依然称病不见，地方官员多方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