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词典标注词类的六大好处ppt.ppt

汉英词典标注词类的六大好处,王 仁 强 四川外语学院 教务处,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重庆 2007),目 录,一、引言二、汉英词典标注词类的六大好处三、结论四、参考文献,一、引言,关于汉英词典标注词类的好处，姜亚军和张辉（2004）、心筑（2004）、张春柏（2004）、素欣（2004）、赵刚（2004）、张晓颖（2005）等都有所涉及。归结起来，汉英词典标注词类主要有以下六大好处：（1）有助于说解词语的用法；（2）有助于确定词语的义项；（3）有助于提高译义的准确性；（4）有助于配例与词类的协调；（5）有助于提高汉英词典的使用效率；（6）有助于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一、引言（续）,但由于目前学界对于这几大好处阐释得不够充分，以至于有的学者（如陆嘉琦，2005）对于这六大好处除第一条外统统予以否认。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汉英词典标注词类的好处进行进一步的论述，以便澄清观点，消除误解。,二、汉英词典标注词类的六大好处,2.1 有助于说解词的用法2.2 有助于确定一个词的义项2.3 有助于提高译义的准确性2.4 有助于配例与词类的协调2.5 有助于提高汉英词典的使用效率2.6 有助于解决汉语词类问题,2.1 有助于说解词的用法,说解词的用法既是标注词类的首要好处，又是标注词类的根本目的。词是词汇系统中的成员，同时又是语法系统中的一级重要单位。词的作用就在于和另外的词配合起来组成短语和句子以表达思想。要真正掌握一个语言系统中的词汇，不仅要理解其词汇意义，更重要的是了解其用法。而要了解其用法，就不能不了解其语法方面的表现与特性。,2.1 有助于说解词的用法（续）,在人的心理词库中，词是以其全部的信息包括意义、语法以及语用信息贮存的。不了解词的语法特性，对词的掌握就是不全面的。词类是语法的基础，而标注词类等于规律性地告诉用户“一个词一般用法的可能性”（potential range of grammatical functions）（Halliday 2004：51）。难怪Jackson（1985：55）明确指出，“一部词典即使不提供其他语法信息，至少也得标注词类”。供外国学习者使用的外向型双语词典更是如此。,2.1 有助于说解词的用法（续）,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外向型汉英词典率先尝试了全面的词类标注（钟梫 1980）。因为外国读者在了解某个词的意义之后，如果不明词类，就只能凭借语感去生搬硬套、简单模仿，而不能依据这个词的语法特点和语法功能去举一反三，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运用。对于这一点目前学界尚无争议，有争议的倒是下面五大好处。,2.2 有助于确定一个词的义项,陆嘉琦不赞成汉英词典标注词类有助于确定义项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误解了义项划分应以语义作为要素的原则，将语法意义与词汇意义混于一体了。”（陆嘉琦 2005：35）但是，研究发现，词类与词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词类性质（即词性）的变化常常引起词义的变化。（Collison 1972：117；Hunston&Francis 2000：83；Lyons 1995：124；Partington 1998：3；苏新春等 2002：95；苏宝荣 2004；王惠 2004：122）。,2.2 有助于确定一个词的义项（续）,传统的汉英（汉语）词典由于不标注词类，因而多以词语的概念意义为标准划分义项，这样做就有可能漏收功能义项（即词语因词类转化而产生的新义项），尤其容易忽视动名兼类、形名兼类、动形兼类以及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兼类等情况。王仁强和章宜华（200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已标注词类的汉英词典不仅在条均义项数上显著多于未标注词类的汉英词典（t=2.431，df=59，p=0.018），而且在条均功能义项数上，前者与后者的差异更为显著（t=6.223，df=59，p 0.000）。显然，标注词类将有助于发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义项，尤其是功能义项。,2.3 有助于提高译义的准确性,陆嘉琦认为，所谓汉英词典标注词类有助于提高译义的准确性“似乎将单语词典诠释词语语义的功能与双语词典帮助实现两套符号转换的功能混淆了”。（陆嘉琦 2005：35）诚然，陆嘉琦先生的立足点就在于姜亚军和张辉（2004）文中论及汉英词典的“译义”时误用了“释义”一词。其实，不仅姜亚军和张辉是如此，许多双语词典研究者都存在这种术语使用不当的问题。但不管怎样，陆嘉琦就是不赞成汉英词典标注词类有助于提高译义准确性的说法。,2.3 有助于提高译义的准确性（续）,但是，准确的词类识别是双语词典准确译义的前提（Zgusta 1971：313；Al-Kasimi 1977：64；黄建华、陈楚祥 2001：105-106；惠宇 2004：4）。黄建华、陈楚祥（2001：105-106）更是明确指出：“双语词典中准确释义的前提是两种语言词性的一致。词性不同，不仅所指对象不同，而且语法功能各异。法国词典学家雷伊-德布芙（J.Rey-Debove）说：必须强调功能的一致，这是内容一致的首要条件”。,2.3 有助于提高译义的准确性（续）,惠宇（2004：4）认为，汉英词典标注词类可为准确译义创造前提，因为词类标注对译义起限定作用，而不标注词类，编译者往往自然不自然地忽略词目（或义项）译义时在词类上的要求，忽视词的语法功能，导致译义不够准确。姜亚军、张辉（2004）自然也持类似的观点。王仁强和章宜华（2006）则通过实证研究证明，显性的词类标注能够显著提高汉英词典译义的准确性或科学性。,3.3 有助于提高译义的准确性（续）,而且，我们发现，汉英词典不标注词类容易导致以下两种明显的译义缺陷：一是把本来有区别的义项重复译义，二是把本来有区别的两个义项译义颠倒或混淆。第一种表现如下表中我们从现汉（双语）（2002）中找到的几个例子：,表1重复译义实例,2.3 有助于提高译义的准确性（续）,表1中的5个词条实际上都是动词兼名词两个义项，汉语释义用语和例证也显示出了这种区别。尽管如此，由于没有显性的词类标注，汉英双语版的编译者终究还是忽略了各个词条两个义项之间的词类差异，把5个词条的第一个义项全部按照名词译义，从而部分重复了第二个义项的译义。假如有显性的词类标注，这种译义上的重大缺陷也许是可以避免的。正如雍和明（2003：194）所言，“词类标注与其说有助于用户，倒不如说更有助于编者操作。”有鉴于此，我们不妨把上述重复译义修改如下（配例省略）：,表2 重复译义实例修改建议,2.3 有助于提高译义的准确性（续）,第二种表现如现汉（双语）（2002）中的“恋爱”：【恋爱】男女互相爱慕mutual love between man and woman：自由 freedom of love;free love between man and woman 男女互相爱慕的行动表现 be in love;courtship：谈 be in love;have a love affair,2.3 有助于提高译义的准确性（续）,现汉（1978）与现汉（1983）的释义是一样的，只有一个名词义项，而现汉（1996）和现汉（2002）则增加了一个动词义项，即义项，并通过不同的释义用语加以区分。但是，由于现汉前4个版本没有标注词类，而且其动词义项的配例也不够典型（自由多半会理解为是一个名词短语），从而部分导致了现汉（双语）（2002）“恋爱”词条译义的混乱：在动词义项使用的是名词性的对应语，而在名词义项则动词性与名词性对应语混杂。,2.3 有助于提高译义的准确性（续）,实际上，不仅现汉（双语）（2002）译义混乱，从历时上看，没有标注词类的汉英词典在这个词条的译义上总是摇摆不定，直到最近几年才注意到词类不同的两个“恋爱”义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标注了词类的汉英词典在这个词条的译义上则比较一致，11部汉英词典中就有10部处理为动词兼名词两个义项，而且基本上不受时间限制（参见表3）。换言之，标注词类不仅有助于确立义项，也有助于提高译义的准确性。,表322部汉英词典“恋爱”的词类识别与译义对比,表322部汉英词典“恋爱”的词类识别与译义对比（续）,2.4 有助于配例与词类的协调,关于这一点，陆嘉琦先生并不赞同，其主要理由是，这种观点“似仅从编纂者角度而言，没有站在用户立场上多作考虑，没有考虑到这样处理的结果在增加了词典用户的经济支出后能为用户增加什么使用价值。”（陆嘉琦 2005：35）殊不知，科学性是实用性的前提，只有在保证了词典编纂的科学性的前提之下，才能充分保证其实用性。,2.4 有助于配例与词类的协调（续）,例证的作用之一是例示词目及其义项的用法。但是，由于汉英词典不标注词类，常会造成词目词的词类判断与例证中包含的词目词的词类性质不一致（即“牛头不对马嘴”的现象），在漏设功能义项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下表是我们从新时代（2000）中选取的几个例子（注：例证中的下划线为本文作者所加）：,表4配例与词目（或义项）词类不协调,2.4 有助于配例与词类的协调（续）,点评：例1中“隐蔽”义项中两个划线的例证显然是形容词例证，应归入义项之下；例2-4则因为漏设动词义项而把动词用法的例证通通归入了名词义项之下。鉴于词类标注在更大程度上有助于编者操作（雍和明2003：194），因而标注词类可使词目的潜在的语法功能显性化，有助于增强编者协调配例与词目（或义项）语法功能关系的意识。,2.5 有助于提高汉英词典的使用效率,陆嘉琦（2005：35）认为，“用户查检汉外词典，恐怕都是按照汉语词目的形态（即字符构成情况）进行的，不大会按词语的词类去检索，所以看不出为汉语词目标了词类怎么就能有利于读者查找。可能这里讲的查找是指可以按词目的词类来查找符合词类对译要求的外语对应词语。”我们认为，陆先生这段话最后一句基本正确，但不够全面，而前面一句则显得过于主观。其实，所谓有助于提高汉英词典使用效率一说主要是针对多义词的义项检索而言的。,2.5 有助于提高汉英词典的使用效率（续）,语言中的多义现象非常普遍，标注词类有利于多义词的义项辨析（Al-Kasimi 1977：71），从而有助于提高词典的使用效率。对于汉英词典而言，张春柏（2004：12）指出，标注词类可以节省多义词义项筛选的时间和到例证中搜寻答案的时间。凡是经常使用汉英词典的用户都不难发现，对于没有标注词类的多义条目（尤其是汉英词典中的单字条目），通常得逐个查看各个义项方能确定合适的义项，而有的单字条目义项多达二十余个，同时还可能兼属几种词类，其检索难度可见一斑。,2.5 有助于提高汉英词典的使用效率,比如，“生”在新世纪汉英大词典（2003）中有21个义项，分属动词、名词、形容词和副词四种词类，因而对于“生”之类的多义词而言，如果标注词类，稍有语法知识的用户就可以根据所要查找的词义迅速缩小到多义词的部分义项，将不属于自己查找范围的义项立即排除，从而节约宝贵的时间。,2.5 有助于提高汉英词典的使用效率,如果汉英词典多义词的义项排列象英语词典和英汉词典那样以词类差异划分为一级标准、以词义差异为二级标准（如实用汉英翻译词典（2001），其多义词检索效率会大大提高，这是因为不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汉英词典用户都熟悉和适应英语词典和英汉词典的义项排列惯例。总之，汉英词典的词类标注虽然所占篇幅不多，却可以提高词典的检索效率（尤其是提高多义词条的检索效率），从而大大方便用户。,2.6 有助于解决汉语词类问题,陆嘉琦（2005：35）认为，“至于推动汉语词性问题的研究和发展一说，恐怕并非双语词典的功能所在”。尽管陆嘉琦对于汉英词典标注词类是否有助于解决汉语词类问题持怀疑态度，但我们的态度是肯定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汉语语法的个性只有放到世界语言之林通过比较方可发现。刘丹青（2000）从语法史的视角回顾了西方和中国的语言研究之后指出，语法理论和流派的发展深受对象语言与参照语言的影响。,2.6 有助于解决汉语词类问题（续）,就汉语语法研究而言，当对参照语言的模仿多于对比时，汉语面貌较易被扭曲；当对比多于模仿时，“汉语特点”则较易被发现。不少研究者指出，对比分析在双语词典译义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Zgusta 1971；Al-Kasimi 1977；Hartmann 1980；Tomaszczyk 1983）。Hartmann（1980）指出，在双语词典编纂和翻译这两个领域中，必不可少的就是对比。Tomaszczyk（1983：45）则进一步指出，“从某种真正意义上讲，任何一部双语词典都是对比词汇研究的习作。”他还认为，传统上的语际间词汇对比大多集中在封闭类词语集合（如亲属词、,2.6 有助于解决汉语词类问题（续）,颜色词等）的语义结构，而较少关注各类词语的句法表现，而双语词典编纂无疑是把两种语言的词汇放在一起进行对比。而吕叔湘先生在通过对比研究语言（1977）一文中指出，“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潘文国 2002：68）正是基于这种对比，Halliday（2004：51）指出，英语少有形态变化，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因而在词类判断上，形态标准对于英语和汉语都不可靠，而必须考虑句法和/或语义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2.6 有助于解决汉语词类问题（续）,Bauer（1983：226）指出，在英语词汇发展史上，词类转换（conversion）或再范畴化（recategorization）是一种能产性很强的构词方式，在开放性词类（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中尤盛。这显然与汉语的情况非常类似。鉴于词典这种微观语言学著作是词类研究最好的载体（李尔钢 2002：181），汉英词典的词类标注有英语作为参照语言将有助于发现汉语和英语词类的共性以及汉语词类的个性，从而有助于汉语词类问题的解决。诚然，这只是汉英等汉外词典标注词类之后的附加功能。,三、结论,综上所述，对汉英词典而言，标注词类“显然不仅仅是提供一类语法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姜亚军、张辉 2004：56）标注词类的根本目的或好处是有助于说解词的用法，但是从双语词典译义的本体视角看，汉英词典标注词类不仅有助于提高微观译义（即对应词）质量，也有助于提高宏观译义质量（即整个汉英词典的编纂质量，主要体现为有助于确立义项，有助于提高对应词译义质量，和有助于配例与词类的协调）。,三、结论（续）,从用户检索的角度看，汉英词典标注词类有助于提高汉英词典的使用效率。至于有助于解决汉语词类问题一说则是汉英词典标注词类的附加值。由此可见，汉英词典标注词类的六大好处是不容否定的。,四、参考文献,Al-Kasimi,A.M.Linguistics and Bilingual Dictionaries.Leiden:Brill,1977.Bauer,L.English Word-form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Collison,R.L.A History of Foreign-language Dictionaries.London:Deutsch,1972.Halliday,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3rd ed.).Lond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Hartmann,R.R.K.Contrastive Textology.Heidelberg:Groos,1980.Hunston,S.,&Francis,G.Pattern Grammar:A Corpus-driven Approach to the Lexical Grammar of English.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0.Jackson,Howard.Grammar in the Dictionary.In Robert Ilson(Ed.),Dictionaries,Lexicography and Language Learning.Oxford:Pergamon Press,1985:53-59.Lyons,J.Linguistic Semantics:An Introdu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artington,A.Patterns and Meanings:Using Corpora for English Language Research and Teaching.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98.Tomaszczyk,J.On Bilingual Dictionaries.In R.R.K.Hartmann(Ed.),Lexicography:Principles and Practice.London:Academic Press,1983:41-51.Zgusta,L.Manual of Lexicography.Prague:Academia,1971.黄建华、陈楚祥。双语词典学导论（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惠宇。读者第一 注重实用关于新世纪编纂思想的思考。外语教学，2004（3）：1-10。姜亚军、张辉。对汉英词典词性标注问题的思考。辞书研究，2004（2）：54-62。,李尔钢。现代词典学导论。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刘丹青。语法研究的对象语言与参照语言 为马氏文通出版一百周年而作。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语法研究和探索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陆嘉琦。漫译汉外词典中的词类问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5年增刊（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第6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34-36，51。潘文国。汉英对比研究一百年。世界汉语教学，2002（1）：60-86。苏宝荣。词的功能对词义的影响与语文辞书编纂。语言文字应用，2004（2）：62-69。苏新春等。汉语词汇计量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素欣。第四代汉英词典的编纂新理念新世纪评介。外语教学，2004（2）：6-8。王惠。现代汉语名词词义组合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王仁强、章宜华。汉英词典词类标注对译义准确性的影响调查。现代外语，2006（2）：139-146。心筑。汉英词典中的词类标注兼评新世纪汉英大词典。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3）：69-71。雍和明。交际词典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张春柏。实用创新汉英词典编纂界的一部新力作评惠宇教授主编的新世纪汉英大词典。外语教学，2004（2）：10-13。张晓颖。新世纪汉英大词典词类标注法评析。外语教学，2005（3）：94-96。赵刚。立足实用，努力创新：编纂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点滴谈。辞书研究，2004（6）：117-125。钟梫。汉语词典标注词性问题。辞书研究，1980（1）：68-93。,四、参考文献（续）,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