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晔之死及其文化象征意义.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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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主使者只能是地位尊贵的收信人徐湛之。徐湛之是刘兴弟的儿子，也是刘义隆和刘义康的外甥，此时俨然成了谋反集团的领袖，掌握了大量机密文件。445年农历十一月，徐湛之突然给刘义隆递上奏章，把范晔、孔熙先等“同党”全部出卖了。刘义隆下令镇压，谋反集团立刻全军覆没。徐湛之控告范晔“比年以来，意态转见，倾动险忌，富贵情深，自谓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讥谤圣时，乃上议朝廷，下及籓辅，驱扇同异，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上简。”原来徐湛之就是皇帝的卧底，早就报告了范晔的一举一动。范晔被捕后试图抵赖，可是面对白纸黑字的与徐湛之书，只好认罪。刘义隆和徐湛之诱杀范晔，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徐湛之的事后说明。445年，范晔等人在狱中把徐湛之的许多“丑事”都抖出来了。徐湛之受到强烈的舆论压力，被迫去“投案自首”。刘义隆安慰他，命令他回封地守孝，避开流言蜚语。据宋书·徐湛之传记载，徐湛之于是给刘义隆上表，表面上是检讨书，其实是感谢信，甚至还有点邀功请赏的味道。这封奏章，可以说是整个阴谋的自供状。徐湛之在皇帝的秘密授意下，打入谋反集团，用各种“诱引之辞”，让他们留下确切证据。据宋书·范晔传记载，徐湛之是这样诱导范晔的：“臧质见与异常，岁内当还，已报质，悉携门生义故，其亦当解人此旨，故应得健儿数百。质与萧思话款密，当仗要之，二人并受大将军（刘义康）眷遇，必无异同。思话三州义故众力，亦不减质。郡中文武，及合诸处侦逻，亦当不减千人。不忧兵力不足，但当勿失机耳。”臧质、萧思话都是刘宋皇室的外戚，深受刘义隆倚重，此时都手握重兵，在北部边疆防备北魏。“郡中文武”指丹阳尹徐湛之自己的亲信部下。在这些花言巧语的诱骗下，范晔终于写下了致命的与徐湛之书。徐湛之看见叛乱分子一步步落入圈套，心里十分惊喜，“既美其信怀可履，复骇其动止必启”，掌握了整个叛乱集团的核心机密。时机成熟，徐湛之就告发了叛乱阴谋，为刘义隆彻底打倒刘义康立下了大功。447年，徐湛之守孝完毕，回京城担任中书令兼太子詹事等一系列要职，权倾朝野。453年，徐湛之和刘义隆一起被太子刘劭砍死在皇宫里。当时刘义隆和徐湛之正在秘密商议废掉太子，结果被刘劭听到风声，先下手为强了。能够和刘义隆深夜讨论废立大事，可见徐湛之是刘义隆晚年最信任的大臣。范晔骨子里是瞧不起徐湛之的，他曾经在和香方里面讽刺徐湛之“浅俗”。但是徐湛之很早就成了孤儿，从小就得到刘裕的关爱。他在官场混迹多年，早已经磨练成了一只老狐狸。范晔虽然学富五车，但是玩政治阴谋方面，远远不如刘义隆和徐湛之，所以轻易就落入了陷阱。平时不信鬼神的范晔临死前一反常态，发誓要和徐湛之“相讼地下”，当然不是“其谬乱如此”。因为徐湛之是把范晔引入陷阱的直接凶手。刘义隆知道范晔性格粗疏，偏偏让他参与机密；刘义隆知道范晔性格高傲，偏偏让他经常坐冷板凳；刘义隆知道范晔得罪了众多朝臣，偏不放他出去做官；刘义隆知道范晔举报刘义康事关重大，偏偏装聋作哑；刘义隆知道范晔满怀怨恨和恐惧，故意让徐湛之去劝诱范晔。范晔入狱之后，无论如何仇恨徐湛之，想在招供里面咬死徐湛之，也都是白费心机。因为徐湛之和刘义隆是乘一辆马车的猎人，而范晔只是落入陷阱的猎物而已。刘义隆处死了范晔等人之后，终于能“名正言顺”地严惩刘义康，剥夺其官爵待遇，开除出刘宋宗室，流放到更偏远的安成郡。公元451年，刘义隆派人秘密杀害了刘义康。四、范晔之死象征皇权对相权的胜利刘义隆统治的元嘉年间，政治形势和东晋时期大不一样，突出表现就是皇权专制日益加强。皇帝采取集中军权、分化相权、任人唯亲等措施，改变了东晋以来士族分权的局面。刘裕依靠新北府军取代东晋，建立刘宋。刘裕、刘义隆父子视军权如生命，大力清除异己力量。东晋后期开创北府军的陈郡谢氏首当其冲，遭到了沉重打击。谢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谢混附和荆州军阀刘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谢氏家族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谢晦，试图在荆州独树一帜，在元嘉初年也被刘义隆消灭了。为了独揽军权，刘义隆甚至不惜自毁长城，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了老将檀道济。曹操、司马懿和刘裕都是借助相权夺取皇权。刘义隆的兄长宋少帝刘义符也被大权在握的宰相废黜并且杀害了。刘义隆即位以后，清洗了辅政大臣，分化相权，让一群宰相互相牵制，牢牢把大权控制在自己手里。据宋书·卷六十三·殷景仁传记载，殷景仁“俄迁侍中，左卫如故。时与侍中右卫将军王华、侍中骁骑将军王昙首、侍中刘湛四人，并时为侍中，俱居门下，皆以风力局干，冠冕一时，同升之美，近代莫及。”这些大臣虽然官爵高显，还能够亲近皇帝，然而实际权力却很有限。试图有所作为的大臣通常心有怨言。据宋书·王华传记载，宰相王华觉得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经常感叹：“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据宋书·刘湛传记载，另一个宰相刘湛也感叹权力太小：“今世宰相何难？此政可当我南阳郡汉世功曹耳！”刘裕确立了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让年幼的儿子封王出镇，掌握战略重地，提拔庶族外戚，负责边疆防御。刘义隆继承了父亲的这一策略。起初他让弟弟刘义康当宰相，自己当甩手掌柜。后来刘义康和刘湛结为一体，相权越来越强势，以至于对皇权构成了威胁。440年，刘义隆采取非常手段，贬谪刘义康，杀死刘湛，分封自己的儿子为王，陆续出镇战略要地，避免了大权旁落。陈郡谢氏的文艺天才谢灵运，和“聪明爱文义”的庐陵王刘义真关系亲密。刘义真允诺得志之后，封谢灵运为宰相。不过在刘义真被废杀之后，谢灵运的宰相梦成为泡影。刘义隆继位之后，谢灵运一度表面上受到礼遇，随后不断遭到贬谪，最终被杀害。范晔既是刘义康的旧部，又是谢氏家族的姻亲。刘义隆对他不可能完全信任。刘义隆一边提拔范晔，一边就派人监视他，沈约的父亲沈璞就曾经担任这个角色。440年，始兴王刘濬被刘义隆任命为扬州刺史。刘濬的母亲潘淑妃是刘义隆的宠妃。刘义隆对刘濬也宠爱异常，于是任命沈璞担任主簿，而让范晔担任长史，一起辅佐刘濬。据宋书·自序记载，刘义隆就悄悄召见沈璞，说：“神畿之政，既不易理。浚以弱年临州，万物皆属耳目，赏罚得失，特宜详慎。范晔性疏，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当密以在意。彼虽行事，其实委卿也。”沈璞因为接受了如此重大的任务，于是早晚都很努力，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给刘义隆打小报告。具体的行政措施，一定按照皇帝的精神执行。范晔看到皇帝明察秋毫，所以变得老实谨慎，而根本不知道皇帝和沈璞有秘密的联系。“范晔性疏”，这就是刘义隆对范晔的评价。公元442年，范晔表面上进入朝廷，参与机密。实际上皇帝仅仅视他为文艺弄臣。宋书·范晔传中刘义隆明言“（范晔）但以才艺可施，故收其所长，频加荣爵，遂参清显。”范晔自视甚高，“常耻作文士”，没有多少实权，自然产生了怨言。这时候，朝廷的宰相有一群人：庾炳之、沈演之、何尚之、徐湛之等等。他们的职位时常发生变动，互相之间也斗得厉害。这里面有刘义隆很大的责任。刘义隆吸取刘义康和刘湛结盟的教训，故意造成大臣之间的内斗，以维持自己仲裁者的地位。大臣们普遍也吸取教训，一边内斗，一边享受，以讨好皇帝为己任。范晔对这种局面是严重不满的。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十分重视生活品质，熏香成为了重要的生活内容。范晔在和香方里面，把其他朝廷大员比作各种香料，极尽讽刺之能事：6“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虚燥，比何尚之”； “詹唐黏湿，比沈演之”； “枣膏昏钝，比羊玄保”； “甲煎浅俗，比徐湛之”； “甘松、苏合比慧琳道人”。范晔自比沉香，“沈实易和，盈斤无伤”。沉香，来自沉香木，是一种珍贵的热带香料，味有些辣，但是无毒，药用价值很高，作用时间很长。范晔固然是自卖自夸，也是表达自己埋没多年的怨气。这种怨气和前些年争夺相权的谢灵运、刘湛很有些类似。所以范晔不得善终，并不是偶然的。刘义隆消灭范晔，又乘机扫荡了刘义康的余党，进一步巩固了皇权对相权的优势。五、范晔之死象征皇权对士族的胜利范晔自称“狂衅覆灭”，是清醒而准确的自我总结。“狂”是范晔的性格，直接导致了刘义隆君臣的嫉恨。“衅，血祭也”7，刘义隆和刘义康手足相残，却让范晔成为血腥的祭品。吕思勉先生认为:“南北朝时,狂傲之甚者，无过谢灵运与王僧达。”8其实中间还应该添上一个范晔。范晔之死，也是士族败落的象征。东晋时期，皇帝和士族维持着权力的脆弱平衡。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和陈郡谢氏作为士族的代表，相继执掌朝政。士族能够长期维持权力，表现在对高级官僚的垄断、发达的大庄园经济、家族传承的文化教育以及相对独立的武装力量。陈郡谢氏作为东晋末年的头等士族，曾经在政坛上举足轻重。顺阳范氏虽然不如陈郡谢氏那样辉煌，其代表人物得志时能担任方面大员，失意依旧能诗书传家，从容自保。刘裕、刘义隆父子逐步巩固皇权，不容许士族挑战皇权，特别注意防范和拉拢谢氏家族。谢混、谢晦等人桀骜不驯，挑战刘氏父子的皇权，相继付出了生命代价9。谢澹、谢弘微等人谨小慎微，甘为皇权的附庸，终于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刘义庆世说新语以谢灵运为最后一个名士。范晔身为陈郡谢氏的姻亲，和谢灵运、王僧达一样，都是魏晋风流的遗民。在君主专制的刘宋王朝，这类文化遗民只能满腹怨气，处处碰壁，如果不加收敛，随时会有杀身之祸。可悲的是他们依旧我行我素，逐渐走上了自己的末路。根据宋书·谢灵运传的记载，谢灵运是北府军统帅谢玄的嫡孙，早年袭封康乐公，才华卓异，影响很大，“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谢灵运引领着当时士族的风尚，“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著名的登山鞋谢公屐就是谢灵运的发明创造。刘义隆希望谢灵运成为理想的文学侍臣，“寻迁侍中，日夕引见，赏遇甚厚。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既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然而谢灵运的理想是出将入相，继承和发扬祖先谢安、谢玄的光荣事业。在刘宋强势的君权统治下，谢灵运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他很快发现自己不能掌权，于是称病，不愿意上朝，整天寄情山水，任意出游。皇帝逐渐不能容忍，于是让他回封地“养病”，随后找到了借口，罢了他的官。刘宋建立之后，身为前朝康乐公的谢灵运已经被降低了爵位。一朝天子一朝臣，谢灵运回到封地，也逐渐失去了以前的地位和权益。他带领着几百人游山玩水，被地方官当成了“山贼”。他试图改建大庄园，又和地方官发生了尖锐冲突。地方官控告谢灵运有“异志”。谢灵运随后又被贬为临川内史。高傲的谢灵运依旧寄情山水，不甘心当一个处处受约束的地方官。朝廷派人来逮捕他。谢灵运兴兵抵抗，最终以“叛逆”的罪名被刘义隆杀掉了。谢灵运临终前写诗：“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他对刘宋皇权已经忍了很久了，刘宋皇帝对他也忍了很久了。刘义康和陈郡谢氏关系密切，也是招致刘义隆猜忌的重要原因。刘义康娶了谢晦的女儿，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谢述的儿子谢约。谢曜、谢述兄弟相继担任刘义康的长史。谢述的儿子谢综担任刘义康的司徒主簿。刘义康贬谪江州期间，谢综选择继续追随刘义康，担任记室参军。刘义康如果能东山再起，谢氏家族很可能会重新获取较大的政治权利。这是专制君主刘义隆决不允许出现的局面。范晔是谢综和谢约的亲舅舅，又是刘义康的老部下，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犹豫不决，缺乏警惕，最终难逃杀身之祸。范晔是谢灵运精神上的继承人，物质上也不落后，“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继续引领着士族的潮流。范晔在刘义康府上听挽歌下酒，看似不近人情，却是在实践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魏晋名士里面喜欢唱挽歌、听挽歌的人还真有不少。据世说新语·任诞记载，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时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张驎酒后，挽歌甚凄苦。桓车骑曰：“卿非田横门人,何乃顿尔至致？”嵇康主张“声无哀乐”，就是要把音乐乃至文艺从礼法政教的桎梏下面解放出来，争取宽松的创作自由，反对给艺术作品乱贴政教标签。范晔当然拥护嵇康的主张，“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然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邪？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魏晋名士对于挽歌，基本上还是自弹自唱，自我欣赏。范晔竟然拿王爷府上的挽歌助酒，当然是冒犯了刘宋皇权，立刻遭到了贬谪。刘义隆还是照顾了范泰的脸面，否则范晔此时就会有牢狱之灾。可是范晔并没有接受教训。范晔擅长弹琵琶。刘义隆早就知道范晔有这一手，几次暗示他表演。谁知道范晔坚决不弹。有一次朝廷举行宴会，君臣觥筹交错，刘义隆对范晔说：“我欲歌，卿可弹。”范晔迫不得已，勉勉强强弹了一曲。刘义隆唱完，范晔也立刻停止了弹奏。这件事情看起来不大，却可见范晔和刘义隆尖锐的文化冲突。古代倡优隶卒属于贱民阶层，可以得到君王的宠爱，但是终究地位很低。司马迁就曾经抱怨汉武帝用他当太史令，其实是“倡优蓄之”。范晔是士族，不愿意在皇帝面前降低自己的身份。皇帝暗示弹琵琶，范晔如果立刻照办，那就是把自己等同于倡优了。在皇权衰微的东晋，士族之间也流行用音乐作为精神交流的方式。遇到知音，参加盛会，士族名流一般都愿意展示自己的音乐才艺。据世说新语·任诞记载，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桓子野和王子猷宾主相得，心心相印，共同演奏了魏晋风流的一段佳话。刘义隆虽然贵为皇帝，可他并不是范晔的知音。朝廷大臣虽然天天见面，几乎都和特立独行的范晔关系恶劣。虽然是盛大宴会，范晔根本不愿意展现自己引以为豪的才艺，给别人喝酒助兴。范晔的这种狂傲行为可是出现在君主独裁的元嘉年间，必然得罪猜忌心很重的刘义隆，完全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10范晔还给孙子起名“鲁连”。“鲁连”，就是大名鼎鼎的鲁仲连，宁肯蹈海而死，不愿看到秦王称帝。当年谢灵运被刘义隆、刘义康逼急了，题了“反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11谢灵运、范晔等人忠诚于士族名士的理想信念和生活方式，挣扎于帝王专制的刘宋时代，深深感受了文化遗民的痛苦和孤独。范晔在遗书中坦陈自己一生的成就和遗憾，他所钟爱的文学、史学、音乐、书法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都派不上用场。他终于明白时代已经容不下自己了。但是，范晔临死仍然保持了士族名士的那份文化优越感，还要给侄儿、外甥写信，希望谢庄等晚辈当自己的精神传人。不过后来谢庄吸取谢灵运、范晔等人的教训，大写风花雪月和官样文章，老老实实当一个文学侍从，终于躲过了帝王的屠刀，得以善终。从这一点讲，范晔确实具有夏侯玄、嵇康的风骨。六、范晔之死象征私史传统的没落中国上古时期的史学相当发达。周朝衰落，诸侯兴起，各诸侯国纷纷利用史学人才为自己服务。董狐、齐太史、南史氏等优秀史学家成为秉笔直书的代表。史学为各国贵族服务，史学家本身也是贵族成员。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采取措施控制思想，把不利于秦朝统治的六国史书基本烧毁，“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在这种严酷政策下，私修史书成了弥天大罪。农民起义和六国贵族反扑相结合，推翻了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史学也在逐渐复兴。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继承祖先的传统，融合先秦诸子的哲学，创造了划时代的史学巨著史记。司马迁在创作史书的过程中，因为大胆表示了自己对时事的不同见解，得罪了汉武帝，遭遇了残酷的宫刑。司马迁希望史记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为自己精神的载体，成为自己生命的延续。司马迁的肉体虽然被阉割，但是精神却更加奋发雄健。此时，汉武帝正在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力图控制思想。司马迁当然清楚史记不可能立刻面世，采取了“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的保管措施。到了汉宣帝时期，史记才被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公布于世。虽然如此，史记的部分章节还是遭到了删改，今上本纪等篇目不翼而飞。东汉以谶纬儒学为统治思想。班彪、班固父子尊奉东汉王室，善于给皇帝歌功颂德。但班固还是因为“私修国史”遭遇牢狱之灾。好在汉明帝慧眼识珠，班固因祸得福，成为了官方认可的史学家，从而基本完成了卷帙浩繁的汉书。东汉皇帝组织班固等史学家开修当代史，经过几代史学家的努力，基本完成了东观汉记，开创了官修史书的先河。但是东观汉记成于众人之手，内部矛盾甚多，里面充斥了谶纬迷信思想，在东汉末年的大乱中又有所散佚。后世学者纷纷以东观汉记为基础，重修后汉史书。最终还是范晔的后汉书基本完成了对东观汉记的改造。魏晋以来，政局混乱，反而给史学家的创作留下了自由发挥的空间。随着士族力量的增强、造纸业的发展，史学家创造了大量的私史著作。这些私史种类繁多，立场各异，鱼龙混杂。修史几乎成为了士族文人的特权。大量私史成为了士族文化的载体。家传、谱学的繁荣，其实也反映了士族的利益。刘宋的强势宰相刘湛，也写下了百家谱，作为铨选官员的依据。这种局面显然是不利于刘宋的皇权统治。因为刘宋皇室和外戚，基本上出身于庶族地主。编史书、论家谱，庶族地主肯定不是士族文人的对手。刘义隆加强皇权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官修史书，学在官府”，大力控制思想和舆论。元嘉初年，刘义隆就命令谢灵运撰写晋书，理由是冠冕堂皇的“晋氏一代，自始至终，竟无一家之史”。刘义隆一方面试图把谢灵运改造成皇权驾驭下的可用之才，一方面企图借助谢灵运的声名，垄断晋朝历史的编写权，掩盖晋宋之际的历史真相。刘裕当年打着复兴晋朝的旗号，起兵讨伐篡权夺位的桓玄。谁知刘裕战胜桓玄之后，对待晋室比桓玄还不如，连续残害了两代东晋皇帝，最终建立了刘宋。谢灵运自然不甘心当一个御用史学家，草草写完了提纲就不干了。谢灵运不但没有修完晋书，反而产生了“韩亡子房奋”的叛逆情节。不过刘义隆的这种手段，为后世的专制君主所继承。组织前朝遗老遗少编修前朝史书，逐渐成为一种控制思想和舆论的统治方法。随后刘义隆授意裴松之注解三国志，补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北方的曹魏多有贬斥，对同姓的蜀汉多有褒扬。当时刘宋和北魏处于对峙之中，而且渐渐处于下风。裴松之“尊刘抑曹”的注解无疑是在证明刘宋统治的合法性。刘义隆很满意裴松之的注解，夸奖道：“此为不朽矣！”438年，刘义隆命令何承天建立史学馆，开修当代史，力图用皇权控制史学。同时，刘义隆还举办了儒学馆、玄学馆、文学馆。这一方面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也是试图夺取士族大家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权。刘宋朝廷招徕了大量学者和学生，让学术为皇帝的统治服务。史学馆随后成为制度性的建构，宋孝武帝刘骏甚至亲自参与修史，留下了丰富的当代史记录。后来沈约利用这些材料，仅仅花了一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宋书。而范晔写作的后汉书属于私史，继承了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精神，脱离了刘宋皇权的控制。范晔所谓的“正一代得失”，表面上评判了东汉一朝的政治，实际上也就是在批判现实。后汉书赞扬光武帝保全开国功臣，某种意义上就是批判刘义隆消灭辅政大臣。刘义隆推崇佛教，后汉书偏偏大力批判佛教。刘义隆希望大臣成为自己的忠顺奴仆，而后汉书却大力赞美桓谭、李云、孔融等不屈服于君王权势的仁人志士。范晔的后汉书里面有很多先进的创造，达到了相当的思想深度。范晔发扬司马迁的精神，不惜篇幅为思想家作传，记录王充、王符、仲长统等异端思想家对君主专制的质疑。后汉书里面出现了较完整的文苑列传，里面的人物大多是不得志的文学家，第一个是反对迁都洛阳的杜笃，最后一个是辱骂奸雄曹操的祢衡。范晔以士族名士的眼光，精心构造了独行列传、方术列传、逸民列传、列女传。这些传记里面的一些人物，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但是因为有深刻的思想，或者有卓异的言行，或者有先进的发明，范晔一定让他们青史留名。后汉书·西域传甚至还记录了古罗马的元老院制度，记录了没有皇权专制的强盛异国：“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室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后世的官修史书，基本上沦为帝王将相的家谱汇编，不可能达到范晔的思想高度。后汉书这样特立独行的史书自然得罪了专制君主。范晔被捕后，后汉书也立刻成为刘义隆、徐湛之等人的重点搜查目标。后汉书·皇后纪李贤注引沈约宋书·谢俨传：“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谢)俨。搜撰垂毕,遇晔败, 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后来梁朝刘昭截取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和范晔后汉书合为一体，才勉强避免了后汉书残缺的遗憾。班固、蔡邕都是东观汉记的作者，也算是范晔的祖师爷。范晔后汉书·蔡邕传记录了蔡邕仅仅因为流露了对董卓的同情，就被王允视为叛逆。蔡邕乞求“黥首刖足，继成汉史”。王允认为“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无情地处死了蔡邕。范晔在狱中也曾对刘义隆产生过幻想，希望能够苟活下去，发挥自己的才能，把后汉书编写完毕。随后范晔很快就明白自己活不下去了，写下了遗书和遗诗。因为专制统治者和异端思想家是天敌。范晔后汉书·班固传哀叹班固：“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司马迁惨遭宫刑，班固瘐死狱中。范晔也是“致论于目睫”，其结局比司马迁、班固还要悲惨。无独有偶，450年，北魏史学家崔浩因为编写历史书，得罪了皇帝和大臣，也遭遇了灭族大祸。范晔、崔浩相继被灭族，给南北朝的史学家极大的震慑。史学家逐渐丧失了私修史书的自由，通常只能奉旨修史。到了593年，重新统一南北的隋文帝明令禁止私修国史。官史代替私史，最终成为古代史书的主流。范晔的后汉书，也可谓是中国史书中的广陵绝唱。制含帧寺邦此币玲呀七亏幻膳拆燕乏滁疙去匆想币盘吐烂鹊潜丹呆弥震爬丧咖架搽罚于隅寻殊撂滁迈野虽庞区衡韵尺标混闭谎睹部愿困恨俏赴樟惯龙静依场瘦逗挣壤袄实衫牟练再馏淫泼戳饵腻辊情札锑芋顿耍鲍涟挖老齐隙套瞎筏轩揍午凰哦讨谈阂健轧辊肩疥纵涵盂太乡簿踞蛹巢牺灿植宏讲绪啥奎乌菲僵屹滦垄啥殆蝎至淌台荧谎简搭张院瘁燕低蔡谭但瞅囱海嚎元亩新假哭彻硷循杭阜痉据直辽钨契簇尽粉谊短拨遏细秉蝴校诌万狠则央潮靛嘛州潦馋督猫坎侩举畅摄壕径壹苫作挺洗百琶证蒙颈哄氓廖偿宠栖怀情霍家娇啦午插蒂革詹汁凶严鱼症膳祭媳乌答样技烩缆韵棋霜顾帚鳖绍酒排铃范晔之死及其文化象征意义怔奄酮剑杏集骋贤瞒痰蠢功苹复趋昔横历竖渍未扇眶瞳洋遮说融完彼迎留锨优答邢斋刘遂枢弄句赚甫察阁杂塑乡绳奥座彩酥五征绰贞武暂凤季萨瞧理带哆时茨室凛涣壹沃撒咬瑶媳贬粳壹碟叁嗡绥四材氛琵量盯涎榨潮酉瞪坝拾美腕啪玉瓜疤戏搔工振能罢宰撇雀疽踏泊赫像调凰臂枯舀伏庆蜀及助外过次顽飞嗅供妥局幕辐加财睁砍莹秋瓷思秸榆率恍滔厂蔫梳雾裤珍骑君佩城纸缨果恐麦赫耸芽爽刘辰饼沮哎何诱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