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硕士毕业论文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心理社会因素研究.doc

安徽医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目 录英文缩略词表.2中文摘要.3英文摘要.4前言.6研究一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创伤经历与应付方式研究 对象与方法.10 结果.11 讨论.12 结论.13研究二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父母养育方式与社会支持研究对象与方法.14结果.15讨论.17结论.18参考文献.19附录.22致谢.43综述.44英文缩略词表英文缩写 英文全称 中文全称CCMD-3 Chinese Classification of Mental Disorder中国精神障碍分类 (the third revision) 与诊断标准第三版ETI Essener Trauma-Inventar 埃森创伤问卷EMBU 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uppforstran 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SSRS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YFFS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应付方式问卷 DSM-IV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美国精神疾病分类与统 of Mental Disorders-IV 计手册第四版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心理社会因素研究中文摘要目的：调查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社会心理因素，旨在了解就诊于精神科专科医院的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创伤经历、应付方式、父母养育方式和社会支持与正常人群的差异，为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临床心理治疗和预防提供依据。方法：对2009年1月至2010年1月在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就诊的门诊或住院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躯体形式障碍的诊断标准（包括排除标准），年龄范围在18至60周岁，愿意合作的患者 。实际入组共34例，其中男性16人，女性18人。对研究组和对照组进行问卷调查和会谈。问卷主要包括人口资料、症状表现、埃森创伤问卷、生活事件、父母养育方式、社会支持和应付方式问卷。会谈主要针对学历低，无法领会量表含义的患者，调查以上问卷内容。选取34例无精神科就诊经历，无躯体不适，且在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上与病例组相匹配的愿意合作者做为对照组，予以以上的量表调查。结果 躯体形式障碍组（研究组）所报告的创伤经历显著高于正常人群（对照组）（P<0.01）；研究组患者应付方式中的解决问题、幻想、自责、退避与对照组间存在差异（P<0.05）。两组在父亲养育方式中的拒绝否认（F5）、过分保护（F6）和母亲养育方式中的过分干涉过分保护（M2）间存在差异（P<0.05）; 在客观社会支持、主观社会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父亲教养因子情感温暖与理解（F1）与社会支持总分、客观社会支持和主观社会支持存在正相关，偏爱被试（F4）与主观社会支持存在正相关；母亲教养因子情感温暖与理解（M1）与社会支持总分、客观社会支持、主观社会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存在正相关，过分干涉过度保护（M2）与社会支持总分、主观社会支持存在正相关，而拒绝否认(M3)与社会支持利用度之间存在负相关。结论 躯体形式障碍患者与正常人相比更多的有过创伤经历，且在应付方式上，躯体形式障碍患者更倾向于幻想、自责、退避的不成熟的应付方式，而不是解决问题等成熟的应付方式。父母养育方式更倾向于过分干涉保护，拒绝否认；在社会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上明显少于正常人。父母养育方式与社会支持存在相关。关键词 躯体形式障碍 社会支持 父母养育方式 应付方式 The Study of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the Somatoform Disorder Patients Abstr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the somatoform disorder patients. To stud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omatoform disorder patients and normal people in traumatic experiences ,coping styles,parental rearing behavior and social support.to provide the basis of preventions and psychotherapy for the somatoform disorder patients.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investigation were conducted in 34 patients with somatoform disorder from Jan 2009 to Jan 2010,who were treated at Mental Health Centre of Anhui Province. All the patients were accorded with the criteria of CCMD-3 for somatoform disorder survey the patients and control group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symptoms,Essener Trauma-Inventar (ETI),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YFFS), EMBU and 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Talks to the patients with lower educational who can not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the scales.Selected 34 persons never gone to the mental hospital with no physical discomfort, and were matching with the patients in age, sex and educational level who willing to cooperate as the control group.Results The study group experienced more trauma than the control group(P <0.01); The study of 34 patients(study group) and 34 normal people(control group)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fantasy, self-blame, and retreat (P <0.05).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way his father refused to deny parenting (F5), over-protecting (F6) and her mother rearing in the way the excessive interference being too protective of (M2) (P <0.05);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social support total score, the objective of social support, subjective social support and utilization of social support (P <0.01).Father emotional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rrectional factor (F1) and social support total score, objective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social support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references were tested (F4) and subjective social support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mother emotional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rrectional factor (M1 ) and social support total score, the objective of social support, subjective social support and utilization of social support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excessive interference over-protective (M2) and social support total score, subjective social support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but refused to deny (M3) and the degree of social support that exists between the use of negative correlation.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normal subjects, experiences of somatoform disorders patients have been more traumatic.In the coping way, fantasy, self-blame, retreat those immature coping styles are preferred by the somatoform disorders patients rather than any other mature coping style in problem solving process.Patients with somatoform disorders parental rearing be more inclined to excessive interference protection, refused to deny; in social support and the utilization of social support is obviously less than normal.Key words : Somatoform Disorder Parental Rearing Style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s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心理社会因素研究前 言研究背景躯体形式障碍是一类障碍的总称。主要特征是病人反复求医，反复向医生陈述躯体症状，不断要求给予医学检查，无视反复检查的阴性结果，或者患者有时存在某种躯体疾病，但是其所患的躯体疾病并不能解释其症状的性质和程度。这些病人症状的出现往往和长期存在的不愉快的生活事件或内心冲突密切相关，但是病人通常拒绝探讨心理原因，并且常有一定程度寻求注意的行为。自从该疾病名称创立以来，它与情绪障碍之间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现状精神分析学说把躯体化的形成看作是一种潜意识过程，借此一个人将自己的内心矛盾或冲突转换成内脏和植物神经功能障碍，从而摆脱自我的困境1。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认为躯体症状为患者提供两种获益，这种观点认为躯体症状一是通过变相发泄，缓解情绪冲突；Kleinmam2强调了精神因素在起病中的重要性，即患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个人和社会烦恼或精神症状转化成了躯体症状。二是通过呈现患病角色，可以回避不愿承担的责任并且可以得到关心和照顾。但是这些作用都不是在意识水平上发生的，因为症状不受患者主观控制，所以患者并非有意制造症状，即他们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患病。Ford3列举了患者用躯体化达到潜意识心理目的，如用躯体化症状置换内心不愉快的心情等,减轻由某种原因造成的自罪感，表达某种想法和情绪等。还可籍以操控人际关系、免除某种责任和义务、得到经济上的酬偿、别人的照顾、寻求别人注意和同情等。有些学者认为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在情绪体验的自我感受和言语表达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其情绪体验没有向上传达到大脑皮层并通过语言符号表达出来,而是经由自律神经通路表现出来,形成所谓“器官言语”4。对于述情障碍对躯体化形成作用及可能机制,最近不少学者认为述情障碍是医学上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的易感因素,严重时表现为躯体形式障碍 5。 Bach6在一项前瞻性研究中发现在随访中出现未分化的躯体形式障碍的患者在患病之前具有显著的述情障碍,并认为是其特征性表现,并指出述情障碍对躯体化具有预示价值,认为高度的述情障碍是一个可预示躯体化的持续而显著指标,且独立于其他心理病理、社会人口学变量和疾病的病情。国内曾昭祥等7的研究结果患者组多伦多述情量表总分及因子、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并与述情障碍有关。Bagby和Taylor指出，述情障碍患者的情感处理和调控能力的受损可以导致：对伴随着情绪唤醒的躯体感觉的关注、放大和误解，从而导致癔病和躯体化；对心理应激或负性情感状态的易感，并促进情感障碍的形成；自主神经系统活性增高，或神经一内分泌反应增强，为躯体化障碍的发展提供条件。但述情障碍是否是躯体化形成的易感因素目前尚缺乏证据,故尚无定论。国外研究表明,躯体形式障碍患者感觉神经通路敏感性增高,感觉冲动易于传到感觉皮层8。神经质的人格特征、不良心境影响认知过程,导致感知的敏感和扩大化，使当事人对躯体信息的感觉增强,选择性地注意于躯体感觉;同时,神经质的人格特征和(或)不良心境还会使当事人用躯体疾病来解释上述感觉的倾向加强,助长与疾病有关的联想和记忆,助长对自身健康的负性评价9。从认知和心境体验的神经网络理论来看,躯体化和情绪可能在中枢神经系统传导通路上存在交叉性功能障碍,如他们的情绪体验没有传达到大脑皮层并通过言语符号表达出来,而是经过自主神经形成所谓“器官言语”释放出来。有人提出躯体感觉放大( somatosensory amplification) 这一潜在途径使情感识别困难与躯体化密切相关,但躯体感觉扩大与躯体化的关系尚无定论10。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往往因为生活事件作为诱发因素而起病。患者负性生活事件多，且以长期性应激为主，可能是其慢性迁延病程的原因。而且患者多采用不成熟的防御机制，即使有足够的社会支持，患者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不够。因此，患者无法有效解决内心冲突，最终以躯体不适的形式显示出来11,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家庭支持系统不良,心理防御机制存在不成熟倾向。在家庭环境方面，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家庭的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文化性和组织性均明显差于正常人群,提示躯体形式障碍患者从家庭成员之间得到的帮助和支持明显不足,患者不能向其他家庭成员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在家庭内部比较压抑,成功的体验很少,对社会活动、文化娱乐活动普遍缺乏兴趣防御机制是自我逃避不愉快和焦虑的方法12。 Bond13 研究发现,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多采用不成熟防御机制,心理防御方式与心理健康水平密切相关,与赵长银等14的观点一致。许多研究结果表明躯体化障碍与创伤有密切关系，对躯体化障碍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地表明躯体化障碍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有密切关系，创伤包括儿童期的创伤对躯体化障碍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15。但也有研究认为创伤可以影响躯体化障碍的发展，但既往的创伤并不是躯体化障碍的必要条件16。蒋蔚茹等17的动物试验发现慢性应激引起大鼠胃动力的减退，但不伴有认知功能障碍。关于生活事件在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发病过程中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尚无定论。文化价值因素也可能影响精神问题和躯体症状间的联系。多数学者认为,本症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与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躯体症状可能是患者内心压抑与矛盾冲突的表达方式,同时多伴有情绪障碍18。情绪的表露受到患者所处的特定的社会文化的压抑,在20世纪以前的西方社会,或今天的不发达地区社会或发展地区的基层社会,负性情绪被看成无能、耻辱和丢面子。无形的社会歧视阻碍情绪的直接表露,而躯体不适的主诉则是一种“合法的”途径,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中,患者自然会掩饰、否认甚至不能感受到自己的情绪体验,而选择性地关注自己的躯体不适19。在一个对基督徒及穆斯林教徒的调查发现，在躯体化症状的得分上，后者明显高于前者20，表明文化社会背景能够影响精神痛苦的表达。国外一项在社区人口中进行躯体化障碍的调查发现：躯体化障碍患者中女性、未婚、非白人、来自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居多21。 国内张朝辉22的研究结果发现躯体形式障碍患者中女性多于男性，农村患者明显多于城镇患者，以中等受教育程度为主，职业以体力劳动为主。 目前，关于躯体形式障碍的社会心理因素在疾病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研究较多，但是尚无定论，所以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研究假设和意义躯体形式障碍是一种持久地担心或相信各种躯体症状的优势观念为特点的神经症。病人因这些症状反复就医，各种医学检查阴性和医生的解释，均不能打消其疑虑。即使有时存在某种躯体障碍，也不能解释所诉症状的性质、程度，或其痛苦与优势观念。经常伴有焦虑或抑郁情绪 23 。躯体形式障碍主要是由于心理问题或心理冲突长期被压抑而最后以躯体症状或躯体反应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患者往往否认心理因素的作用24，并且反复的在综合医院的内科、外科等科室就诊，即使就诊检查结果未见明显异常，患者仍不能相信。因此，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在反复就医过程中浪费了许多人力和物力资源25，且大多数患者都是因为再也找不到解决方法的时候才会到精神专科就诊。研究一调查了作为神经症亚型之一的躯体形式障碍患者与正常人群在创伤经历及应付方式上存在的差异。研究二调查了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父母养育方式和社会支持情况与正常人群之间的差异，并假设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父母养育方式影响患者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和利用。研究一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创伤经历与应付方式研究躯体形式障碍是一种持久地担心或相信各种躯体症状的优势观念为特点的神经症。病人因这些症状反复就医，各种医学检查阴性和医生的解释，均不能打消其疑虑。即使有时存在某种躯体障碍，也不能解释所诉症状的性质、程度，或其痛苦与优势观念。经常伴有焦虑或抑郁情绪。躯体形式障碍主要是由于心理问题或心理冲突长期被压抑而最后以躯体症状或躯体反应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患者往往否认心理因素的作用，并且反复的在综合医院的内科、外科等科室就诊，即使就诊检查结果未见明显异常，患者仍不能相信。因此，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在反复就医过程中浪费了许多人力和物力资源，且大多数患者都是因为再也找不到解决方法的时候才会到精神专科就诊。据大量的临床研究11，12，14，26表明许多患有精神科疾病的患者都曾经经历过生活事件，但可能因为不能采用有效的应付方式而导致发病，但有关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创伤经历及应付方式的研究，目前国内尚无统一定论，本文调查了作为神经症亚型之一的躯体形式障碍患者与正常人相比是否在创伤经历及应付方式上存在差异。1 对象和方法1.1 研究对象2009年1月-2010年1月在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就诊的门诊或住院的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入组标准：（1）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躯体形式障碍的诊断标准（包括排除标准）；（2）年龄范围在18-60周岁；（3）愿意合作者 。实际入组共30例，其中男性14人，女性16人。正常组主要是指无精神科就诊经历，无躯体不适，且在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上与研究组像匹配的愿意合作者30例，其中男性14人，女性16人。1.2 研究工具1.2.1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族史、工作状况、学历和躯体疾病史。1.2.2埃森创伤问卷（Essener Trauma-Inventar，ETI）27。ETI由五部分组成，是以DSM-IV为指导的：第一部分是创伤事件列表，有14个事件。被试会被问到是否经历过特定的创伤事件，自己经历或是作为目击者。第二个部分是有关最严重的应激事件的，分为两个维度，客观描述和主观评价，对应于DSM-IV的诊断标准。 第三部分有23个问题，是有关当前的创伤后症状。 第四部分有关目前症状所带来的痛苦，6级评分，评价创伤事件对现在造成的痛苦。第五部分的条目是关于症状给日常生活所带来糟糕的影响。ETI症状得分高于27分则考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诊断，如果得分在16到26，怀疑PTSD，低于16，不考虑PTSD。1.2.3应付方式问卷28（YYFS）由62道问题组成，分为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六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由若干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只有两个答案，“是”和“否”。条目19，36，39，42选择“否”计1分，“是”计0分，其余条目选择“是”计1分，“否”计0分。1.3 统计学分析将所得数据录入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t检验。2 结果2.1 所调查的30名躯体障碍患者中ETI症状得分>27分的有10例（33.3%），30名正常人中ETI症状得分>27分的有1例（3.33%）；两组之间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见表1。表1 研究组与对照组ETI结果比较项目 研究组 对照组 统计值 P值n=30 n=30 ETI 1.930±0.813 2.900±0.409 t=-5.706 0.000*p<0.05, *p<0.01,p>0.052.2 两组间应付方式比较：解决问题、自责和退避因子分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幻想因子之间存在差异（P<0.05），如表2。表2 研究组与对照组应付方式比较应付方式 研究组 对照组 统计值 P值 n=30 n=30 解决问题 0.529±0.257 0.756±0.143 t=-4.150 0.000*合理化 0.425±0.214 0.394±0.167 t=0.616 0.540自责 0.497±0.249 0.297±0.229 t=3.186 0.002*求助 0.414±0.266 0.503±0.241 t=-1.346 0.184幻想 0.479±0.152 0.369±0.163 t=2.667 0.010*退避 0.514±0.210 0.349±0.186 t=3.242 0.002*p<0.05, *p<0.01,p>0.053 讨论本研究结果发现，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组创伤分值显著高于对照组，该类患者经历了更多、更严重的创伤事件，其中感觉被冷落、被抛弃7例（23.3%），被暴力殴打8例（26.7%），经历自然灾害、事故6例（20.0%），目睹亲人死亡4例（13.3%），性侵犯2例（6.67%），说明创伤事件是躯体形式障碍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提示在成长和教育过程中应该被避免暴力殴打，被冷落和抛弃，遇到自然灾害，事故后应积极予以心理干预。应对作为应激与健康的中介机制，对心身健康的保护起着重要的作用。个体在高的应激状态下，良好的应付方式可以减轻心理损害。本研究结果发现，躯体形式障碍组与对照组在解决问题、幻想、自责、退避上存在差异，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在解决问题上差于对照组，而更多的采用幻想、自责和退避的不成熟型方式。但是两组在合理化和求助因子分间没有明显的差异,可以推测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在应激的状态下，会寻求帮助，但是可能社会支持的力度较弱，或者是不能有效利用社会支持【11】。可见，面对创伤时，不成熟的应付方式无法解决患者的内心冲突，最终可能以躯体不适表现出来。因此，在治疗过程中，需要详细询问患者的生活经历、有无重大创伤事件及应付方式等社会心理因素，积极给予心理治疗。干预患者的家庭功能，促使患者能够得到家庭成员的认可和有实效的帮助；帮助患者寻找来自家庭之外的支持系统，如：朋友、同事、宗教和党政团体等。并且利用这些支持系统来切实的帮助患者解决问题。此外，由于本研究的样本量有限，究竟是患者的应付方式一直如此，还是遇到创伤事件导致其应付方式改变，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继续研究。研究二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父母养育方式与社会支持研究躯体形式障碍是一种持久地担心或相信各种躯体症状的优势观念为特点的神经症。病人因这些症状反复就医，各种医学检查阴性和医生的解释，均不能打消其疑虑。即使有时存在某种躯体障碍，也不能解释所诉症状的性质、程度，或其痛苦与优势观念。经常伴有焦虑或抑郁情绪。父母长期不当的养育方式与子女的神经症形成过程有着密切的相关性29。研究表明个体在高应激状态下, 如果缺乏良好的社会支持, 则心理损害的危险度可达43.3%, 为普通人群危险度的两倍30。本文调查了作为神经症亚型之一的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父母养育方式和社会支持情况与正常人群之间有无差异，并假设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父母养育方式影响患者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和利用。川1 对象和方法1.1 研究对象2009年1月至2010年1月在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就诊的门诊或住院的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入组标准：（1）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躯体形式障碍的诊断标准（包括排除标准）；（2）年龄范围在18至60周岁；（3）愿意合作者 。实际入组共34例，其中男性16人，女性18人。正常组主要是指无精神科就诊经历，无躯体不适，且在年龄、性别和文化程度上与研究组像匹配的愿意合作者34例，其中男性15人，女性19人。1.2 研究工具1.2.1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 首先用自制的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对躯体形式障碍患者进行调查，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族史、工作状况、学历和躯体疾病史。1.2.2父母养育方式问卷（EMBU）【31】EMBU是1980 年由瑞典Umea 大学精神医学系C. Perris 等共同编制, 用以评价父母教养态度和行为。该问卷1993 年由岳东梅等翻译修订成中文版, 修订后的量表包括父亲教养方式的6 个分量表(共58 个条目) , 母亲教养方式的5 个分量表(共57 个条目) , 计11 个分量表。父亲教养方式包括:：情感温暖与理解(F1)、惩罚严厉(F2)、过分干涉(F3)、偏爱被试(F4)、拒绝否认(F5)和过分保护(F6)6个因子；母亲教养方式包括：情感温暖与理解(M1)、过分干涉、过度保护(M2)、拒绝否认(M3)、惩罚严厉(M4)和偏爱被试(M5) 5 个因子。量表采用14 级评分, 得分越高, 表明父母在某个因子上的行为表现越多。经评价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2.3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32由肖水源教授编制。共由10个条目组成，分为总社会支持、客观社会支持、主观社会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纬度。1.3 统计学分析将所得数据录入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t检验和Person相关检验。2 结果2.1 所调查的34名躯体障碍患者与正常对照组在养育方式各因子分之间比较：两组在父亲养育方式中的拒绝否认（F5）、过分保护（F6）和母亲养育方式中的过分干涉过分保护间存在差异（P<0.05）,见表1。表1 两组父亲养育方式结果比较EMBU 病例组 对照组 统计值 P值 n=34 n =34 t情感温暖与理解(F1) 41.47±9.67 41.14±6.56 0.153 0.879惩罚严厉(F2) 18.18±5.75 16.71±4.40 1.105 0.273过分干涉(F3) 18.35±3.94 17.10±3.14 1.355 0.180偏爱被试(F4) 8.44±3. 45 8.00±3.10 0.524 0.602拒绝否认(F5) 9.74 ±2.97 8.07±2.42 2.385 0.020*过分保护(F6) 9.38±2.02 7.64±1.89 3.478 0.001*情感温暖与理解(M1) 43.79±11.19 43.64±7.64 0.061 0.952过分干涉过度保护(M2) 29.12±6.48 25.43±5.27 2.423 0.018*拒绝否认(M3) 12.50±4.04 10.68±3.26 1.925 0.059惩罚严厉(M4) 13.82±5.88 11.54 ±3.04 1.863 0.067偏爱被试(M5) 8.35±3.47 2.07±3.02 0.337 0.737 *p<0.05, *p<0.012.2 两组间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评分结果比较：在客观社会支持、主观社会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如表2。表2 两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评分结果比较项目 研究组 对照组 统计值 P值n=34 n=34 t社会支持总分 34.24±6.96 40.77±6.32 -3.911 0.000*客观社会支持 7.09±2.07 9.30±2.07 -4.271 0.000*主观社会支持 20.50±4.75 23.73±4.52 -2.780 0.007*社会支持利用度 6.65±2.23 7.79±1.61 -2.302 0.025*p<0.05, *p<0.012.3 两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评分与父母养育方式各因子相关结果比较：父亲教养因子情感温暖与理解（F1）与社会支持总分、客观社会支持和主观社会支持存在正相关，偏爱被试（F4）与主观社会支持存在正相关；母亲教养因子情感温暖与理解（M1）与社会支持总分、客观社会支持、主观社会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存在正相关，过分干涉过度保护（M2）与社会支持总分、主观社会支持存在正相关，而拒绝否认(M3)与社会支持利用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如表3。表3 两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评分与父母养育方式各因子相关性(r值)项目 F1 F2 F3 F4 F5 F6 M1 M2 M3 M4 M5 支持总分 0.493* -0.253 0.234 0.451* -0.192 0.225 0.506* 0.452* -0.203 -0.287 0.385*客观支持 0.392* -0.287 0.063 0.318 -0.001 0.137 0.406* 0.282 -0.009 -0.218 0.296主观支持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