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科学]秦晓：我对下个30年的思考.doc

秦晓：我对下个30年的思考2010年10月19日07:43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秦晓   网友评论(0) 0 手机访问 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 秦晓（资料图）我认为，中国又面临一个新的三十年（相对于之前改革开放30余年而言），有很多基本条件会发生变化，社会面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在第二个三十年里不突出，但是第三个三十年比较突出。我认为之前持续三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但不会突然停下来，依然有很大的增长惯性和空间。在这个转折阶段，会面临很多看得见的变化。从经济层面来看，首先是人口红利发生变化，中国已经过了最高点，进入一个平滑的下行阶段。我们城镇化的速度太快，造成了几个问题。首先，所谓46%城镇化的数据有水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所言，约有12%的人没能真正变成城市居民，其户籍没解决，各种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没完全解决，他们很不稳定，稍微有变化就回去了。其次，受年龄、知识结构等局限，农业部门能进入工业部门就业的剩余人口不多了，但是农业部门依然有过多的人口需要解决。因此，一方面我们还有大概两三亿农民要出来，另一方面这些人遭遇到工业化改革，导致人口转移失衡。人口红利的变化可以引起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改变以储蓄、投资为主的资金结构，因为全社会可能面临赚钱的人少、被赡养的人多的局面；其次，支撑国民经济的建筑业会变化，住房问题是一级推一级的，最底层往上推，到中产阶级再到富裕阶层，假设城市人口未来几年增长速度慢了，算算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什么水平了？因此，建筑业高峰已经过了，不可能再上涨那么快。另外，农民的问题解决难度更大，因为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机会给他们。第二大变化就是出口结构性调整比较大，虽然今年恢复比较猛，但是要维持30%以上出口增长率，我认为太难。因为中国生产，欧美消费的模式不能持续，这对于中国和外国都是一种失衡状态。第三大变化是我们的经济领域还没有完成一些重大改革。比如要素价格改革，首先是土地，改革初我们认为资本是稀缺的，土地不是稀缺的，所以用廉价的土地换取资本，未来土地真正的价值反映出来的话，企业价值就会发生变化，国民经济也会发生变化，靠土地来维持的地方财政也要发生变化。另外资本价格此前也是长期维持在低水平竞争，这样也是不能持久的。此外，能源长期保持高价格，矿产资源税没有到位，通讯资源、航空运输的空中资源也未完全反映市场价值。另外还有劳动力成本，尽管有劳动合同法了，但有没有落实？是不是能够保证农民工的利益或者工人的利益？劳动力正在争取但还没有完全反映其价格。还有公共事业的产品价格，水、电、气也没有到位。此外，经济发展中的安全成本、环保成本等都要考虑。从人口红利到外部的变化，及社会要素价格的改变，是前三十年没有触及的，现在有的是发生了，有的会慢慢发生，我认为在未来十年都要发生。在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会领域，新的三十年面临的变化有：第一是，我们面临着制度化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的挑战。这是改革必经的阶段，当年美国针对这个有过“进步运动”，其他国家也曾有。这个问题有经济不发达、文明程度不高的原因，但如果贪污、潜规则制度化了，其根本原因是行政权力和资本相结合。权力和资本应该是分开的，政府负责提供公共产品，手里不能有这么多经济资源，我不是指财政，而是指经营品。这关系到政府职能要不要改？人们的容忍度是有限的，不愿意看到贪腐变成“制度”。第二是农民的问题。在未来，农民中一些不容易进入工业领域的人口需要我们解决。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按宪法的精神，国家可以去征购公民的土地，把集体所有变成全民所有，但是为了公益性。如果为了商业性，国家征购，地方政府拍卖挣钱，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当然如果规划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土地增值的效应，不能全部给土地所有者，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要重新回来研究这一套东西。我觉得最好是把土地收入的差额，尽量转移支付给农民。这样农民的消费能力提高了，社会也更加公平，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如果完全回到和农民谈判买地，从法律上讲，他要举手表决，而农民没有严格的组织性，可能什么都买不下来。所以尽管是为了商业目的，我也能容忍国家征购，但是我反对差价。另外还有一个农村建设问题，即建设乡镇企业和城镇化。这一块涉及财政问题和政府行为。第三是社会分配不均。我们应该从一个倾向于资本的政策，变成倾向于劳动者的政策，使得劳动力价值能得到更多回报。另外，要把倾向重化工业的政策，调整为倾向服务业的政策。这样居民的收入分配可能更合理，起码在资本和劳动力上，每单位的劳动成本提高了，就业的绝对人数也增多了，居民收入随之增高。当然还有一条，大家能不能有资产性收入。我们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有些政府在经营；同时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有巨大的缺口，如医疗、教育、社保，很多基础设施也是欠账的。能不能把资产通过资本市场减持，或者划拨给社保资金，这个是可以讨论的。大家如果有资产性收入，也会改善收入分配的差距。上述三个问题都是由政策和政府行为为主导产生的结果。我希望这些问题被尖锐地提出来以后，会引起一些政策变化，政府职能也会做一些调整。（作者系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招商银行(600036,股吧)前董事长,本文根据10月8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发的访谈稿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