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出口退税新机制的效应、问题及建议.doc

-范文最新推荐- 实施出口退税新机制的效应、问题及建议 实施出口退税新机制的效应、问题及建议实施出口退税新机制的效应、问题及建议关键词：财政出口退税新机制一、实施出口退税新机制所产生的效应20xx年10月，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出口退税政策。从20xx年上半年来看，出口退税新机制的效应开始明显显现。根据XXXXXX税收研究会对出口退税新机制运行情况的调研，结合宏观经济层面中进出口贸易情况，现将新机制的政策效应归纳如下。(一)出口退税新机制的运行对保持对外贸易的持续快速增长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外贸进出口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态势。20xx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8509.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20xx年16月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的趋势没有减弱，增势甚至超过上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5230亿美元，同比增长39.1，其中出口增长35.7，比上年同期高1.1个百分点。既使在今年4月实施较强的宏观调控措施、抑制局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7、8月份的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虽有所回落，但18月累计仍保持了38.2的增长速度。（二）出口退税新机制对不同地区的对外贸易增长的影响不相同。根据调研，西安市20xx年上半年外贸出口3.1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26，大大低于上年同期53.2的增长速度；预计下半年出口增长下滑局面会更加明显。武汉市今年上半年出口额近7.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5。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出口产品结构是以机电、纺织、服装为主的传统商品，产品附加值较低，生产企业规模相对比较小，经营效益本来不高，出口退税率下调后，大大降低了企业利润空间，有些企业已经出现经营困难。（三）减轻了中央财政的压力，出口量大的地方财政相应增加了财政支出。由于出口退税新机制对出口退税的负担主体进行了调整，采取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75：25的比例分担新增的出口退税，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增加地方政府的出口退税支出在地区间是不均衡的，越是出口量大的地区，地方财政所负担的退税款就越多。以天津市为例，20xx年预计出口退税额为158.91亿元，扣减20xx年实际退税基数67.2亿元，增加的退税额91.71亿元则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负担，地方财政预算需要安排近23亿元资金（对于地方财政的压力究竟会对外贸增长产生何种影响，是否会产生新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国内市场分割，还有待观察）。在中部地区出口退税对地方财政的压力在今年反映的不明显，可能会在明年进一步显现。（四）出口退税率的结构性调整对外贸方式和外贸产品结构的影响开始显现。从外贸方式看，制造业为基础的加工贸易出口增速高于一般贸易，今年16月，全国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值的55.2，呈现比重持续提高的态势。以西安市为例，此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该市一般贸易出口的负面影响较大，一般贸易出口占出口总值的比重由81.3降到73.8，上半年一般贸易出口增长仅为12.34；相比之下，加工贸易出口和其他贸易出口占出口总值的比重上升，增长速度分别为145.34和1686.36（根据西安市海关统计）。从对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来看，由于出口退税率的结构性调整，我国原来具有较大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品，如机电、纺织、服装、鞋帽等，其出口贸易的利润空间在缩小。出口退税新机制引导出口贸易向高科技、高附加值行业转变。西安市和武汉市的调研报告明显反映出政策调整带给该地区出口贸易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五）对外贸相关企业的影响。由于中央财政在较短时间内及时清退了以前年度所欠的出口退税款，使得出口企业资金紧张的矛盾大大缓解，企业财务状况改善。同时也有利于银行资产状况的好转，降低了金融风险。但是对于一些中小外贸企业，出口盈利空间有限，由于下调了出口退税率，出口成本相应提高，这些企业的经营困难增加。二、出口退税新机制引发的新问题（一）经济发达地区的新增财政收入几乎都要用于出口退税，其财政支出压力明显增加。出口退税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机制使政府间财政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出口量大的地区往往也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新增出口退税的财政负担也主要集中由这些地区的财政承担。天津市、宁波市、苏州市等地反映，今年出口增长率很高，因此新增出口退税由地方财政承担的25部分数量也比较大，预计全年当地的新增财政收入将全部用于出口退税。这就意味着这些地区无法满足教育、卫生、城市建设等其他公共服务支出增长所需要的财政资金，地方财政收小于支的矛盾将突显。（二）不少地方省级财政采取由地方各级财政分担25出口退税责任的办法，由于下级地方财政的状况不同，政策掌握和管理办法上有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新的出口退税拖欠。（三）形成新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因为出口地与货源地不统一，增值税的纳税地区和退税地区不一致，一些出口大省、市的出口货源相当大比例是从外地采购的，这些地方财政要承担外地货源的出口退税，而这部分出口货物的增值税、消费税是在货源地实现的，所以出口退税新机制会产生政府间、地区间财政资源的再分配。出口大省、市的异地退税规模越大，这一矛盾越尖锐。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将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出口大省、市主动限制本地企业出口外地产品，加剧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情况。但是这种做法对出口大省、市和货源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二是将出口地的外贸公司直接移至货源地区，由货源地区直接通过外贸公司出口，由货源地区的地方财政承担出口退税责任。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出现。（四）对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此次出口退税率下调，对以经营出口产品附加值低的传统出口商品的中小企业、产品销往欠发达地区为主的自营出口企业及专业外贸公司的影响相对较大。这些企业的出口成本提高，利润空间缩小甚至有的小企业转为亏损。一些中小企业为了维持经营必然会削减劳动力；部分企业转产或者倒闭之后，将增加新的失业和下岗人员，目前一些地区反映存在着这种潜在压力。三、对出口退税新机制的评价及若干建议出口退税新机制在短期内解决财政拖欠企业出口退税款的问题，缓解中央财政出口退税压力，保持我国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机制还不是一种完善的、能够长期稳定的出口退税制度，尤其它已经开始引发了一些新问题，所以，不仅需要针对新出现的问题研究对策，而且需要抓紧研究建立一种相对稳定的出口退税制度。（一）应由出口退税新机制过渡到稳定的出口退税制度。目前国内对建立什么样的出口退税制度意见分歧很大。主要观点包括：一是认为应实行彻底的零税率，及时足额退税制度；二是彻底取消出口退税制度，对出口货物不退税；三是根据宏观形势和政府宏观调控的需要，实行浮动的、有差别的出口退税制度。第三种大体相当于我国目前的做法。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目前在中国难以实行。除了财政难以承受出口退税“零税率”所需要退税数量巨大的原因之外，一些最新的研究表明，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自然带来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这一研究的主要论点是，按照国际惯例，一国的出口商品一般不含间接税，而是在进入进口国后按照进口国税制在进口环节征税。所以进口商品的成本一般包括出口国的直接税和进口国的间接税。假定出口国和进口国的税负水平总体相当，如果出口国采取的是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而进口国采取的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则出口国出口到进口国的商品最终包含的出口国直接税和进口国间接税之和，必然大于进口国同类商品所含的直接税和间接税之和；反之，如果出口国采取的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而进口国采取的是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则出口国出口到进口国的商品所含的直接税和间接税之和，必然小于进口国同类商品所含的直接税和间接税之和。进一步推理：假定两个其他条件相同的出口国，以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要高于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根据这一论点，可以说明我国出口退税不实行“零税率”政策，也会保持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第二种观点过于偏执，只考虑了财政的承受能力，而没有考虑外贸相关企业的承受能力、国际惯例做法和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等问题。第三种观点与我国实际操作十分接近，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出口退税制度调整的过于频繁，它更多地是作为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这样有碍于市场机制的发挥，也不利于企业进行中长期发展的决策。因此，笔者主张，出口退税制度应相对稳定，即使不实行出口退税“零税率”政策，也应尽可能在多数商品上实行公平税负，对资源性出口商品、高新技术等商品则应采取特别税率。（二）出口退税新机制引发的最大问题集中在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方面，这就使得出口退税机制和制度的完善必须与政府间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的深化改革、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考虑。版权所有造成出口退税资金不足等问题的原因虽然与财政收入的总量有关，更主要的在于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分成体制的不完善。通过调整中央、地方财政分配关系来解决出口退税制度的完善，从大的思路上有两种选择：一是在现行“分税制”体制基础上，“一步到位”地深化改革，彻底构筑起基本规范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在这一改革中，将出口退税纳入到政府间财政收支划分中做统筹考虑；二是仍然使用目前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渐进性改革思路，不断地进行微调。在这一大思路下，以下具体建议可供考虑：第一，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出口退税的负担机制与税收分享体制基本是一致的。凡是增值税全部作为中央税的国家，出口退税一般由中央财政负担；增值税作为共享税的国家，通常先从增值税中扣除出口退税部分，剩余部分再由中央与地方分享，即“先扣除再划分”，这种经验值得借鉴。在我国现行增值税分配体制下，各地增值税收入计划未扣除出口退税因素，这样在财政收入盘子中，含有大量的出口退税虚收数字，一些与财政收入增长挂钩的支出也随之增大，造成退税资金的不足。因此完善出口退税机制，税收计划的制定应剔除出口退税因素，取消免抵调库政策，夯实税基，在预算时就为出口退税准备好资金，不留缺口。第二，将进口环节增值税也按照出口退税分配基数的同一口径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进行分配，基数内的，定为中央税，超基数的部分纳入中央、地方共享税的范围。（三）对中小外贸企业实行一定的扶持政策。在目前出口退税不能实行零税率的情况下，中小外贸企业经营困难在所难免，为了更多地吸收劳动力就业，政府对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外贸企业应该给予一定的扶持政策。为了便于操作，建议由实际管理部门和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具体政策。 2004 年广东劳动力市场 供求分析 2004年，广东经济快速发展，全省完成生产总值16039.46亿元，同比增长14.2%，提前一年实现“十五”计划经济增长目标和总量目标。经济的增长，拉动了岗位增加和促进了就业。去年全省新增就业岗位105.4万个，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32%，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25.3万人，其中“ 4050” 人员实现再就业6.1万人。全省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7%，比2003年底下降了0.2个百分点。就业局势保持稳定。 一、2004年广东劳动力市场供求基本状况 2004年全省劳动力市场继续保持供求两旺的态势，供求总量达475.51万，与上年相比，增加134.64万，增幅达39.5。其中需求236.99万，增加70.95万，增幅42.73%；求职238.52万，增加63.69万，增幅36.43%；求人倍率0.99。 （一）需求 区域。珠三角地区需求177.14万，同比增加51.82万，增幅41.35%；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需求分别为41.87万和17.98万，同比增加13.08万和6.06万，增幅为45.42%和50.77%。 产业。第一、二、三产业需求分别为3.09万、113.25万和120.65万，分别占需求总量的1.30%、47.79%和50.91%。与上年相比，一产业下降0.43万，降幅12.18%，二、三产业分别增加32.46万和38.91万，增幅分别为40.19%和47.16%。 行业。制造业需求87.70万，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需求58.60万，社会服务业需求17.55万，三者合计163.85万，占需求总量的69.14%，同比增加55.37万，增幅51.04%。 单位性质。企业需求206.75万，占需求总量的87.24%，同比增加61.48万，增幅42.32%。其中，私营企业和股份有限公司需求居前两位，分别为74.49万和37.09万，占总量的31.43%和15.65%。 职业工种。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商业服务业人员需求量最大，分别为85.45万和74.41万，合计占需求总量的67.46%。 性别年龄。16-34岁年龄段是需求主体，达175.89万，占需求总量的74.22%；男性需求69.07万，女性需求108.64万，男性需求比女性少39.57万。 （二）求职 人员类别。新成长失业青年、就业转失业人员和其他失业人员分别为58.91万、53.14万和57.24万，合计169.29万，占求职总量的70.98%。比上年增加37.47万，增幅28.43%。 性别。男性127.93万，女性110.59万，同比增加30.82万和32.86万，增幅为31.74%和42.28%。 年龄。16-34岁年龄段196.80万，占求职总量的82.51%，同比增加66.34万，增幅50.85%。35岁及以上年龄段41.72万，占求职总量的17.49%，同比下降2.65万，降幅5.98%。 文化程度。高中、中专及以下文化程度的177.24万，占求职总量的74.31%，同比增加34.40万，增幅24.0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61.28万，占求职总量的25.69%，同比增加29例为3：2。 二是年龄错位。 绝大部分企业要求招用1834岁年龄段，尤其是25岁以下的，求人倍率达到1.16；而35岁以上年龄段的求人倍率均小于1，特别是45岁以上的求人倍率只有0.56。 三是劳动力素质错位。 对有技术等级劳动力需求去年76.96万，而求职65.99万，缺口10.97万；专业技术等级越高，求人倍率越大，初级、中级和高级技能求人倍率是1.56、1.69和1.88，技师、高级技师是2.32和2.21。随着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经济、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调整，企业对劳动力文化技能素质要求将越来越高。从去年的调查看，有八成以上的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50%的岗位要求具有初级工以上技术等级的熟练工。目前我省技能型劳动者约有400多万人，其中高级以上技工（包括技师、高级技师）20.37万人，仅占4.26%。而“十.五”期间，据测算，我省劳动力市场中级工供需缺口约180万人，而高级工以上技能型人才缺口在100万人左右，劳动力市场技能型劳动力需求明显大于供给。 （五） 劳动力区域分流日趋明显。 随着我国长三角和国家重点扶持的西部及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些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改变了过去的“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的局面，使劳动力的流向分散，不再像10年前那样大规模流向广东，也不会再现80年代广东的“民工潮”，当时在深圳，一般的企业一个岗位几十甚至上百个人应聘，这样的状况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以后难以再现。2000年前在广东流动就业半年以上人员占全国1/3强，2004年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据了解，去年底仅北京（409.5万）、上海（398万）、江苏（1200万）、浙江（369万）、福建（591.1万）五省市的流动人员总量达2967万人，已经超过广东省2200万现有总量近700万。可见，这种分流对广东企业招用工影响很大。据企业反映，近2年36.96流失的技工和29.81普工离开广东，分流到其他省。同时，由于国家对农业农村工作扶持力度的加大，务农收入显著提高，如200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6.8%，创下1997年来的最高点，从而使当地农村劳动力务农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导致这些地区的劳动力更多地选择就地就近就业或务农。 三、当前劳动力市场供求几个问题的反思 从广东劳动力市场供求和企业缺工问题分析，有几个问题值得反思： （一）关于工资调整问题 在目前情况下，企业工资标准是缺工的一个关键因素，员工的劳动报酬要与其创造的产值相适应，与自身的劳动价值相对应。如果低于其劳动价值，将极大地降低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归属感；如果过高，势必会造成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生产竞争力削弱，企业很难生存；所以调整企业员工工资必须二者兼顾。这里有四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 对规模小、产值低、效益差、工资调整空间基本没有的企业，企业缺工问题要解决是很难的，从政府的角度，也很难帮助，这类企业只能逐步退出市场； 二是 有工资调整空间的企业，但为了掠夺员工的劳动价值，不积极甚至不愿意调整员工工资，价值与工资严重偏离，这类企业，政府应干预，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公布合理的工资指导价位，促进企业提高工资； 三是 对混淆员工工资结构，将加班费也计入最低工资标准，或加班不发加班费，拖欠克扣员工工资的企业，政府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纠正，保证员工合法工资的权益； 四是 加强在民营等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工会组织业结构调整加剧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 随着广东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加快，技术工人的需求量将会进一步加大，结构性问题将会变得更加突出，据预测，到2018年，广东制造业的九大产业中，传统产业占了三个，其他都是新兴技术性行业，对劳动者素质都有更新、更高的要求，这使供求结构性矛盾加剧。 （三）企业缺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本好转。 从经济发展规律看，结构性用工短缺现象将持续一段时期。 一是 广东的产业正处在一个大转型的阶段，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较低的企业只能逐步转移或淘汰，用工需求仍比较多； 二是 部分缺工的企业过去依靠压低员工工资来达到盈利，提升员工工资的空间非常有限。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工维权意识的增强，民工薪酬标准不高，企业缺工问题的矛盾将会继续存在。 就业压力增大，找工作也越来越难，许多大学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就整日闲赋在家，靠父母养活，这类人就是人们常说的“啃老族”。“啃老”现象目前在城市中越来越严重。那么，古城xx有多少“啃老”一族呢？这一现象又该如何解决？日前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走近身边“啃老族” 家住xx区夫子庙附近的周伟（化名），今年33岁，至今还与父母合住，连对象都找不到。他的生活十分单调，每天睡到中午起床，等父母做好饭吃饱后，就去小区门口或者附近花园和退休老人一起打牌、下棋，吃过晚饭就在家上网聊天或玩游戏，直到半夜才睡觉。周伟的父亲为此伤透了脑筋，昨天，他一脸忧愁的对记者说，儿子自幼娇生惯养，不好好学习，职高毕业后，工作一直不好找。前些日子，亲戚托了熟人让周伟去一家单位当保安，可周伟喝酒打架被“炒鱿鱼”。父母曾经也让他参加下岗再就业培训，可是周伟觉得那些“低档次”的工作，让他无颜见人。现在，周伟每天以养老的心态在家里白吃白喝，身上没有钱了就伸手向父母要。用句戏言，就是在混吃等死。当然，这只是“啃老族”的一种类型。高不成低不就也是形成“啃老族”的另一因素。 去年从xx某重点大学毕业的小赵（化名），所学专业是被人羡慕的人力资源管理，可他至今还没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记者从小赵朋友处得知，在家待业的一年多时间里，小赵先后去过杭州、广州等大城市寻找创业的机会，但都无功而返。今年初，他和朋友去东北“扒分”，到临了还欠了一屁股债。直到现在，小赵还在人才市场上徘徊，靠父母每月接济度日。 在xx像这样的还很多，面对这些要靠上辈养活的“啃老族”，他们的父母或长辈又是持何种态度呢？“现在的孩子个性很强，逼他去做他不想干的事，家长又舍不得，看着孩子整天在家混日子，心里虽恨，可又没有办法，既然生下了孩子，那只有养着吧”家住xx白下区的刘先生说起“养小”经历，一脸无赖。“养儿防老，现在倒好，女儿已经二十好几的人了，还不能自立，夫妻俩那点可怜的退休工资，已很难应付女儿要吃要玩所需的开支”王女士也是一肚子的苦水。 “啃老族”现象剖析 xx大学社会学专家朱力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啃老族”中绝大部分是最初的几代独生子女，从小受到父母的百般呵护，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委屈，适应社会的能力较差。受传统观念影响，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在社会化过程中产生了偏差，大多数父母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更关心孩子生理性健康，比如衣着是不是避寒保暖，膳食是不是营养可口，而忽略了孩子人格是否成熟等精神性健康，不注重孩子的独立性、自我奋斗、家庭责任观的培养。也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造就了孩子“在父母面前永远是孩子”的性格依附心理，使得孩子从精神上无法“断奶”、经济上难以独立。 此外，随着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人们消费能力越来越高，有条件的家庭都尽量满足孩子的所有需求，即使家庭困难，也会先满足孩子的要求，“寒门养贵子”。在就业上，因为社会工作岗位有限，再加之对学历、岗位的要求较高，那些从小就在高起点长大的孩子，虽然暂时离开了父母的保护圈，但每当遇到困难与挫折，孩子还是希望回到父母的羽翼下挡风避雨。 有关专家还指出，受长期精英教育的影响，大学毕业生就业观念存在一定的偏差、就业能动性没有显著提高，而是执着于“公务员”、“白领金领”等热点职位或者“沿海城市”、“省会城市”、“开放地区”等热门区域，就业期望和社会需求差距较大。一方面，县、市中小企业和基层单位急需人才，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毕业生不愿去第一线工作，择业观念的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群体竞争力，应届毕业生往往即使没有工作，也不愿去急需人才的县、市中小企业和基层单位乃至广阔的农村和西部地区，因此，城市“啃老族”现象也就越来越严重。 如何对待“啃老族” 从伦理上看，成为“啃老族”固然都有各自的客观原因，然而，不管这些“新新人类”的家庭经济支柱是否坚实，就社会责任感而言，就业是成为成年人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个人信用建立的基础，正所谓工作是消费的基础。特别是在那些只有退休金作为生活保障的家庭，事实上，“啃老”的行为，不仅给父母造成极大的经济压力，同时，也是在没有支付社会保险的情况下占用着社会的公共福利，降低了老人的收入标准。有必要指出的是，就“新失业群体”自身而言，忽视自身就业本领的培训，本领不大而又好高骛远是就业障碍的根本原因，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长期的失业，不仅不可能“从天下掉下来个大馅饼”，而且对社会就业群体的长期游离，也会使自己边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仅不会因而成熟，而且会钝化自身的生存嗅觉，最终成为无根的浮萍，愧对自己的青春。按老话说，此谓不孝不仁者也。 从经济的角度看，相对于正在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而言，这部分人大多是有就业意愿却找不到工作，或者至少是找不到令自己满意的长期工作。在目前高速发展的中国，由于许多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大大提高，劳动力的市场已经出现一定分化。一方面大中型企业的为高端人才以及技术工人提供着比较稳定的就业机会，只有初步文化技术水平的新增劳动力难以涉足其间；另一方面，“普通工”的就业市场，由于许多企业为节约成本，宁愿雇佣农民工，这使得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更为困难。事实上，我们只有像江中联提出的那样，一方面对所谓的“新失业群体”进行培训，而另一方面，鼓励企业主使用高效率的劳动力，为经过培训的劳动力提供出路，才有可能缓解目前的结构性就业问题。 就业压力催生“啃老”现象 记者采访今年应届毕业生了解到，大学毕业生的薪酬底线已经跌破1000元，已不是什么新闻了。xx一家软件公司的负责人认为，学历迷信的年代已经过去，工作能力、经验以及社会竞争力才是他们选才的标准。据了解，对应聘者要求有工作经验的企业和单位占了用人单位总数的66；明确表示“没有工作经验不予考虑”的占21。 针对应届毕业生供过于求的就业问题，xx市人才市场副主任张军告诉记者，XX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为280万人，截至去年9月，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73，XX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将达到338万人，比XX年增加58万人，毕业人数增幅达20.7。近几个月，每逢周六都有大约350家单位前来招聘，可是应聘的青年大约有7000至8000人，其中应届毕业生就占40。应届毕业生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不强。 xx市再就业办公室的有关人士昨天告诉记者，今年就业压力普遍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据xx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再就业办公室统计，截止今年5月，xx市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已达6.2万。今年1月到5月，实现再就业人数达3.08万。如何解决“啃老族”这一社会现象？社会学专家朱力教授指出，政府首先应成立专门机构帮助青年就业，建立“新失业群体”的动态档案，建立有效的管理办法，为妥善安排培训、就业打好基础；其次，要就业，须有“一技之长”，政府要加大各种职业教育培训的投入，这些“啃老族”没有经济来源，技能培训就应该免费；同时，我国应推行免费中等职业教育，从根本上解决青年就业问题。 相关链接：“啃老族”六大特征 据了解，目前“啃老族”的构成主要有六类人群：一类是高校毕业生，对就业过于挑剔，总认为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这一类约占20；二类是以工作太累太紧张、不适应为由自动离岗离职的，占10左右；三类是“创业幻想型”的青年人，他们虽有强烈的创业愿望，但没有目标，缺乏真才实学，总是不成功又不愿“居人篱下”当个打工者，这一类约占20；四类是频频跳槽者，跳来跳去最后“漂”到无事可做，这一类占10；五类是单位里下岗的年轻人，习惯用过去轻松的工作与如今的紧张繁忙相对比，越比越不如意，干脆不就业，这一类占10左右；最后一类是文化低、技能差，只能在中低端劳动力市场上找苦脏累工作，因怕苦怕累索性躺在家中“啃”父母，这一类占30。 在美国和日本，也存在20多岁、大学毕业的成年子女仍靠父母养活的现象。他们被称为“neet族”。“neet”（notin education employmentor training）一词最早产生于英国，专指那些在义务教育结束以后，不升学、不工作、不参加职业培训的年轻人。 17 /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