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媳列为赡养案件被告之思考.doc

-范文最新推荐- 儿媳列为赡养案件被告之思考 儿媳列为赡养案件被告之思考在审理农村赡养案件过程中，笔者发现赡养案件主要基于下列三种情况，一是认为父母偏心，二是认为分家不公，三是婆媳之间矛盾。对前两种引起的赡养纠纷，只要法官能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和法律教育工作，基本上能调解解决，即使是判决，儿子与媳妇也能接受。但对第三种引起的赡养案件，往往很难处理，下判也容易引起矛盾激化，主要原因是媳妇与公婆有矛盾，坚决不同意赡养，如果赡养，就以死威胁，要么就是回娘家或者与丈夫闹离婚。由于媳妇不是案件当事人，对其行为，法院很难采取措施，影响案件正常处理，因而只能在其丈夫身上下功夫、做工作，但效果不是很好。故提出设想，将媳妇列为赡养案件的被告，这样有利于赡养案件的处理。笔者认为，媳妇成为赡养案件的被告是能够成立的，下面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其理由，以期抛砖引玉之效果。一、从现实情况来看，将儿媳列为被告有利于案件的解决。从赡养案件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不少家庭是妻子当家作主，丈夫在家无地位，唯老婆是从，老婆讲一，丈夫不敢讲二，而不是男女平等。老婆与父母有矛盾，丈夫不是从中做工作，化解矛盾，而是附随妻子，帮助妻子与父母吵骂，甚至和妻子共同殴打父母。妻子不赡养公婆，丈夫就一粒米也不给。所谓“妻管严”现象在赡养案件中特别突出，如果丈夫在家说话有份量，一般都不存在赡养纠纷的问题，除确无赡养能力和极个别的“不孝子”外。笔者也作了一些调查，结果表明，就是在“妻管严”的家庭中，只要媳妇能宽厚待人，不斤斤计较，家庭都比较能和睦相处，赡养也不会存在问题。但一旦儿媳与父母的关系恶化，就很容易产生赡养纠纷，并且易激化矛盾。但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出现赡养纠纷，父母只能将儿子告上法庭，要求儿子尽赡养义务。由于媳妇不同意赡养，儿子不是不肯就是不敢赡养，任凭法官做工作都无济于事。媳妇不但思想不通，不表态，还在幕后操纵指挥，致使工作难以进行。当法官试图能从媳妇处做通工作时，她就东扯西拉、胡搅蛮缠，致工作无法进行。现在很多赡养案件的被告在外面打工，平时很少回来。从诉讼角度来看，送达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往往送不到当事人手上，只能让其妻代收转交或留置送达，而其妻一是会推诿，不肯签收，二是签收了，也不及时告知当事人，致使开庭时当事人不到庭，不利于查清案件的真实情况。尽管民诉法规定可以缺席判决，但容易造成判决说理部分有事实不符的地方，当事人对法院有意见。如果夫妻都列为被告，这样夫妻俩只要有一人能到庭发表意见足可以了，妻子就再无法以丈夫未参加开庭为由来胡搅蛮缠。从执行看，也存在这个问题。当事人外出打工回来，申请人申请执行，法院采取方法送达有关执行文书后，被执行人仍未履行，法院就很难处理。因为被执行人家属不是案件当事人，不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而赡养人要生活，过日子，执行不到，老年人生活则受到影响。如果夫妻俩都列为被告，执行也就方便了。综上所述，事实表明，只有把媳妇列为被告，才有利于法官开展工作，才能正面直接做工作，才能对妨碍诉讼行为采取措施，有利于案件的审理和判决。二、儿媳列为被告有法理依据我国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应为共同财产。夫妻对共有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共有财产的处分，事先应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行处分。”基于夫妻对财产的共同共有权，夫妻任何一方对共有财产都不得擅自进行处理。赡养，从法律性质上讲，实质上就是将夫妻共同共有财产中的一部分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移转于父母。如果妻子不参加诉讼，依照法理原则，未经妻子同意，丈夫就无权以个人名义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调解不成时，法院必将作出判决，而这判决往往与当事人配偶的意志相差甚远，甚至违背当事人配偶的意志。法院的判决必将侵犯案外人的权利，即侵犯夫妻另一方财产的共同共有权。此时，就意味着公权力对私权利的非法强制干预。并且媳妇不是案件当事人，对所遭受的权利侵害无法寻求司法救济，如上诉。所导致的结果不但与法理相违背，并且不符合司法原则。基于夫妻财产的共同共有权，夫妻俩都应列为赡养纠纷案件的被告。三、媳妇列为被告有法律依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条，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依照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有关规定，领取结婚证，就是合法的夫妻关系，也就是说，夫妻是一家人了。对大家庭来讲，妻子就是大家庭一名成员。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条、婚姻法第四条都规定：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孝敬公婆，也有赡养老人的含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第三款，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如果配偶不协助，那老年人的生活来源很难有着落，也就无晚年幸福可言。故此，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第三款应理解为赡养老人是夫妻俩人应尽的义务，法律才能更好地保护老人的合法权益，媳妇成为被告也就理所当然。继承法第十二条、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媳妇尽赡养义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尽了义务，就具有继承的权利。婚姻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女子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就是说，孙子女、外孙子女在一定条件下，也有赡养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义务，那么，儿媳妇尽赡养义务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赡养老人是无条件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管是从法律意义，还是社会伦理道德意义上讲，将夫妻俩都列为赡养案件的被告，有利于法律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是案件审理、执行社会的客观要求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该条虽然没有象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那样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结合刑诉法第四十七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的规定来判断，刑事案件的证人仍然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却形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即证人证言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在庭审过程中，而证人出庭作证的却很少，甚至是寥寥无几。这种现象的存在，带来了很多的问题，首先来分析此种现象存在的弊端。 一、易使人对审判的公正性产生疑虑。追求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永恒的主题。作为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在打击犯罪的同时讲究公正性，法院审理案件主张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何以以事实为依据？则是主张整个案件审理的真实性，因此，就要有大量的证据予以证实。由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基本上是以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等七种证据中的一部分或全部作为起诉指控的依据来证明其指控的罪名成立。而对此证据在庭审中经过质证，合议庭经查实后，就可作为定案的依据。然而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有时被告人、辩护人会提出对其中的部分证人证言产生异议，认为有失公正性。因为，这是公安、检察机关调取的证据，他们所站的立场不同，不利于被告人一方。因此经常提出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认为这样当着法官、检察官、辩护人、被告人的面所作证言的真实性较前面公诉机关出示的书面证人证言大，具有公正性。所以说，如果证人能出庭作证，对案件审理的公正性、案件事实的认定、被告人的认罪服法等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不利于审判效率的提高。前面谈到的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辩护人在法庭调查阶段的质证中，常会对公诉机关提供的书面证人证言产生不同的意见，认为其有失公正性，并且根据刑诉法规定中提到的被告人在庭审中有通知新的证人到庭的权利，因此他们经常提出要求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而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辩护人的这类合法的请求，就应该按照法定的程序通知证人到庭。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影响审判的效率。因为正在进行的庭审就会因此而休庭，导致了案件审理时间的推延，降低了审判的效率，有的甚至因为证人难以通知，经过多方的周折，而延误了审限，造成了审判程序上的违法。 三、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另一个弊端就是直接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案件认定事实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及运用的过程，证人不出庭作证，而只宣读书面的证言，控辩双方的当庭询问、质证只能是一句空话，根本无从进行，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也就无从判断。证人证言的特点决定了它反映案件事实有可能失真，也容易由于种种外界因素影响产生变化。首先，就证人而言，他们知道不出庭接受当庭质证，在提供证言时，虽然取证人员对他宣布了作证的相关法律规定，但证人还是容易产生轻率随意的念头，有的甚至对案件的事实回忆不清，就凭空想象或加上个人的主观臆断而信口乱说。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的取证人员不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取证，而是先入为主，对证人施加某种暗示或压力，以获取符合自己需要的证言。在当庭宣读证人证言时，也有可能断章取义、任意取舍，只宣读对已方有利的部分，回避对已方不利的部分。这些问题如果不通过当庭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去伪存真，很有可能影响认定案件事实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上面简要地分析了证人不出庭作证在司法实践中造成的弊端，以下来谈谈证人不出庭作证现象之所以普遍存在的原因。 一、刑诉法只规定了证人作证的义务，却没有规定证人拒不履行出庭作证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及可以采取何种强制措施。另外，法律赋于公诉人和辩护人在调查取证上的不平等的权利，也是造成证人不能出庭作证的原因之一。根据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须经证人同意，而对公诉方则无此规定。虽然该条同时规定了辩护律师可以申请检察院和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但由于检察院是诉讼对立的一方，不可能积极配合。而如果要法院出面调查取证，似乎又回到了法院包办代替调查取证的职权主义的老路上去了。 其二、在审判的实践中，检察机关思想上的未解放也是造成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之一。公诉方为了证实其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列举相当多的证据来证实指控的犯罪事实，这些证据中当然的就有证人证言，且有的是以主要证据的形式提供的。而公诉方所提供的证人证言是有利于证实自己指控的事实的且这类证人证言是书面的、确定的，具有稳定不可变更性。这样在庭审的举证阶段，该证言就作为证据链中的一个环节，紧紧相扣，相互印证，以证实犯罪事实。而相反的，如果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在庄严的法庭上，面对着多方的询问，有的会因为紧张等多方面的原因，致使回答糊涂，反而会给被告人、辩护人抓住空子，不能达到原来期望的证明效果。因此，从证明效果上讲，公诉方是宁愿采取书面的证人证言的形式而不愿意让证人出庭作证的。 最后，影响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还有：对证人的保护问题；整个国民的素质，即证人出庭作证的意识还未达到，证人有的惧于被报复而不愿出庭作证；证人出庭费用应由谁承担等等。 以上分析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弊端及成因，而在我们司法实践中从完善审判制度出发，是迫切要求证人能出庭作证的，因此就要从以下方面来逐步地完善。 首先，要不断加强这方面的立法。为了使证人能出庭作证，除应积极完善保障证人出庭作证的各项配套制度外，还应注意加强对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证人的制裁。制裁的对象不应该是所有知道案件情况而不出庭作证的人，而应该是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义务的人，也就是说要对制裁对象先做合理的排除。要排除那些不具有证人资格的人，刑诉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因此，对于证人的选择必须先排除这部分人。刑诉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向证人调取证据必须经证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同意；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的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根据此规定的意思，对于证人的选择还要排除享有拒绝作证权的证人，即以上规定中提到的证人、被害人，如果要想向他们调取证据首先必须要经过他们的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则不能强行要求他们作证，更谈不上出庭作证了。因此，对于此类人他们属于享有拒绝作证权的证人，故而也要作相应的排除。所以，只对上述排除之后才能对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予以制裁。当然，目前我国法律在这方面是很薄弱的，对证人不到庭毫无强制力而言，甚至传唤证人到庭也只能采用通知的形式，竟不能用传票，更不用说对证人拒不到庭给予相应的制裁了。因此，在这方面应尽快地从法律上加以完善。是否考虑对那些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作证的人采取一些较强硬的措施，如责令限期到庭，对一些恶意不到庭的证人采取拘传等措施，利用法律来保障该出庭作证的证人出庭作证。 另外，针对证人保护的问题，由于在我国对保护证人的重要性一直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是当作一种具体措施来对待。我国的刑诉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该法律条文中只笼统地提到了关于证人保护，但就具体的如何保护？公、检、法三机关应当如何分工？对证人保护方面有哪些强制措施等等内容都没有规定 。因此，在现在尚无明细的法律对证人保护制度加以规定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实施对证人的保护？我们认为，对证人及其近亲属人身权利的预防性保护及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由公安机关负责；对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不构成犯罪的，依法应给予严厉的批评、教育，指出其行为的危害性，限其立即停止侵害，对一些行为较严重，对其教育不足以制止其行为时，应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而对构成刑事犯罪的，则应根据案件不同的性质，由公安或者检察机关负责侦查，应由检察机关起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对一些应当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并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依法判处，共同作好保护证人合法权益的工作。 第三，对证人出庭产生的相关费用应由谁负担，是检察院、法院还是由被告人自己承担，这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我国对证人出庭产生的一系列的费用，如误工费、交通费等这些费用的补偿，可以以国家和社会共同承担为主，由证人所在单位或者证人自己承担为补充。因为，刑事案件奉行的是国家追诉的原则，对犯罪行为的审判，从根本上讲是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由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国家来作为该项费用的主要承担者，在国家财政经费中专项列支，是比较合适的。当然，我国相当多的地方财政经费还是比较紧张的，因此在实践中我们还要大力鼓励由证人所在的单位或者由证人自己主动承担一部分费用，以缓解财政紧张的问题，保证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不是因为出庭费用的因素而影响他们正常的出庭作证，所以说，在还没有明文规定出庭费用应由谁承担的今天，人们还是应该提倡由证人所在的单位或者由证人自己承担部分费用，当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又涉及到下面谈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要不断地提高我们国家的整个国民素质。 法律的实施，其最基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法律实施的成效好坏，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就是依靠整个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就本文谈到的关于证人出庭问题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国民素质，只有国民素质提高了，利用法律保护自己，保障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增强了，才能对一些并非直接关系到自己利益的案件，自己以证人的身份出席法庭，倡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使法律不放过一个坏人，不错判一个无辜的人，保障法律的威严。 刑事诉讼中适用辩诉交易规则的问题研究二0xx年是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实施的第四年，也是法院改革处于攻坚阶段的关键一年。公正与效率，是法院改革的主题，也是改革的方向。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刑事诉讼法作为三大诉讼法中最完整、最严格的诉讼法，它的完善与发展，无疑对我国诉讼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讲就我国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的可行性问题作一些探讨研究。一、辩诉交易概述1、辩诉交易的概念及适用条件(1)所谓辩诉交易（pleabargaining）,是起源于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庭开庭审理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辩护律师进行协商，并在征得被告人同意的情况下，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pleaofguilty）。(2)辩诉交易规则的适用条件A、程序要件控方提起权与辩方参与决定权。“交易”一词，从字面上理解，平等主体之间就某项标的物进行平等协商，讨价、还价，并达成一致意见，从而最终决定标的物的价值或其归属的一种行为。那么，辩诉交易中，控辩双方的地位是否真的平等呢？当然不是。“交易”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交易双方对交易客体具有处分权，即决定其法律上命运的权利。在辩诉交易中，这一交易客体就是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此罪与彼罪。很显然，在现行的中外司法制度中，对被告人不予起诉、降格起诉和撤销起诉的决定权在检察官，而不在被告人及辩护人，所以也只有检察官才有权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向辩方提出进行“交易”，辩方无权自己根据案件提出这样的“交易”。但是，在控方提出这样的交易以后，控方与辩方就处平等地位，只有辩方同意控方提出的交易请求，交易才能够成立，这就是辩方的参与决定权。B、实体条件案件存在争议。辩诉交易的规则决不是在任何案件中都适用的，其适用的案件有特定性。设立辩诉交易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约司法成本和诉讼资源，所以只有对那些经过侦查及检察官的审查，案件部分事实清楚，且有相应证据支持，而其他虽然实际存在的部分事实，但却没有证据证实或者证据不够充分，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也予以否认的案件，可适用辩诉交易规则，被告人对检察官指控的事实予以承认，换取检察官对其较轻的指控，从而减少检察官复杂的取证、认证过程，使案件得以迅速解决。而对于其他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案件，法官、检察官不需要再花时间和精力去调查、取证，法官根据现有证据就能够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此时就不能适用辩诉交易，否则就是检察官违背事实与法律，变相放纵犯罪，这既违背了合法性原则，也不符合设立辩诉交易规则的本意。C、时间条件开庭审理前。辩护交易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控方与辩方之间关于定罪量刑方面的协商，必须的在法庭开庭审理前达成。一旦法官开庭审理案件，则案件的裁判权就由法官行使，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也就只能依据法庭审理所查明的事实、证据来进行认定，由法官裁判被告人无罪或有罪、此罪或彼罪、罪轻或罪重，控方与辩方再无协商的可能。2、辩诉交易产生的根源（1）社会原因。二战以后，美国由于种种社会原因，犯罪率居高不下，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关系复杂化，犯罪成为美国的一大社会问题。犯罪日趋智能化、组织化、犯罪手段与先进科学技术相结合，犯罪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为了以有限的人力、物力解决日益增多的案件，一些大城市的检察官开始用协议和交易的方式，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由于这种结案方式迅捷而灵活，因而在联邦和各州得到广泛采用。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1年的一个判决中指出的：“如果每一项刑事指控均要经受完整的司法审判，那么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需要将法官的数量和法院设施增加不知多少倍。”由此可见，从物质的角度来看，辩诉交易的产生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节约人力、物力、财力，以应付堆积如山的案件。（2）法律原因A当事人主义诉讼理念。众所周知，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法官在诉讼中所居的地位如何。在英美法系中，法官处于消极的裁判地位，当事人是诉讼的中心环节。在当事人主义中，由于双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均有处分权，所以不仅追诉人对起诉与否有自由裁量权，而且也允许被告人承认起事实而服罪。因此，在当事人主义之下，就当事人而言，通常在审判前，有一道“罪状认否程序”（arraignment）,使被告人对起诉事实作承认与否的答辩。如被告人答辩有罪，则不举行审判，直接对被告人就其所答辩之罪科刑，这就是被告人对诉讼标的进行处分的结果；就法官而言，它的审理范围受原告人提出的主张所限制，审理和判决不能超出控方主张的范围，只有当事人提出并加以主张的事实，法官才能予以审查，如果被告人已经承认犯有检察官所指控的罪行，亦即双方对指控的真实性已不存在争议，法官便可据此直接对被告人定罪和处刑。换句话说，审判在英美法系中仅是处理刑事案件的各个方法这一，而非属必经途径，双方当事人之所以自愿进行某种处分，是因为为了通过协商而达到到某种妥协，而且这种协商，妥协不仅可就罪名进行，同时也包含科刑。而辩诉交易正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处分权基础之上的。而在大陆法系中，所采取的是职权主义原则，该原则不承认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处分权，故不设“罪状认否程序”，即使被告承认有罪仍须举行或继续进行审判。被告人之所以被认定有罪，是基于审判调查证据的结果，而不是基于被告人承认有罪的结果。因此，只要有起诉，则审判便是处理刑事案件的必经途径。“辩诉交易”被视为不道德行为甚至犯罪行为而加以禁止。B、检察官广泛的起诉裁量权。“交易”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交易双方对交易客体重具有处分权，即决定其法律上命运的权利。在美国，没有全国统一、上下隶属的检察系统，联邦和各州的检察机关各自独立，自成体系。检察官是特定的司法管辖区中真正的主要的执法官员，行使一种独特的准司法与行政权力相混合的权力。他可以自由地把法律适用于他的管辖区并享有独立的，几乎不受限制的裁量权。1883年的“人民诉瓦已什•圣路易和太平洋铁路”案，1930年的“威乐森诉马歇尔邵案，1965年的“州诉严当斯”案和1974年的“人民诉伯林”案，几乎一致确认了检察官在刑事追诉方面不可分割、不受监督的权力。检察官可以根据一定时期刑事政策的要求或者与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决定对犯罪人不予起诉或者降低起诉的规格。而且在美国，检察官通常由选举产生，有自己独立的权力来源选民，只要他认为能最好地为选民服务，他的决定实际上就是不可推翻的。根据这一原则，如果被告人能够满足一定的条件（如在经济上赔偿，正常就业等），符合多数选民的利益，检察官就可撤回起诉。因此，检察官的广泛裁量权，为辩诉交易的盛行从制度上提供了便利条件。正是因为检察官拥有了自由决定降格起诉和撤销起诉的权力，才有了与辩方交易的资本，以换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满足控诉方的其他要求，从而以较高的效率应付堆积如山的案件。（3）心理原因。在美国广泛盛行的辩诉交易，也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从心理因素上来探究辩诉交易存在的必然性，至少与以下两个要素有关：刑事判决的“非合意性”和人们追求未来生活确定性、避免冲突的欲望。一方面，自从人类解决社会冲突的方式由私力救济发展到公力救济以来，司法审判一直以其和平性和非自助性被视为文明的标志。但是刑事司法审判也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由于争端不是由双方协商解决，而是提交给作公共权力机构的第三方，而第三方的裁判并不取决于双方的共同意愿与选择，而是基于法官的裁判。所以审判结果对当事人来说是不可预测的，要么被告人被判有罪即控方的指控成立，要么无罪即控方的指控不成立。这种“非合意性”对当事人而言，必然会带来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而另一方面，“那种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确定性与冲突的欲望实际上固有于人的天性之中。”心理学家马斯洛也指出，“我们社会中的普遍成年者，一般都倾向于安全的、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的、有组织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所依赖的，而且在他所倾向的这个世界上，出乎意料的，难以控制的，混乱的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都不会发生。”人的这种天性不仅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而且在刑事诉讼领域也同样存在。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强判决的可预测性及获得有利于己的判决，控辩双方一般都积极地充分地参与到审判程序中。尤其是在“辩诉交易”中，当事人通过对自己权利的适当处分不仅避免了正式审判程序中的不确定发生，而且被告往往能获得较为宽大的处理，使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胜诉与败诉，避免了两败俱伤的结果，也避免了接受刑事审判可能带来的情感负担，符合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因此，辩诉交易的产生与人类之天性亦有相当的关系。二、辩诉交易的理论依据、合法性辩诉交易作为英美法系中的一项诉讼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一项制度仅仅因为其有现实价值性及合理性而存在，却与法律之根本精神相悖，那么这项制度就不是一种合法的制度，其存在也只能满足部分法律主体的需要，却会损害社会公众的根本利益。我认为辩诉交易制度存在，不仅因为其具有现实的价值性，而且亦符合法律的根本精神和原则。下面，我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一制度存在的合法性。1、无罪推定原则。所谓无罪推定原则，意大利的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和刑罪一书中解释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因为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是无罪的。”无罪推定原则对于辩诉交易制度至关重要，可以说是该制度的理论源泉。前面我们讲过，辩诉交易制度是建立在控、辩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基础之上的，也只有先认定被告人是无罪的人，是合法、守法的公民，双方才有平等协商的可能；如果在被告人在被侦查或者起诉时，已经被检察官认定为是罪犯，也就是采取“有罪推定”的原则，那么“检察官不会为金钱或者懒惰向法律和罪犯低头”，在当事人双方地位不平等时，辩诉交易就不可能进行。2、自白合法性原则。辩诉交易规则中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检察官根据现有证据并不能完全认定被告人有罪或罪刑轻重时，以作出对被告人较为有利的指控，来换取被告人有罪答辩。换句话说，在辩诉交易中，检察官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主要证据就是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而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即自白能否作为合法的证据使用这就是自白合法性原则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法律允许检察官将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作为合法的证据使用，那么辩诉交易方可成立，否则就属非法。那么如何正确理解自白合法性原则呢？我认为自白合法性原则应当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自白排除法则和自白任意性规则。（1）自白排除法则。自白排除法则又称“考门罗原则”，就是指把基于不当的自白或不自由的自白，从证据中排除出去。1791年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任何人在刑事案件中，都不得被迫成为不利于己的证人”。其基本精神就是，政府对于公民罪行的控告，负有提供罪证的责任，即举证责任；而有关犯罪的证据的收集，必须严格遵守宪法的有关规定，不得使公民在“被迫”的状态下提供不利于己的证据。同样，在辩诉交易中，因为检察官以较轻的指控为代价，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自白，这里面就有可能存在着被告人直接或间接“被迫”而做出有罪自白的情况，这样的“自白”很显然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辩诉交易也就不能成立。直接“被迫”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指检察官通过对被告人的人身进行强制、拘禁、实施暴力等方法，使被告人作出有罪供述，这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正常交易，而是一种强迫交易”的行为；而间接“被迫”因为其表面上并不带有暴力或者强制色彩，而不易被发现，从而成为检察官的有力武器，其具体表现如下：A欺骗交易，检察官承诺对被告人作出较轻的指控，在其获得被告人有罪的自白以后而毁诺；B单独交易，检察官与被告人交易，而并没有告知被告人有权聘请律师或者通知其律师到场。虽然检察官所获得的被告人的有罪自白也许是真实的，但其利用了被告追求自由的心理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实际上“是对法律的亵渎”，所以以上两种情况下的自白，也理应排除在合法的证据之外，也不能进行辩诉交易。（2）自白任意性规则。自白任意性规则又称自白自愿性（voluntary）规则，是指被告人基于自由意志，而作出的表示自己真实意思的有罪供述，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使用。这一规则，在美国、日本以及英国的诉讼程序法中均有体现，其中以美国为最典型的代表，而且其已经将“自白的任意性”推进到“程序的合法性”，也就是“自白”不仅要反映被告人的真实意思，而且要遵守法律的程序性规定，如果对程序有所违背，那么即使“自白”是被告人任意、真实地作出的，仍然为非法。应当讲，在辩诉交易中，最充分地体现了自白任意性规则。前面我们讲过，辩诉交易存在的实体要件就是案件存在争议，从证据学的角度来看案件的争议，也就是案件还缺少某些证据，不足以确定涉案的全部事实。检察官想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这些证据非常困难或者根本不可能，使案件因证据不足而耽搁。自白任意性规则为检察官获得证据提供了一条捷径，也就是取得被告人合法自愿的有罪供述，从而使证据形成锁链，最终确定有争议的事实。但是任何人都没有义务也不愿意作出有罪的自白，除非这样的“自白”能够使自己从中获利。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通过向被告人承诺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或作出比被告人原来罪行更轻或较少罪名的指控，来换取被告人的自愿作出的有罪“自白”，辩诉交易得以成立，而法官也会认可这样的“自白”。因此，我们说自白任意性规则为辩诉交易的成立提供了可能。三、辩诉交易在我国适用的可行性辩诉交易制度作为一项诉讼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颇为盛行，在大陆法系国家则较为少见。我国的法律体系则较为接近大陆法系，那么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能否采用呢？我认为是可以的，我国的现实状况以及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使得辩诉交易成为可能。1、现实状况。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但也随之产生了一些负面的东西，而犯罪率的上升以及犯罪的多样化成为社会的一大热点问题。而随着文明的发展，家族权威、血系复仇等制裁犯罪的方法已被社会所摒弃，而使刑事诉讼成为解决犯罪应负责任的唯一方法，民众也日益依赖于诉讼。而刑事诉讼一旦成为向一般民众提供的一种服务时，把诉讼成本置之度外的制度运行就变得不可能了。但是，另一方面，即使不能支付审判的高昂代价，人民仍然的把获得审判作为自己的宪法权利加以要求，对于这些权利要求，国家很难以利用者的支付能力为理由加以拒绝。而面对日益增加的案件，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除了采取措施预防犯罪和向社会转嫁这笔巨额开支外，谋求一种更高效的诉讼处理方式就成为了必要。而辩诉交易以其低额的费用、宽松的证明规则能够较好地解决成本、时间问题，符合我国的现实需要。2、法律前提（1）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前面我们讲过，无罪推定原则是辩诉交易制度存在的理论源泉，因此是否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是我国能否采用辩诉交易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虽然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但是该条已经非常类同于无罪推定原则的原始表述，与法国人权宣言的表述“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有罪以前应被推定为无罪”以及其他法律或国际性文件的表述也非常接近。因此可以说，我国已经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2）自白合法性原则。辩诉交易制度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被告人向检察官所作出的有罪供述，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关于这一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2款规定：“证据有下列七种：（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之一，而且因为被告人对自己是否犯罪和如何犯罪最了解，它还可能是取真实、最全面、最具体的证据材料。同时由于被告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切身利害关系，其自白的内容必然受到其诉讼地位和复杂的心理活动的影响，也可能受到侦查及公诉机关的影响，所以对被告人供述要判断真伪，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在收集口供中要严禁刑讯逼供，禁止以欺骗、引诱等方法套取口供。因此，我国在关于被告人自白能否采用的问题，适用的是自白合法性原则。（3）简易程序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确立辩诉交易制度，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所谓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对某些简单轻微的刑事案件依法适用较普通审判程序简易的一种刑事审判程序。虽然从性质上说，我国的简易程序根本不同于辩诉交易制度，但是两者对于科学性、经济性、效率性的追求却是统一的，而且两者关于案件事实、证据方面也有相似之处。我国法律规定，刑事简易程序适用于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承认，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简易程序还适用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本文仅就公诉案件作研究）。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简易程序在某种程度上为被告人提供了量刑保障，也就是如果其作有罪供述即承认检察官的指控，检察官又同意提起简易程序的话，其最多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使其可能被判处的刑罚具有可预测性；相反，如果其不作有罪供述，则适用普通程序，其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罚；在后一种情况下，即使实际上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最多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但却因为适用普通程序，使被告人将受到的处罚具有不可预测性。而综合以上因素考虑，被告人多半会选择作有罪供述，而换取简易程序的适用，在这一点上，与辩诉交易制度有着相似性。四、需要完善的部分以上我们阐述了辩诉交易在我国产生的可能性，但是要真正地在刑事诉讼中确立辩诉交易制度，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还有所欠缺，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1、赋予被告人沉默权。最广泛意义上的沉默权（therightofsilence），是指公民自由地保持沉默，有权拒绝向警察或者其它机构提供与他们的本性、初衷、预料可能产生的影响及重要性相异的信息。前面我们讲了自白合法性原则对辩诉交易的重要性，而要保证自白合法发生，确立沉默权是非常重要的。从我国现实来看，我国刑事诉讼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刑讯逼供普遍存在、屡禁不止。有些学者指出“刑讯逼供是司法落后的主要标志之一，时至今日我国仍无法消除这一我国历史上的恶劣传统，实在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可以说，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相反却规定其有如实陈述的义务，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这种不文明现象的最本质的根源。而由刑讯逼供则导致了大量虚伪有罪自白的产生，这与辩诉交易制度的确立很不利，因为这样就可能导致辩诉交易中有罪自白皆是刑讯逼供的结果。我国刑副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一规定看起来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部分沉默权，但该规定恰恰赋予了侦查人员要求被告人如实供述的权利，因为法律并未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应告知他们享有这一权利。即使他们知道这一权利，拒绝回答某些他们认为与案件没有关系的问题用来保护其个人隐私，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侦查人员会争辩说他们认为与案件有关，服从的总应该是犯罪嫌疑人一方。因此，法律所规定的“如实陈述”更多地鼓励那些懒惰的、惯于走捷径而非法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而规定沉默权原则对鼓励侦查人员在逼取口供之外收集其它种类的证据，用以提高证据的质量有很现实的作用，也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自白合法性。2、确立控、辩、裁三方新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辩诉交易制度要求法官处于消极的、被动的裁判地位，仅对控方提出的指控进行审判，而不能超出控方起诉的范围进行审查和裁判，控方与辩方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地位。而我国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公诉人、被告人及辩护人，在诉讼职能上虽然也属于裁判者、控诉者、辩护者，作为控方的检察院与作为辩护方的被告人及其律师地位似乎平等，但从实施职能的实际情况来看，则并非完全如此。这是因为，在我国的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不是超越控、辩，居中裁判，而是过于热心地投身于形同追查的法庭调查之中。查证什么，怎样查证，均由其一手决定，并亲自实施，从而使裁判活动不可避免地带着追诉的成份，因而实际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控诉职能；公诉人由于审判人员对其控诉职能的行使所给予的强有力的协助，故与审判人员达成一种“默契”，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把本应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