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官僚郭嵩焘的改良思想.ppt

五、洋务派官僚郭嵩焘的改良思想,1、郭嵩焘简介,郭（18181891）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学者称为养知先生。早年游学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相交往。1837年中举，1847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丁父母忧回籍。1853年初随曾国藩办团练，被派赴南昌与太平军作战，曾向江忠源建议办水师抗击太平军，后曾国藩注重湘军水师，实由郭发其端。,1857年授翰林院编修，1858年入直上书房。1859年英法联军侵犯大沽时，派赴天津协助僧格林沁，议不合，辞职，1862年改授苏松粮储道，迁两准盐运使。1863年升广东巡抚，后与两广总督瑞麟不合，被黜；1875年授福建按察使，未到任，命在总理衙门上行走。,1876年被派赴英国对“马嘉理案”表示惋惜，并首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驻法公使，1879年以病辞归。主张学习西方科技，办铁路、开矿山，整顿内务，“以立富强之基”，遭顽固派猛烈攻击，生平著述大半散佚，存者有礼记质疑、大学质疑、中庸质疑、使西纪程、养知书屋遗集及诗集、奏书等。,郭个性鲜明，外貌温恂，思想活跃，既富进取心，又傲慢自负，经常言语伤人，不易与人合作。故其思想不易宣传出去，亦不被人理解，孤独寂寞。有此种性格的人，得志则“卓厉风发，纵横如意”，不得志则“狂狷若流”，不满现实，在政治上成为反对派。,曾国藩颇知其人，当李鸿章欲推荐郭在江苏任官时，曾国藩便表示反对说：“筠公芬芳悱恻（内心悲苦，爱好批评时政，不满现实），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2、郭嵩焘的外交思想,我们可以用“情”、“势”、“理”三字概括了郭嵩焘的对外关系理论。“理”在郭嵩焘看来就是处理对外关系应有的基本态度，“情”则是处理对外关系的出发点，“势”又是处理对外关系的策略方针。,所谓“情”就是要考求洋情。而考求洋情有三个要点：,第一、设立专门机构，培养专门人才，对外夷要通其情伪。,郭嵩焘认为，要和洋人打交道，就先要了解洋人在想什么。他说：“欲制御远夷，必务疏通其情；要通晓夷情，必熟悉其语言文字。”而当时的中国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相反，一方面，“上下之情太隔，名实之数太淆，欺罔之风，成为积习。”他质问：“王大臣去百姓太远，事事隔绝，于民情军情委曲不能尽知，如何处分恰当？”连自己国内的上下之情尚且不能通透，更遑论外情？另一方面，士大夫清议恣肆，背后骂洋人，当面又怕洋人。只顾及所谓天朝大国的所谓脸面，而不顾实际情况高谈阔论。,1859年2月他给咸丰帝上书说：“通市三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不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莫切于是”。这几乎是十多年前林、魏主张的重申。（四国新档、英国档下P85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台北）,出使之前，郭嵩焘曾说:“能知洋情，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荆棘也”。所谓洋情，就是要了解西洋各国的历史、地理以及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现状，就是要了解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意图、目的、政策。总之，就是处理外交关系的现实基础。为此，郭嵩焘提出了“知时知几”的观点。到伦敦之后，郭嵩焘将在赴英途中所见闻所想都用日记的形式记下来，寄回总理衙门，由同文馆刊行，名曰使西纪程。,第二、认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基本要求在于通商求利。,中法战争期间他在总结自己的观点时写道：“顷数十年，汽轮车船夺天地造化之奇，横行江海，无与为敌。而充其意之所极，贾市为利而已。其阴谋广虑囊括四海，而造端必以通商。迎其机而导之，即祸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转而为我用，故可以情遣也。”（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P214岳麓书社1984年）,这里既肯定了西方列强有霸占世界的野心，又认为其基本目的和基本手段是通商谋利。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基本关系，不但可以遏止外祸，还可以利用外国所长发展自己的国家，这同那些死抱天朝上国心态，仍把西方各国看作蛮夷的官僚士子相比，识见高明得多。,第三、要认识中西关系与历史上的夷夏关系迥异。,在抵欧之前，他就一再申明：“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郭嵩焘日记（三）P124 经过在英一年的实地考察，其认识又有新的发展，痛心地写道：“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同上P439,所谓“势”，就是要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确定以和为主的战略方针。,从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朝野便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中国的礼乐教化远甚于西方。这就是说在总体上中国文化远胜于西方，这是他们观察和处理中外关系的基本精神支柱。而郭则不然，他认为中国正处于全面的弱势，不仅在器物层面如此，而且在文化方面亦然。故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应实行以和为主的方针。,早在1860年他便写道：“值衰弱之时，外有强敌，而绕幸一战之功者，未有能自立者也。弱则必以和为主，未有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嗔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郭嵩焘日记（一）P393 后来郭在向挚友吐露自己对中外情形的认识时说：“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郭日记（三）P548,首先，他正确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和战经验，认为无论是战还是和都与国势有关，不能一味主战。他在咸丰十年（1860年）的日记中说：“故中外相制，强则拓地千里，可以战，可以守，而未始不可以和，汉之于匈奴，唐之于回纥、吐蕃是也。弱则一以和为主，南宋之犹赖以存是也，而终南宋之世，二百余年亦未尝废战。”（393页）这也就是说和与战都要考量国力。,其次，对比中西国势，中国显然处于弱势，郭嵩焘说西洋“政教风俗，气象日新。百余年来，其官民相与讲求国政，自其君行之，蒸蒸日臻于上理，至今君主以贤明称，人心风俗进而益善。”（302页）,相比之下，清朝统治却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朝不保夕，“所见风俗人心，已成江河日下之势。吏治罢敝，盗贼横行，士民犯上无等，官吏一切纵之，专意苛害良民。稍有知者，群怀忧乱之心，即各省大势，亦皆略同。”（208页）郭嵩焘认为以中国目前的国力，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与西方列强抗衡，根本无济于事，“处极弱之势，无可 据之理，又于外夷情形懵然不知考究，而思以诈胜。延夷祸于无穷。”（212页）,第三，战争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不能盲目，要预先计算战争的后果。“五十年来，每一用兵，即国家多损一分元气，前事可为殷鉴。”410页）郭嵩焘在天津参加僧格林沁的军事行动时指出：“不幸而战败，如何收来？幸而胜，如何为持久之计？彻始彻终，通盘筹算，然后斟酌一办法，请之朝廷。临时小小变通，大局筹办总不处此。所谓有算胜无算也。”（218页）,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中，道是文明教化的核心，认为在世界新格局中，中国已沦为背离文明教化之无道之邦，而西洋的文明开化程度远胜于己，这决不是郭心血来潮的一时愤言，而是通过在英一年左右的观察才得出此种认识的，较之他刚到伦敦时认识迥异，即一年前他也认为：“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所谓“理”，即摒弃愚蠢的蛮干，冷静地按照条约，法例和常理处理同外国和外国人的关系。,1861年有感于近20年夷务工作一再出现的怪现象，郭沉痛地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夷患至今已成，无论中国处之何如，总之为祸而已。然能揣其情，以柔相制，其祸迟而小。不能知其情，而欲以刚相胜，以急撄其怒，其祸速而大。”,这是建立在郭嵩焘多年的了解和理智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的结论。他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到英国人并非意图灭亡中国，甚至也没有领土要求，所好者仅仅是利。因此他认为，中国人完全不应该怕外国人。“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海防无功可言，无效可纪，不宜任。苟欲击之，必先自循理；循理而胜，保无后患，循理而败，亦不至于有悔。”,“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矫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诱致夷人，薄而击之。仆陈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语瑞秋帆学士云：在军无所赞 益，安危大局，稍能见及，不敢不言。夷人之来有辞，当求折冲樽俎之方，不足与用兵。即势穷力战，要使理足于己，庶胜与败两无所悔。圣心优勤如此，岂可乘骄 愤以贸天下之名哉。学士取顺僧邸之意，不能用也。”（日记（一）P406407）,这个情况在曾国藩同其亲信的谈话中也可得到参证。他说：“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然至今亦未闻以九年诱击夷人为非者也。”吴汝伦日记（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转引自黄睿花随人对庵摭忆第495-496，上海古籍出版社,僧格林沁侥幸取得了一次大捷，结果呢，招致来更惨重的失败和屈辱。尽管郭嵩焘对僧氏不听己见而恨恨不己，但他仍然平允地认为，“其祸成于僧邸，而实士大夫议论迫之然也。尝叹京师士大夫不考古，不知今，徒以议论相持，贻误国家而不惜。”,郭还一再批评不依理办事的现象是各地组织民众进行的反入城斗争，1865年他在广东巡抚任内就曾处理过入城事件。他也多次论及这类事件，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位朋友“述悉衡阳之驱逐夷人，及省城会议不准夷人入城，以为士气。吾谓夷人顷所争，利耳，并无致死于我之心。诸公所谓士气，乃以速祸而召殃者也。”（日记9一）P469-470,但是，那种不和洋人打交道，阻止洋人进城，盲目排拆洋人、洋货的行为，这类“不明事理”之举仍然在国内占据主流，当时的情况是：“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指为汉奸，不齿士类，盖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恶。”,他对反入城斗争非常反感，深知所谋士绅阻洋人入城，实际是官吏在背后作祟，他悲愤地写道：“湖南又有殴击洋人之案。自办理洋务四十年，每一阻拒洋人，则开一衅端。至于广东禁使入城，而洋祸乃烈；云南禁使入关，因而阻击之，而中外遣使之局乃成，抑思洋人之游历也有条约，其指名游历也有照会，一切假朝命行之，而至今相承不悟，是以义愤阻拒洋人，而先已违背诏旨。夫且无以自解，又何辞以解于洋人？则亦在官者积惯成习，不明事理之过也。”,郭氏认为，症结在内政，内政修明，人才得用，洋务并不难办理。只须做到“以礼相待，以理制胜”。他自言：“在粤处置洋务，无不迎刃立解，常谓开谕洋人易，开谕百姓难，以洋人能循理路，士民之狂逞者，无得路之可循也。”,在广东，他做了这么几件事。一是帮英国领事追回被骗的20余万两银子，这件事此前己被拖了三年，他到任后，仅十天就有了结果，英国领事专函表示感谢；二是与荷兰换约。换约时，荷兰使节瞧不起中国，约文中只有洋文而没有汉文，郭则据理力争，最后荷兰不得不再补充汉文，并道歉。三是处理太平军侯玉田。侯玉田在太平军中担任森王，专门在香港负责接济南京。郭嵩焘以他行劫海中，违反公法之名义，向香港方面交涉，终于把他解归广州巡抚衙门处决。,3、郭嵩焘的洋务思想,（1）积极支持自强新政，提出了富强之路之基本点。主要内容有：第一，以发展私营工商业为富强之基。,早在1866年，郭便上书总理衙门，提出两条重要意见：一是撤销出海的禁令；撤销一切禁止民间经营工商企业的禁令，使商人早己暗地购置轮船经营的对外贸易合法化，鼓励民众制造轮船和经营工商谋利；二是令官办企业投入市场营运。（日记（三）P608）,这些建议含有三个重要思想：首先是与洋人竞争商战思想。这与正在流行的御侮无非整军经武的见解相反，他认为要“使商民皆得置造火轮船以分洋人之利，能与洋人分利，即能与争胜无疑矣。”郭嵩焘日记（三）P608 这比郑观应鼓吹商战要早10年。,他认为，对中国近代而言，应该优先发展对外贸易、轮船、铁路、电报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并且指出允许商民自办是最好的途径。西洋各国工商业的繁荣发达，都是商人自办的结果。中国要想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就必须走商人自办的道路。郭嵩焘看到当时华商比附于洋人的现象，他说:“往闻粤商伍怡和、吴健章及籍隶宁波之胡墉、杨坊，号称巨富，皆有轮船，经营贸易遍及西洋诸国。惟身自隐讳，以与洋商比附为利”。,推究其因是由于清朝廷重农抑商的政策造成的。华商的经济利益得不到清朝廷保护，当然只能“以与洋商比附为利”。郭嵩焘从扶植“商贾”的立场出发，极力反对封建国家垄断新式工商业的做法。他明确指出，官府控制新式工商业只能阻碍和抑制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其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清朝廷沿袭几千年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歧视商人，压制工商业的发展。,结果“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多怀疑不敢应(指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故不如商人自制之情得而理顺也。”同时，郭嵩焘把国内商办企业与官办企业效益进行比较，得出商办企业比官办企业经济效益好的结论。,他认为:商民自办企业存在着“计较利害之心，有保全身家之计，因而有考览洋人所以为得失之资。”故商人尤其注意学习和引进外国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与经营方式，以求得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相反，封建官办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则因为督办的大多数官吏并非能贤之辈，并且经营的成功与失败，对于他们的自身利益并无任何损失，故而对外国资本家学习的迫切性与积极性不高，其经营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郭嵩焘提倡“商办”的思想代表了中国工商资本家的要求和呼声。在这一点上，他是不自觉地充当了民族资产阶级早期的代言人，其商办思想已超出了同时代洋务思想的认识水平。,其次，确认民富是国强的基础。,郭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贫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郭嵩焘诗文集P255）由此出发，欲国家富强而只热衷于官办军火工业，或办民用工业的同时给民营工商业设置重重障碍，均是南辕北辙。,再次，必须以利导民。,他说：“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四之方也。”（条议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P340 岳麓书社1983年）郭发展私营工商业的主张是对清廷自强之道的最早否定，后来左宗棠也认识到工矿“官办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63，P24-25）不过这已经是10年后的事了。,第二，以讲实学为富强之源。,郭认为当时的八股取士无非是“悉取天下之人才败坏灭裂之，而学校遂至不堪闻问。使稍知有实学，以挽回一世人之心，尤为当今之急务矣。”他所说的实学就是指西学，针对这种状况，他说：“此时宜广开西学馆，使稍服习其业，知其所以为利，庶冀人心所趋，自求之而自通之，日久必能收其效。”（致李傅相郭嵩焘诗文集P343）,第三，以“急通官商之情”为富强的根本,他认为“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国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郭嵩焘奏稿P341这里揭示了西方各国的本质是在商贾（资产阶级）管理和支持努力扩展资本主义经济。因此，要象西方那样富强，就必须“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西用西法之基”。（郭嵩焘奏稿P345）,郭嵩焘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国富国之术，尚学兵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他将西方各国的“通民情”列为西方各国的立国之本，并视之为是中国应当取法的长处。1876年12月，他在使西纪程中说：“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铺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千年可矣；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洋务派思想的核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然而郭嵩焘感到:中国君民上下之情严重阻塞，认为只有首先在中国确立如西方各国“通民情”的立国之本，才能富国强兵。在这一点上，郭嵩焘提出的本末论比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更为进步，更接近维新派的思想，那种认为郭嵩焘“本末论”仍是冯桂芬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第四，主张发展近代教育事业,郭嵩焘主张发展近代教育事业，培养新式人才，并认为清朝廷的科举模式教育只能浪费人们的聪明才智，对社会进步毫无用处。同时，郭嵩焘认识到西洋各国之所以国富民强，关键在于重视近代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新式人才，“西洋之法，通国士民一出于学，律法、军政、船政下及工艺，皆由学开而专习之。”,郭嵩焘出使英国后，亲自走访了英国的各类学校，深感西方各国教育的发达。在英国，他曾应理雅各的邀请访问了牛津大学，深受启发，在日记中写道:“士进者名就其才质所长，入国家所立学馆，如兵法、律法之属，积贤任能，终其身以所学自效。此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汉魏以后士大夫知此义者鲜矣。”,1878年10月16日，郭嵩焘参观了苏格兰一家女子学院，印象颇深，在日记中写到:每堂四壁张画几遍，有为与地者，有为动植物者，有为器具者，有为制造机器者，有为画学者，有为商学者，有教音乐及歌者，即其所以教女子者，皆中国士大夫所未见者也。,通过参观英国的各类学校，郭嵩焘对西方现代教育制度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他在给沈宝桢的信中，强调教育是国家振兴的迫切需要。他说:“嵩焘读书涉世垂四十年，实见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他认为正是因为科举教育模式只是图务虚文，而导致“人心风俗所以日坏”，国家无法富强起来。,与此相反，西方各国教育要比中国的教育先进的多，西洋学校“一切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因而，郭嵩焘主张改革科举教育模式，创办新式学校，培养中国近代人化所急需的实用型专门人才。郭嵩焘不仅主张兴办近代教育，培养实用人才，而且提出了发展近代教育的具体措施。他提议:“宜先就通商口岸开设学堂，求为征实致用之学。”,当时，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全都是学习海军军事知识的。但是，郭嵩焘注意到日本派遣的留学生学习的重点是各种技艺、政治和法律，而学兵法者很少，郭嵩焘十分钦佩日本政府的远见卓识，而对中国“寝处积薪，自以为安”甚为忧虑和担心。,他深感中国官民隔阂严重。1859年他曾当面向咸丰帝提出“今日以通下情为急”。（郭嵩焘日记（一）P215）10年后他将官民关系具体为官商关系，认识更加深刻了。,郭的思想超出了同时代的洋务派官僚，更是顽固派所不可比拟的，他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奠定了中国的使馆制度，其后清政府陆续派遣陈兰彬使美，何如璋使日，刘锡鸿使德，崇厚使俄，曾纪泽使法。,当时一般士大夫都认为出使是耻辱的事。“有损国体，形同寄生，类似质子”，当郭答应使英后，朝野的卫道士们视之为卖国贼，有人撰联讽刺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先知者的命运是坎坷的，“归来万事都零落，惟有残编伴病翁”（郭嵩焘日记（四）P26）然先知者对自己的信念又是异常坚定的，“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斯人。”（戏书小像郭嵩焘诗文集P785）,对于无知的指责，郭嵩焘蔑然视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明了不以世间毁誉为进退的心迹：“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自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病卒。当时由王先谦等具奏，李鸿章代奏，对于他为人治学方面的优长颇做铺陈，请求给予赐谥。但朝廷回答是：“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与朝廷的无知无情相反，当时的学者王先谦为郭嵩焘撰写的墓志铭对其一生功绩作出了高度评价：“利在国家，岂图自私！皦而风节，百世之师。文章满家，鸾凤其仪。谤与身灭，积久弥辉！”,后来的维新派杰出人物谭嗣同为郭嵩焘鸣不平，并向他致敬：“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嵩焘）侍郎，湘乡曾劼刚（纪泽）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维新派的另一杰出人物梁启超也称赞郭嵩焘是“最了解西学的人。”,郭嵩焘生前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制订了一个时间表，认为中国要用四百八十年完成赶超西方强国之路：学习西方军事，三十年可初见端倪；学习西方制造工业，五十年可稍见成效；兴办新式学校，一百年方能树立起人才；再用一百年荡涤旧习；再用一百年砥砺精英；再用一百趋于大成。由于当时顽固守旧派的强大，郭嵩焘这个时间表制订的时间长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