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理工科学技术史编史学部分讲义04科学史中的“科学革命”.docx

第四章科学史中的“科学革命”革命就其最根本的含义来说，就是反对己建立的政治秩序，并最终建立起一种与先前完全不同的新秩序。-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I、“科学革命”的概念及其确立目前，当人们谈及科学的历史发展和科学的成就时，不论是在科学哲学家中还是在科学史家中，乃至在一般公众中，“科学革命”己成为一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在我国，近年来，尤其是随着库恩的科学哲学理论被译介之后，科学革命这个概念(或按西方常用的术语，作为科学哲学或科学史中的一个常用的“隐喻”)更是有口皆碑。然而，当人们广泛地使用这一概念时，并不一定总是对此概念作了明确的限定，使之具有前后一贯并且为人们所共同认可的涵义，这一方面影响了对科学发展的描述的精确性，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混活、误解与争议。可以说，科学革命首先是一个科学史中的概念，即使当科学哲学家们在使用它时，也旨在对科学发展的某种特定阶段给出形象化的描述。而在目前的科学史界，同样地，“科学革命已成为最有权威性的章节”。美国科学史家撒克里在其于80年代初所撰写的关于科学史这一学科的历史与现状的权威性综述文章中，列举了目前科学史研究中的十大中心领域，其中第二个领域即是“科学革命”。因为“，革命提供了一种简单然而又深刻的观点，与概念分析的理想主义方法极为相称。在对伽利略、笛卡尔或比如说牛顿和洛克的研究中，它为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提供了共同的基础”。除了与科学哲学家相比科学史家往往是在相当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科学革命概念之外,科学史界内部在对此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也存在有很大的分歧,一些西方科学史家已就此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编史学研究。本章将在这些已有工作的基础上，从科学编史学的视角对有关科学革命间题的若干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评介与分析。“科学革命”作为一个科学史的概念，其自身也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美国科学史家柯恩曾对此历史作了系统的考察。柯恩的结论是，与“revolulion”这一最初来自天文学和数学领域的专门术语获得了现今“革命”一词涵义的历史相伴，“科学革命”的概念起源于18世纪。这里略去不谈这些早期的发展。但可以简要提到的是，总的来说，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尽管科学革命的主题频繁出现，但这一概念还不能说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中已获得普遍的承认，还没有成为撰写科学史的一个核心的组织原则。而这种情况的改变，主要是在50年代以后，由三位学者的三部著作所产生的影响。第一位学者是英国历史学家巴特M3德，在受早期如伯特(E.A.Burtt)和科瓦雷等人的影响下，他在1949年出版的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7800一书，把“第一次科学革命"(theScientificRevolution,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提出的。由于目前在英文中，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以大写字母开头所表达的“科学革命”已具备有特指的含义,这里将其译为“第一次科学革命”,以区别于更一般意义上的科学革命(SCientifiCrevolution或revolutioninSCienCe)概念作为一个中心问题来论述，并对这场革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由于这个革命不仅推翻了中世纪的科学权威，就是说，它不仅以经院哲学的黯然失色，而且以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崩溃而告结束。因而，它使基督教兴起和宗教改革降到仅仅是一插曲、仅仅是中世纪基督教体系内部改朝换代的等级。由于这个革命改变了物理世界的图景和人类生活本身的结构，同时也改变了甚至在处理非物质科学中的人们惯常的精神活动的特点，因而，它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精神的起源赫然耸现出来。”由于在这部著作出版时，正值大规模地应用了科学技术的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们对于科学史、对科学中的革命以及对第一次科学革命中近代科学的创立的兴趣日益增长，所以巴特菲尔德这部著作生逢其时，产生了极大影响，以其结论使包括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在内的人们比较普遍地相信和承认了近代科学的出现是历史上的一次重要革命。第二位学者是英国科学史家霍尔,他于1954年发表了科学革命：15007800)一书。这部书可以说是第一部以科学革命为题，全面而系统地论述第一次科学革命的专著。他深受法国科学史家科瓦雷的影响，应用了概念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历史。如果说巴特菲尔德是作为一位一般的历史学家而使科学革命的意识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话,霍尔则是以一位专业科学史家的身份为科学革命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三位学者就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库恩。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于1962年出版后，立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库恩与前两位学者的影响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著作使人们开始不仅仅关注规模巨大的第一次科学革命，而且使人们转而注意到科学中单个的、规模较小些的革命，并认识到革命在科学中的发生或许是科学发展的一种规律性特征。争论:内史论与外史论，突变与连续随着科学革命的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作为一种撰写科学史的重要组织原则,有关科学革命理论的各种争论也逐渐兴起和日趋激烈。在一般的科学史研究中，伴随着近代科学诞生的第一次科学革命，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热门研究领域，许多编史学争论也正是由此展开。它们不仅涉及到科学史研究的概念与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对近代科学的起源、对科学的本质等重要问题的理解。由此，下面我们先就主要同第一次科学革命相伴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争论的线索之一是内史论与外史论之间的分歧。这也涉及到，对于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历史研究来说，需要解释的是什么以及怎样进行解释的问题。实际上，早在科学革命概念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50年代之前，这种分歧就已在对近代科学产生的研究中蕴育成形了。20年代，科学哲学家伯特在其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在抨击实证主义的科学发展观、探索构成近代科学的哲学基础时提出，在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向近代科学的转变中，关键性的假定是将终极的实在与因果效应归于数学的世界，而这种对自然的数学化完成于17世纪牛顿的工作。在此方向上，柯瓦雷又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在第一次科学革命期间，根本的转变既是由于对时空的几何化的数学方法带来的，也是由于形而上学的变革带来的。他确信，对于人类所有的智力活动来说，有一种根本的统一性，从而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系列独立的事件，而是与哲学、形而上学和宗教思想的转变密切相关。从伯特，到柯瓦雷，再到后来的巴特菲尔德和霍尔等人，形成了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对第一次科学革命的经典解释，主要是立足于世界观的转变，认为科学的革命是一种智力的革命，是由新的看待世界和进行思考的方式所带来的。”对于这些历史学家，科学在本质上就是思想，就是深刻的、大胆的、符合逻辑的、抽象的思想，而思想则最终就是哲学”。与科学革命研究中的内史论学派相对立，从苏联科学史家赫森开始（虽然他本人并未使用科学革命的概念）并逐步壮大起来的外史论学派，则强调社会外部因素对科学革命的重要影响，显然，内史论者与外史论者所集中注意的是科学革命不同的侧面，其间的争论虽然长期持续下来，但也出现了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趋势。由于这方面论述已较多见，这里不再展开讨论。但国外近来发表的一篇论及科学革命研究的论文所提出的观点或许是值得介绍和注意的。其观点是认为，要解决这种争端，可以采用目前知识社会学和所谓“与境主义”编史学的观点，把科学看作一种“亚文化”。首先这种亚文化像内史论者所强调的，是相对自主的，但同时它也具有自身内部的微观社会结构与社会动力；其次，这种微观结构在许多方面又依存和受制约于外史论者们注意的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动力。关于科学革命编史学争论的另一突出问题,与上述内史一一外史论的争论也有很多交叉相关的地方，这就是关于科学发展（起源）的“突变”与“连续性”，或者说是“革命”与“进化”观点之间的争论。从19世纪以来，哲学和编史学中一种久远的传统，是把欧洲的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时期，而中世纪则被视为一座文化与智力的废墟。像孔德和休厄耳等人就典型地持有这种观点。这显然也是和当时辉格式的科学史观相一致的。如前所述，从伯特、柯瓦雷、巴特菲尔德到霍尔的这一学派，在发展了概念分析的观念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从把握近代科学的哲学基础、世界观出发，研究近代科学的兴起。柯瓦雷在编史学中的中心作用，正是在其历史表述中确立了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作为科学史在古代与近代之间的转折点这一概念。霍尔甚至声称在对第一次科学革命的研究中，他是“泰然自若地遵循了实证主义甚至辉格式的观点，因为不可能在同一句话中既写到一场战争中的战胜者又写到失败者的观点”。通过这些人的工作，一种通行的看法，就是把16T7世纪作为带来近代科学诞生的第一次科学革命时期。在19世纪末，另一种科学的发展观也开始逐渐出现，如像马赫、玻尔兹曼、纽科姆(S.NeWCOmb)(甚至20世纪的爱因斯坦和密立根)等科学家，就认为科学中的突破是进化(evolution)过程而不是革命过程的一部分。柯恩曾指出，这种思潮的形成，部分地是当时人们对政治与社会变革的一种反应，即他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政治革命的消极方面。但这种观点更明确、更有基础地出现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则源于20世纪初法国物理学家、哲学家同时也是科学史家迪昂的工作。迪昂对静力学的起源的研究，使他注意到了13和14世纪的一些学者的工作，他转而集中研究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物理科学的发展，认为许多被称为第一次科学革命的重要工作，实际仅仅是已被中世纪学者所发展了的理论与方法的自然延伸，17世纪只不过是这种延伸进化的暂时顶点而己。迪昂的结论是：“近代有理由为之自豪的力学与物理学，是通过一系列不间断的、几乎难以觉察的改进，产生于在中世纪一些学派内心中得到承认的学说。所谓的智力革命通常仅仅是缓慢和有长期准备的进化。”迪昂对于在中世纪和早期近代科学之间连续性的强调，被有些人称为科学编史学中的一个革命性事件。这种观点虽然在刚提出是并没有很快得到普遍承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迪昂的影响之下，越来越多的科学史家转向注意中世纪的重要性，并把研究的目标扩展到更广的范围，沿着这一传统，一个新的学派开始形成。由此，”对科学革命作为与不久的过去明确决裂的观点受到最初的普遍挑战,并把中世纪问题变成了历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例如像柯瓦雷这样的革命论者，在坚持近代科学起源中思想方式的重要性时，忽视了方法的一面，甚至认为伽利略并没有做过他在两门新科学中所描述的斜面实验(这一问题后来已由德雷克(S.Drake)等学者所纠正)。而连续论派的科学史家，如美国的克龙比(A.C.Crombie)等人，则强调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认为近代科学大部分的成功，要归功于对经常被称之为“实验方法”的归纳与实验程序的应用。而至少是在定性的方面，对这些方法的近代系统理解，却是由13世纪的哲学家所创立的，正是这些哲学家把希腊几何学的方法转变成了近代世界的实验科学。在60年代，英国科学史家耶兹在她对布鲁诺的研究中，注意了巫术和海尔梅斯主义的重要贡献，强调了在海尔梅斯主义传统和近代科学之间的连续性因素。耶兹的成果发表后，使所谓的海尔梅斯主义传统成为英语国家科学史家中学术性争论的主题。按照她的理解，第一次科学革命虽然是一整体的过程，但却在两个阶段上发生：第一个是在文艺复兴期间的巫术神秘主义阶段，在此阶段中，对世界的看法是以巫术的万物有灵论普遍规律作为基础的；第二个阶段是机械论诞生的经典阶段。在此方向上，美国科学史家杜布斯(A.G.Debus)发展了所谓科学革命的整体理论，认为就理解文艺复兴时期海尔梅斯主义在近代科学形成中的作用来说，其核心的编史学问题是帕拉塞尔苏斯的化学的哲学，相应地，第一次科学革命的起始被向前推至15世纪中叶。总之，“对于在柯瓦雷之后的新一代科学史家来说，撰写科学革命的历史，这意味着研究在彼此交错于不同智力名册中的文化要素之间多重的冲突”。从连续论引出的一种极端的看法，是根本否认革命的存在。对此观点，柯瓦雷曾给予反击：“在中世纪和近代物理学发展中表面的连续性（一种由卡瓦尼和迪昂如此强调的连续性）是一种错觉。当然,一种不间断的传统确实把巴黎唯名论者的工作引导到贝尼德梯、布鲁诺、伽利略和笛卡尔等人的工作但由迪昂引出的结论仍是一种错觉:一场准备充分的革命仍是一场革命”由连续论引出的另一种缓和些的观点，则是把第一次科学革命的起始年代不断向前推,甚至推早到13世纪。这样，就带来了确定这次科学革命的年代的间题。实际上，不仅仅是革命的起始年代，就连结束的年代，人们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革命论者霍尔在其50年代的开创性著作中，认为“19世纪初是一个可用的分界点，一边是在其过程中科学艰辛地相继获得了它们积累性特征的科学革命，另一边则是这种特征被成功地保存下来的现代时期”，并相应地把第一次科学革命定在1500-1800年间，但在80年代他将其著作重写时，却又把这次革命的年代压缩为1500-1750年，因为“当牛顿去世时，科学革命的伟大创立阶段就结束了"。当然，更普遍的看法，仍是把这场革命看作是在16-17世纪发生的。也有一些学者像前面提到的耶兹那样，在此大的革命之内再做更细致的分期，如选用“自然哲学”、“各门具体的科学”和“应用技术”这三个概念范畴作为分析和历史分期的出发点，把第一次科学革命又再细分为三个时期：1,科学的复兴阶段（1500T600）；2,批判阶段（1590-1695）；3,形成一致和巩固的阶段（1695T690）上述种种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于什么是近代科学的根本特征、什么是近代科学起源的标志以及什么是科学史所要描述和考察的内容等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如果批判的方法、实验和逻辑的技巧（归纳和演绎），以及实用的倾向被视为科学的本质，就导致克龙比的进化观点,在此情况下,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术语就只是一空洞的标鉴。相反，柯瓦雷的科学观则不同，相应地，他的分期也不同”。由于这些问题，进一步带来了“科学革命”这一概念恰当与否及它所指称对象等等一系列的争论。一位倾向于进化观的学者认为,历史学家利用隐喻，在很大程度上就像科学家利用模型一样，但在许多讨论中，“科学革命”的概念不再作为一种隐喻，而是被对应于某种实际存在的东西，问题只是何时、何处以及多长时间的问题。然而，“如果我们把隐喻看作模型的话，结果就不一样了，此时，科学革命'不再是一个历史过程，而只是历史学家用于教育目的的一种工具”。科学史家克拉夫的观点则更洒脱:“在许多方面,对于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实在性的经常性讨论也许并不令人感兴趣，只要人们承认，这种问题取决于正确观察事物相互关系的能力，只要避免把17世纪当作科学诞生的突然时刻这种幼稚的维多利亚式观点，那么是否称此阶段为一场革命就无关紧要了。”m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理论第一次科学革命可以说是一次规模巨大的科学革命。然而，人们经常还把科学革命这一概念用于描述不同历史时期各门具体科学学科的发展和变革。对于科学革命概念的这种用法,科学史家是有不同看法的。这同样涉及对科学革命之木质的理解。如对科学革命间题有较多论述的波特(RPorter)曾这样说：“科学中的革命需要有对地位牢固的正统观念的推翻，本质性的内容是挑战、阻力、斗争和征服。仅仅提出新的理论，这并不构成一场革命。如果科学共同体匆匆地赞成一项革新，赞扬其优越性，这也不是一场革命。此外，革命不仅要求对旧理论的摧毁，而且还要求新理论的胜利，必须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有一可见的突破。革命还要以规模的宏伟和步伐的的急迫为先决条件。小的、部分的革命以及长期的革命是对这一术语的滥用J在他看来，现在人们广泛谈论的形形色色、规模种类不相同的科学革命，无异于使科学革命概念像货币一样可悲贬值。持波特这种观点的科学史家不乏其人。有人就认为：“如果我们要使用革命'这一术语，我们就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把它用于17世纪的那场科学革命，另一种是只把它用于极少的场合，如哥白尼、牛顿或达尔文的革命。同时，把别的隐喻用于科学思想中的其它种类变革。否则，就有使我们的语言和文体变陈腐，使我们在对科学史的分析中丧失精致与准确的风险”。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尽管有争议，但多数人还是在研究著作中、教科书中和其它许许多多的场合使用科学革命这个概念。我们无法回避这一现实。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正确地辨识和理解其人在特定的场合对此概念的确切用法。如果我们自己使用这一概念，则最好也是作出自己的明确限定。在这方面，了解一下关于科学革命有代表性的理论，是颇有借鉴意义的。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在“范式”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这种发展模式。关于库恩的学说本身，因已广为人知，这里不予赘述，但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在其学说中，“范式”的概念是一个重要的核心假定，而库恩本人也承认，“在一次革命之后，科学家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工作”，因而“向新的规范过渡是科学革命”。库恩的学说可以说是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对政治学、社会学乃至神学等等学科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这些学科的研究者们广泛地引用其理论。一些历史学家们也开始尝试利用库恩的理论框架来进行研究。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一位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理论却偏偏在科学史界遇到了明显的抵抗。从理论性的角度来说，内史论者和外史论者从不同的侧面对库恩进行了批评。在内史论者看来，结构一书的相对主义解释和编史规则“似乎体现了一种外来的、人为的和幼稚的系统性安排，这种安排与科学思想的实际的流动与复杂的发展毫无相似之处”,“仿佛库恩利用他天才的想象力创造了一种人为的、幻想中的境地，而不是对科学的连续性与变革的历史结构的指南二外史论者则提出了库恩所面对的更严重的困难。他们认为库恩过于狭隘地只限于注意科学思想的内在动力，错误地把科学共同体描述成了一块孤立的飞地，人为地割断了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认为库恩“描述的不是实际存在的联系，而是在今天有关科学方法论观点的基础上，觉得应该存在的联系”。由于要建立一种科学发展的普适的理论模式，库恩引入了一些先验的假定，这样，在研究科学的变革时，“在此特定时期如此重要的外部因素，或是完全消失了，或是在其格式塔转变中变得几乎不可辨认了”。因此，“历史学家在把它当作一个没有疑问、未经受挑战的模式来引用，以描述在一个近乎孤立的、自主的共同体中智力起作用的方式时，应该谨慎”。除了这种理论性较强的分析和批评之外,还有种种其它的不同看法和意见。如有人认为,某些科学在一定时期内并无一定的“范式”，以及并非每一次科学革命都伴随着“危机”等等。一般说来，科学史家更注重一种理论在指导其历史研究时的实用性。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几乎不存在库恩式的科学史的范例”。因而，“人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与结构相联系的学说不论在别处怎样,它们并没有成为科学史中的范式学说”。为了具体说明这种情况，我们不妨看看库恩本人的例子。库恩早在其1957年的哥白尼革命一书中就谈到，他相信“历史研究可以带来一种对科学研究的结构与功能的新理解”。由于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独特的科学革命理论，又由于他曾长期从事量子物理学史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所以在1978年当其研究量子理论早期史的黑体辐射与量子不连续性，1894-1912一书出版时，就尤为引起人们的注意了。正如美国科学史家克莱因(M.J.KIein)等人所言：“因为就这一术语的任何定义而言，量子物理学的创立都可以称为一场科学革命，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有理由预期库恩的新著在学术上会是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后续。在此书中，这位关于革命性变革的理论家将根据他的一般范畴来分析一场特定的革命,利用这些范畴来改进我们对所谈论的事件的历史理解，同时澄清其意义。但库恩并没有写出另一部雾月十八日。“相反，结果却是，“仿佛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从未写出过一般。人们所熟悉的范式、常规科学、范例、解疑、反常、危机、非常科学和不可通约性等概念，在此书中根本找不到”。因此，总的来说，“科学史家们发现，库恩的理论在作为一种组织他们的发现的工具方面用处不大”。一个例外是:美国科学史家布拉什曾提到，“与我许多同事不同，我很愿意采纳库恩的模式作为单个一门科学中典型革命的近似描述”，当然他也承认“此模式不大适合于包括许多门学科相互作用的科学革命”。由于在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理论中对“范式”及“不可通约性”等概念的使用带来了广泛的争论，近来库恩转向语言学，不再使用“范式”概念，而代之以分类学(IaXonOn)y)、辞典(LeXiCon)等概念来说明其理论。但如果参照上述科学史家批评的立足点，就会发现，至少对于科学史的实际研究来说，这一“转向”并未使该理论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W、柯恩的科学革命理论与判据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比较适用于科学史实际研究的科学革命理论呢?应该承认，这样的理论并不多见。科学史家们或许更习惯于做实证性的具体历史研究，似乎较少明确抽象出带有某种规律性的科学革命编史模式。正因为如此，美国科学史家柯恩在其科学中的革命一书中所提出科学革命理论就格外引人注目了。柯恩提出，所有的科学革命都具有四个主要的、明确可分而且前后相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智力革命”Gntelleclualrevolution）的阶段。它是革命的开始，由一个或一群人创造性的活动构成。这些活动通常是在与其他科学家的共同体没有相互交流的情况下作出的,其内容一般是流行的科学观点的根本性转变。虽然这些革新一般来自原有科学的基质，并且可能同当时己被接受的科学哲学、科学模式和科学标准的某些准则密切相关，但在新的科学观点中以一种革命性的潜力而表现出来的创造性活动，总是倾向于个人性的。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阶段，为"±A及造”的阶段。此时新的发现或新的规律被记录在个人的笔记本、书信、报告或论文草稿中，但尚未发表。此时，革命仍只是个人性的。第三个阶段是所谓“纸面上的革命”（revolutioninpaper）o在此阶段，新观点进入到在科学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流之中，如把新观点向朋友、助手和同事传播，并进而送交正式发表，向更广大的科学界传播。柯恩指出，在这前三个阶段中的任何一个阶段，科学革命都可能会失败，最初发现者的私人文件也许将在档案中积满尘土，待很久以后为人所知时，要引起革命己为时太晚。但只要完成了这一阶段，革命性的观点得到传播，一场科学革命就有可发生。再有，科学中的大多数失败的革命都没有超出“纸面上的革命”这一阶段，或是由于没有在科学共同体中获得足够的支持，或是由于与实验的结果相矛盾。如果新的、革命性的理论或发现在发表之后，充分多的其他科学家都相信并接受了这些理论或发现，并开始以革命性的新方式来从事其科学研究，这时，就进入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即“科学中的革命”的阶段。此时，才能说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发生了。当然，从“纸面上的革命”过渡发展到“科学中的革命”，也许需要很长的时间。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理论中，至少是由于其核心概念“范式”的含混与不确定性，使科学史家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难以应用其理论。与之相反，柯恩在提出了上述偏重于逻辑性分析的科学革命各阶段的模式之后，相应地给出了在科学史中具体判断一场科学革命是否发生了的历史判据。这种判据一共有前后相关的四类组成。第一类是当时目击者的表态，即在当时的科学家或非科学家们来看，某一新的理论或发现是否被认为是革命的、划时代的。第二类是对后来有关这一问题的历史记录的考察。如当时的科学论文或教科书是否表现出对新的理论或发现的接受。（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哥白尼的理论在当时并未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因而柯恩根据这一判据认为，当时并不存在一场“哥白尼革命"，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这种说法，并按现在的理解，“哥白尼革命”也只是到牛顿的时代才完成）第三类判据是历史学家（不论过去的还是现代的），尤其是科学史家和哲学史家们的判断，即他们是否把某一新理论或发现说成是革命。第四类判据是现代在有关领域中工作的科学家们的观点。在这四类判据中，柯恩认为第一类判据的权重最大，因为后来的判断更多地是反映了革命的长期效果，或者说是革命之后的科学史，而当时的评价则为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提供了最直接的洞察。当然，由于历史变迁，这类证据也许会轶失，所以它们是判断科学革命是否发生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如果对一场科学革命的考察顺利地通过了这四种判据的检验，那么我们自然可以确认这场科学革命的存在。正像有人注意到的，柯恩在他研究科学革命的专著中，曾提到了66场不同的科学或智力革命。实际上，柯恩并未对构成一场科学革命的是什么给出简单的定义。他认为：“在历史方面重要的是，在近代科学存在的4个世纪中，科学家和科学的观察者们倾向于称某些事件为革命。”正是以此为着眼点，柯恩运用他的科学革命阶段理论和判据，逐一自恰地对那些被人们称为革命的事件的历史进行了具体而实在的分析。对于柯恩的理论人们当然也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但他这种使其理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并将理论诉诸具体历史研究实践的工作的方式，无疑表现出一种科学史家独特的研究风格。V、科学革命的分期与中国科学最后，我们再来简要地讨论两个涉及到科学革命概念并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更高层次的科学革命分期问题。这不是就每一具体科学学科中的科学革命,而是就科学整体意义上的科学革命而言。因为我们前面较详细讨论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即是就包容许多学科的科学整体而言。60年代初,库恩最先引入了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概念:“在1800到1850年间的某个时期，在许多物理科学部门，特别是一些被当作物理学的那些领域的一系列研究中，研究工作的特点有过一个重要的改变。这个就是我把培根式物理科学的数学化称作第二次科学革命的一个原因。此后，沿着类似的思路，人们对相对于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其它科学革命也进行了分类和分期研究。这方面也有差异巨大的分歧，这里我们只试举有代表性的一二例。布拉什把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时期做了大幅度的扩充:即1800-1950年，并认为“在西欧的文明中只见到过两次这种规模的完整科学革命柯恩则主要从科学建制的发展着眼，把革命分为四次。第一次科学革命相对应于科学共同体的兴起。第二次科学革命是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对应于科学的职业化和科研机构的增加。第三次科学革命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应于工业实验室的出现和科学研究大规模地用于生产。第四次科学革命始于二次大战，特征是政府对科研的大规模资助及集体的研究方式。像这样一些分期的观点，自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另一个可以简要讨论的问题，关系到与中国科学发展相关的所谓“李约瑟难题H这一难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1,为什么近代科学唯独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西方?；2,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为什么中国文明在应用关于自然的知识到实际人类需要方面远远领先于西方?笔者没有系统地查阅李约瑟的著作，但从其他人的引文中，均未见到李约瑟把科学革命直接同中国科学发展相联系的论述。美国科学史家席文(N.SiVin)认为，问题1意味着人们必须研究别的地方为什么未能发生科学革命”。这样，“李约瑟难题”就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提法：“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对此，席文的看法之一是认为“历史上为何未发生某事”不是一个可以系统地去研究、更不是会有一个具体答案的问题。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席文认为17世纪的中国的确有自己的科学革命！”大约公元1630年，西方的数学和数学天文学开始传入中国一些中国学者,迅速响应,他们着手改变中国研究天文学的方法，大刀阔斧而又持之有恒地矫正了人们应如何去理解天体运动的观念。他们改变了关于哪种概念、工具和方法是至关重要的看法，于是几何三角基本上取代了传统的数值或代数演算。确认行星的转动以及行星与地球的相对距离一类间题，第一次受到了重视。中国天文学家第一次开始相信数学模型可以解释和预测各种天体现象。这些变化等于天文学中的一场概念革命。”关于“李约瑟难题”与中国是否发生过科学革命，三言两语难以说清，但从席文的论述中，我们的确又一次看到了“科学革命”概念的多义性，以及含混地、不加限定地使用这一概念可能会带来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