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谁设置议程.doc

谁为谁设置议程? 摘要本文就当前社会体制下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的辩证关系出发，通过对媒介的三种重新分类，以对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作为分析对象，得出议程设置的三种不同模式，力图就议程设置中的主客体身份问题做一个理论上的创新。 关键词媒介模式议程设置 一、议程设置理论阐释 议程设置的思想来源于李普曼舆论学中“虚拟世界”(也称为拟态世界)概念。他认为大众媒介的报道会影响人们的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构成一个由媒介所绘制的图景，引起人们的优先关注，进而对其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1963年，美国著名学家伯纳德·科恩首次在政治学上提出了议程设置的概念，他用一句非常形象的话语对议程设置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新闻媒介在告诉读者该怎么想上大都不成功，但是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上却异常成功。”1972年，美国传播学者马克思威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对李普曼和科恩的思想进行了假设性推论和延伸，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验证，并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正式提出了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标志着传播学中议程设置理论的正式诞生，后来，他们又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二次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第一次研究的结果。他们认为：大众传媒主要是通过根据事实的显著性进行优先的选择和进行报道来影响公众，为公众设置讨论和关注的议题，从而通过影响公众对媒介报道事件的理解和解读，最终达到影响公众认知的目的。 麦库姆斯和肖之后的传播学者也在他们的基础上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如D.H.韦弗在1976年的调查，日本学者竹下俊郎在1982年和1986年进行的调查等。他们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在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和受众的“议程设置”中有高度的相关性。其后的研究揭示出了“议程设置”的三种作用机制：“知觉模式”、“显著性模式”和“优先模式”，将“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从宏观领域引入到微观领域。 议程设置理论诞生至今，已经历了一系列的实证探索，该理论的正确性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得到了诸多的验证，为传播学界和实务界所普遍认可。但是以上的诸多研究对象仅仅局限于大众传媒与公众之间进行，主客体非常明确直观。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传媒与公众之间谁为谁设置议程的问题也未能得到解决。随着社会的日益加快，政府、公众和媒介之间的关系也越发错综复杂，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建构起社会传媒生态。进入时代以后，公众表达舆情的渠道大大拓宽，全新的传播方式也让议程设置变得更加复杂。综上，这些情况使议程设置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二、大众传媒的再分类 传统的议程设置研究中，没有根据受众的特点和个性进行分类，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与此相对应的，也没有对大众传媒进行分类研究。无论是麦库姆斯，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无一例外地将受众和媒介作为整体概念，在此基础上进行统计和论证。笔者认为。在复杂的传播研究系统中，每一个不同性质的因素都会发生作用，麦库姆斯和肖以及后来的研究者们在研究中没有考虑到实验的严密性，没有对主客体进行细分，所以他们得出的相关结果和真实情况仍然是有一定差距的。这种差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误差，而是由于实验设计的不严密所造成的。为了避免干扰，笔者根据媒介的性质和其受众主体的特点，将传媒进行了区别于以往媒介划分方法的分类： 第一类是以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权威媒体。 这些主流媒体，主要承担着党和政府喉舌的责任，发挥着喉舌功能。此类媒体在采访和报道中要坚决贯彻党性原则，即在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基础之上，着力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政策方针，要通过宣传报道引导公众认清是非，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类媒体代表着社会主流阶层的利益诉求。 第二类是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精英媒体。 这类媒体的主要受众是接受过高等、具有一定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的人，他们对于社会事务(尤其是涉及到公众利益的公共事务)非常关注，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实力，如高层管理人员、大学教授等。他们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拥有认识社会、理解社会以及改造社会的意愿，这类媒体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反映社会实情，促进民主化进程，为自己所代表的阶层赢得更多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力。这类媒体代表的是社会精英阶层的利益诉求。 第三类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草根媒体。 这类媒体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而形成的。它代表的群体是那些对实现自身权利有着强烈渴望，但是又缺乏其他表达意愿渠道的人，如大学生、普通自领等。他们也想要取得与自身相关的某些公共事务的话语权，通过网络或者手机传播，他们实现了自己的表达权，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被社会倾听，社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