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文科学术组织的体制化及其问题.doc

高校文科学术组织的体制化及其问题曾军（上海大学中文系）摘要：在当前教育大众化和学术全民化趋势中，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学术组织的体制化现象日益突出。本文认为，以各种研究基地、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为代表的学术组织在整合学术资源、发挥群体优势、突破重大课题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在自身的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学术组织的重叠化、学术权力的行政化、学术管理的企业化等。因此，需要进一步强化学术组织的学术本位，以“松散联合系统”来营造知识生产的宽松和谐氛围。关键词：知识生产；学术组织；研究基地作者简介：曾军，男，1972年生于湖北荆州，南京大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近十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一方面，随着高校的扩招，更多的学生享有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教育的大众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在高校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或研究型大学的浪潮中，发动或要求全体教师搞科研以提升学术地位和科研实力成为高校间竞争的重要方面，学术的全民化趋势也得到了不断强化。而后者对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影响甚大，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各高校中纷纷出现了各种名目、各个层次的研究基地、研究中心、研究所或研究团队，学术组织的体制化程度得到了空前的强化。现代学术的发展一直存在着学科知识的精细分工和问题领域的复杂综合之间的矛盾，学科分支越来越细使得学者越来越专，甚至出现在同一研究领域里彼此互不相通的局面。如有人曾开玩笑说，研究先秦的，是“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但与此同时，社会文化现象日益复杂，对任一问题的解决都很难简单归属为某一具体学科，而需要从不同学科角度共同寻求解决之道。因此，以一定的学术组织的形式，将不同学科不同学者组织在一起分工合作进行学术研究和问题解决成为必然趋势，学术组织在知识生产中也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一起重大研究领域和重大研究课题方面。如九十年代倍受关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共分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与的专家学者就达200多人，成为组织现代学术攻关的经典案例。1999年6月，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从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出发，按照优化结构、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兼顾基础和应用研究的要求，滚动评审确定一百个左右具有国家级水平的重点研究基地。截止到目前，已建成145个文科研究基地。以各种研究基地、研究中心、研究所和研究团队为代表的学术组织在整合学术资源、发挥群体优势、突破重大课题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些学术组织在具体的运作中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旗舰和“包治百病”的良药，在不断取得丰硕的学术成就的同时，各种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学术组织的重叠化 中国目前的高等学校体制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了发展起来的。其特点就是学校在系之下普遍建立教研室组织，由此形成“校系教研室”的组织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相继恢复或兴办学院，形成“校院系”、“校系”或“校学部院系”等组织形式。但是，这些学术组织形式具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以教学为中心，即以“一级学科”为基础建立院系，按照“二级学科”标准区分教研室。这种组织形式是以方便教学活动为目标的。二，实行行政化管理，即通过学校、院系、教研室的设置确立彼此间的行政隶属关系，教师被分派在确立的岗位之上从事规定性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研究基地、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之类的学术组织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学校院系教研室”组织形式的纠编。尽管不同的研究基地或依托某一具体的学科或实现了跨学科的资源整合，但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现有的高校组织形式从“金字塔”式的结构向着“扁平”式的结构发展。由于各个研究基地、研究中心或研究所都是有着相对明确的学术指向的，因此，有利于从学术的层面，在知识生产的逻辑中确立其运作的规则，强化学术的主导性力量。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研究基地、研究中心和研究所已经形成了下面几种不同的学术组织形式：如依托传统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如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等；如跨学科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如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即是针对都市文化这一重大社会文化现象而组织设计的研究基地，它一方面通过整合上海师范大学自身的各人文学科研究力量，另一方面聘请校外兼职研究人员，组成跨学科、跨学院、跨学校的学术机构。这类学术组织多在原有的院系框架之外设立的机构，虽挂靠某一院系，但其具体的运作已经不再局限于此。再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2004年8月，国家启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设项目，拟在高校已有重点学科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基础上，第一批建设50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用教育部部长周济的话说，规划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核心要素有三句话：“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科队伍，构筑学科基地” 周济：构筑创新平台 建设优势学科 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周济在“985工程”二期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教育部通报第18期。如北京师范大学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涉及领域为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学科，依托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史学研究所、外文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汉语文化学院、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和古籍整理研究所，其所确定的研究方向有6个，分别为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继承、发展与传播，中国文化典籍的整理、阐释与比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转型，民间文化与艺术传媒的研究、开发与利用，文化交流与中外文化发展的历史反思，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理论及对策研究等。再比如网络组织结构。如2006年上海市政府斥资2亿元启动的上海高校高E研究院即是这种网络组织结构的典范。它源于Escience理念，以信息化基础设施为依托，以科研人员的跨学科、跨地区合作为特点，以汇聚人才、培育人才、出大成果为目的而建立的一批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共享性、开放性、协同性成为E研究院最大的亮点。网络组织结构型的学术组织最大的优点就是科研环境宽松。对于这些E研究院，上海市政府不搞“一年一考核”，而是“十年一规划，三年一考核”，即使是考核也没有什么硬指标，甚至放弃许多研究基地年度考核中竞相争夺的“第一署名”，只是跟踪各个研究院的发展状况。但是，这些学术组织形式并没有完全取代原有的学术组织形式。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历史上高教系统的变化通常采用这样一种折衷方式，即新的单位绕过旧的单位，而旧的单位依然存在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王继绪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情况正是这两种学术组织形式彼此重叠的现象。从高校的发展要求来看，教学和科研都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命根子，但由于两套组织机构彼此重叠，使得从事具体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教师往往一身兼两任。高校对教学和科研的双重强调，最后完全压在第一线的教师头上，进一步强化了业以存在的教学与科研的矛盾。尽管我们可以从抽象的层次上讲，教学与科研完全可以教学相长，相互促进，但从实际的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学术个体上说，且不说教学目标与学术前沿并不完全吻合，甚至许多课程并非教师专长，教学内容也自然并非完全是科研心得。仅就高校教师考评体系而言，一名教师，既要完成必要的教学工作量，又要保证规定的科研成果量，这无异于双重重负。在高校扩招的背景和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强化的教学和科研评估过程中，作为个体的教师往往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学术权力的行政化尽管以研究基地、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为代表的学术组织形式是在比较明确的学科发展意图之下建立起来的，具有以学术为本位的特点，但这并不是说，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矛盾通过研究基地这一学术组织形式就获得了解决。学术权力的行政化却成为研究基地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高校内部客观存在的两种权力形式。学术权力的存在确保了高校在从事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中教学与科研活动的学术性，而行政权力则将高校各相关职能部门集结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因此，两种权力在高校正常的运作中是必不可少的，“对行政权力的过分强调必然会影响从事学术活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过分松散的学术权力则将有损于大学效率的提高和整体目标的实现。” 薛天祥等，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的大学校长权力，高等教育研究1996年3期。因此，共存、冲突与协调成为目前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现实状态 参见，阎亚林：论我国高校学术权力行政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期。而学术权力的行政化正是学术组织的体制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具体来说，首先，“领导挂帅”成为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在各种类型的研究基地、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的申报、创建和考评过程中，“领导挂帅”往往成为最令人瞩目的特点，并形成了“学校由校长挂帅，院系由一把手牵头，学科点由学科带头人负责的学科建设三级管理体制”的经验之谈。从实际的运作中看，“领导挂帅”确实非常关键，因为这不仅体现了学校对研究基的重视程度，更重要的是，由于“领导挂帅”，研究基地在申报、创建和考评过程中便会得到学校各个行政部门的通力配合，获得必要的资金和物质条件的支持。但是，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分干预，使得研究基地之类的学术组织在具体的运作中学术权力明显受制于行政权力，如学科发展方向的选择与确定、重点学科的分布与平衡、学科带头人的遴选与任命、研究基地管理措施的制定与配套，以及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的评价与考核等无一不在行政权力的约束和控制之下，甚至完全被行政权力所包办代替。其次，在各研究基地、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的内部组织机构中，通常会有学术委员会和中心主任两套班子，而其中中心主任负责制成为行政权力的代表，而以学术委员会为代表的学术权力则相对虚化。其实，即使是学术委员会，在中国学术组织发展历史中也并非完全的学术权力形式。根据1978年教育部颁布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试行草案) 的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在校长或副校长领导和主持下，对学校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科学研究工作和研究生评议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提出建议”各高校各级学术组织中的学术委员会便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纷纷成立的。可见，学术委员会本身也并非学术同行自发组成的学术团体，而是一种体制化、正规化的权力，其基本组织原则与行政组织的原则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学术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带有行政化的色彩，从一开始就不纯粹是学术权力的代表。随着高校组织机构日趋膨胀，无论是学术人员还是管理人员都大幅增加，这使得诸多学术事务和决策不可能由所有学术人员集体讨论协商，而只能由少数人，即学术委员会来进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同样也出现了问题。比如其一，学术委员会自身的机构化使得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彼此混淆，学术委员会所制定的方案和作出的决定便具有了行政权力式的强制性，如果学术委员会的决议不是依据学术本位而作出的有益于学术发展的决定，那么必将对学术组织、知识生产带来严重影响。再比如其二，目前学术委员会组成往往是由高校或院系资深权威的专家教授所组成，一方面，确实体现了学术权威的感召力，而这正是学术权力最突出的表现；但另一方面，其人员的遴选却是建立在对学术人员严苛的等级评定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同样是学术组织中的学术人员，教授博导与副教授讲师助教之间天然地形成了一道鸿沟，成为科层制渗透学术组织的通道。2006年10月9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校园“青椒”干得多拿得最少？的文章，青年教师形容自己“做最累的活，干最多的工作，拿最少的钱”，文章还引用一项关于“高校青年教师薪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研究表明，目前国内高校薪酬制度方面的改革明显滞后，尤其是青年教师薪酬管理中存在着对内公平性不够和对个性激励性不足的问题。青年教师的薪酬与实际贡献极不相适应，已成为目前高校薪酬管理制度的一个症结所在。尽管这一现象并非完全是学术委员会之过，但是，无论是在行政权力还是在学术权力之中，青年教师都处于弱势地位却已是不争的事实。第三，系统学术权力与学者学术权力的失衡。即使是在学术权力内部，也存在着系统学术权力与学者学术权力的失衡问题。所谓系统学术权力和学者学术权力之分是张珏在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一书中将学术权力区分为扎根于学科的权力（个人统治、学院式统治、行会统治、专业权力）、院校权力（董事权力、官僚权力）、系统权力（官僚权力、政治权力、全系统权威人士权力）及感召力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按照张珏的界定，所谓“系统学术权力的主体是由高等教育系统中各权力层次组合而成的。它们都对大学的事务、学术活动及学术关系产生某种方式的影响或进行某种程度的支配。”而学者学术权力“显然试图把代表行政权力的科层机构或行政专家排斥于学术权力主体之外。” 张珏：试论大学的学术权力，黑龙江高教研究2001年3期。从这个角度看，系统学术权力由于依托科层制的组织机构而带有行政化的色彩；而学者学术权力如果过分强调个人权威则往往会形成所谓“学霸”现象。这都是两种学术权力失衡的表现。那么，如何才能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呢？在笔者看来，充分尊重学者个体的能力和利益，从而形成共识性的学术发展方向，才能在学术组织的具体运作中保持住彼此的平衡。正如克拉克所言，“最大需求莫过于这样一种看似混乱的局面：个人和团体都各显神通，彼此间的矛盾都通过非正式或半正式的渠道来协商解决。这种方法往往能够取得用严密的组织控制的方式所无法取得的效果。” 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王继绪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页。学术管理的企业化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在总结教育部文科研究基地建设成就时曾打过一个比方，将新旧学科科研体制与传统和现代企业制度联系了起来。他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使高校社会科学研究的体制环境及科研条件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高校大约有1700个科研机构。这些科研机构在我们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之前，应当说绝大部分是按旧体制运行的。它的特点可以说与改革前的国有企业有些类似：研究人员终身制，分配上吃大锅饭，缺少竞争机制。很多高校教师有很高的水平，但在旧的体制下很难发挥。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尤为重要。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使新的科研运行体制正在逐步建立起来，科研机构以固定人员为中心的运行体制逐步向以研究项目为中心的新型运行体制的转变，基本上克服了人浮于事和科研力量分散的局面。” 袁贵仁：加强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上水平教育部袁贵仁副部长在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信息网，尽管是个比方，但确实道出了部分实情。目前高校文科学术组织中开始出现管理企业化倾向。而这种倾向正是“与国际接轨”的。据相关资料表明，在目前全球化的浪潮中，欧洲、北美以及亚洲等各大洲高校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言以蔽之，即在应对全球化过程中各高校纷纷采用了“新管理主义”、“学术资本化”和“大学企业化”等一系列新的理念。所谓“新管理主义”“从观念这一层面上来讲主要是关于来源于私有经济部门的一些技术、价值观和操作方法在公共事业服务组织内部运用这一理念的推广；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来讲，主要是指在公共事业机构中这些技术和操作方法的实际运作”，其内在的动因则是“政治家、各大学的管理者们为了让有限的国家财政拨款发挥出最大的效益，都试图通过高效率的管理来奠定大学的地位”。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大学改革的实践者则提出“学术资本化”和“大学企业化”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学术资本化是大学充分开发出学术资源优势来为自身的继续发展夯实基础并创造更多的上升空间，而大学企业化是改变原有的管理模式，用市场运作的理念，借鉴企业运作模式，将大学的部分职能部门进行社会化、企业化。” 张丽英：“全球化”所引发的“新管理主义”、“学术资本化”和“大学企业化”思潮，高等师范教育研究2003年2期。中国的高校在目前的办学规模和能级提升的“大跃进”进程中，不自觉地也参与到了这种世界性的浪潮之中。具体到各研究基地、研究中心和研究所这类文科学术组织的运行之中来，便是出现了大批的“学术活动家”和“学术组织者”，他们最主要的职责便是填表、跑“部”、跑“点”、争项目。在获得了一定的学术资源之后，下一步就是将项目、课题分解为一系列子项目、子课题，发包给下一层次的学术人员去完成。待他们完成之后再合并，最后组织验收。曾有人专门描述过这类学术活动家，称之为“项目学术派” “项目学术派混迹于“学术江湖”者，没有做过像样的学术研究工作，却是争取科研项目的专家。项目是名利双收的紧缺资源，特别是对于某些社科项目的选题来说，能立项就等于出了成果。所谓学术研究的攻关，说到底就是争取科研项目的公关。在现在的评审机制下，一旦拿到了项目，也就等于是完成了项目。特别是由领导担当主持人的项目，有力量调动资源，广施银子，组织人马，拼凑抄袭，还能有做不出来的项目吗？搞不出别的来，还搞不出垃圾来吗！”（）。其次，量化管理是其最重要的管理手段。学者们往往视量化管理为“外行管理内行”，是对创造性的学术活动的不尊重，有着重量轻质的恶劣倾向。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量化管理有其合法性。因为学术，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往往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不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因此必须要有政府、企业或高校自身经济上的投入和扶持。既然有投入，必然需要有回报，而相应的科研成果（如项目、论文、著作、会议等）则是最好的体现。特别是在资源分配上，量化管理往往成为相对“公平”的分配原则。但是，量化管理之弊却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学术评估中的导向作用尤其值得关注。之所以在知识生产会出现大量简单重复、粗制滥造，甚至假冒伪劣的学术成果，正在于管理中的“惟量化倾向”和“过分量化倾向”。所谓“惟量化倾向”是指只是以数量多少确定学术成就高低，完全不考虑学术成果自身的成就和属性。如某学者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了一篇不足千字的考证类的文章，但在考评过程中居然未被通过，原因居然是“不到五千字”！所谓“过分量化倾向”是指为了制造所谓学术的繁荣，片面追求项目、论文、著作的数量，今年发了五篇文章，明天就要提升到八篇的限额，完全不顾及学术活动自身的累积性，以致出现“写的文章比读过的书还多”的畸形科研现状。在这种管理体制之下，从事具体研究的学术人员便逐步丧失了学术自主性，沦为“学术工人”。用米歇尔·茨维格的话说，“在学术共同体的大部分领域中（特别是紧密联系工人阶级选区的学院）的专业人士，和工人阶级成员一样经受着公司压力加大的痛苦。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学术工作降级了。它们不再是相对安全的论资历的中间阶级岗位，而成为附属的或访问者的岗位，充斥着一个日益增多的第二层级，这些人被随意雇用而没有实质的学术岗位保证，这是一个新的学术工人阶级（academic working class）。” 美米歇尔·茨维格：有关阶级的六点看法，孙寿涛译，学术中国，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8550其中这个“Work”最为重要，所谓“Work 的基本意涵（指活动、努力或成就）随着其所处的状态不断被修正其所强调的重点往往不同，例如稳定的或有时间性的工作，或者是为了工资或薪水的工作：被雇用（being hired）。”而后者的意义在都市文化语境中显得尤其重要，它与现代工业文明的进程密切相关，正如威廉斯所说的，“work被用来专指有支薪的工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结果。就业（in work）或失业（out of work）与某些掌控生产资料的人有决定性的关系。于是Work的意涵有一部分从生产劳力转移到支配性的社会关系（predominant social relationship）。”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21、522页。因此，学术工作者与现代工业劳动者的这种工作性质的同源性，揭示出其“被雇佣”和“受制于文化工业”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从事学术活动的科研人员，占绝大多数的其实是“学术工人”。作为学术工人，学术不再仅仅成为对真理的探求而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学术活动成为“码字”，通过转换成论文和著作以换取必要的劳动报酬和升职机会。在这种状况之下，学术组织当然也越来越像公司企业了。当然，上述问题的存在并非要否定学术组织在体制化过程中的积极意义，更不是要呼吁取消学术组织的存在，无论如何，学术组织在现代学术的知识生产中仍然是赖以维系的形式，它能够有效地将学术人员的个体和政府、企业和社会的需要联结起来。我们所要做的，是努力克服行政权力在学术权力中的强化和企业化管理在学术管理中的刚性存在。用布鲁贝克的话说，“无论学院还是大学都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它的职责不是行政管理，而是发现、发表和讲授高深学问。它的管理不是根据人数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以知识为基础。” 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继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因此，需要进一步强化学术组织的学术本位，以托尼·布什式的“松散联合系统”来营造知识生产的宽松和谐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