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论文.doc

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 论文关键字：民族 空间 国家 历史 政治 研究 帝国 论述 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 葛兆光 引言：中国作为问题与作为问题的中国 也许，中国本来并不是一个问题。 在我们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冠以中国之名的著作，仅仅以历史论著来说，就有种种中国哲学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等，在我们的课堂里，也有着各式各样以中国为单位的课程，像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文化等等。通常，这个中国从来都不是问题，大家习以为常地在各种论述里面，使用着中国这一名词，并把它作为历史与文明的基础单位和论述的基本前提。可是如今，有人却质疑说，有这样一个具有同一性的中国吗？这个中国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还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历史单位？它能够有效涵盖这个曾经包含了各个民族、各朝历史的空间吗？各个区域的差异性能够被简单地划在同一的中国里吗？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一部很有影响，而且获得大奖的中国学著作，名称就叫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Resuing Histry fr the Natin），一个美国评论者指出，这部著作的诞生背景是因为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国族主义情绪高涨和族群关系日趋加剧的地区，因此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及其历史脉络，而这一问题直接挑战的，恰恰就是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1。这些过去不曾遭遇的质疑，可能使这个天经地义的中国，突然处在天塌地陷的境地，仿佛真的变成了宋词里说的七宝楼台，拆来不成片段。本来没有问题的论述如今好像真的出了问题，问题就是：中国可以成为历史叙述的空间吗？ 至少在欧洲，对于民族国家作为论述基本单位的质疑，是出于一种正当的理由，因为民族国家在欧洲，确实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建构起来的，它与族群、信仰、语言以及历史并不一定互相重迭，正如福科（ihel Fuault）所说，地图上的国界只是政治权力的领属空间，而作为政治领属空间的国界也不过就是地图上的国界2，与其用后设的这个政治空间来论述历史，不如淡化这个论述的基本单位。所以，就有了类似想象的共同体这样流行的理论3。至于中国这一历史叙述的基本空间，过去，外国的中国学界一直有争论，即古代中国究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民族文明共同体，还是从来就是一个边界清楚、认同明确、传统一贯的民族国家？但是，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说，很长时期内，这似乎还并不是问题，因此也不屑于讨论。 应当承认，超越简单的、现代的民族国家，对超国家区域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研究，是一种相当有意义的研究范式，它使得历史研究更加切合移动的历史本身。而且，也不能要求欧美、日本的学者，像中国大陆学者那样，出于自然的感情和简单的理由，把中国当作天经地义的历史论述同一性空间4，更不能要求他们像中国大陆学者那样，有意识地去建设一个具有政治、文化和传统同一性的中国历史5。所以，有人在进行古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描述时，就曾经试图以民族（如匈奴和汉帝国、蒙古族和汉族、辽夏金和宋帝国）、东亚（朝鲜、日本与中国和越南）、地方（江南、中原、闽广、川陕）、以及宗教（佛教、回教）等等不同的观察立场（当然，也包括台湾目前的同心圆论述），来重新审视和重组古代中国的历史。这些研究视角和叙述立场，确实有力地冲击着用现代领土当历史疆域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做法，也改变了过去只有一个历史，而且是以汉族中国为中国的论述。但是，需要问的是，这种似乎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方法和立场本身6，是否又过度放大了民族、宗教、地方历史的差异性，或者过度小看了中国尤其是汉族中国的文化同一性？因为它们也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也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比如现在流行的后殖民理论的中国版，那么，它背后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如何理解？特别是，作为中国学者，如何尽可能地在同情和了解这些立场之后，重建一个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这是本文要讨论的中心话题。 一 从施坚雅到郝若贝：区域研究引出中国同一性质疑 1982年，郝若贝（Rbert Hartell）在哈佛亚洲研究上发表了题为750-1550年中国人口、政区与社会的转化（Degraphi, Plitial and Sial Transfratin f hina 750-1550）的论文，他认为中国在这八百年来的变化，应当考虑的是（一）各区域内部的发展，（二）各区域之间的移民，（三）政府的正式组织，（四）精英分子的社会与政治行为的转变，他把唐宋到明代中叶的中国历史研究重心，从原来整体而笼统的中国，转移到各个不同的区域，把原来同一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分解为国家精英（Funding elite）、职业精英（prfessinal elite）和地方精英或士绅（lal elite r gentry），他特别强调地方精英这一新阶层在宋代的意义，这一重视区域差异的研究思路，适应了流行于现在的区域研究，并刺激和影响了宋代中国研究，比如韩明士（Rbert Hyes）、Rihard Vn Glahn、Rihard Davis、Paul Sith、包弼德（Piter Bl）对抚州、四川、明州、婺州等区域的研究7。 当然，对于中国的区域研究或者地方史研究，并不是从Rbert Hartell开始的，而是在施坚雅（illia Skinner）那里已经开端，施坚雅在他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非常强调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8，不过，这种具有明确方法意识和观念意识的研究风气，却是从*十年代以后才开始蔚为大国的。公平地说，本来，这应当是历史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研究确实在很长时间里忽略地方差异性而强调了整体同一性，这种研究的好处，一是明确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差异，二是凸现了不同区域、不同位置的士绅或精英在立场与观念上的微妙区别，三是充分考虑了家族、宗教、风俗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尤其是近来包弼德提出的超越行政区划，重视宗教信仰、市场流通、家族以及婚姻三种关系构成的空间网络，使这种区域研究更吻合当时的实际社会情况9。 这一区域研究方法，在日本学术界同样很兴盛，不止是宋史，在明清以及近代史中，也同样得到广泛使用，领域也在扩大，除了众所周知的斯波义信在施坚雅书中关于宁波的研究，以及此后关于江南经济史的研究外，在思想史、文化史以及社会史研究中，也同样有相当的呼应，这一类研究成果相当多，正如冈元司所说的那样10，尤其是1990年以后的日本中国学界，对于地域的研究兴趣在明显增长，这种区域的观察意识在很大程度上，细化了过去笼统的研究。举一个例子，比如在思想文化史领域，小岛毅的地域思想史就非常敏锐地批评了过去沟口雄三等学者研究明清思想，存在三点根本的问题，第一是以欧洲史的展开过程来构想中国思想史，第二是以阳明学为中心讨论整体思想世界，第三就是以扬子江下游出身的人为主，把它当成是整体中华帝国的思潮11。这最后一点，就是在思想和文化史研究中运用了区域的观察视角，它使得原来朦胧笼统的、以为是中国的思想与文化现象，被清晰地定位在某个区域，使我们了解到这些精英的思潮和文化活动，其实只是一个区域而不是弥漫整个帝国的潮流或现象12。 如果在这种区域研究基础上，对宋代到明代中国的进一步论述，这应当是相当理想的，至今这种研究方法和视角,仍然需要大力提倡。但是，有时候一种理论的提出者，其初衷与其后果却并不相同，理论与方法的使用，并不一定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区域研究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却意外地引出了对同一性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与中国思想是否存在的质疑。 二 从亚洲出发思考：在亚洲中消融的中国 如果说，作为区域研究的地方史研究，蕴涵了以地区差异淡化中国同一性的可能，是以小溶解大，那么，近年来区域研究中对于亚洲或者东亚这一空间单位的热情，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大涵盖小，也同样在淡化中国的历史特殊性13。 对于亚洲的特殊热情，本来与日本明治时期的亚洲论述有关，那是一段复杂的历史，我在另一篇论文里面已经讨论过了，这里不必去讨论14。其实，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历史叙述空间的芥蒂，也不始于今日，而是在明治时代就已经开始，而在二战前后的日本历史学界形成热门话题，举一个例子，二战之前的1923年，矢野仁一出版了他的近代支那论，开头就有支那无国境论和支那非国论两篇，矢野认为，中国不能称为所谓民族国家，满、蒙、藏等原来就非中国领土，如果要维持大中国的同一性，根本没有必要推翻满清王朝，如果要建立民族国家，则应当放弃边疆地区的控制，包括政治上的领属和历史上的叙述15。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他更在广岛大学的系列报告中，便提出了超越中国，以亚洲为单位的历史叙述理论，此年以大东亚史构想为题出版16。当然这都是陈年旧事，但是，近年来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日本、韩国与中国学术界出于对西方即欧美话语的警惕，接受后殖民主义理论如东方主义的影响，以及怀着摆脱以欧美为普遍性历史的希望，这种亚洲论述越来越昌盛，他们提出的东亚史、从亚洲思考、亚洲知识共同体等等话题，使得亚洲或者东亚成了一个同样不言而喻的历史单位，从宫崎市定以来日本习惯的史，突然好像成了新翻杨柳枝17。 应当承认，近年来日本、韩国、中国的一些学者重提亚洲，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超越各自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重新建构一个想象的政治空间，对内消解国家中心，向外抵抗西方霸权的意义，但是从历史上看，亚洲何以能够成为，或者甚么时候可以成为一个可以互相认同、有共同历史渊源、拥有共同他者（欧美或西方）的文化、知识和历史甚至是政治共同体？且不说亚洲的西部和中部现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民族，也不说文化和历史上与东亚相当有差异的南亚诸国，就是在所谓东亚，即中国、朝鲜和日本，何时、何人曾经认同这样一个空间，承认过一个历史18？我在前引中就提出，亚洲究竟是一个需要想象和建构的共同体，还是一个已经被认同了的共同体，却还是一个大可考究的事情，特别从历史上看尤其有疑问。 不必说亚洲或者东亚本身就是来自近代欧洲人世界观念中的新词，就说历史，如果说这个东亚真的存在过认同，也恐怕只是十七世纪中叶以前的事情。在明中叶以前，朝鲜、日本、越南和琉球对于中华，确实还有认同甚至仰慕的意思，汉晋唐宋文化，毕竟还真的是广被四表，曾经让朝鲜与日本感到心悦诚服，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也就在这种众星拱月中洋洋得意。可是，这种以汉唐中华为历史记忆的文化认同，从十七世纪以后开始瓦解。先是日本，自从丰臣秀吉一方面在1587年发布驱逐天主教教士令，宣布日本为神国，一方面在1592年出兵朝鲜，不再顾及明帝国的势力，其实，日本已经不以中国为尊了，不仅丰臣秀吉试图建立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大帝国，就是在学了很多中国知识的德川时代的学者那里，对于华夏和夷狄，似乎也不那么按照地理学上的空间来划分了，从中世纪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衍生出来的三国鼎立观念，到了这个时候渐渐滋生出一种分庭抗礼的意识，他们开始强化自我认识，1614年德川秀忠发布驱逐伴天连之文中，自称是神国与佛国，尊神敬佛，在文化上与中国渐行渐远19，特别是到了满清取代明朝以后，他们更接过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20，使日本形成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21。接着是朝鲜，毫无疑问，在明帝国的时代，朝鲜尽管对天朝也有疑窦与戒心，但是大体上还是认同中华的22，然而，本身是蛮夷的满清入主中国，改变了朝鲜人对这个勉强维持的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所以，他们一方面始终坚持明代的衣冠、明代的正朔、明代的礼仪，一方面对他们眼中已经蛮夷化的满清帝国痛心疾首，反复申斥道：大抵元氏虽入帝中国，天下犹未剃发，今则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23。 近来，为了破除那种把现存民族国家当作历史上的中国的研究方式，也为了破除试图证明历史上就是一国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念，亚洲被当作历史研究的一个空间单位，但是问题是，当亚洲成为一个历史的时候，它会不会在强化和凸现东亚这一空间的连带性和同一性的时候，有意无意间淡化了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差异性呢？从中国历史研究者立场看，就是从亚洲出发思考，会不会在亚洲中淡化了中国呢？三 台湾的立场：同心圆理论 关于台湾历史学的讨论，最麻烦的是政治化问题。我的评论不可能完全摆脱两岸立场的差异，但是，我试图尽量从学术角度讨论而不作政治价值的判断。对于中国这个议题，台湾方面当然一直有相当警惕，他们对于大陆用现在的中国政治领土来界定历史中国，有种种批评，有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如一个叫做吕春盛的学者，对大陆流行的四种关于中国的论述，都作了尖锐有力的批评，他说，要界定一个完整意义的历史上的中国，恐怕也几近是不可能的事24。 避免界定一个包括台湾的中国，避免一个包含了台湾史的中国史论述，试图超越现代中国政治领土，重新确认台湾的位置，这一思路当然掺入了太多现时台湾一部分历史学家的政治意图25。不过，在历史学领域，确实也有人从台湾本土化的愿望出发，借着区域研究和超越民族国家研究历史的东风，重新检讨中国史的范围26。其中，一些台湾学者提出了同心圆的理论，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杜正胜。在一篇相当具有概括性的论文中，他说，到1990年代，此（指台湾代表中国）一历史幻像彻底破灭觉醒了，新的历史认识逐渐从中国中心转为台湾主体，长期被边缘化的台湾史研究，已经引起年轻学生的更大的兴趣。我提倡的同心圆史观扭转中国主体，台湾附属的认识方式，也有人深有同感27，他觉得，这是反抗文化霸权，因而试图瓦解传统的中国论述，代之以一个以台湾为中心，逐级放大的同心圆作为历史论述的空间单位，即第一圈是本土的乡土史，第二圈是台湾史、第三圈是中国史，第四圈是亚洲史，第五圈一直到世界史28。 在杜氏的理论背景中，除了依赖区域史与世界史论述，分别从小与大两面消解中国论述之外，把中国这个国家的政治整合与文化认同分开，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支柱29。由于杜氏的论述是建立在把台湾从中国认同中拯救出来的基础上，因此他强调，所谓中国是在战国晚期逐渐形成的，此中国与以前具有华夏意味的中国不同，它进一步塑造汉族始出一源的神话，汉文化遂变成一元性的文化，这是呼应统一帝国的新观念，完全扭曲古代社会多元性的本质，这种依赖于政治力量的整合，使被强行整编到中国的文化，又随着政治力量进入中国的周边地区，改造土著，因此，汉化这个过程，并不像过去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文明化（华夏化）的过程，而是一个政治统合的历史，在强势力量的压力下，土著只有汉化，因为汉化是取得社会地位的惟一途径，坚持固有文化者遂被主流价值所鄙视30，因此，按照他的说法，台湾是被迫整编进中国论述中的，要增强台湾的族群认同，当然就要破除中国文化同一性神话，这种所谓同一性，不过是在政治权力的霸权下实现的。 他们觉得，这是袪除台湾文化认同与历史叙述的混乱的良方，但是，且不说这种论述的历史依据如何，从历史论述上看，台湾的清晰，带来的是中国的残缺，原来似乎没有问题的中国论述，在这种离心的趋向中，也发生了同样的混乱。2003年底，在庆祝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的会上，作为原所长的杜正胜，又发表了一篇相当重要的讲话，其中提到当年在大陆时，傅斯年等人一方面提倡近代性的历史学，即不该有国情之别，只有精确不精确，可信不可信的学术，但是一方面又由于内心关怀和外在环境，有很浓烈的学术民族主义，这种学术民族主义精神使史语所扮演另一个爱国者角色，可是，如今却不同，他在第六节期待新典范中他提出，史语所在台湾，客观情境让它跳出中国这个范围的拘限，让它走出与人争胜的国耻悲情，这个时候，他提倡的是超越中国的中国史，是从台湾看天下的历史视野31。 从台湾看天下，因此台湾是中心，历史论述中，时间如果被王朝所捆绑，那么历史常常就是以政治王朝为经，以皇帝更替为纬的王朝史，空间如果被帝国所限制，那么历史描述常常就会有中心与边缘的层级差异，但是，当这种时间与空间被新的视野和新的分期所替换，那么确实会形成新的论域。1998年，郑钦仁在当前中国史研究的反思中引述了日本人尾形勇、岸本美绪中国史、矢吹晋巨大国家中国国家社会经济、岩波讲座世界历史（3）中华形成东方世界以及李济的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再论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等等，重新讨论古代中国的范围，他觉得，还是日本支那史的中国范围比较适合，他说，古代中国的精神线，大约应当在长城以内，并批评所有中国学者都用现在的中国政治疆域来处理古代中国问题，甚么都说成是中国的，这是民族主义32。而廖瑞铭的远离中国史，不仅有一个惊世骇俗的题目，而且提出一个非常政治性的宣告，觉得过去台湾的中国史有太多的迷思，总是沉湎于四点，一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二是在中国历史中寻求智能，三是中国历史提供太多词汇来定义现代事物，四是世界二分并立。他说，这里面有太多的政治考虑，历史是一种诠释的学问，具有理性与感性的双重性，它可以是一种学术、真理，也可以是族群情感的粘合剂33，但是，当他斩钉截铁地要远离中国史的时候，他是否也是落入了以台湾为中心的太多的迷思，或者完全变成台湾族群情感的粘合剂了呢？ 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杜正胜引起极大争议的一个话题，就是重新绘制地图，他设想以台湾为中心，改变过去横向东西纵向南北的地图画法，使它转个九十度，他认为这样一来，台湾就不是中国的东南边陲，而中国沿海就是台湾为圆心的上方的一个边缘，而琉球以及日本则是台湾右边的边缘，菲律宾等就是台湾左边的边缘。那么，在这样的历史与空间叙述中，中国是否就被消解了呢？34 四 大汗之国：蒙元与满清帝国对中国历史的挑战 在过去习惯的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中，最不容易被规整地纳入中国的，就是蒙元和满清两个帝国的历史。在宋代中国意识逐渐清晰也逐渐确立以后，历史仿佛有意开了一个玩笑，让蒙古人建立了一个远远超过汉族中国的世界性大帝国，而在明代汉族人重新建立了一个汉族中华帝国，仿佛再次确认族群与国家重迭的这一空间后，历史再一次让来自长城以北的满清取得胜利，建立了又一个远远超过了汉族中心区域的大帝国。 这两个帝国对于中国史学带来的麻烦，就是它必须超越汉族中国这个中心，采集更丰富的、来自不同立场、不同语言、不同叙述的文献数据，论述更广大的地域空间、更多的民族和更复杂的国际关系，这使得传统的中国史似乎不能胜任。这一历史学的困局在晚清学术界已经被敏感地注意到了，晚清西北地理研究的兴盛，无论是否有主动响应这一历史现象的自觉意识，但实际上都是被这一历史的刺激。而对于明代所修元史的反复重写，包括从晚清以来的魏源元史新编、屠寄蒙兀儿史记、洪钧元史译文订补到柯绍忞新元史等等，之所以反复出现，也就是因为以元朝中国为历史空间、以汉文史料为主要文献所叙述的历史，并不能充分反映那个北逾阴，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岭表的王朝35。特别是，这个王朝既是汉地政权，又是大蒙古帝国（Yeke ngghl Ulus）中的一部分，正如萧启庆所说，元代君主兼具蒙古大汗与中原帝王的双重性格忽必烈及其子孙不能仅以中国的皇帝自居，立法施政必须自蒙古大汗的观点着眼，否则会引起严重的政治问题，汉族在这个大帝国中始终只是被统治者，而蒙古至上也表明这个王朝绝不同于汉唐宋这样的汉族王朝36。因此，近年来，日本京都大学的杉正明氏就提出世界史中的蒙古时代，他认为，用这一概念工具重写历史，是一个让世界史也是让中国史改变面貌的历史现象，他建议学术界要研究蒙古时代史（histry f ngl Perid），这个历史不是中国史的，而是世界史的37，他本人最近不仅出版了帝国大元一书，而且也运用超越中国的地图资料和域外文献，撰写了东西方地图显示的蒙古时代的世界像、伊朗、伊斯兰文献所描绘的蒙古时代的世界像等等论文。 蒙古时代史并不是中国元朝史，它不同于当年重编新元史，只是扩充史料，而是要跳出以元朝史为中心的中国史，站在更大的世界空间来看历史，这个历史虽然包括了中国这个空间在内，但中国却并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空间，更不是唯一的历史叙述空间。同样的是清帝国，1998年，美国学者罗斯基（Evelyn S. Raski）在其著作最后的皇朝：清代皇家机构的社会史（The Last Eperrs：A Sial Histry f Qing Iperial Institutins）中再度表达一种超越中国史的观点38，这部著作很有趣，她主要论述的是，清朝能够成功维持三百年的统治，主要原因并非像何炳棣等人所说的汉化或者中国化39，而是满族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群体，不仅依赖保持本身的特点，实施异于汉族的统治方式，而且有效地得到了蒙古等非汉族民族的支持，从这一点上来说，满清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族的大汗身份，而不是中国传统皇帝身份出现的，满族只是利用了儒家的东西，所以，满清帝国和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 罗斯基是在回应两年前的一次论战。1996年，当罗斯基针对何炳棣1967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关于清朝汉化的论点，在全美亚洲年会上以前任会长身份发表会长演讲再观清朝：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后40，作为一个中国出身的历史学家，何炳棣曾经尖锐地反驳，写了我对汉化的再思考：对罗斯基再观清朝一文的答复，何认为，对于满清来说，儒家化就是汉化，儒家化和中国化是一回事，因而隐含的一个结论就是满清建立的是一个中国的王朝41。而罗斯基的这部书无疑是对何的响应，也是对超越中国的清代历史的再度论述。 在这一争论表面，毫无疑问有出身美国（罗斯基是日裔美国人）和出身中国（何是基本教育来自中国的历史学家）的两种学者之间，在认知上和感情上的差异，不过，在这些论争的背后，却还有关于世界和中国的不同观念。在魏复古（K. A. ittfgel）的中国辽代社会史（Histry f hinese Siety: Lia, 907-1125）以来到现在，在西方学术界仍然很有影响的征服王朝理论中，其最重要的精髓，就在于否认所有外来民族都被汉族同化，而强调各个民族成分的延续和传统的影响。换句话说，强调征服王朝的超中国意义，一是保持双重民族性的历史描述、二是强调历史过程中异族对汉族的反影响，三是否认以现在的汉族中国，来追认一切以往的历史，因为从现在汉族中国的特性来追溯历史，就会把所有历史都按照一个后设的目的，百川归海似地归入中国42。五 后现代历史学：从民族国家拯救甚么历史？ 最后，挑战还来自欧美的后现代历史学。 后现代历史学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中，包括了对近代以来现代民族国家天然正当性的质疑。自从福科关于权力与话语的理论被普遍用于历史，对于任何天经地义的论述的质疑，就有了相当锋利的武器。而在关于民族国家方面，特别是自从安德森（Benedit Andersn）想象的共同体（Iagined unities）的理论问世以后，对于从现代民族国家反观历史的质疑，曾经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研究中的一种对于国家的误解，这就是我们习惯于用现代国家来想象、理解和叙述古代国家43。可是，历史上的国家常常是流动的，仿佛罗布泊一样，空间有时大有时小，民族有时合有时分，历史有时编整在一起，有时又分开各成一系，因此，为了维护现代国家的天经地义，这种看起来很正当的历史书写，常常给我们带来一些尴尬44。 前面我们提到过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正因为上述困惑，杜赞奇提出的复线历史理论的确有其意义。不过，我以为，杜赞奇解构了以当然的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后设历史，指出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而是本来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所谓民族国家的历史，其实是虚假的同一性，所以要从这种民族国家虚构的同一性中把历史拯救出来，这当然很敏锐也很重要。但是，反过来提问，我们是否要考虑与欧洲历史不同的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中国尤其是汉族文明的同一性、汉族生活空间与历代王朝空间的一致性、汉族传统的延续与对汉族政权的认同，是偶然的和争议的吗？中国是一个在近代（西方的近代）才逐渐建立的民族国家吗？我们知道，后现代历史学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路与论据，一方面来自产生于被瓦解和被分割的殖民地，如亚洲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如非洲大湖区的国家，在这种已经被撕裂的族群和国家的重建中，确实有按照新的民族国家重新建构历史的现象，但是始终延续的中国却并不是在近代才重构的新的民族国家；后现代历史学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路和依据，另一方面来自欧洲的近代历史，我们知道，欧洲近代有民族和国家重构的普遍现象45，因此霍布斯邦说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相当晚近的新现象，而且还是源于特定地域及时空环境下的历史产物46。然而这里所说的人类历史其实只是欧洲历史，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分裂，但因为一有覆盖更广的汉文化，二是习惯认同早期的华夏，三是中心和边缘、汉族和异族有大小之差异，所以，政治、文化与传统却一直延续，所以既无所谓文艺复兴，也无所谓民族国家重建。 对于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我有一个可能是很固执的观念，即从历史上看，具有边界、具有他者即构成了国际关系的民族国家，在中国自从宋代以后，由于异族国家的挤压和存在中已经渐渐形成，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统基础相当坚实，生活伦理的同一性又相当深入与普遍，政治管辖三空间又十分明确，因此，中国民族国家的空间性和主体性，并不一定与西方所谓的近代性有关47。在这样的一个延续性大于断裂性（与欧洲相比）的古老文明笼罩下，中国的空间虽然边缘比较模糊和移动，但中心始终相对清晰和稳定，中国的政治王朝虽然变更盛衰起伏，但历史始终有一个清晰延续的脉络，中国的文化虽然也经受各种外来文明的挑战，但是始终有一个相当稳定层层积累的传统。在宋代之后逐渐凸现出来的以汉族区域为中心的国家领土与国家意识，则使得民族国家相对早熟地形成了自己认同的基础，不仅如此，从唐宋以来一直由国家、中央精英和士绅三方面合力推动的儒家（理学）的制度化、世俗化、常识化，使得来自儒家伦理的文明意识从城市扩展到乡村、从中心扩展到边缘、从上层扩展到下层，使中国早早地就具有了文明的同一性48。因此，这个几乎不言而喻的国家反过来会成为汉族中国人对历史回忆、论述空间和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基础，使他们一提起来就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使他们一想起来就觉得应当遵循三纲五常的秩序，使他们习惯地把这些来自汉族文明的风俗当作区分自我和异族的标准。 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很特殊，或者说，欧洲式的近代民族国家形成途径很特殊在中国，至少从宋代起（这就是为甚么宋代是中国的近世），这个中国既具有安德森说的那种传统帝国式国家的特色，又具有一些很接近近代民族国家的意味49。作为一个中心地域很清晰的国家，汉族中国很早就开始意识到自己空间的边界，它甚至比那些单一民族国家（如日本、朝鲜）还清楚地认同这个空间作为民族国家的不言而喻，但是，作为一个边缘相对模糊的中华帝国，它的身后又拖着漫长的天下中央、无边大国的影子，使它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遍性的大帝国。因此，对于复杂的中国，后现代历史学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论，未必就像在其它国家那样有合理性。 六 如何在中国历史中理解历史中国？ 西川长夫曾经归纳道，现代国家作为国民国家，与传统帝国的区别有五个方面，一是有明确的国境存在（国民国家以国境线划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空间，而古代或中世国家虽然也存在中心性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机构，但是没有明确的划定国家主权的国境），二是国家主权意识（国民国家的政治空间原则上就是国家主权的范围，拥有国家自主权不容他国干涉的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理念），三是国民概念的形成与整合国民的意识形态支配，即以国家为空间单位的民族主义（不止是由宪法、民法与国籍法规定的国民，而且由爱国心、文化、历史、神话等等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四是控制政治、经济、文化空间的国家机构和制度（不仅仅是帝王或君主的权力），五是由各国构成的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的存在表明民族国家之主权独立与空间有限性）50。 这是一个日本学者的说法，但却是以欧洲为思考背景的定义。然而，欧洲的定义并非来自亚洲数据而是来自欧洲历史，尤其是近代的历史，并不一定适用于东方诸国特别是中国。我一直很反对把一种本来是来自欧洲历史的描述方式作为普遍历史的统一尺度，尽管十六世纪以后，欧洲的国际秩序和近代性逐渐取代东方朝贡秩序和传统性，并获得了普遍性身份，但是那种本来只是区域的经验和规则，在解释异地历史时，总有一些圆枘方凿之处。和欧洲不同，中国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间是从中心向边缘弥漫开来的，即使不说三代，从秦汉时代起，语言、伦理、风俗和政治就开始把民族在这个空间中逐渐固定下来，这与欧洲认为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晚近的新现象不同51，因此，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历史，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 也许，很多人会想到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与朝贡体制，觉得古代中国以朝贡体制想象世界，并不曾清楚地意识到国家的边界。但是，仔细考察可以知道，这种天下常常只是一种观念或想象，并不一定是实际处理中国的国家与国际问题的制度或准则52。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如果简单地说，大体上可以注意三点：首先，中国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与国家，由于在空间上的重迭，使得这一民族和国家的边界很容易清晰地固定下来。从宋代起，在辽夏金元压迫下的勘界行为、海外贸易确立的市舶司制度和清晰的知识，以及关于知识与财富的自我与他者界限的警惕，加上和战之间的外交谈判，已经使宋代中国很早就有了国境存在和国家主权的意识；其次，由于汉族同一性伦理的逐渐确立，宋代以来建立的历史传统、观念形态和文化认同，已经很清楚地形成了汉族中国自我确认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谓华夷之辩、所谓正统之争、所谓遗民意识，在宋代以后的形成，本身就是这种国家意识的产物；再次，从宋到清，中国在东方世界的国际关系已经形成53，尤其是自明清以后，明清王朝、朝鲜、日本等国家之间的互相交涉，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国际，只是这个国际原本是有一套秩序的，但是，后来却在另一套新的世界秩序冲击下逐渐崩溃，终于被取代和遗忘而已。 很多人相信理论仿佛时装是愈新愈好，也有很多人总是把是否认同新理论与政治正确联系起来，当来自西方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新理论与新方法一经提出，曾经引起研究视野的变化，人们不仅对这种时尚的理论和方法相当赞许，而且常常不由自主地对坚持国家这一研究空间的历史学有一种鄙夷，觉得在今天仍然进行这种近乎前近代的研究方法，好像不仅落后，而且有国家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嫌疑。可是，这种新理论总是来自欧美等西方世界，它的历史依据和思想背景常常和我们不一样，人们反过来可以追问的是，欧洲历史可以这样理解，非洲历史可以这样理解，亚洲和中国的历史可以这样理解吗？特别是，当这个国家一旦形成历史，当这个民族和国家不仅有一个共同的空间，而且有一个共同的生活伦理、有一个共同的政治体制，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习俗，这种伦理、体制和习俗又有了一个漫长的历史传统，那么，这个传统是否会使历史叙述本身，很自然地环绕在一个社会、经济、政治和观念的共同体展开呢？汉族中国文明在很长历史时期中的延续，是否使围绕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叙述，比起另外选择和组合的空间的历史叙述，更加有明显的内在脉络呢？结语：历史、文化与政治，中国研究的三个向度 当然，我们应当承认，无论是地方或者区域的论述、亚洲或者东亚的论述，台湾中心或者大汗之国的论述，还是所谓复线历史的论述，都给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多点透视的新视角，使我们意识到，有关中国的历史的复杂性和叙述的现实性，仿佛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样，让我们这些大陆中国的历史学家意识到不识庐真面目，只缘身在此中的局限，因此，接受这些挑战和超越这些理论，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就是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的理论话题。在这样一个既涉及理论又涉及历史的领域中，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重视 首先，在历史意义上说，谈论某某国家往往等于是在说某某王朝，因此可以承认，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因为不仅各个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历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间边界，更是常常变化。(边界移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谭其骧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反映的各个时代的中国。因此，一方面，不必以现代中国的政治边界来反观历史中国，高句丽不必是唐王朝管辖下的地方政权，吐蕃也不在当时中国（大唐帝国）版图，现在的东北、西藏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范围内，但是，历史上它们却并不一定是汉唐宋明中国的领土；另一方面，也不必简单地以历史中国来看待现代中国，不必觉得历史上安南曾经内附、蒙古曾经由清帝国管辖、琉球曾经进贡，就觉得现在无法容忍和理解现代越南的独立、外蒙古与内蒙古的分离，和琉球最后归于日本，同理，也不必因为原来曾经是高句丽的东北地区，现在归入中国版图，而觉得伤害了朝鲜的民族感情。 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