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趋势下我国银行业的监管问题.doc

金融全球化趋势下我国银行业的监管问题金融全球化趋势下我国银行业的监管问题一、维护市场秩序：新形势下银行监管当局的重要任务 与国际惯例接轨，迎接金融全球化体现在我国中央银行的监管上，就是要大力维护一个既能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又有必不可少的市场秩序，以促进市场主体的正常发展。而当今我国存贷款市场70以上份额属于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事实已清楚表明：在我国金融领域，垄断尚未打破，竞争不足的现状仍旧存在，公平合理的竞争秩序还远远没有形成。长期以来，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倾注了过多的“关注”，对其机构的设立和市场准入、资金价格（利率、汇率、费率）、业务范围等多方面实施了较为严格的管制，并伴以信贷政策和强制性的投资限制，使得金融效率受到了一定的损害。这种监得过死、管得过严的局面事实上已与商业银行的商业化发展方向产生了较为突出的矛盾，使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扭曲，制约了商业银行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实际上，随着商业银行内控制度的逐渐完善，上市步伐的逐渐加快，部分银行已改制上市，商业银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程度日益提高，其经营策略、内部管理以及国家法律中已有规范标准的金融行为等自有其董事会给予制定，而作为第三方的中央银行也不必再“多管闲事”，将主要精力用于制定“游戏规则”、监督商业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足矣。况且加入WTO后我国承诺将通过制定具体措施来调整金融管制思路，公布了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计划时间表，这也要求我国金融监管势必要走上监管国际化之路，从限制竞争转向促进公平竞争和提高安全性并举，在保证金融业稳定的前提下，寻求保证金融业效率和稳定的最佳平衡点。世界各国的金融实践已经证明寻求国际间的监管合作是金融业体制改革的大势所趋。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考虑到转型经济和新兴市场方面我国现有金融正在日益增大，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极少数甚至出现了支付风险，近年来国内多起金融机构倒闭破产事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若不加强监管也很可能导致我国金融风险逐渐转化为金融危机。因此，强化监管也必须成为我国央行进行金融监管的另一基调。当然，强化监管是以放松管制为基础的，强化监管并不是把放松了的管制又管起来或管得更严，而是强化那些不应放松和本应该管而尚未管起来的内容，使强化了的监管能顺应我国金融市场的目标化需要，以保证监管的效率和质量。二、监管均衡性和持续性：金融全球化对银行业监管的必然要求金融全球化的趋势还使得金融监管面临着众多的创新，它不仅体现在监管模式、监管方式上的变革，更多地还体现在监管的均衡性上。所谓监管均衡，它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指监管当局在“监”与“管”的角色转换中，监督与管理应适当分离，前者应重于后者。而长期以来我国中央银行的监管是偏重于行业管理，“忽略”了监督，把管理行为视同于监督行为，变相弱化了监督的职责。从产权经济学角度讲，作为金融监管当局，它应处于第三者的中立位置上，不能既是管理者，又是监督者，那样容易滋生道德风险和监管效率的低下。事实上，目前我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正是由于产权制度的不明晰才导致了其所有者、经营者、存款者与监管者四方之间角色的错位和相互关系的模糊性，监管当局（中央银行）不仅要注意风险的防范，还要指导商业银行的实际运作，而银行的经营管理者自身积极性却并未真正调动起来，这不能不说与中央银行监与管职责的重叠有着较大关系。纵观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其监管当局的监与管分别由不同的机构来操作。因为从法理上来讲，银行董事会是银行的决策机构，负责经营决策和提出合理化建议，如在美国，银行的经营管理是由自身的董事会负责，而银行以及储蓄性金融机构的监督则分别由财政部货币监督局（OCC）、储蓄性金融监管局（OTS）、联邦储备银行（FRB）、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以及州银行局（SBD）等多家机构共同承担。在英国，银行的经营管理也是由自身的董事会负责，而证券与投资委员会的职责在于对银行、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机构实行监督。监管的第二层含义则是指监管当局的监管要自始至终贯穿于对被监管者运行的全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监管规划的制定、监管行为的实施，还要注重监管结果的落实，充分维护公平有序的银行竞争秩序。在监管当局事前监管上，主要包含监管规划的制订等方面。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其金融业监管部门制度的短、中、长期发展规划同样在监管实施过程中具有了相当的准法律效应，如美联储制订的中期监管规划，在指导美国监管当局监管商业银行运作中就起到了较强的辅助性作用，具备了较强的威慑力。从客观上讲，我国加入WTO后，逐渐放松金融的部分管制势在必行，而这部分金融管制的放松是以加强金融监管规划的长期预见性为条件的。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必然对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形成直接冲击和提出新要求，这更应突出我国中央银行监管规划的系统性、连续性和权威性，值得我国监管当局在制定“十五”期间金融业发展规划中借鉴。在监管当局事中监管上，监管重心应由市场准入向风险监管和市场退出方面转移，以切实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要求强化银行业风险监管的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市场约束机制。不难看出，对银行的风险监管应是当今世界各国监管当局监管发展的方向。所谓风险监管，就是指根据银行资产质量、资本充足性、流动性、盈利性以及内部管理的评价，提高监管要求，及时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管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风险带来的损失。它偏重于事前防范。风险监管体现在我国中央银行具体监管事务中就是要逐渐由监管的第一阶段向监管的二、三阶段转换，即向商业银行开办的新业务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和市场退出方面的监督倾斜。多年以来，我国银行业监管过分注重市场准入监管（即监管的第一阶段），而对风险监管尚处于探索阶段，对市场退出的监管几乎是空白，对商业银行新兴业务监管更是疲于应付，监管时滞性尤为明显，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中农信、海发行等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最终仍是以中央银行的再贷款为代价才得以实施就是例证。这不仅弱化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乘数效应，削弱了市场惩戒的约束机制，而且扭曲了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助长了一定的道德风险，使市场产生错误预期。在监管当局事后监管上，应建立起激励和惩罚的双重机制，严格落实监管结果，树立监管当局权威。要形成一种机制，对于被监管者必须遵循监管的条件要求，否则其逃避管制的成本要远走高于由此而得到的收益，使其得不偿失而不得不收敛其“不轨”行为。由于我国尚缺乏有效的处罚标准，一些法规量性规定不足，许多具体事务和问题除了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实际运用中操作性不强影响了监管质量外，对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罚过于简单（就是有明文规定的执行起来也往往大打折扣），相当多还停留在重教育轻处罚的层次上，监管当局权威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三、制度约束：金融全球化中我国监管当局面临的最大难题（一）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新资本充足率框架，将信息披露作为确保银行资本充足的一个内在要求，要求银行应向公众披露资本结构、风险构成及资本充足率三方面的信息，监管当局（中央银行）也应促进被监管者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强制被监管者进行信息披露，并以此建立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国外监管当局的通行做法是通过立法强制被监管者适时、真实披露应披露的所有信息，让社会公众知晓，并辅以严格的处罚措施进行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