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及不确定性研究——基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实证分析.doc

第3组 宏观经济与发展 12,000字转轨时期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及不确定性研究*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70673009）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号06BJY012）的资助。基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实证分析田青 马健 高铁梅（东北财经大学）【摘要】本文运用1992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七个不同收入组数据及Panel Data 模型，检验了不同收入阶层消费的过度敏感程度，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过度敏感性，且不同收入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不同，低收入者的消费敏感性较强，高收入者的消费敏感性较弱。在引入不确定性因素后，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过度敏感性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说明不确定性尤其是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重要原因。关键词：消费 过度敏感性 不确定性 Panel Data 模型 The Research of Excess Sensitivity and Uncertainty on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during Transitional period: The Case of Different Income RankTian Qing Ma Jian Gao tiemei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Abstract: The paper uses datum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of different income rank from 1992 to2006 and Panel Data model to survey the excess sensitivity on consumption of every rank. The result shows that every rank has an obvious different sensitivity. Lower income household have a stronger sensitivity and higher have a weaker sensitivity. When we add the uncertainty in the model, we find that all of the income ranks sensitivity decrease differently.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uncertainty, especially the uncertainty of expected expenditure,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excess sensitivity of consumption.Key words: Consumption, Excess sensitivity, Uncertainty，Panel Data model联系方式：田青 女，1967年11月，东北财经大学信息系副教授，东北财经大学数量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tqwlyy ；电话： 0411-81112180，13147869060 ；联系地址：辽宁大连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信息系（116025）。马 健 女，1982年 9月，东北财经大学数量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 高铁梅 女，1951年12月，东北财经大学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电话：0411-84738083(H);电子邮箱：gaotiemei。转轨时期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及不确定性研究*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70673009）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号06BJY012）的资助。基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实证分析田青 马健 高铁梅（东北财经大学）【摘要】本文运用1992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七个不同收入组数据及Panel Data 模型，检验了不同收入阶层消费的过度敏感程度，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过度敏感性，且不同收入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不同，低收入者的消费敏感性较强，高收入者的消费敏感性较弱。在引入不确定性因素后，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过度敏感性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说明不确定性尤其是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重要原因。关键词：消费 过度敏感性 不确定性 Panel Data 模型 The Research of Excess Sensitivity and Uncertainty on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during Transitional period: The Case of Different Income RankTian Qing Ma Jian Gao tiemei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Abstract: The paper uses datum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of different income rank from 1992 to2006 and Panel Data model to survey the excess sensitivity on consumption of every rank. The result shows that every rank has an obvious different sensitivity. Lower income household have a stronger sensitivity and higher have a weaker sensitivity. When we add the uncertainty in the model, we find that all of the income ranks sensitivity decrease differently.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uncertainty, especially the uncertainty of expected expenditure,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excess sensitivity of consumption.Key words: Consumption, Excess sensitivity, Uncertainty，Panel Data model一、 引 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却急剧下降，从1993年的0. 82下降至2006年的0. 68，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也从26%下降到9.5%，而同期城乡居民储蓄仍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到2006年我国国内储蓄率高达50%，消费行为的这一变化使得这一时期消费需求相对疲软。中国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6年的36.4%，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也从上世纪80年代的60%左右下降到2006的50%，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包括增加城镇中低阶层居民收入、减免农业税和增加补贴、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等等，目的就是刺激居民消费，但消费不足现象依然存在。国内学者借鉴西方传统消费理论对上述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问题给出了诸多解释，本文希望通过更细致的研究，从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的视角进一步研究居民消费问题。生命周期持久收入（Life Cycle Hypothesis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简称LC-PIH）假说和随机游走假说是上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消费者行为理论的主要分析框架。LC-PIH假说认为，消费只与持久收入有关，当期的收入与消费之间不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预期收入和消费的变动都是可预测的。随机游走假说认为，如果消费者关于持久收入的预期是理性的，则前期消费就是本期持久收入的最佳预期，因此本期消费仅与前期消费有关，其他任何变量（包括当期收入）对消费都没有解释或预测能力。然而，实证检验并不能完全支持以上假说。Flavin（1981）发现，消费与劳动收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Flavin把这种现象称为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消费的过度敏感性也进行了较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王合绪和夏阳（2000）使用固定系数模型验证了中国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并分析了产生的原因，认为统计中的加总误差、短视、预防性储蓄以及流动性约束等可以用来解释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宋冬林、金晓彤等（2003）利用19782000年的年度数据，采用可变参数模型对消费敏感程度进行了检验，认为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在经济转型期存在过度敏感性，为使拉动需求的政策更加有效，有必要采取措施矫正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申朴和刘康兵（2003）利用19822000年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分析了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过度敏感性以及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和实际利率对消费增长率的影响；杭斌和申春兰（2004）通过构造状态空间模型，使用变参数模型估计了1978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系数；周建（2005）使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了1978 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系数。大量的数据和实证分析显示，我国城镇居民的当期消费与当期收入之间的确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也即居民消费行为具有过度敏感性。Madsen and McAleer（2000）认为流动性约束不可能解释所有的过度敏感性，不确定性是导致消费者偏离LC-PIH的另一重要因素。收入的不确定性使消费者的行为变得更为谨慎，且使消费对当前收入更为敏感。预期收入增加将降低预防性储蓄，从而增加当前消费，相反，收入下降会增加预防性储蓄，因而减少当前消费，这说明当前消费与当前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那么对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怎样的影响，是否会对消费敏感度的测算结果产生影响，如果有影响，这种影响会有多大？上述学者的研究都是对消费的总量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对收入的七个不同层次建立了消费的Panel Data模型，试图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本文第二部分分析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第三部分建立了消费过度敏感性的经验模型，并利用Panel Data模型测算不同收入阶层城镇居民的过度敏感系数，进一步又引入预期消费支出不确定性变量对模型进行扩展，并重新测算不同收入组城镇居民的过度敏感系数；第四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二、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居民长期生活在微观风险与宏观风险 这里的微观风险与宏观风险也可以理解为个人风险与系统风险。在市场经济中,个人风险可以表现为身体健康状况、雇主满意程度等诸多影响个人未来收入的因素；市场经济中的系统风险主要是由制度变化引起的，在我国，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中的系统风险主要表现为由教育体制、医疗体制、住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带来的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引发的风险。几乎为零的环境下，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城镇居民来讲，可支配收入少且平均，消费品通过配给制分配，国家和集体包揽了各类服务，居民很少有消费选择自由，同时也没有多少收入可供储蓄。消费者基本上不存在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也基本上不存在风险预期。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生活中存在着明显的微观风险与宏观风险，原有的收入分配制度被逐渐打破，经济波动和外部经济的影响也使中国城镇居民在转轨时期所面临的宏观风险明显上升。有关研究表明，收入或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会使消费者更加谨慎，并且对现期收入更加敏感。主要表现为：收入大幅度下降会增大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使当期消费减少；反之，收入大幅度提高时，不确定性降低，消费者会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现期消费；对于支出而言，当预期消费支出大幅度提高时，消费者会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的支出。可见，消费者如果预见到预期收入降低或预期支出增加，就会增加储蓄，减少当期消费，相应地，消费的过度敏感性也表现得更加突出，消费者进行消费时会更加谨慎。1 转轨时期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变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价格及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改革开放后增长很快，虽然各收入阶层增长水平不同，但均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如图1所示。除最低收入组在极个别年份（2002年）收入略有下降外，其他收入组在其他年份的实际人均收入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甚至增长很快。图1 不同收入组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情况（元）以往的研究表明，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那么面对收入的逐年增加，居民对未来收入不会存在下降的预期，并且随着我国政府一系列有关增加居民收入、保护低收入群体的相关政策出台，各收入阶层的城镇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应当是上升的，或至少不是下降的。2转轨时期我国城镇居民支出变化国家统计局在对居民消费状况进行统计时，将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分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居住、杂项共八大项，其中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属于生存性消费，是生活必需品消费，而涉及教育、健康的消费是一种生产性消费 在经济学中，消费是指利用商品或服务满足当前需要的行为，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消费，不仅能够满足消费者的眼前需要，而且还会提高人们的生产潜力，国际上称其为“生产性消费”（productive consumption）。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关系到百姓民生的诸项改革对居民的支出和支出预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价格及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的数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中，食品、衣着与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支出比例基本上呈下降趋势，而医疗保健、教育文娱、城镇居住和交通通讯的支出比例上升迅速。其中，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具有很强的制度变迁特征。（1）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导致居民的实际医疗支出增加。在公费医疗体制下，个人基本上无须承担医疗费用的支出风险。医疗制度改革后，个人的医疗支出比例增加，公费比例不断缩减，此外，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又导致药品价格、医疗费用的增长，这两方面的医疗支出风险都逐步转化为由个人承担。统计资料表明，19922006年期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已从每年41.15元升至620.93元，2006年是1992年的15.09倍。（2）教育体制改革导致居民教育支出的迅速增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小学的教育费用开始上涨，90年代开始，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高等教育收费标准不断提高，从1992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大范围推行招生收费制度改革，自费学生的比例提高，学费水平也逐年提高。从1997年开始，我国高等教育全面实行收费制度，学费也从最开始的每年几百元上涨到目前的5000元到8000元甚至更高。同时，教育机会的增加、筛选程序的简化，意味着个人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延长，个人一生的教育总支出增加 除正常的教育费用上涨外，教育乱收费现象对居民的教育支出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4日）报道，2003年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专项检查中共查出教育乱收费案件12634起，违规收费21.4亿元；2006年2月19日，发改委公布8所学校乱收费问题，仅八所学校的教育乱收费就达到2270万。消费者的这些支出在教育支出调查项目中却难以得到反应，因此本文后面的测算只能是低估了消费者在教育方面的支出。统计资料表明，19922006年期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娱支出已从每年147.45元升至1202.73元，2006年是1992年的8.16倍。我国城镇居民把钱花在教育、医疗保健上，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当前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提高人力资本的知识和技能存量以及保持身心健康，以便未来有能力获得更多的收益。在教育、医疗保健方面投入越多，未来可能获得的收益就越大。因此，即使教育、医疗保健的支出增长升幅很快，居民仍然要在维持基本的生存性消费后，首先保证这两项消费，这两项支出也确是八大类支出中增长较快的项目。因此，本文在考虑消费支出不确定性的度量时，用医疗保健及教育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进行衡量。3流动性约束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一般而言，在信贷市场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并非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借到钱。因此，当消费者面临收入下降时，由于不能或只能较少地从借贷市场借钱平滑消费，就只好减少消费，或动用储蓄进行消费；而当消费者面临收入增加时，则会增加储蓄以备收入减少时使用。这就是流动性约束的基本含义。与无流动性约束相比，流动性约束下的消费者需要将一部分收入进行储蓄，因此消费减少。我国的文化传统崇尚“量入为出”、“收支相抵、略有节余”，因此改革开放后，虽然居民收入逐年增加，但消费倾向却逐年减低，居民储蓄额和储蓄率逐年增加。1985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仅为1622.6亿元，到1992年突破万亿元大关，1994年突破两万亿元，2003年突破了十万亿元，达到103617亿元，2006年则达到161587亿元，二十多年间增长了近100倍 这个数据只是居民储蓄存款数据，如果考虑股票、债劵、保险、居民手持现金等其他金融资产，我国居民可以支配的财产更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资产存量核算资料测算，截至2005年底，我国居民金融资产余额已突破20万亿元大关，其中居民存款为148273亿元，占比为71.8%；居民手持现金持有量为19946亿元，占比为10.0%；居民证券持有量为18000亿元，占比为8.7%；居民保险准备金持有量为18315亿元，占比为8.9%；居民其他金融资产持有量为2029亿元，占比为1.0%。2006年，受股市升温的影响，居民资产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股票价值在金融资产中的比重大幅上升，储蓄存款比重下降，较2005年下降了一个百分点。虽然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发生了变化，但居民金融资产是逐年增加的。（以上数据来源于新浪财经及维普资讯网，网址：，扣除物价因素上涨也达26倍。居民储蓄这一指标，一方面体现了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的现实，另一方面对我国居民存在较强的流动性约束的结论提出疑问，居民手中存有大量的金融资产，还是否需要通过借贷来支持现期消费。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主要是在购房时需要进行贷款，并且只要有相关的收入证明，贷款并不难，在统计资料中，购房也并未计算在消费支出中（在宏观经济统计上购房算作投资）。因此，笔者认为即期的流动性约束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不大。三、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测算1消费过度敏感性的理论模型本文采用坎贝尔和曼昆（Campbell J.Y. and N.G. Mankiw ,1991）建立的模型来对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敏感度进行测算。坎贝尔和曼昆放弃了跨期最优的分析框架，直接从消费总量入手，把消费者分为两类不同的行为人，并假设经济中只存在这两类消费者，一类消费者是理性的消费者，能进行理性的预期，他们的消费行为符合霍尔提出的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用模型可以表示为： （1）式中为第一类消费者的实际消费，是随机扰动项，且=0。该模型表明，如果一个消费者能进行理性预期，则前期消费就是本期持久收入的最佳预期，预料之中的收入变化对消费没有影响，而消费增长量的改变仅仅取决于有关持久收入变化的新信息。第二类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有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所描述的特征（即所谓的短视消费者），其消费决策完全依赖于当期收入，用模型可以表示为：= （2）式中， 和分别表示第二类消费者的当期实际消费的增量和当期实际收入的增量。假设消费者总人数为，第一类消费者和第二类消费者的人数分别为和，则，其相应的人均实际消费和人均实际收入分别为 ，。其中，、代表人均值，、代表总量。则总消费为，总收入为。将两边同时除以，可以得到： （其中） （3）上式表明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是两类消费者人均消费的加权平均。同理， 可以表示为： （4）假定收入在两类消费者中的分配是均匀的，即（或），则： （5）其中，这个模型就是国际上广泛应用的用于研究消费敏感程度的经济计量模型。它表明消费的变化由同期收入变动和持久收入变动共同决定。（第二类消费者占总人口的比重）称为“超敏感系数”， 越大，消费对同期收入越敏感。2消费敏感度系数的测算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价格及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经济信息网综合年度库（）提供的数据，其中按居民收入水平高低共划分七个收入组：最低收入组（10%，表示该收入组占调查总人数的10，下同）、低收入组（10）、中等偏下收入组（20）、中等收入组（20）、中等偏上收入组（20）、高收入组（10）、最高收入组（10）。利用上述模型，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变系数Panel Data模型测算我国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消费者的过度敏感性，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数据样本区间从19922006年）： （i=1,2,7,表示七个收入组） （6）为了避免伪回归，文中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了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 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变量名称模型形式(C，T，p)相同根：LLC检验不同根：PP检验：随机趋势过程：平稳过程：随机趋势过程：平稳过程统计量值p值统计量值p值(C，T，0)3.390.99962.110.9999(C，T，0)-8.520.000057.520.0000(C，T，0)4.721.00001.661.0000(C，T，0)-6.780.000050.700.0000注： 1.表示对变量取差分；2.截面成员i =1.2,7代表七个收入组；3. 模型形式(C，T，p)，其中C和T分别表示截距项和趋势项，p表示检验方程中差分项的滞后阶数。当C或 T取值为0时，表示模型不包含截距项或趋势项。 由表1可知其一阶差分序列和均是平稳时间序列，因此、都是I(1)变量，符合建模要求。Panel Data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表2 不同收入组的消费敏感系数 （6）组别t统计量最低收入组0.741*7.70低收入组0.718*10.82中等偏下收入组0.653*10.71中等收入组0.648*11.76中等偏上收入组0.632*12.80高收入组0.623*12.28最高收入组0.650*15.61均值0.6520.753DW值2.30注：* 表示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示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示在10%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模型残差经过单位根检验均为平稳的，因此不存在伪回归。由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城镇不同收入组居民均存在明显的消费过度敏感性，均值达到0.652，其中最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过度敏感性最高，分别为0.741和0.718。除最高收入组以外，其他中高收入组的过度敏感性系数基本上呈依次下降趋势。这种变化趋势表明，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还主要用于维持基本的生活，其大部分收入都将用于当期消费。低收入组的恩格尔系数较中高收入组的恩格尔系数高出很多也能够说明这一点（2006年不同收入组的恩格尔系数值见表3）。而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高收入阶层，可以选择的消费产品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消费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可以自主消费，因此中高收入阶层的敏感度系数明显小于低收入阶层。但是，最高收入阶层的值却相对较高，考察2006年最高收入组居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31967.34元，远高于其他收入组的收入（见表3）。可以想象，最高收入户用于住房、汽车等大额消费项目更为容易，这部分的支出占据了较多的可支配收入，因此其敏感度系数高于其他中高收入组居民。由于没有各收入组公开的购房支出数据，我们将交通通信支出数据列入表3加以说明。可以看出最高收入户用于交通通信的费用达人均4316.82元，远远高于其他收入组，说明这一消费群体的汽车消费已达到一个较高的程度。以上分析让我们得到一个这样的启示，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可以刺激消费，增加一部分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同样可以刺激消费，只不过他们消费的内容不同。表3 2006年不同收入阶层的恩格尔系数、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交通通信支出（元）最低收入组低收入组中等偏下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最高收入组恩格尔系数0.460.440.400.380.360.330.273可支配收入3568.735540.717554.1610269.714049.1719068.9531967.34交通通信支出257.72431.13610.03859.871264.521801.044316.82注：各不同收入组恩格尔系数分别用各组食品消费支出除以消费总支出计算得到。3. 模型扩展：引入不确定性后的消费过度敏感性的测算通过前面分析，我们认为，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的增加是导致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在前述模型基础上增加一个解释变量，以便将居民对未来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从中分离出来。扩展的模型形式为： （i = 1, 2, 3,7） （7）式中代表不确定性， 计算公式为： （8） 其中和分别代表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和教育文娱消费支出，即用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表示消费者面临的不确定性程度。我们仍然采用Panel Data 模型测算不同收入组居民的消费敏感度系数，估计结果见表4。表4 包含不确定性变量时的各收入阶层消费敏感系数 (7)¢ (2.08)*组别t统计量最低收入组0.650*6.25低收入组0.626*7.92中等偏下收入组0.580*8.56中等收入组0.595*10.02中等偏上收入组0.595*11.50高收入组0.598*11.46最高收入组0.638*15.03均值0.6110.760DW值2.30注：* 表示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示在5%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示在10%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图2 分阶层的过度敏感性比较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把不确定性的影响分离出来后，全国平均的以及各收入阶层的消费过度敏感程度均明显变小。为了能够更清晰的看到的变化，我们对引入和未引入不确定性指标的超敏感系数进行比较，如图2所示。图2显示，引入不确定性后，各收入阶层的值均呈下降态势，尤其是中等收入以下的居民，其值下降更多；中等偏上、高收入组及最高收入组的值相对而言下降较少。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组的收入和消费状况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的医疗和教育文娱支出增长很快，不同收入组居民这两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均逐年增加，但仍然呈现出低收入组对医疗教育的支出比重高于高收入组的现实（见表5）。表5 不同收入阶层城镇居民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年份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19920.117980.111480.104550.106230.101250.097420.0965020060.179490.166470.159840.159490.158840.153220.14037进一步比较不同收入组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的实际支出。1992年最低收入组人均用于医疗教育两项支出共计115.03元，最高收入组支出为320.57元，相差2.78倍，到了2006年，最低收入组人均用于医疗教育两项支出共计640.55元，最高收入组支出为4487.42元，两者相差7.01倍。这意味着虽然低收入居民人均名义教育、医疗保健支出在逐年提高，但由于教育、医疗等费用上涨过快，导致低收入居民实际享有的教育、医疗保健服务反而减少了。杭斌（2006）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认为，2002年中等收入组的教育医疗消费也只能勉强维持在1996年的水平，说明教育文娱和医疗保健费已经上涨到了中低收入家庭难以承受的程度。比较而言，高收入户由于收入增长幅度较快，对未来有更好的预期，教育医疗费用的上涨是能够承受的，不会挤占其他消费支出，因此对当期消费的影响较小，他们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相对较低，其消费敏感度系数受不确定性变量的影响程度较小。四、结论及政策建议本文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主要影响因素，并利用Panel Data模型分别测算了不包含不确定性和包含不确定性两种情况下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敏感系数，本文的基本结论是：1 经济转轨时期我国城镇居民的当前消费对当前收入存在明显的过度敏感性，且不同收入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不同，收入越低的消费者，当期消费对当期收入的敏感性越强；反之，中高收入者的消费敏感性较弱。增加收入可以降低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2 最高收入组居民的消费敏感性高于其他中高收入组，且不确定性对该组的影响最小，说明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对其影响较小，这部分群体已转向以住房、汽车为主的大额消费项目，的值的升高正是由这些消费项目带动的。因此，扩大内需，一方面要增加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其他中高收入者收入的增加也可以带动消费需求。3 居民对未来消费支出的预期是产生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分离了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后，我国城镇居民的过度敏感性系数降低较大，说明不确定性是影响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重要原因，且越是低收入户居民，过度敏感系数降得越多，即低收入户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风险更大。4 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很大影响，这类消费的支出带有明显的制度变迁特征，且其对中低收入者影响更甚，相对而言对高收入者影响较小。综上所述，提高居民的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可以降低我国居民的当期消费对当期收入的过度敏感；其次，要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消费者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稳定的消费水平；此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改革政策的出台要循序渐进，使居民对未来能形成较稳定的预期，减少因宏观环境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参考文献1 王合绪，夏阳，中国居民的过度敏感性分析J，经济科学，2000年第4期。2 宋冬林，金晓彤，刘金叶，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实证检验与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03年第5期。3 申朴，刘康兵，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过度敏感性的经验分析：兼论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与利弊J，世界经济，2003年第1期。4 杭斌，申春兰，经济转型期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敏感度的变参数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5 周建，经济转型期中国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研究19782003年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5年第8期。6 高铁梅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7 杭斌，经济转型期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8 Flavin, Marjorie A., The Adjustment of Consumption to Changing Expectations about Future Incom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1, 89: 974- 1009.9 Madsen Jakob and Mcaleer Michael, Direct Test of the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under Uncertainty, Inflationary Expectations and Liquidity Constrains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0.10 Campbell J.Y. and N.G. Mankiw, The Response of Consumption to Income: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1.723-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