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市场分析报告.doc

国际金融市场分析报告前言：本报告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述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第二部分分析中国上海与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第三部分提出将中国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些对策建议。一、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达到高峰后，经历了从下滑到衰退再逐渐重振的历程。2011年度“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显示，纽约、伦敦、东京继续领跑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发展实力前三名，作为亚洲地区的头号种子，东京在亚洲金融中心中排名第一。1.依托国内形成发展东京是以国内为依托发展起来的金融中心，其形成和发展最深层次的支撑因素是日本经济实力和日元日益加快的国际化进程。1980年日本修改了外汇与外贸法，原则上取消了外汇管制，日元实现自由兑换。随后，日本与美国成立了日元与美元委员会，发表了日元自由化和国际化宣言。1984年，日本大藏省(现财务省)发表了题为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的政策报告，标志了日本政府开始实施日元国际化战略。随后，日本迅速放松了对欧洲日元贷款和欧洲日元债券的有关限制，并正式建立了东京离岸市场，开放了中长期欧洲日元贷款，对欧洲日元债和居民的海外存款实行自由化，货物贸易中日元作为计值货币比率也大幅提高，日元国际化进程快速发展。日元国际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大力地推动了债券、外汇等金融市场的发展。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使日元兑美元汇率大幅度上升。同年，日本的长期资本输出额由l984年的800多亿美元猛增至1298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l986年，东京债券市场买卖成交额比1985年增加一倍，达28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债券市场。东京金融市场的活跃，使得日本的金融机构能够发挥在金融产品交易中具有的信息优势，增强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同时也提高了国外投资者持有日元的意愿和参与日本金融市场的兴趣。1988年日籍银行对外资产余额占全世界的38.2%。l990年东京证券交易所交易额超过了纽约，逐步成为与伦敦、纽约并列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但是，这一期间日本政府使日元成为国际化的硬通货，以及大幅度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为今后经济发展埋下祸根。在国内繁华预期与日元升值的刺激下，大量的国内和国际资本参与投机，导致金融和房地产泡沫急剧膨胀。此后，房地产、股票的泡沫破灭，引发了银行倒闭风潮，使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十年的萧条。日本银行放慢了国际化步伐，丧失了国际主导地位，许多跨国银行亚洲总部纷纷迁出东京，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外国企业开始萎缩，l991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外国企业曾达到127家，但到2007年仅剩22家。且东京证券交易所在2005年末和2006年初曾两次出现系统瘫痪的尴尬局面，严重影响了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在影响日元国际化进程的同时，也削弱了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在2007年9月伦敦发布的国际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东京下滑到第10名。2.政府主导制度推动东京是政府主导推动形成的金融中心，政府不断制定和完善适应金融市场发展需要的法律体系。1980年全面修订外汇法，1984年撤销有关进出口的期货外汇交易的实际需要原则，1985年解除日元外债、双重货币外债等新型商品的发行禁令，东京证券交易所对外国券商实行会员制开放，1986年部分修订外汇法，创设离岸市场，1987年解除外国外汇指定银行的海外金融期货交易的禁令，解除非居民欧元日元商业票据禁令。1991年开始执行证券保管转换制度，1993年金融制度改革法、特债法施行，1995年放宽离岸市场管制。日本在实现资本项目下日元可兑换之后，虽然在资本市场开放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但实际上在证券交易市场准入、金融商品开放方面，保留了许多排外性“规制”，内外资本交易仍然实行事前报告、认可制度，对国内金融机构采取了“护卫舰”式的保护政策，造成日本金融市场相对封闭。东京虽然仍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由于日本过时的法规制度和高额税负，国际投资者纷纷将业务转移至其他监管较松的亚洲金融中心。面对东京金融中心地位的不断下滑，1996年，日本政府宣布以自由、公平、全球化为原则，提出金融体系的改革面向2001年东京市场的新生，对金融体系实施根本改革，也被称为“日本版金融大爆炸”。“金融大爆炸”的目标涵盖了整个金融体系，力图实现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在业务领域相互准入。随后的1998年，修订后的外汇法及债权转让特例法和金融系统改革法施行，内容包括外汇业务自由化，证券衍生品、证券公司从批准制改为原则登记制等。1999年废除有价证券交易税，股票买卖委托手续费全部自由化；2000年新的SPC法、投信法施行，2003年证券决算系统改革法、外国外汇令施行，扩充离岸市场的功能。这一系列从制度入手的金融改革，使东京得以继续维持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3.基于增强竞争力的重塑为了应对上升乏力的局面，日本采取措施，从会计准则、语言、并购法律等多方面加大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度，希望重塑东京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2007年12月，日本金融厅公布了强化金融资本市场竞争力计划。该计划由日本金融厅根据2007年经济财政改革基本方针的要求制定，包含了约60项“松绑”措施，大幅放宽对证券交易所、基金和金融机构的监管，以提高日本资本市场在亚洲的竞争力。这项方案是1996年“金融大爆炸”后，日本动作最大的金融改革措施。“竞争力计划”中明确了四大支柱：一是金融资本市场的信赖与活力，通过完善市场基础设施以确保市场的公正性、透明性，增强市场的多样性和便利性；二是促进金融服务业活力与竞争的商业环境，建立能够提供高品质和多样服务，并能满足时代需求的竞争环境；三是建立更好的监管环境，通过改善监管当局的行政手法，提高监管的效率、有效性和透明程度；四是完善市场环境，确保专业化的高素质人才，充实城市基础设施。主要内容包括：改革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间的防火墙制度，允许上市公司用英语提交信息披露文件，设立可同时交易股票和期货等金融产品的交易所，改革或废止对银行、证券、保险业界管理层和员工兼职的限制，缓和对银行业和证券业之间共享非公开信息(企业客户)的限制等。计划还允许不同金融产品的交易所彼此合作甚至并购，通过简化交易所之间的合作程序，使证券交易所能成为金融产品的“一站式”采购中心，从而吸引投资者。尽管有国内庞大的经济规模作依托，政府也在不断出台新措施，力图重振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但从长期看，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还面临一些结构性挑战，如繁琐的程序、高企的税收等。二、中国上海与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作为从国内金融中心向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上海，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待时日，有些指标尚未“达标”，显然低于东京金融中心，这既是常理和忧患，也是挑战和机遇。 1.目前上海的相对优势集中于金融规模上，在金融环境、金融效率和金融国际化方面，上海虽排在其他五个城市之后，但差距不是非常大。尤其是近两年，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与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中国金融与国际接轨的程度快速提升，据统计，到2005年底，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分别下降到8.3%9.8%，首次降到一位数。而不足之处则在于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防御和金融人才等方面。 2.在金融规模中，上海在股票交易所交易额这一基础指标上略有竞争力。 3.在金融环境中，上海在国家经济环境方面有很强的竞争力，在商务成本、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略有竞争力；但在城市经济环境、城市开放度、风险方面不及其他五个金融中心城市。具体来说，上海的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同其他五个国际城市还有一定差距；在传统的城市基础设施方面，如人均绿地面积、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等，上海与国际大都市的差距都不大，但在金融市场信息化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在城市开放度方面，上海除了外贸依存度略高外，常住外国居民/人口和年国际会议数量虽有很大增长，但比起伦敦、纽约还是较低；国际组织机构数很低；在商务成本方面，上海在办公楼租金与金融业人力成本上有优势，但其对国内金融业征收税务过重，与香港等金融中心的税务政策相比显得竞争力不足。 4.在金融聚集度方面，上海的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较低；虽在金融业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中，上海具有一定竞争力，但CBD内金融业发展规模尚待扩展。聚集度标志是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指标或核心要素。我认为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典型的中央商务区+金融城区+艺术建筑标志。这是国际金融中心的象征和地域标志。上海应整合浦东现代金融风格与浦西经典金融艺术，配以浦江两岸独特的金融建筑和以人为本的生态魅力，充分体现中国金融中心的软实力。第二，机构型市场类标志。建议可深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商品期货交易所与上海金融期货交易所这三个标志性金融机构的联动与合作，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机构聚集的标志，充分发挥其在要素市场的领导功能。第三，政策型影响类标志。如在上海制定的金融法规，凡涉及国际金融市场范畴的，在浦东综合实验后经人大讨论通过，可成为相当于国家级的法规。 5.在金融国际化方面，外资金融机构数量比重虽然大，但外资金融机构资产比重和外国上市公司比重非常小。 6.在金融风险防御方面，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与机构透明度还不够高，同时缺乏足够的通晓国际市场的核心专业人才，金融业的市场风险防御能力急需提高。2005年我国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值上升到1.631，高于英国、美国，也高于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M2与GDP的比值越高,风险就越大。高度重视人民币定价权和市场风险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7.在金融效率方面，主要问题是资本回报率过低，银行服务水平与产品有限。 8.在金融人才方面，不足之处集中于金融业就业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较低、高级金融人才与核心专业人才数量依然不足。近些年来，我国金融教育培训的投入日益增加，可惜多数集中在硬件上面。因此，要着力改革与完善金融人才开发体系，突破误区，避免在金融人才政策上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我们在金融人才上存在几个误区：一是片面强调年轻化、忽视资深化现象；二是过度学府化；三是偏于形式化；四是追求数量化。 9.在金融科技竞争力方面，上海在硬件与设备信息化程度上略有竞争力，但技术推广及先进技术在日常金融业务中的使用还不是非常普及。三、将中国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些对策建议我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要突出一个重点，就是将上海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具体来讲，要依托一个基础，抓住两个重点，建设好四个市场。依托一个基础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大的基础。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的依托是我们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条件，因此上海国际金融建设，应把依托和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作为根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充分发挥好上海联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及其人民币和外汇两种资金、吸收国内和国外的两种金融人才，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大平台。就像刚才屠光绍市长讲的，上海作为一个大市场，我觉得这个定位是非常正确的。抓住两个重点，就是要抓住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人民币金融产品的两个重点。我认为我们国家和上海都应该通过进一步加强、加快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我国金融业快速健康发展，进而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同时把上海逐步建设成为人民币金融产品中心，这既是我们国家掌握人民币的定价权，维护金融安全的需要，也是上海与香港金融中心互补的需要，以人民币定价不断地优化产品，增加市场的交易量、扩大市场的影响，牢固树立上海在人民币市场的交易、定价、结算当中的核心地位。还有要建好四个市场，即是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保险市场。我想重点讲讲保险市场，因为前面很多发言者都提到了外汇市场、资本市场，包括证券、期货等等。关于国际保险中心的建设，因为我是来自保险的，所以对保险非常关注，昨天上午王岐山副总理也提到四个市场，他把保险市场还放在第一位，我想因为我们保险刚刚还在大发展的起步阶段，是个朝阳行业，我们的潜力非常大。中国的金融资产很巨大，但是保险的资产在金融资产当中的比重还不到5%。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在内，它的保险总资产一般占到总资产的50%左右，我们的国内保险资产不到5%，而银行的资产占到90%以上，这个比例非常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保险的潜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保险不仅是促进改革发展的助推器，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充分发挥上海保险主体较多、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外资机构进入比较早的优势，加快保险市场的发展，着力建设国际保险中心。比如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为契机，加快航空和海上保险的发展。上海要积极的创造条件，加强巨灾风险的保障能力。在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都有一个发生巨灾以后风险的保障基金，为恢复生产、促进社会稳定都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我建议上海应该尽快启动，积极研究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巨灾保险。依托、立足长三角，整合资源，面向亚太，分步地完成。第一步就是依托长三角，先形成区域一体化，长三角是最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地区，它们竞争的程度都比较相近，最适宜金融一体化的建设。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第一步可以首先以上海为核心，实现长三角地区的两省一市的金融一体化。第二步整合资源，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金融中心。要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首先要把上海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今天上午屠光绍市长都讲了，有的省市也在提出要建设金融中心，定位上面我觉得应该明确，首先把上海的市场真正建设成为中国的中心。第三步是加大对外合作和交流，建设以亚太地区为主要目标，高度专业化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特别是建立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协调机制，两个中心分工协作，各有侧重，继续发挥香港开放度比较高、作为国际资本金融中心的优势，将上海培养成为具有中国概念、引领东北亚和东南亚金融发展走势的亚太投融资中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金融衍生产品中心。第四步就是突出优势，在国际金融体系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真正建成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前面我讲了三步，三步完成了也就是水到渠成了。我想提几点具体的建议，积极创造条件，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第一是要进一步推进外汇体制的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和国际化的水平。第二是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加快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各类金融市场的发展。第三要积极采取有利于机构集聚、人才集聚、资金集聚的鼓励政策，吸引境内外的金融机构入驻上海。上海应该作为大平台、大市场为金融从业人员创造比较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第四要积极鼓励出台金融创新的产品、技术，努力在各个领域不断地创新，以创新的手段推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第五要加强一行三局的监管合作，为加快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第六，也是那天我跟俞书记提的建议，希望上海可以进一步解放思想，要转变观念，加大开放的力度，要大气大度，高起点、高标准、高要求，把诚信建设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