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誉、财富与农村信贷配给的实证分析——欠发达地区不同农村金融中介的供给行为研究.doc

信誉、财富与农村信贷配给的实证分析 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703023和70673065）和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7EJB007）的资助。欠发达地区不同农村金融中介的供给行为研究朱喜a 马晓青b 史清华a 朱喜，男，出生于1979年7月，数量经济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应用计量经济学。Email: zhuxi97。联系方式：13774205899；马晓青，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CARD）博士后，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农村金融；史清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户经济行为。（a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b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CARD）摘要 本文使用2006年云南、宁夏两个省份近800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实证估计了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背景下欠发达地区不同农村金融中介的信贷供给函数。研究发现，当前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方式很接近商业化原则。较高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导致大量农户被正式金融中介预先配给。信用社是农村正式金融的主力军，在发放贷款时，优先考虑信誉较好、关系较密切、财富水平较高、教育层次较高的农户；银行缺乏服务农户的积极性，在发放贷款时，比较重视农户的信誉和财富水平；民间借贷者比较重视农户的信誉，但对财富、教育水平等不敏感，其服务的覆盖面远远超过正式机构。这种行为差异主要来源于各类金融中介之间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差别。政府应当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征信体系，并为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可能的合作创造条件。关键字 农村金融 信贷配给 信誉 财富中图分类号 F304.4 文献标识码 AEmpirical Analysis of reputation, wealth and rural credit rationingthe offer function of different financial intermediates in less-developed districtsAbstract: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about 800 rural households from Yunnan and Ningxia province in 2006, we estimate the offer function of different financial intermediates in less-developed districts under the new reform of rural financial markets. It seems that rural cooperatives are now operating to maximize their profits. We found a large amount of rural households preemptively rationed by formal financial intermediates because of high information cost and transaction cost. Rural cooperatives are the main supplier of formal intermediates, which favors those who has better reputation/relation, and those who is more wealthier, more educated. Banks have little incentive to supply farmers, which favor reputation and wealth. Informal lenders serve the most farmer, which favor reputation, not wealth or education. The main difference stems from different information cost and transaction cost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es. Government should construct a rural credit system, and pave the way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intermediates.Keywords: rural finance; credit rationing; reputation; wealth一、引言由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问题导致的严重的信贷配给现象，是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研究指出，尽管农户对利率水平的高低并不是很敏感，而是更重视信贷的可得性，农村金融中介（主要包括信用社，银行和民间借贷者），特别是正式金融中介仍然不能很好地满足他们的信贷需求，对农户的生产投资、生活消费等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史清华，陈凯，2002；朱喜，2006；李锐，朱喜，2007等）。为了改善农村金融市场，为农民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1996年起我国政府启动了农村金融改革，至今已有十多年。从商业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分离，到2003年以来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农村金融改革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近期的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通过央行发行专项票据为农信社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将票据支付与农信社改革效果挂钩，对机制改革形成了较强的激励，被称为“花钱买机制”。这一改革的基本目标，是要将农村信用社在内的现有农村金融体系，改造成既能满足农村地区农户和中小企业的有效需求，又能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很明显，改革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农村金融中介是否能够按照决策者的期望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在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上，各类金融中介究竟是如何向农户提供贷款的？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户的信贷需求？一些研究在这个方面已经进行过尝试。徐忠、程恩江（2004）利用宏观数据，指出90年代农村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后，利率政策的扭曲造成了农村地区资金外流的后果。这种扭曲也对农村金融机构行为及效率产生了影响；朱喜，李子奈(2006)，李锐，朱喜(2007)利用2003年全国10个省份农户贷款的信息，尝试采用结构模型（Biprobit模型）同时估计农户的需求方程和金融中介的供给方程，发现政策、关系等因素对金融中介的供给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总体来看，受制于数据来源等因素，这些研究很难深入下去，特别是关于不同金融中介与农户之间信贷交易的具体分析，目前的研究还很稀缺。此类研究的主要障碍在于：数据获取非常困难。由于信用社、银行等一般不愿意向研究者提供分笔贷款的相关数据，而民间借贷者高度分散，也很难收集，因此从金融中介层面获取数据成本过于高昂；更为棘手的是关于农户信贷需求的界定问题。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农户在当前利率水平下需要贷款，才能认为其具有名义信贷需求（notional demand）。一些研究把农户需要贷款作为其具有信贷需求的表现，这种做法显然会高估农户的需求。事实上，农户在不同的利率水平下具有不同的信贷需求。考虑极端情形，如果利率为零，显然农户总是有需求的；另外一些研究将农户向金融中介申请贷款作为其具有信贷需求的表现，这种方法其实定义了有效信贷需求（effective demand），又会低估农户的需求。向金融中介申请贷款的农户一般是愿意接受当前的利率水平的，但是没有申请的农户就一定是不能接受当前利率吗？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存在相当一部分农户，虽然愿意接受当前利率价格，但是考虑到各种交易成本（如信用社、银行要求提供抵押的成本，烦杂的手续成本，农户给信贷员的礼品，等待审批的时间成本等），他们没有去申请贷款。本文使用2006年在云南、宁夏两个西部省份近800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在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的背景下，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银行和民间借贷者的信贷供给行为。云南和宁夏在新一轮的信用社改革中分别于2005年和2004年采用了省级联社的模式 其中宁夏农村信用社实施自治区联社和县市联社两级法人管理体制。通过资产置换和机制改革，在服务三农、商业可持续方面都改变了过去的落后面貌，取得了相当的成效：2006年存、贷款余额都有较大幅的增加，并分别实现4.3亿元和6.5亿元的经营利润。因此，采用这两个省份作为调查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农户贷款交易的详细调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无法直接从金融中介获取数据的困难；而通过对问卷的仔细设计，我们甚至比了解有效需求更进一步，得到了关于农户的名义需求的信息。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背景下，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看来是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经营的。有很大比例的具有名义需求的农户，由于较高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被正式金融中介预先配给。不同金融中介的供给行为存在显著的差异：正式金融中介（信用社和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主要重视农户的信誉、关系和财富水平，而非正式金融中介（民间借贷者）主要依赖于对农户的了解和信誉，其覆盖面远远超过正式金融。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金融中介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存在很大的差别。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使用一个简单的信息不对称模型，分析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等因素对金融中介供给行为的影响，并基于这个框架设定我们的实证模型；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来源，总结基本事实；第四部分给出金融中介供给行为的实证结果；最后总结全文，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二、简单的理论框架1. 信贷配给模型为了更好地说明各类农村金融机构的供给行为，我们借鉴Stiglitz and Weiss(1981)的模型和Conning and Udry(2007)的综述，使用一个相对简单的道德风险模型来分析信贷配给 道德风险模型描述的情形比较适合生产性贷款（如农户购买化肥、拖拉机等生产资料等），与消费性贷款（例如农户建房，购买生活耐用品等）略有差别。后者用逆向选择模型可能更合适，但结论和含义是非常类似的。为节约篇幅，我们只采用道德风险模型描述。假定农户是风险中性的 这个假定将忽略农户贷款的保险功能，但这一简化不会影响我们的研究。，他有一个生产项目，该项目需要投资才能进行，但农户自己没有资金。如果农户得到贷款实施项目的话，能够产生的收入（代表真实世界的可能状态，简单起见，假设只有两种，取1时为好的状态发生，取0时为差的状态发生）。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在于，得到贷款之后，农户可以选择（高）和（低）两种努力水平进行劳动，高的努力水平会导致更高的期望收入，即能够以更高的概率实现好的状态产出（记这个概率为，低努力水平实现的概率记为，则）；但也会导致更多的效用损失（令代表努力的机会成本，则，记机会成本的差值为）。而金融中介无法观察到这种努力水平，或者验证成本过高。这里还假定金融中介面临着完全竞争，因此只要得到保留收益即可，不妨设为0；金融中介的资金供给是其收益的增函数。首先考虑完全信息下的情况，即金融中介能够观察到农户的努力水平，不存在交易成本。令代表农户在不同状态下的收益，代表金融中介的资金成本，代表农户的可抵押资产，则最优合同可以描述如下st （1）or 即农户在参与约束（1）下最大化期望收益。在这个问题下，最优状况下农户的收益总额为。因此，在完全信息下，所有有利可图的项目都会得到融资。只要农户具有能够提供正的期望收益的项目，使得约束（1）、（2）得到满足，农户就有贷款的需求，此时我们称农户具有名义需求（notional demand）。现在考虑信息不对称的情形。此时至少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农户的劳动激励，由于金融中介不能观察到农户的实际努力水平时，为了给农户努力劳动提供激励，提高预期产出，需要模型中增加相应的激励相容约束；其次是有限责任。当差的状态在现实中发生，金融中介不可能向农户索取无穷大的补偿，通常最多只能达到农户可抵押资产的上限，这可能会导致农户进行过高风险的项目，最终导致倒U型的供给曲线（Stiglitz and Weiss(1981)）。因此，最优合同如下st （1） （2）or （2） （3）即农户在参与约束（1）、激励相容约束（2）（或（2）和有限责任约束（3）下最大化期望效用。（2）中的被称为信息租金，即为了激励农户更加努力劳动的代价。信息不对称是金融中介采取信贷配给的原因：考虑到金融中介的隐含贷款利率为，由（2）和（3）有 （4）也就是说，当金融中介收取的隐含贷款利率水平超过时，农户因为努力劳动的收益减少，将会采取偷懒的劳动方式，此时金融中介的预期收益将会减少。由于金融中介的资金供给是其预期收益的增函数，就很可能出现倒U型的贷款供给函数，即贷款供给开始随着贷款利率的上升而增加，但到达某个水平（）后就会开始下降，最终导致供给不能满足需求，出现均衡的信贷配给的情形。也就是说，由于信息成本，农村金融市场无法通过利率价格达到供求平衡的状态。可以证明，在此模型设定下，只有农户能够提供的可抵押资产超过最低抵押要求 （5）时，金融中介才会愿意为农户提供贷款，此时的最优合同为，。最低抵押要求与贷款规模、金融中介的资金成本（贷款利率）、农户努力的机会成本都是递增的关系；农户的投资项目期望收益越高，努力劳动时项目越“安全”（即相对于越大），都会减少最低抵押要求。显然，当信息不对称因素被引进来以后，可以执行的合同数量大大减少了。如果再将农村金融市场的其他摩擦因素考虑进来，如信用社贷款中的隐含送礼成本、提供抵押资产需要的成本（如抵押标的物的登记、评估等）、民间借贷的面子成本等，将其统称为交易成本，将使得参与约束（1）变为 （1）则约束条件变得更为苛刻，可以执行的合同数量进一步减少。如果农户同时满足约束（1），(2)和（3），即考虑到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后，他仍然具有贷款需求，我们就说该农户具有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2. 相关讨论（1）名义需求与有效需求简言之，农户的名义贷款需求是指其在完全信息世界中决策时所产生的，而实际贷款需求是指其在真实世界中决策所产生的。两者具有一定的差异，某些农户可能具有正的名义需求，但考虑到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因素，其有效需求也许为0，即预先配给（preemptive rationing）。过去许多关于金融中介供给行为的研究，分析的是金融中介对向自己提出贷款的农户的供给决策，这实质上是在研究有实际借贷需求的农户被如何被配给；而事实上，研究有名义借贷需求的农户如何被配给更有意义（Mushinski，1999），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反映出由于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等障碍，使得本来对社会有利的借贷交易状况，特别是为什么有大量的交易在现实中没有实现。（2）财富、信誉和贷款供给根据上述模型，我们再进一步分析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各类金融中介的供给行为。银行、信用社和民间借贷者对借款农户具有不同的信息成本。我国的大多数商业银行的主要贷款客户是城市和企业，设在农村基层的网点以存款为主，因此并不了解也没有激励去了解农户的信息；信用社主要服务于农村，多数设在农村基层，长期服务三农，对农户的了解可能要好于银行，而且信用社受到“花钱买机制”改革的激励，更有动力去收集农户的信息，甄别其类型；而民间借贷者多数为农户的亲友或同村（乡），在信息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对农户的了解和熟悉程度很高。这种信息成本差异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熟悉农户的贷款者不但可以在事前轻易地筛选农户的类型，而且可以使用较低的成本在事后对农户对贷款的使用实施有效的积极监督（Tirole，2006）。反映在我们的模型中，即拥有更好信息的金融中介，或者根据更好的信息进行事前筛选，或者使用较低的监督成本，都能够使得借款农户偷懒的机会成本减少到（）。根据最低抵押要求（4）与偷懒机会成本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融中介的信息成本越低，最低抵押要求越低，它就能够为更贫穷的农户提供服务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减少了最低抵押要求，相应的隐含贷款利率会提高。参见Conning and Udry(2007)。假定财富与提供抵押的能力成正比，我们可以得到第一个命题。命题1：金融中介信息成本越高，在提供贷款时，对农户的财富越敏感。农户的财富越多，其提供贷款的机会越大。如果农户拥有的财富不够满足最低抵押要求，那么金融中介是否就会完全将其排除在贷款服务之外呢？借助于信誉机制，农村金融中介仍然可以有效地提供更多的服务。如果农户曾经在某个金融中介得到过贷款，并且及时归还，这种良好的信用记录就是关于该农户可靠程度（信用）的一个有利的信号，说明农户事后偷懒或者违约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在模型中也可以描述为）。在我国的农村，面子是大家都非常重视的，从“人要面子树要皮”、“死要面子活受罪”等俗语中就有所体现。讲信用的人在农村不但会受到精神上的尊敬，在许多日常事务（包括经济和非经济的）中也会更有影响力，它对农民意味着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农户如果因为一笔贷款交易的违约失去了声誉，他的损失不仅仅是给未来项目的融资机会，还包括许多社会和心理方面的资源。所以，金融中介从农户过去的信用记录中可以较好地推断其可靠程度。根据以上分析，结合最低抵押要求的决定公式（5）可知，由于，有良好的信用记录的农户，其最低抵押要求就小（），得到贷款服务的机会也更高。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第二个命题。命题2：与没有信用记录或记录不佳的农户相比，金融中介倾向于为具有良好信用记录的农户提供更多的贷款，即“更可靠”的人得到贷款的机会越大。命题2适用于所有的农村金融中介。由于各金融中介具有不同的信息优势和信息成本，可能还有各自的供给方案。例如，对信用社而言，通过干部进行评级是其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另一种手段。在农村，作为干部的农户与信用社等机构往往具有良好的关系。信用社对干部农户的信息比较了解，而干部一方面往往具有较高的财富水平，另一方面碍于面子成本，选择违约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得到贷款的机会就比非干部农户更大。因此我们有第三个命题。命题3： 与非干部农户相比，信用社倾向于对干部农户提供更多的贷款，即干部农户得到贷款的机会更大。3实证模型设定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我们建立实证模型来分析不同金融中介对于具有名义需求的农户的贷款供给行为。令为金融中介决定是否发放贷款给农户的两元选择变量，取1代表接受，取0代表拒绝，为金融中介发放贷款的标准（可以看作信用评级，标准化为0以上为好，0以下为差），为的变量，代表可能影响金融中介贷款决策的因素，包括土地、财富、信用记录、是否干部以及农户的年龄、教育水平等特征变量，令为的参数。建立probit模型如下： （6）其中。模型的经济含义为，金融中介向有需求的农户的行用评级取决各解释变量，如果其评级是好的，就发放贷款，如果评级是差的，则拒绝贷款。这个模型等价于其中为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即假定金融中介向有需求的农户发放贷款的条件概率函数是正态分布函数的形式，可以使用极大似然法（MLE）进行估计。事实上，更一般的，我们也可以不设定这个条件概率函数的具体形式，而采用准极大似然法（QMLE），仍然能够得到参数的一致估计量，其结果比极大似然估计值更稳健。针对农村金融市场上信用社、银行和民间借贷者的不同信息优势和运行特点，我们对其各自的供给行为建立贷款模型，以分析其异同。三、数据来源和基本事实1信贷需求的度量农户是否具有有效需求可以从他是否向金融中介申请贷款反映出来，但名义需求则不然。在完全信息的世界里，这些农户在当前的利率下是有需求的，但是考虑到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因素，他们可能不会去向金融中介申请贷款。因此具有名义需求的农户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具有有效需求的农户，另一部分是预先被配给的农户。显然，后者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等因素对贷款交易的破坏性影响，因而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也正是实证研究的难点：在没有申请贷款的农户中，到底哪些是由于有名义需求而预先被配给的，哪些是本来就没有名义需求的？如何进行判断？国际上解决这个方面问题的方法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直接诱导法（direct elicitation methodology, 或者DEM），即通过精心设计的问卷，诱导农户透露出关于信贷需求的真实信息（核心在于，是否在当前利率水平上有贷款需求，而不是任意的利率水平）。相关的研究包括Jappelli(1990)，Feder et al.(1990)，Mushinski(1999)，Petrick(2004)，Foltz(2004)等。二是结构计量模型和动态投资模型方法，即对农户家庭建立经济模型或结构模型，刻画其在受到金融抑制时的投资特征，再通过实证检验这种特征是否存在（Hubbard(1998)，李锐，朱喜(2007)）。比较两种方法，前者基于定性或定量的指标，能够清晰地衡量金融抑制程度，但比较依赖于农户的主观判断；后者有较好的经济学含义，不依赖于农户的主观判断，但结构计量模型所利用的利息很有限（通常只反映实际需求），动态投资模型基于发达国家农户构建，往往将家庭类同于企业，与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户的特征不太相符。因此我们在权衡之后决定采用直接诱导法。为了得出农户是否具有名义需求的信息，我们在问卷中依次设计了如下问题（以信用社为例）:（1）在2006年是否向信用社申请贷款？（2）如果申请过，是否得到贷款；（3）如果没有申请，原因在于_ 第（3）个问题提供的选项如下： 我不需要贷款；从其他渠道可以得到贷款；缺乏抵押或担保；申请也不会得到；利息太高；手续太麻烦；可贷数额太小；担心借了还不了；其他_根据名义需求的定义，我们把选择、以及中回答“关系不够”的农户归为有名义需求的农户，这些因素都是与农户的抵押、交易成本等相关的，属于非价格因素；选择的农户是由于价格因素不申请贷款，不属于配给的范围；选择、的农户则显然对贷款没有兴趣；而选择的农户项目收益率可能不足于弥补利率成本，对贷款也没有兴趣。这些都被视为没有名义需求。将这些问题依次推到银行和民间借贷者，我们就可以得到农户对不同金融中介的真实需求、有效需求及其配给状况。2数据调查表1 主要变量基本统计表（2006年）变量观测值单位均值标准差totinc746元16622.4620764.90land749亩7.12697.1190house749平方米125.372985.8624age749岁44.639511.1979male7490.90390.2950edu749 3.17760.8937ardre7490.04810.2140recordf17490.09480.2931recordf27490.02000.1402recordinf7490.35510.4789注：totinc为农户的家庭总收入水平，land为农户拥有的土地，house为住房面积，age为户主年龄，edu为农户家庭劳动力的最高教育程度（不识字或识字很少为1，小学程度为2，初中程度为3，高中或中专为4，大专及以上为5），ardre为农户是否村干部（若是为1，否为0），recordf1为农户在2003-2005年间是否在信用社得到过贷款并如期归还（若是为1，否为0），recordf2为农户在2003-2005年间是否在银行得到过贷款并如期归还（若是为1，否为0），recordinf为农户在2003-2005年间是否在民间借贷者那里得到过贷款并如期归还（若是为1，否为0）。 为了深入了解农村金融改革中欠发达地区金融中介的供给行为，我们对云南、宁夏两个省份的近千个农户家庭进行了细致的专题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749份，其中云南369份，宁夏380份。调查涵盖了农户在2006年的信贷、收入、消费、土地、房产等各个方面，尤其在信贷方面的详细信息。为了改进调查的有效性，在两个省各选取两个县，其中云南是宣威和隆阳，宁夏是隆德和西吉，每个县各选4-8个村，每个村各选取25-40个农户家庭。这样的调查当然不能代表欠发达地区的总体，但基本包含了收入水平在不同层次的农户。样本农户2006年的家庭总收入水平为16622.46元，而2005年云南、宁夏的农村居民平均家庭总收入分别为13669.70元和18808.65元，两者基本持平。因此我们对这些样本农户的分析结果至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表1列出了我们的模型所使用的变量的基本统计表。3样本农户信贷需求状况根据前述的度量标准，我们整理出样本农户的信贷需求状况如表2所示。表2 样本农户的信贷需求（2006年）金融中介有效需求名义需求供给有效需求信贷配给程度a名义需求信贷配给程度b信用社1413589036.17%74.86%银行502581472.00%94.57%民间借贷30836427112.01%25.55%平均16632712540.06%64.99%注：a.（1供给/有效需求）×100。b.（1供给/名义需求）×100。从目前欠发达地区的三类金融中介来看，名义需求金融抑制程度（农户的名义需求被配给的比例）平均为64.99%。这个结果与李锐，朱喜(2007)使用结构模型估计出的金融抑制程度70.92%有一定的可比性，都反映出农户面临着严重的信贷配给问题，导致大量的社会福利损失。而我们的调查进一步显示有效需求配给程度（农户的有效需求被配给的比例）与名义需求配给程度的差异。农户的名义需求发生频率平均为327，近乎有效需求发生频率的两倍，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名义需求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等因素被预先配给了。被调查农户的名义需求信贷配给程度要比有效需求信贷配给程度高50左右。这个结果清楚地表明，如果只考虑有效需求，将大大低估农户信贷需求被抑制的程度。不同类型的金融中介对农户信贷需求的配给程度也存在很大的差异。首先看正式金融中介：农村信用社在满足农户正式信贷需求方面确实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对样本农户发放贷款90笔，有效需求满足率达到63.83%；而以商业化为目标的银行显然没有动力为农户提供信贷服务，对样本农户发放贷款仅14笔，有效需求满足率仅28.00%。但不管是信用社还是银行，提供的信贷服务的覆盖率仍然非常低，两者的名义需求满足率分别仅为25.14%和5.43%。特别是银行，基本已经放弃了农户信贷市场。而民间借贷者事实上一直是满足农户信贷需求的主要支柱，对样本农户发放贷款271笔，达到正式贷款总和的2.61倍，有效需求满足率为87.99%，名义需求满足率达到74.45%，远远高于信用社和银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民间信贷者而言，农户的名义需求和有效需求的差异只有18.18%，相对与信用社和银行，这一比例分别为153.90%和416.00%，充分表明民间信贷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要远远低于信用社和银行，在信息、监督、便利等方面具有正式机构无可比拟的优势。四、金融中介供给行为的实证结果为了更好地分析不同农村金融中介的供给行为，我们分别对信用社、银行和民间借贷者建立两元离散选择模型（如（6）所示），分析其如何决定是否满足农户的名义信贷需求。对每类金融中介，因为使用的样本为对其具有名义需求的农户，所以观测值分别为358，258和364个。被解释变量设定为该金融中介是否提供贷款服务，若是取1，否取0。主要解释变量包括农户的土地、财富、信誉、是否干部户、年龄、教育水平、性别，以及代表云南的地区变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使用农户的家庭住房面积（house）作为其财富的代表变量。要准确度量农户的财富水平并不容易，但中国农民对于大房子有着非常强烈的偏好，拥有宽敞明亮的住房被视为财富的象征，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尤其如此，因此住房面积是一个较好的显示农户财富水平的指标；使用农户以往在各类金融中介的成功信贷经验（recordf1，recordf2和recordinf）代表其在对应的金融中介的信誉。如果农户在过去几年中得到贷款并如期归还，这是关于其可靠程度的有利信号，表明该农户具有较好的信用；为控制不同地区经济、文化等差异的影响，我们还在模型中加入代表云南地区的虚拟变量。表3列出了信贷供给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前文分析的主要理论预期基本相符。我们发现，欠发达地区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对农户的供给行为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首先看信用社。农户信用记录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信誉会显著提高农户的真实需求得到满足的概率。根据probit模型，可以估算出在其他控制变量相同的前提下，在信用社有良好信用记录的农户与没有这种信用记录的农户相比，得到信用社贷款的概率要高53.74%！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表明农户信誉是信用社在进行贷款决策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财富变量的参数估计值与理论预期相同，同样显著为正，表明信用社在供应贷款服务，一定程度上存在偏向有钱人的倾向。这种倾向到底有多大呢？由于我们没有财富的确切数据，很难做准确的度量。但根据模型估算的住房面积对信用社贷款概率的平均边际影响（0.0015），可以做一个尝试性的估算。样本农户住房平均面积在125平方米左右，那么一个住房面积为75平方米的农户，相比平均农户而言，其得到贷款的概率要低7.5%。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信用社贷款来说，在其它情况等同的前提下，信誉效应似乎要比财富效应显著一些。作为干部的农户得到信用社贷款的概率比非干部农户显著高得多，这与理论的预期以及我们在调查中收集到的农户意见是一致的。尽管从农户角度来看，这一点存在不公平，但是从信用社保证贷款安全性的出发点来看，由于村干部往往与信用社打交道比较多，双方都掌握对方较多的信息，贷款偿还也比较可靠，贷款偏向他们是自然的反应。从模型估算来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干部户得到信用社贷款的概率比非干部户要高30.25%，可见“干部评级”也是信用社较常用的贷款策略。另外，农户的个人特征也会影响信用的贷款决策，教育水平越高，得到信用社贷款的概率也更高，年纪越轻（尽管年龄的平方项只在10的水平上显著，但其参数估计值很小，折算到边际效应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表明信用社相对关注农户的潜在还款能力。从上述结果来看，在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的激励之下，信用社的经营方式看来很接近于商业化原则。在新一轮改革要求信用社继续服务三农的约束下，它所关注的主要变量如信誉、财富、教育等，与信用社最大化利润假设下的理论预期结论基本相同，都是为了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保证贷款能够安全回收采取的策略。由于缺乏历史数据对比，我们尚不清楚这一转变对其服务的覆盖面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显然贫困的农户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银行的贷款供给行为与信用社基本类似，对农户的信誉和财富水平都比较敏感，其中信用记录的平均边际影响为33.81%（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略低于信用社。但银行对农户是否干部户并不敏感，这可能是由于作为商业银行在农村基层的分支机构，他们与村政府打交道的机会不多，因此不会与村干部形成某种关系，也不会特别了解干部户的信息。此外，银行对农户的其他个人特征变量如教育、年龄等也不敏感，这可能是因为银行并没有把向农户提供贷款真正作为自己的经营方向，而且在信息成本方面也较更贴近农户的信用社高，因此没有激励去了解或评估农户的信用状况。对正式金融中介供给行为研究的另外一个共同发现，是土地变量在模型中都不显著，即农户土地面积的增加不会提高信用社或银行向其提供贷款的概率，这与国外许多研究结果所指出的土地会增加获得贷款的机会（如Kochar，1997）很不一样，但这正体现了目前我国农村土地的重要事实。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集体的，农户只拥有长期的使用权，土地不能真正作为农户的资产进行抵押或者转让。尽管近年来政府出台政策，允许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流转，但在土地市场发育不完全和土地农业收益低下的情况下，它对产权的强化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户的收入增长越来越依赖于非农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的增长，农户经营的土地面积与收入的关联性越来越弱。对样本农户的总收入与土地面积的简单回归分析表明，土地面积对收入的影响不显著，甚至呈现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047）。表3 农村金融中介的信贷供给模型估计信用社银行民间借贷者解释变量参数稳健t值参数稳健t值参数稳健t值land-0.0023 -0.1452 -0.0313 -1.0145 -0.0003 -0.0205house0.0051 3.9052 0.0041 2.1513 0.0001 0.0377recordf11.5040 6.2448 recordf21.5108 1.9568 recordinf1.3039 7.0454ardre0.8395 2.3213 0.2387 0.6148Age-0.1015 -2.0242 -0.0268 -0.3409 -0.0347 -0.6526agesq0.0010 1.7787 0.0005 0.6131 0.0001 0.1624edu0.2105 2.0504 0.0922 0.4859 0.1197 1.2315male0.4273 1.4627 0.2921 1.1470yn0.1583 0.5887 -0.9873 -2.2155 -0.0253 -0.1014_cons-0.1554 -0.1288 -1.6081 -0.7094 0.8652 0.6988obs358258364log-likelihood-159.6257-44.9886-159.2158 Mcfaddensr20.20920.17310.2303correctprediction8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