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轨过程 描述和分析.doc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轨过程：描述和分析张曙光【专题名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专 题 号】F13【复印期号】2007年10期【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7年4期第7887页【作者简介】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100081    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内容提要】本文区分了分权化和市场化，说明了市场化的实质不是一般的放权让利，而是放松对非国有部门的政府管制，讨论了中国经济转轨中放松管制的内容、方式和次序：先投资管制后融资管制、先产品市场管制后要素市场管制、先经济管制后社会管制，揭示了目前的中国仍然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经济，说明了放松管制是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以及转轨和发展的相互关系。【关 键 词】市场化/放松管制/政府主导/互动过程    一、经济转轨和转轨国家    经济转轨，一般是指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家是指这样一些国家，它们原先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制度，经过经济和政治改革放弃了计划经济制度，转而以建立和实施市场经济制度为目标，目前正处在迈向目标模式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包括中国、越南和前苏东国家，也许原东德是个例外。东、西德合并成为统一德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东德已经不存在。也可以说，东德的经济转轨已经完成。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在内的完整体系，因此，经济转轨是一个相当复杂和相当长期的历史过程。如果没有其他方面转轨的相应跟进和有效配合，经济转轨无法完成，市场制度也难以最终确立。如果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制度建设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那么，转轨国家兼具后发优势和劣势，其市场化转轨即使能够成功，也可能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    由于转轨国家原来的出发点一样，改革目标相同，虽然由于国情不同，转轨的具体过程及其特点各异，但大都采取了两种方式：一个是分权化改革，一个是市场化改革。两者既可以分开进行，也可以同时实施，分步进行。分开实施或者单纯分权化，或者单纯市场化，这样，分权只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内部调整，而市场化则意味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本取消。同时实施，分步进行，分权化改革也就包括在经济市场化转轨之中，并构成后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分权化在其中所处地位的不同，转轨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以分权化为主的阶段，一个是以市场化为主的阶段。    二、分权化改革    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转轨是从分权改革开始的。由于权力分散的对象不同，因而形成两种不同的分权，一种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一种是政府向（国有）企业分权。二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共同决定了分权化改革在经济转轨中的地位和作用。    向企业放权是在公有制经济的范围内进行的。最早是1979年四川重庆钢铁公司等六家企业的扩权试点，接着是国务院下达关于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19831986年实行的两步利改税；1984年是重要的一年，继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成为放权改革的纲领；1987年以后实行了企业经营承包制，1992年发布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赋予国有企业14项自主权，所有这些都是把企业的放权让利作为改革的中心。然而，国有企业扩权的结果是，虽然增大了企业经营者的利益激励，但却没有形成相应的责任约束，国有企业虽然参与了市场竞争，但并没有完全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    中央向地方分权，完全是一种行政分权。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1980年开始实施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即通常所说的“分灶吃饭”。由于当时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分灶吃饭”的初衷不是分利益，而是分担子，但是，“分灶吃饭”的结果是地方有了独立的利益，从而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利益主体。分税制的实施虽然增大了中央政府财政收支的份额，同时也增加了地方利益和地方行为的独立性。特别是把政府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赋予了地方政府统揽地方经济的巨大权力，从而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一个特殊的市场主体。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向企业放权，还是向地方分权，都是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内部进行的，完全是一种行政行为。就此而论，分权只是计划权力是集中在中央还是分散在基层（包括地方和企业）的差异，不可能导致对计划经济的否定，只能形成公有制经济的不同运行机制（包括计划者主权机制和多元主权机制），不可能导致市场经济的生长和发育。这是历史发展得出的结论。19581978年，中国曾经多次进行过下放经济管理权限的改革，只是导致了放权和收权的多次循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制度不仅没有任何削弱，反而还加强了。同样，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也进行过分权化改革，同样没有放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走向市场化。然而，随着分权改革的推进，的确为地方和企业的自主行为打开了活动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分权化过程在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下，并与市场化改革结合进行，地方和企业就会利用手中掌握的自主权力，超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范围而行为。这样一来，就能够促进市场制度的发育，成为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方面。1978年以来中国的分权改革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和作用，且以1990年代前后为界形成两个阶段，前者以分权化改革为主，后者以市场化为主。而俄罗斯则由于20世纪60、70年代分权改革的失败，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前面，其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改革，由于采取了一次性全部放弃政府计划管制的办法，也就不需要和不可能存在分权改革的问题。因此，分权化改革并不是市场化，也并不必然导致市场化，它既可能与市场化无关，成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内部调整，也可能与市场化结合，成为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个因素和一种力量；反过来，市场化改革也可以与分权化改革相结合，也可以独立于分权化改革而独立进行。其关键就在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人们通常使用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来描述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主要是抓住了形式上的特征和差异，其本质可能就在这里。    三、市场化改革    中国经济转轨的核心是市场化改革，其关键和实质不在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分权，而在于放松或者取消政府对私人经济的管制，促进非国有经济的生长和发展。    应当指出，转轨国家的政府管制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管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有一个市场自然发育和自发运行的前管制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市场基本上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尚未出现和形成垄断，政府力量有限，只能充当一种“守夜人”的角色和作用。竞争引起垄断，垄断扰乱和破坏了市场秩序，于是，出于各个市场主体的要求，出现了政府管制。政府的力量和规模也随着管制的扩大而增长。因此，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制是市场发展的产物。然而，在经济转轨国家，由于转轨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没有市场自生自发发展的前管制阶段，政府管制先于市场而存在，市场不发展既是政府管制的原因，又是政府管制的结果。因此，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就得从放松政府管制入手。不仅如此，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制是基于法律和规则的规制，针对的是市场主体的分割市场、价格歧视、卡特尔等非市场和反市场行为。但是在转轨经济国家，政府管制往往是基于部门规章，为了保护国有制经济的所谓主导地位和维护部门利益，管制的对象主要是非国有制经济，特别是私人经济。然而，没有非公有经济的成长和发展，市场经济又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管制和市场发育是矛盾和冲突的，中国经济转轨的特色就在于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在国有制经济的旁边生长出一个日益强大的非国有制经济。所以，我们把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管制叫做政府的市场管制，而把转轨国家的政府管制叫做政府的计划管制。就此而论，在转轨经济中，既有一个放松政府计划管制的问题，也有一个建立政府市场管制的问题。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形式上二者都是政府采取行政手段调节微观主体的行为，但也有原则的不同，二者作用的方式和方向有别，前者是放权，后者是收权。前者针对特殊对象，后者具有普适性，前者是为了建立和发展市场制度，后者是为了校正市场失效。因此，在以下的讨论中，如无特别说明，所谓放松政府管制，都是指放松政府的计划管制。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启动和突破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农村改革，放松了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管制。1978年12月，安徽小岗村农民实施包干到户，第二年1月，中央正式承认了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社会主义性质。在1980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各个地方的要求之下，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取得了全国的合法性，紧接着是连续五年的五个一号文件，从而迎来了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发展的高潮，市场制度开始在农村扎根生长。二是对外开放，放松了对外商投资和外资企业的限制。1979年批准了香港招商局在蛇口举办工业区，通过并公布实施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0年批准建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实施两头在外的战略，进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放开了外资外贸的限制，实施了对外资外贸的鼓励措施，开始了大规模引进外商投资的过程。外资企业的发展显示了市场制度的效率优势。在农村包围城市和对外开放的带动和激励之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轨便迅速推动起来。    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过程，的确是逐步推进的。这集中反映在中共中央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其中最好的证明是对发展私营经济态度和政策的变化。十二大提出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十三大明确了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十四大提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十五大则更明确地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在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放开市场，放松价格管制等，于是，个体和私营企业发展起来，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    分权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的结合和互动，是中国经济转轨中一个有趣现象。由于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企业职工参与了留成利润的分配，开始有了一些积累和储蓄，为投资办企业奠定了物质基础，很多企业将一部分留成利润、甚至一部分国有资产拿出来，投资建立非国有企业。同样，由于市场化改革和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向国有企业放权，国有企业就可以把计划外甚至一部分计划内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其分到的权力也就有了实际实施的条件。由于向地方分权，地方政府便利用手中权力，或者出售国有企业，如，诸城现象，或者提供担保，帮助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取得银行贷款，或者支持私营企业突破进入壁垒，如，吉利集团进入汽车产业，等等。就此而论，分权化改革既为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也促进了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由于融资体制管制，居民储蓄和非国有部门的一部分资源通过金融机构流入了国有部门，支持了国有经济的发展。而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也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转轨提供了条件和典范。由于地方官员直接掌控着行政和经济权力，或者侵犯了一部分红帽子企业和私人企业的产权，将私人财产变成国有和集体财产，或者利用垄断权力，扭曲要素价格，侵犯农民利益，争夺投资资源，或者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争夺金融资源和融资权。这一切又会阻碍或者扭曲市场化，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因此，分权化是促进了市场化还是抑制了市场化，是有利于经济稳定，还是加剧了经济波动，是一个需要具体分析的问题。在二者同时进行的情况下，促进作用可能是主要的，但看不到限制因素则是不应当的。    无论是分权化，还是市场化，既不是直线发展的，也不是可逆的。放权和收权的反复、明放暗不放的做法是如此，放松管制和加强管制以及以这种方式放松管制而以另一种方式加强管制的操作也一样。收权和放权的反复曾经导致公有制经济的机制变换，前者导致计划者主权机制的复归，甚至市场化的某种后退，后者导致多元主权机制的强化，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市场化的某种进展。而放松管制和加强管制则是市场化的前进和逆转，前者会促进放权的发展，后者也会加强收权。    四、经济转轨的内容、方式和次序    既然经济市场化转轨过程，就是放松或者取消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管制过程，因而，放松政府管制的内容、方式和次序基本上构成了经济转轨的内容、方式和次序。    1.放松投资管制和放松融资管制    在公有制经济中，由于个人既是所有者，又是非所有者，决定了公有权主体既是唯一的财产所有者，也是唯一的投资者，而个人只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不是也不能成为投资者。由于个人没有兴产置业的自由和权利，公有制经济没有也不可能为市场制度的存在和发展留下空间。因此，市场化的首要一步就是放松投资管制，使个人成为投资者。然而，进行投资就得有投资的领域和对象，要使个人成为实际的投资者，就要开放某些投资领域和投资项目，准许个人进行投资和经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放松投资管制与放松行业准入限制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面，前者是从资金和货币经济方面来说的，后者是从物质和实体经济方面来看的。因为，所谓市场经济，说到底，就是要给个人以兴产置业的自由和财产权利。放松投资管制和准入管制是个人享有和实施财产权利的基本手段和主要途径，因而，成为开启市场化转轨的第一道闸门。    既然放松投资管制与放松行业准入管制密切相关，放松行业准入管制也就决定了投资的领域和项目，从而决定了市场扩展的空间和广度。从中国经济转轨的实际过程来看，行业准入是逐渐放开的，由于长期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造成短缺经济的存在，加之私人投资开始也只能依靠自己的储蓄和积累，政府最先放开和私人最先进入的是农业部门和投资规模较小的日用消费品部门，接着放开的是中间投入品和机械设备制造部门。随着私人储蓄和积累的增加，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成为市场化的一个新领域。到目前为止，除了军工、重要资源开发、油气采炼等，已经放松了大部分物质生产活动的投资和准入管制。如果说放松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投资和准入管制先于服务领域，那么，在服务领域中，放开与物质产品生产相关的服务领域的管制也先于非物质产品的服务领域，因而，文化产业的部分准入是最近才正式放开的。如果说营利机构的准入基本上已经放开，那么，非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的进入仍然存在着严格的管制。这种情况是由经济转轨与其他方面转轨的关系决定的。这正在成为制约经济转轨甚至导致经济转轨停滞和失败的重要因素。    在公有制经济中，既然个人不是也不能成为投资者，自然也就没有融资的需求和可能，个人与银行的关系除了少量的储蓄存款以外，从来没有发生过资金借贷关系，银行的门是向着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开的。但在转轨经济中，投资和准入管制一旦放松，从而个人成为投资者，紧接着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投资资金的来源问题，即从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和条件融通资金。一般来说，融资有内部（或者内源）融资和外部（或者外源）融资之分，内部融资来自自己的积累和利润的资本化，外部融资又分为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在转轨的初期，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己的积累和内部融资，对放松融资管制的要求并不迫切，但是，自己的积累和内部融资是有限的，随着非公有经济的发展，要投资大型项目，要以多种方式进行投资，要把企业真正做大、做强、做长，仅有内部融资是不够的，主要依靠外部融资。不仅如此，在外部融资中，仅仅依靠银行贷款也是不够的，而且要依靠和发展资本市场，发展多种投融资方式。因此，放松融资管制是经济转轨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在中国的经济转轨中，放松投资管制先于和快于放松融资管制。这也体现在放松金融业投资和准入管制的迟滞上。虽然这样做在转轨初期有其合理性，但在经济转轨深入发展以后，放松投融资管制的不对称、不匹配和不适应，不仅抑制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且通过融资机制扶植了国有经济，同时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因而，是有悖于市场化转轨的方向的。    2.放松产品市场管制和放松要素市场管制    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包含着各种市场以及整个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按照市场与生产过程的联系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分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包括消费品市场和中间投入品市场，要素市场主要包括资金市场、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在公有制经济中，个人消费品存在着一定的市场交易关系，在短缺时期，这种交易仍然受到政府的管制，各种各样的票证就是实施管制的普遍方式和主要手段。中间投入品是由计划管制的，尽管存在着形式上的交易关系，即物资技术供应。生产要素完全是计划配给的，根本不存在市场交易关系。市场化转轨是以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政府管制的某种程度的同时放松为前提的。然而，一方面，由于在起点上政府计划管制的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另一方面，不同市场在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因而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特别是政府当局的认识也有差异，于是放松政府管制的先后和程度是有区别的。从实际进程来看，最先放开的是产品市场，首先是消费品市场，其次是中间投入品市场。现在，除了国家仍然管制的少数几种产品，如石油、粮食以外，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不仅可以买到所需要的各种产品，而且产品价格也基本上是由交易双方议定的。    在放开产品市场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一个基本办法是双轨制。即对于同一种产品和要素，一部分由计划控制，实行计划分配和计划价格（通常低于市场价），另一部分进入市场，由交易双方议定价格，按照市场价格自由交易。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分权改革和价格导向，加上双轨制的摩擦和冲突，国有部门往往把一部分计划内产品转向计划外，一部分与管制者有关系的人也借机寻租，于是在扩大市场交易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然而，双轨制终究是转轨过程中的一个伟大创造。最后，随着生产的增加，短缺的消除，双轨逐步并轨，产品市场也归于统一。    在经济转轨过程的开始，尽管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管制是同时放松的，但放松的程度和速度是不一样的。产品市场管制放松的速度快，放开的程度大，到现在仍然实行管制的并不多，但是，要素市场的开放速度慢得多，到现在仍然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政府管制。资金要素基本上是由中央政府管制的，转轨的前一段是贷款规模管制和利率管制以及金融业准入管制同时并行，现在，贷款规模管制已经取消，利率仍然主要由央行制定，外资金融机构进入相对较易，而民间金融的准入依然很难，农村信用社的法人资格也有限制（取消县以下法人资格），非法集资往往是整治民间融资的一大罪名，除了窗口指导以外，央行甚至直接干预某些融资活动，最近有关取消房屋预售的政策建议就是突出一例。至于各个金融机构的负责人都是由组织和人事部门任命和管理的。资金流向不仅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而且为政府和官员的行为所左右，高校贷款即是一例，低利率政策往往成为对国有部门的补贴。在资本市场上，争夺融资权的斗争破坏了金融市场的独立性和统一性，把资本市场定位于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就是金融管制的表现，上市融资的额度管理和审批制是向国有部门倾斜的，私人部门往往通过控股一家非银行金融企业来参与金融市场的竞争。地方政府依赖和控制土地要素，在广大农村，基于集体地权农户承包的农地制度，决定了土地市场基本上无法产生和发育，土地使用权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只能由村级组织按人口均分，不能自由交易，在很多地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交易基本上是无价的，甚至转包还要倒贴钱。土地的一级市场是由政府垄断的，政府对土地的征用基本上采取划拨的方式，土地成为地方政府手中最重要的资源，成为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官员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市场是分割的，如果说前者在一些地方引入了标竞争的形式，那么，工业用地完全是由政府控制和划拨的，土地及其批件的转手很快，但并未形成一个公开有效的土地交易的二级市场。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控制和依赖劳动力要素，由于劳动力供给过剩，劳动力的价格被压得很低；由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企业化和高政绩偏向，工厂的劳动条件、安全条件和卫生条件很差，形成对劳动者的进一步侵害；由于城市政府的户籍管制和人口控制政策，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小规模的人口迁徙，城乡劳动力市场以及城市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被严重分割。可见，资金、土地和劳动力三大要素市场均处于被管制和被扭曲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政府主导型经济就是政府控制和支配生产要素的经济。    3.放松数量管制和放松价格管制    数量管制和价格管制是政府管制的两种通用方式和方法。二者可以同时并用，也可以单独使用，具体采取何种方式，视管制的目的和具体情况而定。因此，放松管制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    在计划经济中，数量管制和价格管制相当普遍，除了所谓三类物资以外，都是计划管理的对象。就是在日用消费品市场上，数量管制取消了或者数量管制只限于少数品种，但价格管制则是普遍存在的，因为所有的价格都是计划价格。即使在三年困难和特殊短缺时期，为了加强数量管制和满足特殊需要，部分商品有了两种价格：平价和高价，高价也不是市场价格，而是管制价格，因为，高价的形成也不是市场交易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而是计划当局制定的。不过，高价的制定和实施考虑了市场供求的因素。    在转轨过程中，数量管制和价格管制的放松既有同时实行的，也有分开进行的。总体来看，通常是先放松数量管制，后放松价格管制。现在，除外汇和土地以外，数量限制基本取消。在价格管制中，是先放松消费品的价格管制，后放松中间品和投资品的价格管制，先放松产品的价格管制，再放松要素的价格管制，而且很多价格管制放松的过程都采取了双轨制的办法，先是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行，然后选择适当时机，把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并轨运行，这种并轨过程往往是取消计划价格，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到现在为止，除了少数重要产品，如粮食、油品等还实行价格管制以外，大部分产品的价格都已经放开，而要素价格的管制依然较多，有的完全管制，如存款利率，有的部分管制，有的有最高限价和活动幅度，如贷款利率和汇率，有的有市场分割和价格歧视，如劳动力价格。    4.放松经济管制和放松其他管制    既然转轨过程包括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变迁，所以，仅仅着眼于经济转轨是不行的，必须同时考虑兼顾其他方面的转轨问题。如果经济转轨与其他方面的转轨脱节，甚至用经济转轨来代替和挤掉其他方面的转轨，必将葬送整个改革大业。    在中国转轨的初期，各方面的转轨是相互配合的，否则任何一个转轨都不可能。比如，如果不是理论上对传统计划经济的批判，如果不是政治上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和坚持，经济上的转轨就不可能。但是，转轨过程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经济转轨推进的过程中，其他方面的转轨的确是大大地滞后了。从社会转型来看，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的改革落后了，一方面政府放弃了自己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等方面的责任，另一方面，政府在这方面的管制又相当严格。比如高等教育，不仅高校的校长和领导班子是由组织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决定的，并进入官员系列，22名校长晋升副部级就是证明，而且学科设置、教材内容、教授名额、招生数量等都是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控制的，教育部控制着教育资源，学校的自主权力很小，学校和老师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资源的争夺上。其实，教育评估是教育行政部门实行政府管制的一个新的方法。从政治法律制度的改革来看，放开对集会结社、思想言论自由的管制落后了，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必须得到政府部门的批准，必须有一个政府主管部门作为挂靠单位，社会国家化、国家社会化的色彩依然很浓，至于宪政改革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切都直接影响到经济转轨的深度和广度，也直接关系到市场制度的成败。    五、放松管制是一个动态过程    与俄罗斯1990年代的改革不同，在中国的经济转轨过程中，放松政府管制不是一次、全部、立即完成的，而是多次、分步、逐渐进行的，这就免不了遭遇内部矛盾和外部冲突，发生种种不确定性。既然有先有后，就有个相互配合和平衡协调的问题，既可能匹配适当，顺利推进，也可能相互抵触，出现停顿，还可能发生反复，出现倒退，因而，经济转轨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成功的事例很多，不成功的事情也不少。前者如1994年以前的汇率体制改革，从恢复和扩大外汇留成到发展外汇额度交易，形成汇率双轨制，从汇率不断和大幅度贬值到官、市价汇率并轨，取消外汇额度，开放现汇交易，可以说既是一个自生自发、水到渠成的过程，又是当局顺势而为，主动操作，主导了变迁过程，其结果不仅改变了汇率制度和汇价水平的长期扭曲，而且促进了中国经济贸易的高速发展。后者如金融体制改革，农村合作基金和城市信用社的发展，曾经有力地支持了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的确也发生了一些贪污挪用、坏账增加、挤提闹事之类的问题，但是，我们不是解决问题，促其发展，而是认为民间金融的发展有可能削弱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增加金融风险，于是采取了关闭合作基金和合并城市信用社为城市商业银行的办法，这一方面侵犯了私人产权，另一方面加强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同时也使农村民间金融活动受到抑制，以致到现在，放开民间金融仍未提上议事日程。    在市场化过程中，发生反复，出现逆市场化现象也不乏其例，最明显的是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从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我们采取了先扫外围边缘再取核心部分，先购后销到购销同改，先集中决策后分散决策，以及时间上的渐次推进和空间上的分区突破方式，具体改革措施有：压缩定购定销和扩大议购议销，粮食提价和收入补贴，粮票买卖及其价格变化到取消粮票，到19921993年实行了放开粮价、放开经营的改革。但是，1994年一些地方出现粮食供应紧张和粮价上涨，中央政府认为粮食形势可能危及大局，于是采取措施加强粮食合同定购，确保国家控制商品粮的7080，限定粮食销售价格，主要粮食品种实行国家定价，整顿粮食批发企业，限制私商经营，后来又实行了所谓“粮食三项政策”，致使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反复。    在市场化改革中，审时度势、协调配套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方面的最大失误可能要数1988年的价格闯关。当时，短缺经济尚未结束，通货膨胀的压力很大，价格双轨制虽然提供了一些投机套利的空间，但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活跃。在这种情况下，企图一步到位，完成价格改革，显然是不可能的。价格闯关的口号一经提出，就引发了普遍的恐慌心理，造成了预期突变，发生了大规模的挤兑抢购和恶性通货膨胀，不仅使价格改革停步，1989年的六四事件也不能说与此无关，其对转轨改革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至于明放暗收，以一种方式放松管制，以另一种方式加强管制，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民办高校的发展。有关部门虽然发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一方面促进民办教育，另一方面提高办学门槛；一方面支持公办教育夺取一个个阵地，另一方面压缩民办教育的生存空间。这不仅使民办教育无法发展，也使公办教育走上歧途。    总之，中国的经济转轨过程是复杂的和非线性的，充满了不确定性，各种力量都会直接间接地参与其中。因此，从一方面来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各种意外都可能遇到，也不能排除发生大的曲折的可能性，从另一方面来看，总的趋势仍然是不断前进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任何一个政策和主张都要接受这方面的检验。    六、放松计划管制和建立市场管制    在中国经济的转轨中，政府放松计划管制和建立市场管制，是两件性质不同而作用相近的事情。放松管制旨在启动和扩大市场的空间和作用，建立管制旨在划定市场的空间和规范市场的作用，二者都是政府行为，都是要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但是，放松的管制和建立的管制是不一样的，不仅形式上的作用方向相反，而且内容性质完全不同。    首先，放松管制和建立管制有先后和次序之别。放松管制，发育市场是前提，必须先行推进，建立管制，规范市场是在市场建立并运行以后才能跟进。此后，放松管制和建立管制可以交错进行，相互促进，直至市场制度基本建立和完善。然后进入放松和加强市场管制的互动过程。    其次，放松计划管制的目的在于建立市场制度，其主要内容是打破对非公有经济的歧视和限制。建立市场管制的目的则在于校正市场失效，其主要内容是反对市场垄断和不正当市场竞争，以及对资质、标准、质量和特殊活动的管制，如食品、医药安全等。    再次，在很多情况下，放松管制主要是行政当局的行为，往往是通过发布行政规章、条例甚至是官员的指示进行的，而建立管制一般则要通过立法行为，先行立法，然后依法管制。这里的关键是要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并建立专门的和强有力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保证司法活动不受行政当局和官员的干预。    最后，真正的问题和困难在于，无论是放松管制，还是建立管制，都是政府施动和政府行为，因而需要一个明智而有效的政府。在中国的经济转轨中，由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转轨滞后和政府力量的强大，这类行为都由各个政府部门操作，放松管制和建立管制往往成为各部门争权夺利的焦点。各部门对放松管制不感兴趣，而对建立管制则非常热心和积极，往往出现不同的声音，以一种方式放松管制，又以另一种方式管制起来。与此同时，在这两个方面，往往是政策方针多而具体措施少，且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因而随意性也较大。    总之，中国的市场制度建设究竟会怎样进行，并取得怎样的最终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的行为。    七、转轨和发展    转轨和发展的关系是经济转轨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转轨实践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转轨是一个长过程，发展也不是短期的问题。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和不确定的，当前的决策不仅会影响到长远，而且会相互影响。从根本上来说，转轨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因为，制度是重要的，是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经济转轨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更有效的市场制度，它给了每个人以兴产置业的权利和自由，也给了人们进行创造的激励和约束，但是，个人能否恰当地运用这种权利和自由，以及这种权利和自由的运用在增进个人福利的同时，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社会的福利，是激励了人们的生产创造行为和约束了人们投机分利行为，还是相反，则要视转轨的具体情况而定。在经济转轨的20多年中，中国一直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俄罗斯在转轨后的十多年中却出现了经济衰退，就是证明。同样，经济增长和发展也有利于转轨，它可以为转轨提供一个较好的基础和宽松的环境，体现转轨的效率，也有利于支付改革的成本和缓解各种利益矛盾。但是，经济增长和发展并不能自然导致成功的经济转轨。问题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如何处理转轨与发展的关系。    在中国的经济转轨中，政府始终把经济增长摆在首位，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发展是硬道理的话深入人心，坚定不移。提前翻番、全面小康，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以及先富起来的目标激励着人们，大有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的味道。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低增长意味着危机，慢发展等同于灾难，只有快增长，大发展才是正理。中国改革的实用主义色彩很浓，处处以经济绩效作为检验改革成败的标准。一个包产到户，曾经解放了广大农民被公社制度束缚了的手脚，造就了中国农业的高速增长，短短几年解决了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于是，将承包制推广到了其他领域。一个“分灶吃饭”，使地方政府成为强有力的经济主体，形成了所谓经济联邦制，全力推动地区经济发展，造成了今日经济繁荣的局面，以至于今天经济增长成为官员政绩和升迁的主要标准和依据。一个对外开放，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扩大出口贸易，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成为转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以至于造成严重的内外经济失衡。因而，在取得了20多年高增长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埋下了阻滞转轨和妨害发展的种子。为了高增长，中国不断地增加国民储蓄，提高投资率，而投资效率的改善很慢。为了高增长，中国不断地扩大出口，提高贸易依存度，而出现了贸易利益和社会福利的下降。这就有可能陷入为增长而增长的陷阱。如果不能通过经济转轨和政策调整来解决，不仅会使增长形势发生逆转，也存在着使转轨半途夭折的危险。    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依靠什么实现的，能否持续？二是发展过程的参与问题，是所有人共同参与，还是一部分人被排除在外？三是增长成果的分配和分享问题，是公平分配，还是部分人分享？这三个问题既决定着经济发展，又与经济转轨密切相关。    经济转轨以来，中国保持了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的骄人成绩，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是，这种增长是依靠大量投资和大量消耗支撑的。目前，中国的储蓄率最高，投资率也最高，近两年投资率超过了40，且有进一步提高之势。中国的GDP占世界的比重大约6左右，而中国消耗了世界8的石油、20的钢铁、50的水泥。这既增大了增长成本，又加剧了经济波动，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和丰富的人力资源，但自主创新并未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经济效率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贡献远远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高投资和高消耗既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有关，也与经济转轨中的扭曲和失衡有关。政府间形成的经济竞争格局既是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又是造成高投资和大消耗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论是经济转轨，还是经济发展，都是千百万人参与和实践的过程，因此，保证广泛的参与性，提高参与的程度是取得转轨和发展成功的重要条件，虽然参与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参与有经济参与和政治参与，是经济自由和政治权利的享有和实施，政府管制和政策歧视是对参与的限制。失业游离于生产经济过程之外，失去了参与发展的机会；对农民的种种歧视政策限制了农民的参与机会，侵犯了农民的合法权益；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缺失，既是对政治参与的限制，也无法保障经济参与利益的真正实现，也使强势集团失去了制衡和约束的力量。可见，参与程度的变动既影响到发展的动力，也是发展状况的反映。    无论是经济转轨，还是经济发展，绝不仅仅是物质福利，还有社会事业；也不单单是经济增长，还有发展成果的共同分享和公平分配。单纯追求高增长，就会忽视和挤掉很多社会事业的发展，造成社会发展的滞后和失衡；缺乏有效的分配机制，分配不公就会随增长加速而扩大，社会矛盾也会随经济增长而积累，反过来必然会加剧经济波动，影响经济发展。    无论是转轨过程，还是发展过程，都有很多未知因素和外部冲击，因而保持转轨和发展过程的相对稳定很重要，因为，转轨中过于激进的行为有可能造成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不稳定，从而出现过大的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反过来也会使转轨受阻，1988年的价格闯关就是一例。同样，转轨中过于保守的举动，也会错过发展的时机，造成经济衰退，1990年代后半期的通货紧缩与体制转轨中的回潮不无关系。反过来，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不稳定，也会增大转轨的难度和风险。事实上，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使一些市场化改革推迟、延缓甚至走样。    转轨和发展不仅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且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博弈过程，其中的场景和演出会不断变换，所遇到的问题也会不断出现，不断解决。开始的成功并不能保证最后的胜利，顺利的推进也不能避免不发生危机，要夺取最后的胜利，就要走好转轨和发展的每一步，危机的出现考验着我们应对的能力，真正做到统筹兼顾，配合协调，有序前进，还需要有高超的艺术。我的大学爱情观1、什么是大学爱情：大学是一个相对宽松，时间自由，自己支配的环境，也正因为这样，培植爱情之花最肥沃的土地。大学生恋爱一直是大学校园的热门话题，恋爱和学业也就自然成为了大学生在校期间面对的两个主要问题。恋爱关系处理得好、正确，健康，可以成为学习和事业的催化剂，使人学习努力、成绩上升；恋爱关系处理的不当，不健康，可能分散精力、浪费时间、情绪波动、成绩下降。因此，大学生的恋爱观必须树立在健康之上，并且树立正确的恋爱观是十分有必要的。因此我从下面几方面谈谈自己的对大学爱情观。2、什么是健康的爱情：1) 尊重对方，不显示对爱情的占有欲，不把爱情放第一位，不痴情过分；2) 理解对方，互相关心，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并以对方的幸福为自己的满足; 3) 是彼此独立的前提下结合；3、什么是不健康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