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成都两市居民幸福指数的结构差异及其解析【毕业论文】.doc

（2011 届）毕业论文 题 目： 杭州成都两市居民幸福指数的结构差异及其解析 姓名： 学 院： 商学院 专业： 经济学 班级： 学 号： 指导教师： 导师学科： 导师职称： 教 务 处 制2011年5月20日诚 信 声 明我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本人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查证，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 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我承诺，论文中的所有内容均真实、可信。论文作者签名：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授 权 声 明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原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学校必须严格按照授权对论文进行处理，不得超越授权对论文进行任意处置。论文作者签名：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摘 要杭州和成都两城市分别荣获2009年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的第一、二名。这两座城市，一个地处华东一个位于西南，虽然都是省会城市，但是这样两个经济、教育、医疗、交通以及人文风俗都处在不同层次上的城市，为什么在幸福感上却处在同一水平上。他们的结构性差异到底是在哪里。本文基于以上原因，寻求两城市的幸福指数的结构性差异。通过对两座城市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以及心理因素的对比，来分析研究他们在经济结构、收入消费、社会保障、传统习惯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从而找出导致杭州和成都这两个城市幸福指数相似的原因，并最终得出他们之间存在的结构差异。 关键词：幸福感，幸福指数，结构，差异ABSTRACT The ultimate goal of economic growth is making people's lives happier.More and more people also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happiness index in in the indicators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 blind pursuit of economic growth or increased income does not make the happiness index is sustained growth. In this article , based on the similarity of the happiness index of the similarity of the two cities: Chengdu and Hangzhou, analysis of the impact factors of the two different cit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factors leading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ities of Chengdu and Hangzhou, the happiness index similar reasons, and eventually come to some differences. Key words:Happiness, happiness index, structure, differences目 录摘要Abstract引言 1一、两城市幸福指数的总体差异 2二、两城市幸福指数的结构性差异 2(一)两城市幸福指数的经济因素差异 2 1、经济结构的差异2 2、居民收入的差异4 3、消费结构和物价指标的差异4 4、人力资源结构的差异6(二)两城市幸福指数的社会因素差异 7 1、教育程度的差异7 2、医疗环境的差异7(三)两城市幸福指数的文化因素差异 8(四)两城市幸福指数的心理因素差异 8三、两城市幸福指数结构差异的解析 10(一)两城市经济因素差异的解析 10 1、经济结构对幸福指数的影响10 2、收入对幸福指数的影响11 3、消费结构对幸福指数的影响12 (1)房价对幸福指数的影响 13 (2)车价对幸福指数的影响 13 4、就业对幸福指数的影响14 (1)就业机会对幸福指数的影响 14 (2)就业质量对幸福指数的影响 14(二)两城市社会因素差异的解析 15 1、医疗条件对幸福指数的影响15 2、教育环境对幸福指数的影响15(三) 两城市文化因素、心理因素差异的解析 16(四)两城市幸福指数的纵向变化 16四、结论 17参考文献 19致谢 21引 言幸福指数是一个综合性指标,我们应该全面的、客观的、有效的来看待个个不同城市地区的幸福指数结构性差异。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指标以外的因素越来越被民众所关注。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必然会特别注重民生问题的均衡发展。要么是对教育资源的丰富，要么是提升城市品质，亦或者是城市的品牌效应；而那些中度发达城市由于其生活节奏相对较慢、压力较小，也颇受青睐。另外，一些能够拥有独特风景资源的城市也通常得分较高。以上的种种表现都说明，现在的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的品质。如何理解幸福,古今中外的圣哲先贤均有他们精辟论述。中国的尚书中有五福之说:“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可是对于幸福的评价计算方式却是在近代才出现的。最早的提出者当属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他认为幸福=效用/欲望。也就是说,效用越大,欲望越小就越幸福。他列出了影响效用各个因素:物质财富、生活环境、健康状况、社会公平、人们的尊严以及自由的实现;而影响欲望的因素为:人的个性、人生观、忍耐力、内在修养等。 最早使“幸福指数”这一概念量化成为指标体系的是一个南亚小国不丹,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提出实践国民幸福总值的指标并付诸实践。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之下，不丹政府创造性地提出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国民幸福的基础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人民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美满。但经济发展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万能钥匙。国民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等一系列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领域的问题就都不是经济发展能够从根本解决的。经济条件是一个影响人们幸福程度的基础因素，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许多其他的因素比如健康、婚姻、人际关系等等，对人们的幸福程度的影响力就远不会弱于收入、财产等经济因素。 一、两城市幸福指数的总体差异 被评为2009年的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有20个，其中包括10个副省级/地级城市和10个县级市。其中10个副省级/地级城市分别是杭州、成都、宁波、西安、昆明、长沙、南京、银川、南昌、长春。而这其中杭州、成都分列第一第二名，两城市领跑了中国2009年的最具幸福感城市。 主要构成幸福指数的是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人口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以及政治因素六个方面。这六大类分别对应到生活满意程度、生活质量满意度、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和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三大类指标中。 在2009年的评选当中，杭州的幸福指数得分为85.17，各指标的数值分别是：1、身心健康幸福指数98.86，2、家庭幸福指数83.29，3、工作幸福指数66.94，4、社会幸福指数93.24，5、人际关系幸福指数83.53。 同年成都的幸福指数为83.54。个指标的数值分别是：1、身心健康幸福指数82.72，2、家庭幸福指数77.81，3、工作幸福指数78.40，4、社会幸福指数88.24，5、人际关系幸福指数91.531。 杭州与成都这两座城市，一个位于西南一个位于华东，这样的两个在经济、地缘政治、人文风俗以及交通、医疗、教育都处在不同梯次的城市为什么会在幸福感上处在近乎相同的位置上。东部地区的经济等实力明显优越于西部地区。但是在这样的大框架下，分属于东西部的这两个城市却又有着相似的幸福指数。他们幸福指数到底是差异在哪里，经济与幸福指数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这不禁要让我们对他们中的结构性差异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 两城市幸福指数的结构性差异 (一)两城市幸福指数的经济因素差异 1、经济结构的差异杭州的经济发展幸福度相对于成都要高很多，首先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情况来看，我们不难看出，在当前国家以及国际环境下成都与杭州两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都很快。本文选取从2000年开始的数据，从数据上表明杭州在GDP总量上大于成都，各年份两城市国内生产总值均上升，增长速率相当。2009年，成都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502.6亿元，杭州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是5087.6亿元，成都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杭州市国内生产总值的88.5%。表1国内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国内生产总值（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万元）（户籍人口）固定资产投资（亿元）成都杭州成都杭州成都杭州20001313.01382.61302022342475.9515.4920011492.01568.01467625074582.2630.9720021663.21780.01627728150702.2769.3520031870.92099.81805232819863.01006.7420042185.72543.218856392931085.21202.2220052371.02942.719627448531451.61386.6820062750.53441.524332518781899.61460.7420073324.44100.226527612582394.71684.120083901.04781.230855708322993.91980.520094502.65087.635215747614012.52291.7注:资料来源：成都统计年鉴、杭州统计年鉴成都与杭州的人口规模相差较多，成都人口是杭州的1.58倍，从人均GDP的数量来看，成都远少于杭州。虽然如此，但是两城市的人均GDP与GDP还是保持较为一致的变化趋势，表1的人居GDP显示，杭州的人均GDP高于成都，两市的人均GDP直线上升，增长速率杭州远快于成都。以2009年来看，成都的人均GDP为35215元杭州的人均GDP为74761元，以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6.82来计算，成都的人均GDP为5163.5和杭州的人均GDP为10962.2美元。两市均达到并超过了中等发展水平，进入了全面小康社会。产业结构发展状况的比较。从成都与杭州一、二、三大产业的构成情况来看，两城市之间的差别最大的是第一产业。2009年成都市三大产业间的结构比为5.9：44.5：49.6，而杭州市为3.7：46.9：49.4，二者的产业结构虽有部分相似，但是明显可以看出第一产业成都市占的比例大于杭州。从两城市产业结构历史数据不难看到，虽然在比例方面有差异，但是他们的发展变动过程，还是遵循了大致相同的轨迹。从固定资产投资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市和杭州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很快，两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变化比较大，杭州在2002年以前，固定资产的投资速率较快，要快于成都，2000年到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额还是成都小于杭州，到2005年之后，成都投资额则大于杭州。 2、居民收入的差异 成都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正在不断增加，收入满意度指数：从2008年的2.91上升到2.97。其中有34.2%的被访问者对目前的收入感到满意，而32.8%的被访问者表示不满意；2009年成都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835元，增长了11.7%；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为8205元，增长了15.1%。而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5071亿元，增长了19.8%。同时2009年，杭州市的居民收入也呈现出了较快的增长势头，生活品质得到进一步提高。据杭州市抽样调查显示，来自市区的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30338元，比2008年增长了12.2%；而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864元，增长了11.5%。增幅分别提高了1.7和0.4个百分点，而可支配收入在剔除价格下降因素后实际增长了13.1%。表2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元/年）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成都7049812889729641103941135912789148491694318659杭州9668108961177812898145651660119027216892410426864数据来源：成都统计年鉴、杭州统计年鉴 从表2中可以看出，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两城市的生产总值相对应，成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低于杭州。2009年，成都市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8659元，而杭州市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6864元，成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杭州国内生产总值的88.50%。从10年来的年均增长速率来看，成都为12.3%，杭州为13.0%，成都依旧小于杭州，说明成都和杭州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成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小于杭州。 3、消费结构和物价指标的差异表3 成都与杭州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成都40.038.939.138.335.435.333.939.138.337.2杭州39.339.040.239.339.434.833.337.135.837.5数据来源：根据成都统计年鉴、杭州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整理而得 从表3中的数值上来看，两城市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整体上是先下降后又渐渐升高的波动中。一方面，说明各市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当前的生活成本的提高以及货币的实际购买力的变动。成都的恩格尔系数相比杭州要更显的稳定。体别是在2004、2005这两年中都在35。6左右。然而在2007年到2009年这三年间，成都杭州两城市的恩格尔系数都发生了较大的波动。 从国民生产总值进入全面小康来看，2000年到2009年这十年间，两城市的恩格尔系数介于33%40 %之间，都属于富裕阶段。而且虽然中间多有波动，但是整体都没有冲出30%40%这一范围。 从下降的幅度来看，成都在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相差4.7个百分点，杭州则相差6.9个百分点，大致相当。 2009年，成都市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为18659，比上年增加9.8%。同年年，杭州市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为18595元，比上年增长了11.2%，增幅比2008年回落了1个百分点。这其中服务性消费支出人均为5141元，增长了6.6%，比上年回落了12.8个百分点。图1 杭州成都2005到2009物价指数成都市2009年全年的居民物价总水平比2008年上涨了0.3%。其中，食品价格上涨了3.1%，医疗保健以及个人用品上涨了0.3%，而烟酒及用品上涨了3.0%，衣着下降了5.6%，交通与通信类下降了2.0%，居住类的价格下降了1.5%，娱乐、教育、文化用品以及服务类下降了0.1%，家庭设备用品以及维修服务类的价格与上年持平。商品的零售价格总水平下降了1.0%。工业品的出厂价格下降了1.9%。原材料、燃料、动力的购进价格下降了3.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下降0.9%2。2009 年杭州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了1.4。食品类消费指数为114.6，烟酒以及用品的指数为102.5，衣着类98.6、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为105.0，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为105.3，交通和通信类为94.7，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为99.4，居住为102.4.。全市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4.9；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下降7.8。市区房屋销售价格平均上涨2.8，其中新建房销售价格上涨2.0，二手房销售价格上涨4.6。12月，市区房屋销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1.53。 4、人力资源结构的差异 表4 2003到2009年从业人员数量表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成都569.89579.30619.04640.14687.13704.49729.5杭州441.14450.59477.62481.10512.21533.09569.16 数据来源：成都统计年鉴、杭州统计年鉴表5 从业人员教育状况成都杭州人力资源科技文化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年）7.89.14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10.314.9数据来源：根据成都统计年鉴、杭州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整理而得 两个城市在现代化发展和科技实力方面有一定差距，科技和教育优势是杭州综合竞争力的显著特征，杭州是聚集人才和技术最充分的城市之一，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的实力很强。成都的科教实力相较之下就要逊色许多，由于地域地缘因素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人才的聚集能力要远远弱于杭州。 在人力资源方面，成都的优势就显得明显了。成都的人口远多于杭州因此人力资源的总量以及增长幅度上有很大优势。但是杭州则在人力资源的质量上具有优势，具体体现在:杭州市人力资源平均受教育程度要比成都市的高。这说明杭州的专业技术高素质人才比成都丰富，人力资源的层次相对与成都也要更高。 (二)两城市幸福指数的社会因素差异 1、教育环境的差异2009年成都的普通高校共有42所，在校的学生共有58.9万人，专职教师共3.7万人；而同年成都的中专学校为93所，而在校学生为22.1万人，专职教师共0.9万人；成都的普通中小学校共有989所，在校学生共133.1万人，专职教师共8.0万人；全市幼儿园共1691所，在园幼儿人数为29.5万人，专职教师1.4万人，幼儿园的入园率为95.7%4。 2009年杭州的普通高校共有36所，在校学生共42.98万人，其中在校的研究生3.5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上年的51.94%提高到53.58%。普通高中75所，在校学生11.81万人；初中252所，在校学生24.19万人；年末初中毕业生升入各类高中比例由上年的98.7%提高到99.1%，其中优质高中招生比例由上年的76.6%上升到78.5%；共有小学417家，在校学生44.51万人；全市小学入学率和初中升学率均达到百分之一百；学前三年幼儿入园率为97.4%5。成都各类院校总体比杭州要多。主要源于成都的人口较多，但是这诸多院校中，高品质的院校相较杭州又要少一些。 2、医疗环境的差异表6 卫生环境卫生技术人员床位数成都杭州成都杭州200981164562705710940226 数据来源：成都统计年鉴、杭州统计年鉴 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何建章均认为：没有卫生投资就谈不上国民素质的提高，智力投资将会是无效的投资；没有卫生投资来克制影响健康的因素，将会使经济和社会发生负效益；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是关于人的研究，是关于社会生产目的的研究。卫生事业则直接保证了人的实际生活质量。 从以上的两张表可以看出，杭州的城市面积大于成都，但户籍人口却小于成都，根据这两者计算的人口密度是杭州大于成都。在医疗卫生方面，由于人口的原因，成都在卫生技术人员以及病床数上都要大于杭州，2009年的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和病床数分别是杭州的1.44倍和1.42倍。 (三)两城市幸福指数的文化因素差异 杭州从公元前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到21世纪的现代文明，杭州始终没有脱离她的江南韵味。经历过南宋开始后的多次的北人南迁的人口迁徙之后，杭州的江南文化融入了更多的北方文化，米文化融入了很多的面文化，这使得杭州的传统习惯从单一性的文化向多方位、包容性、多层次的文化转变。在很多古代文献中都有对杭州风俗习惯的文章。有关杭州传统习惯的记述，可见于元代陶宗仪辍耕录，杨维祯东维子文集，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清代的陈璨西湖竹枝词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杭州还不断地整理撰写了很多关于杭州传统习惯的文献，比如浙江风俗简志、中国风俗辞典等书。成都有着浓厚的巴蜀风情，蜀道难中写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正式说明了成都的独特性，因为交通的原因，所以成都古时候相对封闭，所以文化特色就更显的与众不同。成都有名的川剧正是独特的代表。而客家文化又正是因为成都的这份封闭性所以才保存的更原始，更真实。成都作为古时候四川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所遗留下来的文化也正是中国万千特色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杭州人的价值观念与成都人相似，但是更细的来说，杭州人比成都人更来得节约。杭州人懂得享受生活，但是杭州人更愿意在更有经济基础的时候享受生活。杭州人的收入差异较大，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生活理念有着很大的不同。富人所享受的生活是穷人所向往的，穷人会为了这个向往而努力。也正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所以杭州人更注重“面子”，人前显贵人后受罪的道理在杭州人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成都人大都有着相似的价值观念，无论是富人或者穷人，生活的理念是十分相近的，谁也不愿意“亏待”了自己。成都人一般不会去做那些“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情，主要讲究的是经济实惠，重要的是无论钱多还是钱少都是可以来享受生活的，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少了许多的虚伪和客套。这也正是成都人好打交道，并且成为成都人的人情味儿的表现。 (四)两城市幸福指数的心理因素差异 成都人的成就动机多来自于事业决定幸福观。据2009年幸福指数调查数据中的一项：幸福与“2010年预期收入”的结果，可以分析看出，个人的主观幸福感是受到预期收入的明显影响的，而预期收入增加的人群中有61.43%的人感觉到幸福，在预期减少的人中有29%的人感觉他们幸福。同样的，在感觉到幸福的人之中有71.74%的人们预计他们的收入会增加，仅仅有5.398%的人会预计他们的收入减少。在这些预期他们收入将降低的人中，感觉他们将不幸福的人为28.65%，远远高于了预计收入增加的6.07%以及预计收入持平的9.02%。同时，从这些不幸福的人群来看，预期收入的变化对他们幸福感的影响也变得很显著。杭州人的成就动机则多来自于爱投资者更幸福。为了更进一步的分析财富对幸福感的影响，我们根据2009年幸福感的调查结果来分析了家庭的金融资产与幸福感间的关系。家庭金融资产的变化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感觉幸福的家庭中有56.42%的家庭金融资产会不同程度的增加，而感觉很幸福的家庭中有62.42%的人资产增加。在家中资产增加的家庭中有70.2%的家庭感觉生活幸福，这之中有43.35%的人感觉到很幸福，仅有5.44%的人感觉他们不幸福。随着家庭金融资产减少，在生活中感觉幸福的人正在逐渐减少，而不幸福的人却在逐步增加。卡尼曼教授这位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研究表明，经济的损失给人们带来的沮丧是要比同等数额的收入带来的欣喜大得多。 成都位于四川盆地的群山环抱之中，物产丰饶。特别是成都平原，更是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这里是众多神仙人物的诞生地，成都人精明能干但散漫悠闲，既可以享受吃喝玩乐，又可以喜欢谈玄探幽。成都人中“嘴巴狡”的辣妹，往往“辣”味十足，特别是在公共场所发生了口角，一般人绝不是对手，只能选择落荒而逃；成都是中国的人才大省，无论是文人还是武将，成都人都有着上佳的表现。不过，成都人偏居于一隅，虽然藏龙卧虎，但是窝在盆地中，如果不走出夔门，也只能是一些歪才怪才，很难有大的作为。 杭州人来自江南水乡，虽然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但是人多地少，生存竞争非常激烈，所以杭州人天南地北闯世界的很多。在这样严酷的竞争之中，杭州人培植起了一种独特的生存能力，他们凭借着本事养活自己，天南地北的做生意。杭州人善于动脑筋，相信他们个人的本事，所以你根本看不到什么可怜巴巴的杭州乞丐。面对生存，杭州人敢打敢拼，事无巨细，力求做好。这种吃苦耐劳并且精明能干的品性，使杭州人在各个行业中都是好手。但杭州人似乎过于的相信了一己之力，他们不像山东人的讲究团队精神，而往往单兵作战，因此难免彼此提防。有时候，为了这一己的利益，杭州人也会不惜利用他们的聪明制假贩假，所以，在浙江，有时候你也很难交上一个心腹朋友。 三、 两城市幸福指数结构差异的解析 (一)两城市经济因素差异的解析 1、经济结构对幸福指数的影响 成都和杭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即便不需要数据的表明我们也可以判定出成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大的落后于杭州。然而幸福指数不是对GDP的崇拜，通过幸福学的研究显示，“当一个国家中的大部分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发展经济无疑会提高人的生存率和幸福感；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经济与幸福的关联度就会减弱。” 在连续几年的城市幸福指数调查研究中显示，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不能完全代表其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程度。当经济的发展到达了一定水平，人们的主观幸福感高低，往往来自于很多与经济并无直接关系的因素，例如感情状况、生活环境、社交人际等等。 人情冷暖、赚钱的机会、生活的便利程度、建筑的美观程度、自然环境等等一系列不会直接被诸如GDP等经济指标所囊括的“软性”因素，对于居民对城市的幸福感均有重要影响。比如人情幸福感每增加1个单位，城市总体幸福感就会增加0.3个单位；而赚钱机会、生活便利、建筑美观、娱乐、城市发展等因素，每增加一个单位，对城市总体幸福感的贡献是0.15。 如果说GDP和GNP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人民的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用来衡量百姓幸福感的一个标准。人民的幸福指数与GDP同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的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了解民众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可以说，幸福指数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一个社会的运行状况以及民众生活状态的体现，同时也是社会发展与民心向背的指向。在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科院院士程国栋提交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这项提案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一个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与环境保护等六大类构成要素来组成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6。就在同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发表了2005年度“税负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7调查报告,它根据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雇主社保金、雇员社保金、消费税以及财富税六项加总得出。自此开始，居民的幸福指数被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和问题放在了各地政府的办公桌上。经济不再是主要决定因素：经济增长人民幸福。 2、收入对幸福指数的影响在影响幸福的各个之因素中,收入是最具有正义的一个因素。第一个理由是说经济的增长以及国民生产总值不能于居民的幸福感划等号。在过去这些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下,居民收入有了显著的增长,但是居民幸福感的满意度却没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长。第二点是认为幸福指数的增长是来自于收入的提高,它可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欲望。学界普遍认为,收入的增加是可以使居民享有更多的物质感受, 以及因为这些物质感受所能带来的更高的幸福感。在微观经济学中提到了收入的增加会提高生产可能性以及预算线边界,以此使消费者能够到达更高的效用无差异曲线,从而获得更高的满足度。可是现实研究中的结果却是与居民的感觉以及微观经济中的理论大不相同,这就是非常著名的“幸福悖论”。这一研究的结论是:在一国之内,横截面数据表明收入更高的人一般来说具有更高的幸福水平; 而时间序列数据并没有显示幸福水平与经济增长或收入水平有长期正相关关系( Esterlin, 2001)8。 不过，我们并不能完全否定收入对幸福的作用。成都市在2009年的幸福感指数调查时获得的收入满意度指数是：2009年成都市民对收入的满意度指数从2008年2.91上升到了2.97。而其中34.2%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对目前的收入状况感到满意，但有32.8%的受访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表示不满意。但同期调查中杭州市民对收入的满意度则为2.75。本次调查将收入划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月收入10002000、20003000、30004000以及4000元以上。从参加调查的数据表明，最开心的人是月收入30004000的居民，这也就说明收入和幸福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必然联系。当收入达到4000元以上，认为自己幸福的人却仅占10%。正因为低收入和高收入幸福感的不同，基尼系数在收入对幸福指数的影像中的作用应该格外大。基尼系数是当前世界公认的研究贫富差别一套预警机制。0.4是基尼系数的警戒线，超过0.4表明社会正处于动荡的危险区域。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为0.47，成都2009年的基尼系数为0.42，杭州为0. 39。成都的收入差距不单单大过杭州，而且也超过了警戒线。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由于“马太效应”的作用，则可能会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从而产生诸多的社会问题，进而造成社会不稳定。收入的两极分化趋势，收入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幸福感的多与少。从以上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2009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了家庭的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收入越高，幸福感就越强;低收入家庭幸福感有明显降低(当前我国低收入群体的人数较多)。收入对于居民个体的幸福感影响非常明显。最高收入组的不幸福感或很不幸福感的比重较明显的高于了中上收入组，这说明当收入达到了一定水平之后，收入对于幸福感的作用会变小，甚至会出现负影响。家庭收入的多少直接影响了居民的幸福感，尤其是对有着大多数比重的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家庭，他们所受到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而高收入家庭，收入的多少对他们的幸福感影响则已经变得很小，这是与中高收入家庭相近似的。同时，收入的不断提高在“不幸福”与“很不幸福”的人群中都出现了负影响。因此，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感就出现了分化，“很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就增大。收入的多少以及带来的欲望对人们的幸福感指数有着很大的影响。2003年黄有光提出，当人们在收入水平很低的时候，收入和快乐之间的关系会更为紧密。对于收入水平很低的人群，收入和幸福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 3、消费结构对幸福指数的影响 在2009年成都市的幸福指数调查中，生活质量的提升指数从2008年的3.14，上升到了3.43。其中42.5%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生活质量与2008年比较得到了“提高”。而有53.5%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未来的生活质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或着“有所提高”。仅仅有不到4%的受访者会认为“有所下降”或“较大幅度的下降”。而家庭生活的幸福指数则是从2008年的4.0上升到4.13。有81.5%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家庭生活“幸福”。从这组数据中我们看到，成都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指数是96%而杭州的调查数据显示是73.3%。 消费结构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是说明一个家庭的食品消费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在消费支出结构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提升指数以及家庭生活幸福指数的主要原因。 然而消费支出结构一方面受制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多少，另一方面则受制于物价的高低。如果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是货币幻想，那么物价的高低就会直接影响到每个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以及家庭的消费支出结构。现今居民的消费支出大概包括：食品、房屋、汽车、日常生活必需品等等因素。就杭州和成都两城市来说。杭州在食品、房屋、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指标都高于成都。虽然杭州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高出成都8000以上。但是这并不能抵消物价所给城市居民带来的幸福感压力。 (1)房价对幸福指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