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说中被压抑的现代性与“五四”激越姿态中隐含的传统性.doc

反思：晚清小说中被压抑的现代性与“五四”激越姿态中隐含的传统性摘要：本文选取了晚清小说中的谴责小说、科幻小说（以新纪元为代表）和现代文学中张爱玲的创作为研究对象，对晚清小说中潜滋暗长、呼之欲出而又遭到传统文化压抑的现代性，“五四”激越姿态中隐含的传统性在张爱玲创作的伸展以及最终形成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文学生态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传统性与现代性在社会历史剧烈变动时期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有机结合的可能。晚清小说中在传统形式下被压抑的现代性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资本义萌芽早在明朝中晚期就已经出现，尤其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虽然中国的传统是重农轻商，对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不仅没有促进生长，反而束缚了其发展，但是实际上正是在最为排斥商业行为的士大夫圈子中，最初是自发、群社性的逐步形成了文学市场。文学市场的形成在晚清西方的炮声中最终形成，而这种市场的要求自然而然的要求中国士大夫有一部分由士大夫转换身份，成为职业作家。举例说明，到1906年，仅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出版的报刊就达66家之多，而全国出版的报刊总数则达到239种。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些报刊在发表政论新闻的同时，也刊载文艺作品。后来这些内容便逐渐演变成“副刊”。而专门的市场化的文学期刊也开始出现，如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李宝嘉主编的绣像小说（1903）、吴沃尧和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黄摩西编辑的小说林（1907）便被称为当时的“四大文学期刊”。从生产方式上来说，这些报刊都是依托机器印刷、工业造纸的现代传媒，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比之中国传统的几千年有了飞跃性的提高，论语靠弟子记录整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市场的生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而同时不断增长的城市市民及其文学需求又为文学市场准备了潜在的读者群，最终使一个独立运行的文学市场成为现实。 据阿英编晚清戏曲小说书目统计，1898年到1911年14年间出版的小说，达1145种（包括未完之作），比此前250年出版的总数还要多。 阿英晚清戏曲小说书目而这种独立运行的文学市场的形成，一方面进一步催生了那些仅仅依靠市场和稿酬就可以独立谋生的“职业作家”，更为重要的是影响到整个文学的体制观念的变革。晚清是旧时代的极致，盛极而衰，传统社会由于内外因的共同作用而开始解体，科举制的废除和现代教育的出现是对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读书的传统意义学而优则仕在这个具体的时代背景下彻底的丧失了，但是却又同时产生了更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为中国刚刚开始的现代文学准备了一个不算小的读者群体，另外一方面那些日益丧失中心地位不断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开始将自己的生命献给“文学”，逐步形成中国历史上尚没有的“作家”这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群体，而“文学”也因此开始具有本体层面上的“现代性”。总之，正是这样一种社会基础和历史语境决定了从晚清文学开始的中国文学 是不同于几千年传统文学的现代文学，具有划时代的现代性意义。晚清小说，在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五四新文学派”所承认并延续至今的文学史中，最为看重的莫过于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将其称之为谴责小说，固然是先生在他那个时代对其最为本质的认识，但是在今天看来，却也不免过于简单化。固然，四大小说中大都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弊端，有着一定问题小说的特征，但是其内涵并非如此简单，缘何揭露社会弊端，如何揭露社会弊端，其中都还有着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深意，这一点不能说先生当时并没有认识到，只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这些特殊的方面都被消解了，而应该突出的部分当然便是符合“左翼文学”的方面。五四从来认为只是从西方吸取“现代化”，然而在潜意识或者说是根本的层面，五四永远也脱离不开历史的沉淀，甚至在“现代性”本身，也有一个“土生土长”和“外来植入”的比例问题，更何况晚清是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更不可以盲目西化，将晚清小说中某些深刻的部分片面和简单化。晚清小说非常之多，良莠不一，除了被公认的谴责小说之外，还有诸多的公案小说、狭邪小说和科幻小说等等，其中体现的“现代性”因为具体文本的不同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在谴责小说之中，体现的更为突出。“谴责小说”这个概念源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他说：“光绪庚子（1900年）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抨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敝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中国小说史略 齐鲁书社出版 1997年” 谴责小说的产生也是那个时代特殊的产物，中国历来就有“讽谏”的传统，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谴责小说这样大胆和戏謔，固然谴责小说同政治小说一样，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为了加强对现实的直接反映，它一反传统小说的习惯，不再假说事件发生于过去，或发生于非特定时间，而是直言不讳地宣称：读者所读的就是作家观察到的现实，从而对危机中的中国现实作出了直接的文学回应。诸如1898年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外敌入侵和清王朝的衰落等历史事件都得到了及时的反映。鲁迅说其“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却对此颇有微词。殊不知正是这种大胆和戏謔真正体现了谴责小说的现代性也就是一种闹剧模式，这种模式将那些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集合在一个舞台上，使得整个舞台暂时成为狂欢的所在，那里面的人物都演出着一些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也正是这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中蕴涵了深刻的哲理。闹剧从精神上说是反传统，反成规的，所有我们日常遵从的章法礼俗，均成为闹剧情节里插科打诨的最佳素材，而更为有趣的是，这个舞台虽然是“狂欢”则“狂”矣，却都有着一整套自己的“秩序”，这种“秩序”对于真正的事实上的社会秩序做了最大程度的反讽和颠覆。作家为我们树立起了一面哈哈笑的大镜子，让读者从这面哈哈镜中观照世界，使官场、商场、洋场，外交、社会、新学各界的种种怪现状，都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出自有其规律却又混乱异常的晚清闹剧。这对于中国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来说，是一场巨变。传统小说的英雄豪杰，才子佳人的形象在这个闹剧舞台上变成了蝇营苟且的鼠蛇之辈，种种光怪陆离的“怪现状”的戏謔与喧哗之中，不知不觉的消解了传统礼法、文学秩序的庄严和神圣。这种嘉年华式的闹剧和众声喧哗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但是一出现却就动摇了中国文学亘古长存的温柔敦厚的艺术规范和惩恶扬善的大团圆结局，以一种绝望的否定与批判精神表达了对传统文学的深刻背逆。阿英晚清小说史中说：“从题材方面说，晚清小说产生得最多的，是暴露官僚的一类。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 1996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便全面地展示了内外危机中的晚清腐败的官场图景。这是四大谴责小说众最为热闹的闹剧，恰如题目所示，它是一面照妖镜，那些表面上冠冕堂皇、清正方廉的官吏们在读者的面前不得不露出自己丑恶的原形。在尽情热闹喧哗之中，作者却是极端清醒的，他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中国一向是专制政体，普天下的百姓都是怕官的，只要官怎么，百姓就怎么。”作家主观上并不否定这个体制，而是希望通过揭露出这些恶行败绩，使官僚们能“知过必改”。因而作家甚至计划写出“教导如何做官"”的下半部。然而也许因为他已经认识到了这种想法的天真，下半部最终没有问世，这件事情本事就颇耐人寻味，而在笑够了之后，我们却能在那些夸张的描写之中，感到一种深沉的悲哀，这种悲哀是一种绝望的悲哀。在热闹之后，作家认识到了自己努力的不切实际，但是却又找不到其他的方式，于是他把晚清的闹剧和他自己的态度，已经读者的观照都悬挂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我们处在这种尴尬的倒置的境地之中，从而便也就认同了这种群丑跳梁式的嬉闹与喧哗，虽然难免乖张、戏谑、荒谬绝伦，但却只有这种格调才真正表达出这个时代的激情，并对凝结的官僚秩序和规范给予有力的嘲笑和冲击。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31909）是与官场现形记齐名的谴责小说，他讽刺的范围从官场扩大到商场，特别是对科举考场和洋场才子的虚伪卑鄙的行为揭露的更是入木三分，被称为“新儒林外史”，虽然在讽刺的力度和戏謔的程度上比不上官场现形记，但是其叙事方式却别开生面，其通过第一人称“我”九死一生的经历来连贯全篇，而获得了一种形式的有机性和统一性，但是这种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却是不成功的，“九死一生”的形象并不鲜明，而只是作为一个线索人物而出现，但是它开创的通过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观察透视社会人生的方法却预示了一种深刻的现代小说形式，这可以说是这部小说超越其文本之上的意义。刘鹗的老残游记也是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如果说前面所说两部作品将晚清的黑暗状况作了痛快淋漓的讽刺，老残游记又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进行了批判，尤其对“清官”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揭露，揭露出了晚清所谓“清官”背后的残忍和草菅人命，这种揭露，毫不留情的破灭了两个中国大众的幻想侠士和清官中较有力量的一个中国传统对清官的渴望，至此画上一个并不完满的句号。然而作家又是还有希望的，游移于希望与失望之间，他并不否定现存政治体制。正如第一回老残的梦所示：那颠簸于洪波巨浪中的破烂不堪的大船（暗喻中国）上的船主（暗喻满清皇帝）“并未曾错”，只因他们是走惯了“太平洋”的，赶上这风浪，“没了依傍”。要拯救这艘破船的希望便在于给它送上外国的“罗盘”，并且重整儒家伦理纲常，便可驶出危难。小说的结尾又以老残与翠环、黄人瑞与翠花花好月圆，终成眷属告终。这种结局却具有更为深刻的含义，它不仅是传统小说惩恶扬善模式的延续，而且折射出作家的矛盾与困惑，体现了他对社会的带有现代性的深刻思考，虽然这种思考并不成熟，但是在晚清的具体环境之下却具有一种启蒙意识，这种启蒙意识甚至完整的出现在小说中人物的对话之中，非常鲜明的体现了由西方传来的启蒙思想的明显影响。老残游记之所以闻名于世更在于它艺术的创新。大明湖的山光水色，隆冬黄河的千里冰封，白妞黑妞婉转的歌喉等等都是书中所创造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审美意象。胡适在老残游记·序中说：“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滥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描画。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胡适老残游记·序胡适文存：第三集卷六 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这种现代散文体式的小说，在现在来看不足为奇，但是在中国章回小说的传统和长期以来小说与“文”的严格区别的背景下来看，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它突破了传统的叙事陈规，在纯用白描之外，它还融入了作家真切的审美体验，而显得富有个性。这种审美体验，使作品突破了传统的故事框架，无疑是对传统叙事模式的一种解构。老残游记又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主人公老残不再只是一个线索人物，他对书中人与事的感触都非常细腻而且深刻，难怪夏志清先生曾经说过：“如果在行文上用的不是第三人称，它会是中国第一本用第一人称写的抒情小说夏志清老残游记新论文学的前途纯文学出版社（台）1975年”。这无疑是一种极其现代的叙事方式，而其中对于人物心理的描写更是一大开创。曾朴的孽海花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小说，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晚清最为优秀的小说之一，其在各个层面都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向现代的必然性，下作详细分析。 孽海花最初印行的时候，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后来才改署为“曾朴著”，其中自有一段公案。最初是由金松岑撰写了开头的四五回，其本意是要写成一部政治小说，是要在中俄关系紧张的时期，唤起人们对强俄侵华的警觉，后由曾朴改续，其小说创作观念却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不仅仅要唤起人们的警觉，更要深层次的反映出新旧时代的变迁：“一方面是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见魏绍昌孽海花资料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第130页”虽然两人不遗余力的创作，但是孽海花却依然以残篇存世，与原拟定的60回相差近1/2。但是这部未完成之作，加上后人拟定的“孽海花任务索引表”却成为中国小说史上一部非常独特的极其具有先锋性的文本。作者意在描写自清末同治初年到世纪末近三十年的历史。为了体现其历史性，主要人物都以现实人物为原型，如金雯青影洪均，傅彩云影赛金花、威毅伯影李鸿章，唐犹辉影康有为，梁超如影梁启超等，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书中出现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要么直呼其名，要么以字为名，要么真名谐音，总之，都能让人一眼看出他写的是晚清历史上的哪个人物。这种写法可以说是极其大胆，也让人耳目一新，书后所附的人物索引表更是将历史上的人物与书中人物一一对应，籍贯、官职等列的清清楚楚，当这张表也成为孽海花不可缺失的一个部分时，孽海花的文本的现代性便有了质的飞跃。两相参照，一部未完之作，一张与历史上真实人物对应的索引表，即使放在当代的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极具“先锋性”的文本中来比较，其中所蕴涵的现代意味也绝不逊色。书中记录晚清历史甚详，如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台湾的战事、帝党后党之争、强学会和兴中会的建立等等具体的历史事件在书中都有比较真实的反映。与晚清其他几部谴责小说一样，孽海花也主要是靠几个人物来连接全篇的，但是与其他几部不同的却是，孽海花中的主要人物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线索人物，他们也有自己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是孽海花之所以感人至深的重要原因。影洪钧的男主人公金雯青是科场状元，影晚清名妓赛金花的傅彩云是花榜状元，两个“状元”既有前世一段“孽缘”，今生相见自然是情投意合，演出了一场旖旎委婉的具有传奇色彩的艳遇故事。而金雯青曾经负情于傅彩云的前世，上天注定他要为这个女子受苦受难，傅彩云随同金雯青出使外国，好不风光，而金雯青却终于因为上当受骗购买了错误地图，而让大清白白损失了七八百里的国土，又因为傅彩云生性风流，终于郁郁而终。孽海花写的这一段爱情故事虽然仍然含有中国传统的因果报应的思想，但是却已经不再是前几部谴责小说中主人公故事的单薄无力，而成为这部小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孽海花在用两个主人公的故事贯穿全书时，也不是如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九死一生”，只是简单的把一个一个的故事串到一起，而是穿插的非常巧妙。小说第五回就开始写金雯青研究西北地理，十二回写他从骗子手中高价购买地图，十四回写他派人把地图送到北京，可是直到二十回才写出他的上当受骗，闯下大祸，这件事情贯穿了他的外交生涯，也几乎贯穿了他中举为官的后半生，其间却又非常自然的穿插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显得整本书的结构非常连贯自然，而不似其他几部，显得有些零碎和拼凑。曾朴自己说过：“虽然同是联缀多数短篇成长篇的方式，然组织法彼此截然不同。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见魏绍昌孽海花资料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第131页”难怪鲁迅先生也曾经赞叹其“结构工巧，文采斐然”。这种回旋穿插以金雯青轮魁、外放、出使、病老为线索，穿起他的交游风闻及美妾彩云的种种故事。又以金雯青出使期间与京城士大夫之间的书信往返，插入京城达官名士的活动，相互衔接，交错展开，展现了当时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虽然讽刺力度不似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那么强烈，但是书中对于那些作者想要讽刺的对象的微哂的态度却更能让人感觉到无奈和绝望。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西学的重要，并且也有机会游历海外，但是却仍然抱着中国传统的那一套思维方式不放，从而也就不可能学到西方务实、严谨的真学问，就如金雯青，虽然是堂堂的科举状元，但是在外交场合却比不上妓女出身的傅彩云，傅彩云耍弄手腕，甚至博得了与德国皇后合影的殊荣，而在金雯青苦苦研读地理书，准备高价购买骗子的假地图时，傅彩云却相对于金的迂腐表现了自己的观点：“我不懂，你就算弄明白了元朝的地名，难道算替清朝开了疆拓了地了吗？”此语一语中的，揭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通病。曾朴便在这种场合，以这种方式，对深受理学思想蒙蔽的知识分子做了深刻的讽刺。这样的典型在书中比比皆是，又如影当时的清谈士大夫张佩纶的庄仑樵，他一心想做忠直的臣子，成为“清流党”六君子之一，如果在太平世道，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清官”，但是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晚清，这一套嘴皮子上的功夫却完全失灵，这个君子在那个时代显得懦弱而无能。作者便是通过描写了一系列似乎是历史上真正存在的人物，表现了自己强烈的批判思想。有破就有立，曾朴在嘲讽一种思想的同时，也宣传了另外一种思想，那便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这在以前的晚清小说中是绝少看到的，也足见在曾朴的时代，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在进一步反思现状，逐步由改良而生了革命的思想。这主要是通过对兴中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以及俄国当时的虚无党的活动来体现的，虽然笔墨不是特别多，但是却足以见其救国、求自由的思想。在思想上，孽海花贯通中西，接受了当时西方最为先进的思想，正是西方现代性的重要体现。而就中国的背景来说，孽海花又表现出坚决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提倡民主政体的立场，书中第一回就以奴乐岛作比，指出当时中国人崇拜强权，甘做奴隶的可悲现实，不由得联想起鲁迅先生对于国民性的深刻揭露，要么是作奴隶，要么是求作奴隶而不得。也由于作者是站在这样的高度审视这个社会，这个政府，从而也便能够触及其本质，而不仅仅只是揭露现象，这便是曾朴的高明之处。前文已经讲述了书中两个主人公金雯青与傅彩云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具有非同一般的作用，除了更好的结构该书以外，这个故事也使得孽海花的定位有了争论。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问题小说的孽海花，实际上更具有世情小说的性质，对于金傅二人爱情的描写，对于游历国外的见闻的细致的勾勒，对于书中诸多士人与妓女的感情纠葛的刻画，对于士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争排名次的精微描写，都使得其不仅是一部暴露问题得谴责小说，更是描绘世俗风情的世情小说，这样说，并非要消解其批判、谴责的严肃意义，而是要给其又一个更为客观的定位。世情小说，除却讽喻教化的成分，便是一种吸引读者的娱乐性的小说，这在梁启超给小说戴上无数大帽子的时代，确实是一种叛逆，却也更接近于小说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本体性特征，而开始对文学的本体进行思考，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一个未曾有人涉足的领域，曾朴率先走向了对文学本体的探讨，一方面肯定是得益于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到一定高度要求探讨本体特性的必然要求。在中国传统几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可以说女子从来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角，要么是在英雄美女的模式中扮演被拯救的角色，要么是在贞女烈妇的模式中被男性任意塑造，就算是才高八斗，却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妓女更是处于特殊地位的女性，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中国小说史略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308页”曾朴虽然可能主观上非常厌恶妓女之流的人，这从他对金雯青与傅彩云所谓爱情的嘲讽态度上可以看出来，但是从客观效果说，却是处于“近真”的阶段，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妓女形象。处于下九流地位的妓女，在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中其所处的也就是几个有限的模式，要么是妓女与书生的故事，妓女爱上了书生，出盘缠送书生上京赶考，书生得中状元，有良心的为妓女改变妓女身份，终成眷属；没良心的抛弃妓女，而妓女只有暗自哀叹遇人不淑，实际上都是以书生才是真正的主角，妓女只是书生生命中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要么便是世人唾骂的对象，纨绔子弟玩弄的目标，只是作为一种商品而存在。当然也会出现风尘奇女子，比如关盼盼、薛涛、梁红玉等侠女。相比之下，孽海花中的傅彩云却显得更加特殊，可以说是曾朴的一个独特的创造。书中借联邦帝国大皇帝飞蝶丽皇后之口说道：“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是两种人物，都是有龙跳虎踞的精神，颠乾倒坤的手段，你道是什么呢？就是权诈的英雄，与放诞的美人。英雄而不权诈，便是死英雄；美人而不放诞，就是泥美人。”傅彩云便是这样一个“放诞的美人”，这是一个美艳、机巧、恣情的女子，她从小流落风尘，自幼卖笑的生活，使她养成了一副讨人喜欢的性格，也养成了贪婪，道德败坏的德行，她的美丽让科场状元从一开始就爱上了她，并且很快娶她作了姨娘，并且代替正妻出使外国，出尽了风头，成为“中国第一美女”，同时她放纵情欲，既与家人阿福私通，又跟瓦德西偷情，回到国内却又勾搭上了名伶孙三，终于使金雯青郁郁而终，在金雯青死后，她一不想就此守寡，二不想嫁给孙三平淡过一生，于是便有重操旧业，其一生虽然是十分的堕落，其人物形象却也是十分的鲜活，不由自主的成为中心人物，“孽海花”所指未尝不就是她。曾朴塑造这个形象可以说是用心良苦的，虽然其身份低贱，但是却充满了活力，在那个“死水”一般的晚清，却是分外的引人注目。她知识有限但是却见识高明，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饱读诗书的读书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曾朴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似乎傅彩云正是因为远离了传统文化而更变通的。而在之后的续书里，赛金花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际，因为与瓦德西的恋爱关系，竟然救下了北京城，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中国正统的象征却要靠一个正统最为不齿的妓女用最为不齿的方法来挽救，这就是晚清的悲哀，也更具有更大的吊诡性。虽然曾朴主观上对于赛金花这种人是否定的，但是却客观的赋予了傅彩云一副真性情，并且通过她的真性情来揭露了一些所谓的士大夫的真面目。在孽海花中有她有几段话特别具有深意，一是金雯青发现其与阿福的奸情时，她的辩解：“你们看着姨娘，本不过是个玩意儿，好的时，抱在怀里，放在膝上，宝呀贝呀的捧；一不好，赶出的，发配的，送人的，道儿多着呢！”软语之中，将自己的责任竟然全都推倒了讨姨娘的人身上，而同时却也道出了一个事实，揭露出了千百年来一夫多妻制的弊端。二是在金雯青死后，她为了追求自由所说的一番话：“我何尝不想给老爷争口气，图一个好名儿呢！可是天生就我这一副爱热闹寻快活的坏脾气，事到临头，自个儿也作不了主。”这在死水一般的晚清社会，傅彩云确确实实是一朵“孽海花”，她玩世不恭却也因此保持了一个人的真性情，可以说是这本书中最为生动的也最真实的人，虽然并不完美，但是却反映了曾朴无意识之中对真人性的追求，这种形象在中国小说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应该说国人在国门被打开之后，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从此开始走上了观念现代性的道路。在孽海花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对梦境的描写，这是现代心理学传到中国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第二章说过：“梦的内容在于愿望的达成，其动机在于某种愿望。”描写梦境中国一直都有，也都有着一定的寄托意义，而在孽海花中的几次梦境描写却都极其具有“蒙太奇”的效果，并且可以说是弗洛伊德学说的实践，尤其是书中写到章凤孙求京城纨绔庄稚燕找门路求放上海道，一番努力之后，回到家中懵懂之中却听到稚燕一路喊将进来，只说他放了上海道，由此便进入了梦中，而后一环紧扣一环，如同电影中的快镜头与慢镜头交替使用，描写了一个奇异的梦境而凤孙也终于大彻大悟，放弃求官，梦境给了他明示，梦的本身却具有极其迷幻的感觉。孽海花虽然是一部章回小说，但是其中某些片断却具有现代话剧的色彩，比如金雯青晕倒一场，极其富有话剧性，每个人的动作都十分鲜活，几乎可以与现代的剧本相媲美。总之，孽海花生长在中国日益接近现代的土壤中，又接受了外国文化思潮的影响，在传统章回小说的表层下，蕴含着现代小说的基本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晚清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产生了许多特殊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描写的是传统的故事，采用的是传统的手法，但是却在很多方面具有了现代因素。或者这种现代性因素是隐性的，晚清小说也只是温和的过渡性的作品，但是无论是那种肆无忌惮的对“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的背叛，还是对西方小说具体艺术技巧的探索，都体现了一种走向现代的大趋势。而这些在过去是被忽视的，我们在面临着新的时代的来临，有必要将其提出并且加以关注，给晚清一个恰当的定位。当然，在文学革命派所激昂提倡的文学革命中，虽然目为现代，但是却摆脱不了传统的沉淀，因此在中国近代文学中，面临着一种传统与现代的吊诡，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