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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经济学作者：美奥利佛威廉姆森 斯科特马斯滕/编序言（1）交易成本经济学一本书是一本关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经典论文集。对于这本论文集，国内许多学者已经在课堂和论著中做过多次推荐，它所收录的论文，都是这一领域的经典论文，每一篇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都耳熟能详。这本论文集是由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大师Williamson和 Masten主编的。大师对于论文的精心选择，足以保证整本论文集的选择质量。对于Williamson，中国的读者一定不会陌生。他是交易成本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现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曾经担任美国经济协会的副主席，国际新制度经济学会的主席，美国法和经济学协会的主席。他还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他的代表著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20世纪企业理论方向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之一。对于Williamson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上的贡献，Coase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特意做出了感谢。他说，如果没有Williamson等人的工作，他甚至怀疑他的著作的意义是否被人承认。本书的另一位主编Masten是密歇根大学商业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他在交易成本经济学实证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学、法学和组织学的交叉学科，曾在顶尖经济学杂志发表多篇转引率极高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Masten教授和Williamson教授为本书的出版做出了大量的贡献，他们帮助我们联系相关文章的版权，并根据中国的情况对于文章重新做了调整，这使得这本书成为了真正的中国版。他们还对于翻译的难题多次做出了解答，彰显大师平易近人的风采，在此对Masten教授和Williamson教授表示感谢。二四十年多前，交易成本经济学开始逐渐为人所知。尽管相比较其他的理论研究，四十多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四十年的时间里，交易成本经济学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对于这一理论的应用已经大量涌现出来，并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一个理论是否具有应用的价值关键在于理论本身的解释力。交易成本理论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是因为它具有非凡的解释力，用它可以阐释大量的经济和非经济的现象。任何与契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比较契约的分析方法得到最彻底的验证。因此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是应用比较制度的方法对于组织问题进行的研究。对于交易成本经济学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但是这些质疑的声音恰恰促进了交易成本理论的发展。理论的魅力正在于理论本身的可证伪性。作为我们来说，需要了解理论发展的一个基本脉络，而这本书显然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一脉络。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产生背景是怎样的呢？正如Williamson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Williamson, 1985）中提到的那样，交易成本经济学源于20世纪30年代对正统的经济学、法学和组织理论的挑战。对于传统的法学的挑战来自Karl Llewellyn等人。他们发现大量的合同不是按照合同中所规定的、有法律效力的方式来履行合同的，而是使用更加非正式的私人解决的方式。对于传统经济学的挑战则来自于John R. Commons (1934)以及Ronald H. Coase (1937，本书第1章)。Commons的贡献主要在于他重构了经济组织，并且选择了交易作为分析单元。而Coase则是天才般地在企业的性质中做出了一项比较制度的研究。对于传统组织理论的挑战则来自于Chester Barnard（1938）的经典著作经理人员的职能，他认识到了被传统组织忽视的正式组织（层级制）的重要性。因此尽管Barnard和Friedrich Hayek（1945）都认为适应问题是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但他们所理解的适应问题还是存在差异的。Hayek强调市场上自主决策的经济人对于相对价格的变化自发的适应，而Barnard强调在层级制中相互合作的经济人之间的“有意的，精心设计的，有针对性”的适应。显然，如果能将市场和层级制中所需的两种类型的适应整合在一起，则会取得更高的绩效。对于有限理性、非正式组织的重要性以及雇佣关系的考虑是Barnard理论的主要特色。序言（2）从最初的理论创立到现在，交易成本经济学在概念上、理论上以及实证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它被应用到产业组织、公司治理、劳动经济学、公共选择和经济史等问题的研究。在本书中收录的文献大致可以反映这种变化，按照理论的发展脉络，Williamson和 Masten将本书的文献分为三个部分：背景、工具和应用。三背景部分由四篇文献构成，分别是企业的性质、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的考察、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和产业组织：研究的建议。Ronald Coase的开创性的论文企业的性质（1937年，本书第1章）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它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视为一种生产函数的思维模式，提出了一个在新古典的框架中不可能提出的问题：既然市场这么完美，那么为什么会存在企业？当然反过来，问题也是一样。如果企业比市场更有优势，那么为什么不是将所有的生产集中于一个大的企业中？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科斯引入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在他看来企业和市场是组织的两种形式。企业选择市场还是企业的组织形式取决于交易成本的权衡。这一深刻的见解显然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不具有操作性，因而一直被“引而不用”。科斯的文献由概念化到可操作化的过程整整花了35年。Williamson的论文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的考察（1971，本书第2章）则从纵向一体化这个经典的经济学问题入手，考察了市场失灵的因素。纵向一体化是经济学的一个经典问题。理解了纵向一体化的存在，也就理解了企业的存在；说明了纵向一体化的程度，也就说明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Williamson看来，市场失灵的原因是（1）专用性投资；（2）契约的不完备性；（3）由于道德风险、外部性等所导致的战略误传的风险；（4）信息处理效应；（5）制度适应。从现在的角度看，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些重要观点有：1.企业不仅仅是一种生产函数，它本身也是一种治理结构。与市场相比，企业主要依靠命令来处理争端和施加控制。2.在外部采购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倾向会随着投资属性的变化而呈现出差异性，同时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也具有跨期的特点。在处理机会主义问题时，应该考虑资产专用性的问题。3.组织问题的核心不是敲竹杠问题而是适应问题。4.需要权衡企业和市场组织的特性，因为它们会随着交易属性的变化而变化。Armen Alchian和Harold Demsetz的经典论文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1972，本书第3章）是另一篇较早关于交易成本的应用性的论文。由于团队生产而造成的监督和测度的成本会导致企业的“偷懒”行为，因此需要监督者对于员工进行监督。对于监督者的激励来自于给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但是正如Alchian和Demsetz所论述的，这种方式对于古典企业是有效的，但是如何将这种观点推广到现代企业是个问题。Coase的论文产业组织：研究的建议（1972，本书第4章）是为国家经济研究局50周年庆典所准备的论文。在Coase看来，将企业描述为生产部门必然导致强调垄断问题而忽视关于组织的更为基本的问题，这种观念限制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在科斯看来，产业组织的研究应该集中于探讨企业从事什么活动，并力图揭示企业内部的不同类型活动的特性。除了研究企业内部出现的情况之外，产业组织的研究还应该关注企业之间的契约安排(长期契约，租赁，各种许可安排包括特许经营等等)，这是因为市场安排是企业内部组织的替代物。应该进一步延伸对兼并问题的研究，使之成为产业组织课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序言（3）四本书的第二部分“工具”部分由六篇文献构成，分别是纵向一体化、可占用租金与竞争性缔约过程、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可信的承诺：用抵押品支持交易、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理论、企业的限制：激励与官僚主义的特征和多任务委托代理分析：激励性契约、资产所有权及工作设计。Benjamin Klein、Robert Crawford和Armen Alchian的论文纵向一体化、可占用租金与竞争性缔约过程（1978，本书第5章）是被人引用频率较高的经典之作。它不仅关注了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纵向一体化问题，同时也探讨了双边依赖的经典案例：通用汽车和费舍尔车身的案例。这篇论文认为一体化可以解决不完备契约问题。然而，作为内部组织的一种反应的代理问题是所谓的敲竹杠问题（Klein、Crawford和Alchian所强调的），还是不适应问题（Williamson所强调的），是需要我们思考的。Williamson的论文比较经济组织：对离散组织结构选择的分析（1991，本书第6章）侧重于从适应/不适应角度来看待市场与层级制的优缺点。这篇文献是一篇法学、经济学与组织领域的交叉研究。它的目的在于在比较经济组织时可以找到相关的微观变量，以帮助我们形成对于经济组织形式的基本预测工具。Williamson的论文可信的承诺：用抵押品支持交易（1983，本书第7章）则对于人们在研究中经常忽视的可信承诺的问题进行了考察。人们之所以忽视承诺的可信性，是因为人们往往假定法律体系在执行承诺时是具有完备知识、熟练的且低成本的。但是真实世界显然不是这样，法庭也只是其中的一种治理结构。当契约并不十分完备所导致的契约调试需求特别重要时，运用双边治理结构（私人秩序）来履行非标准契约是必要的。为了保证契约的履行，交易方需要可信的承诺，从而增加机会主义的成本。许多非标准的签约活动-包括石油交换与互惠贸易-从价格理论角度来看时会被认为是垄断的，而从治理的角度则会被认为是有利于效率的。Sanford Grossman和Oliver Hart的论文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理论（1986，本书第8章）是第一篇全面地、正式地构建不完备契约模型的论文，这篇论文的重要性显然不言而喻。原有的交易成本理论主要论述契约的完备性与组织形式的选择问题。但是Grossman和Hart的这篇文献却主要考虑的是当契约是不完备的情况下，剩余权利的配置问题。如果企业i拥有企业j，则企业i就会利用其剩余控制权获得较大份额的事后剩余，这会导致企业i投资过度以及企业j投资不足。在非一体化情况下，由于事后剩余将被更平均地分配，因而每个企业将会进行适度投资。因此，当与其他企业相比某一企业的投资决策尤为重要时，一体化为最优；而当两个企业的投资都“相当”重要时，非一体化比较合意。Williamson的企业的限制：激励与官僚主义的特征（Williamson,1985,Chapter 6,本书第9章）提出了这样的困扰：小企业联合起来能办到的事情,为什么大企业就做不了，更不用说做得更多呢？如果大企业组织将每一部分以准独立的分公司组织起来并且让每个分公司像小企业那样行事，并由总部进行协调，那么大企业就能够完成小企业联合起来能办到的事，并且有时能够做得更好（通过选择性干预）。这意味着，所有的生产活动都可以通过一个大型企业组织的方式是有效的。但是这显然是与实际不符的。为什么大企业不像想象中那样有效呢？Williamson认为问题在于企业不可能进行选择性干预，并且指出当交易由市场组织转为由企业组织时会产生三个问题：权力关系会导致实时协调的难题和冲突问题；高能激励会转向低能激励；官僚成本的增加。通过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我们对于层级体制失灵和市场失灵会有更为完整和全面的理解。序言（4）交易成本经济学发展有两个分支（然而，这两者并不是彼此独立的）：治理分支和测度分支（Barzel,1982）。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前者。后者与代理理论文献联系更加紧密，该类理论主要集中于事前的激励匹配（而不是事后的适应）。Bengt Holmstrom与Paul Milgrom的论文多任务委托代理分析：激励性契约、资产所有权及工作设计（1991，本书第10章）主要关注的是伴随雇佣关系产生的测度问题。与一般的委托代理结构（任务是严格线性的）不同，Holmstrom与Milgrom考察了多元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可能会被要求从事多任务（例如，教课与科研）或者从事单任务但是存在多个属性（例如数量和质量）。测度问题的微分处理是多任务问题的主要特征，并且与标准的委托代理结构相比会产生更加复杂的两难选择。这里隐含了工作的重构，例如在团队活动中，一些员工需要专门负责难以监督的任务，而另一些则负责易于监督的任务，对于给定的任务要避免责任的冲突等。五有关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在1972年Ronald Coase对于当时的产业组织的研究进行了指责（见本书第4章），然而今天，交易成本经济学实证文献研究的主题正是Coase所理解的产业组织的核心-“应该集中于探讨企业从事什么活动，并力图揭示企业内部的不同类型活动的特性”。实证研究的进步来源于理论上的进步。交易成本理论的“可操作化”是实证研究发展的关键因素。这种“可操作化”具体表现为交易成本理论将制度的选择与一些可观测的交易属性联系起来，这使得理论具有了可证伪性。因此就产生了实证检验的理论基石。交易成本经济学对观测到的组织形式做出的解释方面取得的成功并非一帆风顺。之前的主流经济学所做的实证研究关注的更多是价格和数量方面的问题。而交易成本经济学需要的则是组织形式以及类似交易不确定性、产品和流程的复杂性以及生产所需的交易专用性程度这样的交易属性方面更加详细的信息。大多数情况下，交易成本经济学家不得不自己通过调查、访谈以及通过研读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商业档案来获取相关的数据。虽然起步艰难，但是正如在这一领域以及在更广范围的实证交易成本文献所证明的（Klein, Shelanshi, 1994; Crocker, Masten, 1996; Masten, 1996），这一理论及其论据是高度统一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家看待和分析经济组织问题的方式。尽管这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目共睹，但是交易成本观点的可操作化与应用所取得的成就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赞同。像Herbert Simon这样组织方面资深的学者也在1991年抱怨交易成本“纯粹是用漫不经心的方式引入到研究中来的，在（必需用来估计大量的参数并对理论提供实证上的检验的实证方法）产生以前，不仅没有自我检查与一般常识方面的意识，也没有实证的支持新制度经济学以及相关的方法只是一种信念，或者也许是一种虔诚”（Simon, 1991）。在第三部分收录的文献则会帮助我们消除以上误解。第三部分由九篇文献构成，分别是销售人员的一体化：一则实证检验、组织成本、契约持续期与关系专用性投资：煤炭市场的实证证据、长期契约中的数量和价格调整：关于石油焦炭的案例研究、长期合同的有效适应性：天然气行业的“绝对付款”条款、捆绑预售经济学、一般行业及CATV行业中治理自然垄断的特许投标、管制与管制契约、宪法与承诺：十七世纪英国公共选择的治理制度之演进。大致这九篇论文可以归为四类，即纵向一体化、缔约、公共政策和经济史。序言（5）纵向一体化随着交易成本理论的发展，对于交易成本命题最早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与市场组织的选择问题上，并且主要是资产专用性在纵向一体化生产决策中的作用。Erin Anderson与David Schmittlein的论文销售人员的一体化：一则实证检验（1984，本书第11章）则指出在生产中自制-外购决策背后的交易成本逻辑也应该能扩展到对于分销与营销活动的前向一体化中。利用调查的数据，他们证明了当有效的销售需要销售人员开发公司专用的人力资本时，电子元件制造商的确更愿意使用雇佣的销售人员而不是独立的销售代表。此外，他们发现当销售人员的绩效难以评估时，相对于提供给独立销售代表的高能激励，企业更加倾向于内部雇员的低能激励。这一结果被认为是交易成本“测度”分支中的重要证据（见Holmotrom与Milgrom,1991，本书第10章）。Anderson与Schmittlein的文章也被看作是交易成本研究重要分支的“分销渠道的治理”的重要的基础性文献。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在实证方面的进步源自于理论的“可操作化”（Williamson,1971，见本书第2章；Klein, Crawford与Alchian, 1978，本书第5章）。将不同的组织安排的效率与可观测的交易属性联系起来避免了直接测度与对比交易成本，并且允许研究者以简化的形式检验交易成本假说。然而这种直接的检验留下了一个问题：如果组织失败了成本如何核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Scott Masten、James Meehan和Edward Snyder的论文组织成本（1991，本书第12章）应用了截取回归技术（censored regression techniques）来检验交易属性如何影响交易的成本以及组织形式的选择。通过海军建造项目中的一个部件和任务的样本，他们发现组织错误匹配的成本确实非常高昂。他们还验证了组织形式会随着交易的属性变化而变化这一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原理。他们的发现同样表明，内部组织的成本变化在决定企业的边界时比理论所预计的作用要大，也就是说应当给予内部组织成本的特性和源泉以更多的关注。总的来说，对于纵向一体化决策的变量所进行的各项实证研究均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它们都论证了资产专用性作为分析变量的重要性，这为交易成本理论最核心的命题找到了实证基础。缔约与检验纵向一体化决策相关的交易成本假说所取得的成就一样，交易成本经济学家在契约的设计和持续期上同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个早期著名的例子是Paul Joskow的论文契约持续期与关系专用性投资：煤炭市场的实证证据对于将近300份煤炭契约的持续期所进行的经济学分析（1987，本书第13章）。他认为随着相关的关系性投资越来越重要，交易双方会发现对于重复性的交易，依靠事前将条款和条件具体化的长期契约将会使双方受益，而不是依靠重复的谈判。为了验证这个假想，他对大量煤炭契约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对此假设给予了相当有利的支持，而且这些结果经受住了其他规格/类型的模型、样本和估计方法的检验。因此这些结果也为以下观点提供了相应的实证支持：相关的关系性投资的（重要性）变化深深影响着买卖双方纵向一体化关系的构筑。他的发现第一次提供了正式的证据表明投资的专用性会产生事后为设计和管理长期契约的重复谈判的成本。序言（6）交易双方决定要签约就必然需要选择契约条款。交易成本研究关于缔约的一项成就在于突出了契约设计中的私人命令，即交易方要求构建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以最小的代价促进有效的适应。Victor Goldberg和John Erickson的论文长期契约中的数量和价格调整：关于石油焦炭的案例研究通过对于石油焦炭契约的详细分析（1987，本书第14章）描述了长期协议的变化以及复杂性。他们所关注的是数量和价格的调节问题。他们的分析始于（1）生产的地点专用性以及流程的便利性与（2）由于石油焦炭的体积与有害性特征所要求的及时从炼焦厂运走。他们从这两方面探索石油焦炭契约的持续期与最低数量要求。随后他们转而研究价格调整条款，将广泛的价格调整条款的目的归于减少签约前搜寻行为和签订协议后对于契约条款的操纵行为。Goldberg和Erickson所强调的契约的一个方面是契约条款之间的互动，即对于某个条款的解释依赖于协议中的其他条款-这些细节只有通过深入的案例分析才能获得。然而，案例分析易于受到事后合理化的影响，而对于大样本的更加正规的统计分析则不容易受其影响。Scott Masten与Keith Crocker的论文长期合同的有效适应性：天然气行业的“绝对付款”条款对于最低采购要求或者说“绝对付款”的分析，是早期少数系统证明契约的设计是基于效率原则的研究成果之一（1985，本书第15章）。“绝对付款”意味着无论提货与否均需付款。不同于以前的解释，Masten与Crocker认为购买责任是一种适当的激励履约的机制，是出于有效违约（efficient breach）的考虑，最优购买比例会随着交易特点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对于将近300份契约的研究表明天然气契约的条款确实随着交易特征的变化而变化。公共政策与芝加哥学派一样，交易成本经济学在抵制反垄断法律中的非友善传统（即对于所有的非标准的契约安排表示出敌意）方面有所贡献。然而尽管交易成本经济学在解释纵向一体化和契约行为中所取得的成功使得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总体上认可有选择地使用纵向一体化中存在潜在的效率，但是直接将交易成本的逻辑整合到反垄断法法庭辩论中的情况，迄今为止还比较有限。明确采用Coase所推崇的评估组织的方法的优势在Roy Kenney和Benjamin Klein捆绑预售经济学一文（1983，本书第16章）对于捆绑销售的分析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传统的反垄断法对于产品捆绑的反对主要体现在两次高级法院对于电影捆绑的判决中，即允许垄断者将垄断权扩展到非垄断的产品的判例。芝加哥学派挑战了以上逻辑，并且为电影的捆绑提供了一个价格歧视的解释。尽管芝加哥学派的解释被人们广泛接受，但是Kenney和Klein证明将价格歧视作为一个动机是与事实不符的。他们将电影的捆绑预售以及未切割的钻石的掩盖式销售解释为为了节约考核成本。电影和钻石（与其他商品相比）拥有一个特质，即他们的价值是同质化的，作为购买者很难确定，而作为生产者也很难控制。掩盖式销售降低了在分类和重新定价方面所耗费的时间和资源。分析的结果表明，那些看上去似乎难以阐释清楚的合同条款其实都具有一定的内在根源，这一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了解竞争性经济现象的视角。序言（7）现代交易成本理论的另一个应用是关注公共服务的管制与特许权契约的相对优势。在Harold Demsetz（1968）的自然垄断问题的特许投标解决方案的启发下，Oliver Williamson的论文一般行业及CATV行业中治理自然垄断的特许投标（1976，本书第17章）以及Victor Goldberg的论文管制与管制契约（1976，本书第18章）对于签约和管制作为一种治理公共设施交易的替代方式的角色和局限性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Williamson和Goldberg的研究说明，通过调整特许协议中持续期、专用资产以及与公共设施交易相联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这些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可能来自于契约条款与管制工具-成本加成定价、审计程序、精心设计的正式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复杂性）并不能规避管制所引发的问题。正如Goldberg所指出的，“问题在于服务的内部，而不是管制行为本身”。Williamson文献中所附的对于奥克兰市与加利福尼亚对有线电视进行的特许投标的解释表明，尽管试图建立协议的保证，奥克兰市实际上承担了很多Goldberg所指出的问题。对于管制的问题，传统的方法认为主要是发现和实施竞争性价格的问题，但是Williamson和Goldberg的研究表明，执行中的适应程序可能更为重要。这为政府的管制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经济史交易成本理论的另外一个应用是对于经济史的研究。Douglass North和Barry Weingast的经典论文宪法与承诺：十七世纪英国公共选择的治理制度之演进（1989，本书第19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在这篇文章中，North和Weingast研究了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的制度变迁，它集中讨论了制度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说明了革命者的宗旨是保障产权、保卫财富和约束政府；并指出了如何从内生的角度来思考管理社会的政治制度。这使得交易成本理论可以应用到对于制度的分析中去。交易成本经济学对于我们理解所观测到的组织形式方面具有突出的贡献，它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研究没有缺点。然而，还没有其他组织理论拥有这样重要的理论概念发展和相应的实证支持。六正如读者很快发现的那样，这19篇文章在行文的习惯上各不相同，其翻译的难度可想而知，这其中的艰辛，大概只有经历的过来人才可能体会。当然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难得的学习过程，它可以帮助自己思考这些学者的逻辑思维，独辟蹊径的研究方法和精巧的研究结论。由于本书所收录的论文都是一些经典论文，因此有一些论文已经被翻译过，这些翻译经常使译者对于原文的含义获得一些启示，在此对于前人的贡献一并表示感谢。最后对英文人名的处理做一点说明。本书对于英文的人名的处理方式采取了不译的方法，这是因为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英文的人名的翻译太过混乱。为了规避这一混乱，我们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方式，不译而直接使用英文的原名。本书的翻译最初始于2003年，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一直拖延到今天才能出版。因此对于本书的出版，我要非常感谢人民出版社的许运娜编辑，没有她的督促和鼓励，我不会有动力完成本书。我还要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部和我所在的国际商学院，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无法完成。参与本书翻译和校对工作的还有蔡铭、贺爱霞、李搏凌、刘明、陈晨和罗迪。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读者们不吝批评、指正。李自杰2007年9月于惠园企业的性质（1）交易成本经济学第1章企业的性质罗纳德·科斯(RHCoase)过去，经济理论因一直未能清楚地陈述其假设而备受困扰。经济学家们在建立一种理论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进行考察。然而，这种考察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对防止因缺乏对理论假设的了解而产生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非常重要，而且对经济学在一系列不同假设的选择中作出正确的判断也很重要。比如，“企业”一词在经济学中的含义与“一般人”对它的理解就有所不同。Joan Robinson, Economics Is a Serious Subject (1932), p12由于经济理论中明显存在着一种倾向，即从个别企业而不是从整个行业着手进行分析，见NKaldor, “The Equilibrium of the Firm”, The Economic Journal (March, 1934), p6076因此就更有必要不仅对“企业”这个词给出明确的定义，而且要弄清楚它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之间的区别-假如存在这一区别的话。Robinson夫人曾经说过：“对于经济学中的一系列假设需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它们易于处理吗？第二，它们与现实世界的情况相一致吗？”同上文，p6尽管正如Robinson夫人指出的那样，“通常的情况往往是，一种假设是易处理的，而另一种假设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仍然可能存在一些理论的分支，它们的假设既是易处理的，又是符合现实的。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展示一种企业的定义，它既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相一致，又能够用Marshall发展起来的两种最强有力的经济分析工具进行简单处理。这两种工具就是边际概念和替代概念，两者相结合就是边际替代概念。J M Keynes, Essays in Biography (1933), p223224当然，我们的定义必须“符合能够被准确表达的规范叙述的要求”。L Robbins,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1935), p63在探讨企业的定义时，像经济学家通常所做的那样首先分析经济体系是正确的。让我们先来看一下Arthur Salter爵士所描述的经济体系。这一描述引自D H Robertson，Control of Industry，p85，和Arnold Plant教授的“Trend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conomica, February, 1932。它出现在Allied Shipping Control一书中，p1617“正常的经济体系是自行运转的。它的日常运行不受任何中央控制，并且不需要任何中央监督。就人类的整个活动和需要的范围来说，供给是根据需求而定的，生产是与消费相适应的，整个调整过程是自动的、有弹性的，并且是反应灵敏的。”在经济学家看来，经济体系是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社会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有机体。见F A Hayek, “The Trend of Economic Thinking,” Economica, May, 1933经济体系“自行运转”。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个人计划。人们作出预测，并在不同的方案间进行选择。如果要使经济体系有秩序的话，那么计划就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一理论的假设是资源的流向直接依赖于价格机制。事实上，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计划仅仅是在试图做已经由价格机制做好了的事情，因此应该反对经济计划。见F A Hayek，同上文。但是，Arthur Salter爵士对经济体系的描述并不完整。在企业中，这种描述根本就不适用。比如，在经济理论中，生产要素在不同用途间的配置是由价格机制决定的。当A要素的价格用于X比用于Y高时，那么就会导致A从Y流向X直至它用于X的价格与用于Y的价格一样为止，除非存在某种程度其他方面的利益补偿。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看到这种说法在很多地方并不适用。一个工人从Y部门转到X部门不是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而是因为他迫于某些人的命令。一些人反对经济计划的理由是价格变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的经济体系中存在的计划与上面所提到的个人计划完全不同，而与通常所说的经济计划相类似。上面的例子在我们的现代经济体系中具有普遍意义。当然，这一事实并没有被经济学家们所忽视。Marshall将组织作为第四种生产要素引入经济理论；JBClark认为企业家具有协调职能；Knight教授介绍了管理者的协调作用。正如DHRobertson指出的那样：“就像一桶酪乳中凝结着一块块黄油一样，在无意识统筹协调的大海中我们发现了有意识力量的小岛。”同上文，p85。如果正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协调工作可以由价格机制来完成，那么为什么需要承担协调职能的组织存在呢？为什么会有这些“有意识力量的小岛”存在呢？在企业外部，价格变动引导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的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内部，不存在这种市场交易，与交易相关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来指挥生产。在本文的以下部分，我将用“企业家”一词指代在一个竞争性体系中替代价格机制指挥资源流向的人或人们。显然，这些是协调生产的不同方法。然而，我们注意到这一事实，假如生产由价格机制调节，那么在不存在任何组织的情况下，生产仍然能够进行。面对这一现象，我们就不得不问，组织为什么会存在？企业的性质（2）当然，价格机制被替代的程度存在着很大差异。在一家百货商店里，各柜台在大楼中的位置既可以由管理者决定，也可以通过不同位置价格的竞标来确定。在兰开夏(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州)的棉纺织业中，一个纺织商可以靠信用租用动力设备和店面，购得织布机和纱线。Survey of Textile Industries，p26然而，这个行业中的生产要素的协调通常却是在没有价格机制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显然，在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之间，作为替代价格机制的“纵向”一体化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我认为，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它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当然，正如Robbins教授指出的那样，“(企业)与其外部的相对价格和相对成本的网络有关”。同上书，p71但是重要的是去发现这种关系的真正性质。Maurice Dobb先生在讨论Adam Smith的资本家概念时，生动地描述了资源配置在企业中和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差别。“人们开始注意到了比承包商指挥管理的每一个工厂或单位的内在关系更为重要的事情；承包商与他直接活动范围之外的经济世界存在着联系承包商忙于每一个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并且他有意识地进行着计划和组织，”但是“他还与更大规模的经济专业化存在着联系，在那里他只是一个专业化的单位。他只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而他几乎是毫无意识地扮演着这一外部角色”。Capitalist Enterprise and Social Progress，p20比较Henderson，Supply and Demand, p35。事实上，经济学家将价格机制看成是一种协调工具，同时他们也承认“企业家”的协调作用，因此我们就很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有些情况下通过价格机制来协调，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通过企业家来协调？在经济理论的两种假设-资源由价格机制来配置的假设(出于某些目的做出的)和资源配置依赖于具有协调职能的企业家的假设(出于另一些目的而做出的)之间似乎存在着某些分歧。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两个不同的假设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我们必须解释在现实中影响两种协调机制选择的依据。不难看出，当政府接管了一个产业时，它正在做的事情实际上已被价格机制预先做了。通常人们所没有意识到的是，任何一个实业家在组织他的各个部门的关系时，也做着同样能通过价格机制完成的事情。因此Durbin先生对那些强调经济计划中存在的问题的回答(即在竞争体系中，同样的问题依然需要由实业家来解决)显得十分重要。(参见“Economic Calculus in a Planned Economy”, Economic Journal，December，1936)这两种情况之间的重要区别是，经济计划是强加给行业的，而企业作为一种更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是自发地出现的。在一个竞争性的体制中存在着“最优”的计划量。我们的任务就是试图找到在一个专业化交换的经济中出现企业的原因。如果替代价格机制的关系正是价格机制本身所期望的，那么价格机制(仅从资源流向的方面考虑)将会被替代。比如这种情况，有些人愿意在某个人的指导下工作，这些人为了能为某人工作，宁愿接受较低的报酬，这样，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企业。但是这似乎不能成为企业出现的一个重要理由，因为似乎还有一种相反的倾向在起作用，比如人们通常趋向于寻求“成为自己的主人”的好处。见Harry Dawes, “Labour Mobility in the Steel Industry,” Economic Journal,March,1934，P86，他认为“一些本可以得到较高工资的技术人员之所以愿意经营零售商品和做保险是因为他们对独立的渴望(通常，这是一个工人一生当中主要的追求)”。因此，如果人们的愿望是控制、指挥别人而不是被人控制，那么他们就会为了能够指挥别人而愿意放弃某些东西；也就是说，人们将愿意支付给别人比他们在价格机制下得到的更多的报酬，目的是为了能够指挥他们。但是，这意味着他们只是为了指挥别人而付报酬，而不是通过指挥别人来挣钱，这显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成立的。但是，这种情况也并非没有，据说有一些小店主挣的就比他的营业员少。如果相对其他生产方式生产的产品来说，购买者更偏爱企业生产的产品，那么企业也可能因此而存在；可是，即使在这种偏好(假如它们存在的话)的重要性可以忽略不计的领域，现实世界中仍然存在着企业。G F Shove,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Market: a Further Note”, Economic Journal, March, 1933, P116, 注释1，指出这种偏好可能存在，虽然他给出的例子与本文谈的内容正好相反。因此，企业的出现必定还有其他原因。企业的性质（3）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一个主要原因似乎是，价格机制本身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一个最明显的成本就是发现相关价格的成本。根据N Kaldor, “A Classificatory Note of the Determinateness of Equilibriu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Fe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