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二章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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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二章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doc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一、教学目的与要求:1、认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部分清朝统治者实行的洋务运动以及资产阶级的戊戌维新,都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不同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2、科学分析上述三次早期探索的时代背景、性质、历史作用、意义与局限性、经验教训,认识这些探索最终都不能为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找到出路的根本原因。二、教学重点: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意义、历史地位及失败的原因。三、教学难点:理解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可能带领中国走向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四、教学时间:2学时早期探索的时代背景一、 时代变化1、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封建帝国,而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造成中国社会空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2、处于世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代。19世纪70-90年代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一个特点是出现了争夺殖民地的高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基本上已被资本主义列强瓜分完毕,一个特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又加上资本输出。3、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的时代(半殖民地化不断加深)。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半殖民地化一步步加深,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半殖民地半封建已基本形成。二、时代变化向中国人提出了新问题、新任务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和不断加深,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中国人民开始探索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道路、出路:第一、中国如何抵御外国的侵略?如何救亡图存?第二、中国如何向西方学习?如何求强求富? 这两个任务表面看起来有些矛盾,但二者是辩证统一的。要维护国家独立就必须使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就是要找寻富强的道路,而要实现国家的真正富强,必须实现民族的独立,抵御外国的侵略,争取民族的解放。三、各阶级登台表演与探索 19世纪下半叶有三次早期探索,主要包括:1、农民阶级为了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发动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企图用武装斗争和农民改革的方案改造社会。2、地主阶级洋务派官僚进行的洋务运动,企图在维护封建制度前提下,为实现自强和求富,学习西方的军事科学技术来挽救封建统治和实现国家富强。3、新兴的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发动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改革,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道路,挽救民族危亡。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政府统治,希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辛亥革命。虽然这些探索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挫折和失败,但这是中国人民探索民族独立国家富强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为以后的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些探索行动充分证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各自的局限性,都不可能使中国走上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中国的革命呼唤先进的阶级和政党的领导。第一节 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高峰)这里所说的旧式农民战争是指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单纯的农民战争,新式的农民战争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历代农民战争此起彼伏,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达到高峰,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农民战争,在新时代下具有新特点和新水平(反对帝国主义、提出系列纲领、制度和政策等)。一、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对太平天国旗帜下的农民造反者来说,挟千里席卷之势,长歌涌入金陵,开始建造人间小天堂,曾是他们的喜剧;天京陷落,天堂之梦在烟焰和烈火中化为灰烬,则是他们的悲剧。这个过程长达十数年,其起伏兴衰之迹是岁月难以磨灭的。蜿蜒曲折之中,既有胜利的欢欣,又有失败的血泪。悲剧和喜剧都包含着极其深刻丰富的社会内容。摘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1、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尖锐的社会矛盾)、原因:根本原因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这和以往发生的农民起义的原因是相同的,但由于它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有着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的背景。这时,鸦片战争已经结束九年了,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原本已十分尖锐的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因为外国的入侵而迅速激化。这可以从四个方面说明: (1)封建地主的地租剥削及封建政府的沉重赋税清王朝在战争中支出了巨额军费,南京条约又规定要向英国支付赔款,同时也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清政府大幅度增加了赋税的征收科派和新的捐税,这些新旧捐税最终都落在了农民头上,导致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 (2)白银外流导致银贵钱贱鸦片贸易使鸦片的输入增多,使“银贵钱贱”问题进一步加剧,农民出售农产品获得的是铜钱,但缴纳赋税却必须是白银,结果实际上负担进一步加重了。“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 (3)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口通商,广州独一无二的外贸口岸的地位失去,使两广、福建、湖南、江西等原来依靠内地通往广州的商路谋生的成百万下层群众顿失生计,这几个省份后来就多数成为农民起义特别猛烈的地区。(4)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灾难。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因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2、太平天国的兴起(1)洪秀全及拜上帝教洪秀全(18141864),小名火秀,原名仁坤,广东花县官禄布人,生于一个中农家庭。父亲镜扬,大哥仁发,二哥仁达,均在家从事耕种。他7岁入塾读书,接受系统的封建教育,16岁因家贫辍学,助理家中农事。18岁受聘为本村塾师,生活清贫。从15岁(1828年)起至30岁(1843年)的16年中,洪秀全先后4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结果都名落孙山,连一个秀才也未考得,激起了他对清朝封建统治的不满。那时正值鸦片战争前后,广州一带最早直接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清政府在战争中的腐败无能,以及在战后对人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广州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等,都给洪秀全以极大的震动。他开始把个人的坎坷遭遇与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农民的苦难结合起来,从而增强了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憎恨,决心同封建仕途决裂,逐步走上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道路,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的广州是中国惟一对西方开放的城市,西方基督教首先在此传布。1836年,洪秀全第二次去广州应试时,一个传教的基督徒送他一本劝世良言。受其影响,洪秀全声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创立拜上帝会,广招信徒。当时广西地瘠民贫,连年灾荒,饥民处处,拜上帝会在当地吸纳了大批信徒。到金田起义时,在广西共吸纳了信徒一万余人。清代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吸收基督教教义而成立的特殊基督教组织。19世纪中期,洪秀全受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的影响,在家乡广东花县组织拜上帝会,并模拟劝世良言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书,作为该会教义,同时又制定了宗教仪式与会规。洪秀全曾专程到广州学习基督教教义,但因其“信仰不纯”而未能受洗。其后他便自称上帝次子,称耶稣为天兄,并将此作为组织管理农民起义队伍的手段。拜上帝会虽曾得益于基督教,但在许多方面与基督教大相径庭。洪秀全以拜上帝会为组织形式,以会员为基本力量,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建立了太平天国从拜上帝教的初创,到其教义的定型,与基督教都有一定关联,但二者之间有本质上的不同。拜上帝教没有自己明确而集中的经典,它的教义是通过诸多文献零散地体现出来。太平天国的宗教是中国化的基督教,是西学东来、中西合璧的神学思想。太平天国以教兴国,又以教亡国;拜上帝会从革命的理论武器沦为坑人的精神鸦片;洪秀全晚期鼓吹宗教迷信,实践与理论严重背离,天京政权腐败蜕变最终覆灭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奇观”。1843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统治!(2)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的建立历时十四年,从1851年到1864年,涉及18个省。 金田村起义(1851年1月),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建太平天国政权。 永安建制(1851年12月),封王、确立制度,从广西经湖南打到湖北。1853年1月占华中最大城市武汉,后沿长江东下,经过江西、安徽、江苏,势如破竹。 定都南京(天京)(1853年3月),建立与清政府统治对峙的农民政权。然后派出北伐军和西征军。 太平军的北伐和西征(1853-1856年),其中北伐军一直打到天津,逼近北京。军事上达到全盛。 天京事变(1856年),从盛到衰的转折点。1856年以后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开辟了江浙根据地。 天京保卫战(1864年),壮烈的天京保卫战最后失败了,太平天国的余部坚持斗争长达四年之久。3、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1)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于1853年冬颁布了一个以土地问题为核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内容的革命纲领。其基本内容有:A、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这个改革方案以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要求按照平均主义原则重新分配土地,即土地归天父公有,将田地划分九等,由农民平均分耕,所谓“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产品也平均分配,余物归公,以便“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无疑,这种土地改革方案,表达了千百年来生活在苦难之中的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是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大胆否定。虽然这个方案不可能真正实行,但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这种平分土地的主张对许多农民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对动员广大农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按照“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理想社会。分配方式:以户为单位,不分男女,按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太平天国还将土地按产量的多少,分为九等,然后好坏搭配分配各户,并提出了丰荒相通,以丰赈荒的调剂方法B、建立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两;-农村政权的基层组织,每25户为1“两”。天朝田亩制度描画出一幅农村乌托邦的图案,以二十五家组成一个农村公社,设国库、礼拜堂各一所,由两司马管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国库是村中保管公有财产的机关,农民除留食粮外,其馀的生产物都缴交国库。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馀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农民即由国库供给,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其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每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遇有婚娶、吉、喜等事,总是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旧时歪例尽除。在这个社会里,男女平等,妇女都得分田,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也没有买卖婚姻,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在这个社会里,自两司马至军帅都由人民推举,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在这个社会里,说选举,则每年一举,选贤与能,人民都有被选举权,贤才不致埋没;说黜陟,则诸官三年一升贬,均据贤迹、恶迹为标准,以示天朝的大公;说司法,则审慎周密。在这个社会里,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这一个农村乌托邦,以二十五家为单位,作为一个农业和手工业强固结合的农村公社组织。就在这一种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企图实现公有制,这正是显示了天朝田亩制度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性质。天朝田亩制度所描画的农村乌托邦的不可能实现,也从这里看出了根源。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有巨大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在实质上却又带有反动性。C、建立圣库制度。太平天国实行的一种公有共享制度。圣库即公库、国库,太平天国以一切财物为上帝所赐,初时又规定惟上帝得称圣,故称公库为圣库。圣库制度肇始于起义之初。起义开始时,拜上帝会信徒多携老扶幼,举家参加。他们变卖了田产,各将所有奉献于公库,所有人的衣食都由公库开支。以后全军实行这种制度。作战中缴获的金银、绸帛、珍宝等,必须上交公库,个人不得私藏,违者处以重罚,直至斩首。将领士兵的生活需要由公库供给。其供给种类和标准,粮、油、盐大致不论老少,一律等量供应;食肉供给,天王以下每天份额各有等差,下级将士不是每天供给。又有买菜钱、礼拜钱系作为买办供物祭告天父之用,兼作零用,数量各有等差。但各类供给定额并非固定,依物资来源多少而有不同。圣库制度在首都天京也推行于军队以外的民众。太平天国占领南京的初期,曾将城内居民分隔男女,按年龄、技能分别编入各馆各营,财货收归公有,衣食等由公库供给。圣库制度的基础是人无私财和大致的平均分配,它的实行对太平天国初期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它保障了将士及其家属的生活,也吸引了许多贫穷的人民参加。但事实上,圣库制度并没有严格实行。随着军事胜利,克复城市乡镇日多,财货来源丰富,将士们各有自己的私财,人无私财的原则日益不能坚持,所以又规定私藏不得超过五两银。高级将领生活日奢,任意取用于公库,供给配额渐失去实际意义。太平天国后期,名义上仍继续实行圣库制度,由圣库供给各王、各将领和士兵以各自份额的食物、钱、衣服,但由于他们大多都有私财,并不依赖于这些份额。圣库制度名存实亡,蜕变成一般的后勤供给制度。圣库制度是太平天国创立的第一个经济制度。这个制度是伴随着太平军金田起义而同时产生的,直到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圣库制度也随之泯灭。当太平军创兴之时,圣库制度对保障部队供结、吸引贫苦农民参加革命和保证军事纪律等方面,都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定都天京后,洪杨等人又把城市人民的经济生活也纳入圣库的供给范围。而且一度要求以“人无私财”的原则施之于民间,这就走过了头、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显然是错误的和行不通的,其消极作用便逐渐暴露出来。 评价:天朝田亩制度把农民千百年来渴望土地的要求和建立理想社会的愿望系统化,纲领化,是太平天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国制度和政策,也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纲领。它触及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最根本的问题:封建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度。它是中国两千多年农民战争史上最为具体、详细的分配土地的法规,反映了农民最根本的经济要求,反映了农民要求土地的愿望和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公开否定封建地主土地所有,提出来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想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理想社会。反封建地主所有制是它的主流和本质。它极大调动了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广大农民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要求。但这种方案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是农民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未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它描绘的理想天国是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传统生活方式,是没有商品交换和绝对平均的社会,具有空想性质,实际上在实践中未推行过,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2)资政新篇:1859年洪仁玕到天京被封为干王,总理朝政后提出一些资本主义改革方案,集中体现在资政新篇。第一、在政治方面,主张“禁碰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学习西方,指定法律制度。第二、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金融等事业;吸取外国的科学技术,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之制造;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第三、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设新闻官,设“暗柜”,用已监督官员,改革弊政;主张革除缠足等社会陋习;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第四、在外交方面,主张同世界各国交往通商,强调外国人不得干涉天朝内政。 第一、政治上强调“设法用人”。“设法”也即制定法律、制度,反对结党联盟,加强中央统一领导;提出了一些带有民主色彩的措施:(1)一人犯法一人当,不应涉及家属子女,家属只有在同案犯罪的情况下才可逮捕治罪;否则应善视抚慰。(2)罪行不同,应分别对待;服刑期满应予释放,以利改过自新。(3)死罪必须公布罪行及行刑日期,以教育群众。较之封建刑律中株连九族等刑法,是一大进步。所谓“用人”,即要做到人尽其用,赏罚严明,延揽人才,广采意见,鼓励人人奋力上进。同时反对私门请谒及依恃父兄朋友权势,钻营仕途,发现此类情事,立即审实革职,二罪俱罚。洪仁(王)干还主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创办报纸,设立意见箱,在各省设立新闻官,搜集新闻,供天王参酌,以使中央在听取众人意见的基础上,能够“明决断”。他提出护国必须除奸保良。认为用人不当,足以坏法;设法不当,足以害人。只有二者兼顾,才能“权归于一”。第二、经济上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制造火轮车、火船、汽船,以坚固轻捷为妙;发展制造、开采、冶炼业,业主享有专利,国家予以保护,凡金、银、铜、铁、锡等矿物,探出者受赏,并允其招民开采;发展金融、邮政事业,国家设立邮亭,传递朝廷文书,民间可办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并准许私人创办银行。第三、文化教育上主张开办学馆,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凡轮船、火车、钟表等等“正正堂堂之技”,必须学习;认为文化遗产并非一无可取, 但反对骄奢之习。第四、社会改革上严禁鸦片,取缔迷信,禁止溺婴和蓄奴,兴办医院、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育婴堂等社会福利事业。第五、外交上反对闭关态度,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外国人不得触犯太平天国的国法,不得干涉天国内政。 评价: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洪仁玕制定的带有施政纲领性质的文献,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第一个谋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性文献。它突破了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小生产者经济思想的局限,为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指出了符合客观规律的方向,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但它不是农民战争实践的产物,仅代表少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规划,因此未提及农民迫切要求的土地问题;同时,正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提出的这个建设方案,却丝毫未涉及抗击外国侵略的问题,这是资政新篇的两个主要缺点。洪秀全对其中的经济改革主张,大都批有“是”、“此策是也”,表示赞同,仅对个别条款持保留态度。只是由于太平天国本身不具备实施资本主义建设方案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加以战争环境的限制,资政新篇的进步主张,没有也不可能付诸实现。资政新篇要求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进行一些上层建筑的改革,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反对封建制度,改造中国,虽然未得到实行,但是它毕竟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救国方案,为以后的革命斗争,提供启示和借鉴。4.太平天国的败亡(1)天京事变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原因:领导者被胜利冲昏头脑,腐朽思想滋长,内部矛盾尖锐。过程:1856年8月,杨秀清借“天父下凡”,逼天王封其为“万岁”,引发内部厮杀。天京事变发生于1856年,是一次太平天国领导层的严重内讧,地点在首都天京(南京),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及燕王秦日纲在此事件中被杀,另有约二万人丧生。天京事变被视为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亦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后,东王杨秀清总理朝政,居功骄傲,上欺天王洪秀全,下压有功诸将。甚至借代天父立言的身份,杖责天王,并威逼天王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忍无可忍,急召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回京共商良策。 1856年9月1日(清咸丰六年八月初四日)深夜,韦昌辉带亲信部队3000余人赶回天东,立即包围了东王府,封锁了所有通往东王府的街道。9月2日,与杨秀清有私恨的书昌辉及其亲信冲人东王府后,刺杀杨秀清,残杀其眷属和东王府大批人员,进行大屠杀。事后,洪秀全处死了韦昌辉,并对朝政的石达开无端猜忌,因此石达开率10万精兵出走四川。 “天京变乱”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由盛转衰,进入了斗争的后期。贼情汇纂载:“秀清自恃功高,朝见立而不跪,每诈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甚至数其罪而杖责之,造言既毕,其为君臣如初。” 李秀成自述载:“(东王)权太重,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影响:天京变乱使太平天国失去东王、北王及部众4万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二、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1、天平天国起义的历史意义第一、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极大地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旧的统治秩序再也无法恢复原样。第二、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的过程,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国侵略势力和坚决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利益的决心和勇气,表现出农民不仅是反封建的主力军,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第三、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高峰,具有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第四、打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第五、具有世界意义,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的统治,有力支援了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 2、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原因(1)客观原因: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2)主观原因: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第一、农民是小生产者,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第二、缺乏先进的革命理论作指导。拜上帝教教义不是科学的思想理论,它不仅不能正确指导斗争,而且给农民战争带来了危害。拜上帝会虽然在初期起到了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作用,但是它从根本上说与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思想和风俗习惯相抵触,随着形势的发展,不再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并且由于小生产者的局限性,太平天国的领袖的实践活动与他们的理论相悖而行,导致革命队伍的思想混乱和人心涣散。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能制定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是希望在落后的小生产的基础上,以平均分配的关系,达到大同世界的幻想,把整个社会改造成划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是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空想。资政新篇提出的按资本主义模式发展国家,但是脱离了领袖们的阶级实际,也缺乏实现的土壤和环境,不可能由农民阶级变成现实。第三、农民阶级自身有难以克服的保守性、落后性、散漫性和狭隘性等弱点,这使得他们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缚,其政权也未跳出封建专制政权模式的窠巢。建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革命政权日益封建化,等级、特权观念日益膨胀,贪图享受,内部的宗派争端造成了太平天国的严重内耗,导致了严重的军事政治和思想危机。这都表现除了目光短浅和革命的不彻底性。第四、太平天国也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第五、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还缺乏理性认识。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不承认不平等条约,这是很正确的。但他们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笼统地把信奉天父上帝的西方人都视为“洋兄弟”。3、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教训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兴衰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打击,清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部分封建官僚为挽救清朝统治寻求新的对策。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们先是购买洋枪洋炮,创办官办军事工业,求得“自强”。70年代,又举办了以官督商办为主要形式的民用企业,创办近代海军。洋务派的原意是想借此维护封建主义的统治,但它创设的近代工业却促使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推动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培养一批新式人才。洋务运动经历30多年,几乎占中国近代80年一半时间。它上承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某些思想,下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思想骤变时期,是开风气的重要年代。一、 洋务事业的兴办1、洋务及洋务运动的时间、目的、代表人物和宗旨 (1)“洋务运动”-在当时称之为“同治中兴”、“同光新政”等。“洋务运动”-是指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从事与外国交涉和签订条约,购买洋枪洋炮、轮船、机器,聘请洋人,雇佣外国军官,依洋法操练军队,用西法开矿、筑路、设厂建造,兴办航运、电报业以及学习外洋科学技术,兴办船政、水师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自强”、“求富”活动。“洋务”一词从“夷务”而来,“夷”是相对于“华夏”而言,古代是对汉族以外周边民族的贱称,明清以来,“夷”也用于称呼西方国家的白种人。因为他们漂洋过海而来,所以叫做“洋人”,一切与西方人有关的东西往往带有“洋”字:洋钱、西洋画、洋药、洋葱、洋枪洋炮。在“二鸦”中,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日后各式公文,提及大英官民,不得用带有贬义的“夷”字,“夷务”从此改称“洋务”。20世纪初年的国民日日报第3集的一篇“社说”称:“合交涉、制造、教案、通商诸务,而一概以一名词,曰洋务。”即:晚清一切与外国有关的事情均可包括在“洋务”之内。后来把19世纪6090年代引进枪炮、科技、创办一批近代企业、新式学堂、新式海军等学习西方的运动,称之为“洋务运动。鸦片战争前,中西之间已经有了接触和交往,但在泱泱大国的心态下,中国人对于西方的一切事物都加以排斥,认为西方先进科技是"奇技淫巧"。鸦片战争后,一些开明的地主阶级官僚开始“开眼看世界”,主动了解和认识西方。1860年后,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的官僚军阀和清政府中一些开明的地主官僚在被迫与西方资本主义交往的过程中开始了解西方,了解世界,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们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通过局部的改革以自强,阻止列强的进逼,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于是产生"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和行动。这些勇于走出传统、勇于接受新事物的人与恪守传统的封建顽固派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逐渐从中国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这样便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 (2)时间:19世纪6090年代。 (3)目的:挽救清政府危机;镇压人民反抗;稍分洋商之利。奕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 (4)代表人物: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发展的中央机构,它的出现标志着朝廷承认“夷务”升格为“洋务”,其办事大臣奕訢是办此“洋务”的在中央的代表。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洋务派,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外国侵略者扶 植下发展起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起初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势力与日俱增。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桂良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人,后期还有张之洞。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影响较大。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为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于1861年1月20日由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衙门存在了40年,直到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据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第12款规定,改为外务部,仍位列六部之首。中国晚清主管外交事务、派出驻外国使节,并兼管通商、海防、关税、路矿、邮电、军工、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事务的中央机构。初称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北京条约后,对外交涉事务增多。次年1月,恭亲王奕、 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请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礼部和理藩院所执掌的对外事务。经咸丰帝批准,于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成立。总理衙门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扩大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权力越来越大,举凡外交及与外国有关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无不归该衙门管辖,成为清政府的重要决策机构。(5)宗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2、洋务运动的内容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1)兴办近代企业 洋务派首先兴办的是军用工业。19世纪60-70年代,以“求强”为主,主要内容是编练新式军队,创办军事工业。 内忧外患的威胁使得洋务派不得不先提出“自强”,把军事的发展放在首位。这时期,洋务派共建立近代军事工业24个,较重要的有:1890年以前,在全国各地共创办了20多个军工局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个:1865年,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局,附设有船政学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次年,崇厚在天津设立天津机器局;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湖北枪炮厂。军事工业的特点A采用机器生产。 除了个别的厂家(如早期的安庆军械所,以及丁日昌、韩殿甲分别主持的两所炮局)以外,洋务派的军事工业一般都采用了机器生产,引进西方的设备、工艺和生产技术,这显然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旧式官办手工业,生产技术发生了大变革。B 使用雇佣劳动。如江南制造总局,内地工匠、小工则人无定数,视工务之缓急为衡。价有等差,较技艺之优劣为准。(光绪十三年六月十一日两江总督曾国荃奏,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4册,第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福建船政局虽有勇丁数百人参加建厂,但工匠、艺徒系从各地招募而来,工资由每天两角五分到三元不等。C 采用官办方式。经费主要来自海关关税、厘金、军饷,产品不同于普通的商品,不参加市场交换,一般由政府调拨给各地驻军使用。军事工业的性质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已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同时又有着浓厚的封建性。具有安内和御侮的双重作用,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但对于促进民用工业的兴办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仍然有一定积极意义。A 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第一、其采用机器生产,引进西方的设备、工艺和生产技术,这显然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旧式官办手工业。第二、较普遍地采用了雇佣劳动,存在着资本主义剥削关系。洋务派军工厂的工人,主体上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对他们实行工资待遇,其工资也大体上是按照其技术高低出卖劳动力的多少计量发给的。尽管工人工资微薄,受剥削很重,但这种剥削已不尽同于封建手工工厂中的那种剥削,而是资本主义的剥削。第三、到80年代后,由于各厂的经费捉襟见肘,原来不计产品价格的情况有所改变。如南洋和广东先后向福建船政局订造兵船,均以协款名义交付船价的一半左右。在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每年岁入中也都有各省解还奏调军火价的项目。各厂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国际军火市场价值规律的影响和制约。可见,这些军事工业也逐渐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B 又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第一、就组织体制而言,属官办官营,厂家不是独立的企业单位,而是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领导权和管理权都由官府控制,衙门习气严重,经营管理混乱,腐败盛行。第二、生产经费来自清政府的税收,企业本身没有资本积累第三、生产目的是不计生产成本,不参与市场交换,直接由清政府调拨各军使用。产品主要不是作为商品投放市场,而是无偿调拨,特别是前期尤其如此。第四、有些厂家中,超经济的封建性剥削压迫比较严重,工人不完全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工人来源与清军士兵,企业管理沿袭封建衙门的规章制度。C 浓厚的买办性:技术、设备和原料,极大程度上依赖外国D 一定的集团性;所有权属于清政府,但经营管理权、产品支配权牢牢掌握在创办人或创办集团手中。评价:洋务企业中成百上千雇佣工人体现了近代中国新的社会力量。这些人的存在依连于大机器生产,他们操作机器,而机器生产的特性又养成他们不同于传统手工业生产的利益和观念。在此以前,西方人设置的船坞货栈之类,也曾招募中国人工作于其中,但就总体而言,这个时候的雇佣工人并未成为社会群体。只有在洋务企业出现之后,才有数量意义上的整整一代产业工人的产生,就其原始,军事企业正是催生者。兴办民用工业19世纪70-90年代,除继续推行“求强”外,提出“求富”口号,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基础上,大力举办民用工业和筹建海军。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中遇到资金奇缺、原料和燃料供应不足,以及交通运输落后等困难,需要加以解决,认识到必须发展民用工业以积累资金,建立必要的经济基础,辅助军工企业的发展,并且希望通过兴办民用工业抵制洋商倾销洋货和进行经济掠夺,以达到求富的目的,因此兴办了一些民用工业。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重点是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和航运、铁路、电讯等事业。其中最主要的有四大厂家: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A 民用企业的主要方式:民用企业有三种方式:一是官办,二是“官督商办”,三是官商合办。(1)官办-就是完全由官府创办和经营的,等同于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的主要方式。(2)“官督商办”-是最主要和典型的方式。这种类型,在其产生之初,其主要用意在于利用私人资本兴建近代企业,由商人经营,自负盈亏,官为之扶持和监督。这些扶持包括减免税厘、给予专利、垫借官款等,而监督则包括官员出面集资,掌握企业主要人事和财务的大权。在7080年代,清政府对洋务企业的扶持较多,主持者也较有经营管理能力,虽然不免营私舞弊,任用私人等,但总的说来对“官督商办”企业是有利的。从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官方的扶持日益减少,而“官督”的各种弊端却有增无减,商与官的矛盾激化,导致“官督商办”的企业或是停滞、或是失败。“官督商办”的企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洋务派是“官督商办”的企业的创办者和保护者,又是这些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压抑者和限制者。(3)官商合办-是由官、商双方签订合同规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及盈余分配办法,各按认股比例出资,各举代表参加经营。这种方式始于洋务运动后期,是洋务派官僚鉴于官督商办企业名誉扫地的情况而变换的一种新方式。虽说在这种方式下官方还是千方百计地进行控制,但商人的地位毕竟比官督商办情况下提高,因而官商合办要比官督商办具有更多的资本主义因素。B 民用企业的性质和作用 洋务派的军事工业采用的是“官办”形式,民用的工业大部分采取“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少数企业采取官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