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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Western Marxist Philosophy)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界影响深远，也是马克思主义“西方化”的理论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独立地反思与批判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地突破了苏联（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诸多教条，承载着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向往。对于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而言，有必要批判性地审视这一重要理论资源，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身、更深刻地认识这个时代。,导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引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整体图景：“一源”与“四流”1.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梅林等“第二国际”2.列宁“第三国际”斯大林等 3.第三世界民族解放国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拉美“解放神学”等 4.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水岭，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挑战“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对“第二国际”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位理论家伯恩施坦(E.Bernstein)与考茨基(K.Kautsky),尽管二人立场截然相反，前者宣扬进化的、渐进的社会主义改良，后者则主张经济决定论，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向度；另一方面，列宁在深入研究黑格尔逻辑学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1.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在伯恩施坦看来，资本主义可以逐渐向社会主义进化。换言之，资本主义在没有阶级斗争和革命暴力的条件下也会逐渐地走向社会主义这就是所谓的“渐进主义”(gradualism)。伯恩施坦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看作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并非单一原因所决定。伯恩施坦的名言是，“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在实际工作中，伯恩施坦鼓吹议会选举而非武装革命，其政策被称为“议会的社会主义”(“进化论的社会主义”)路线。,2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 考茨基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规律性发挥到极致，以一种经济决定论的思路来指导“第二国际”。在他看来，既然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趋势不可避免，因此只要消极等待其自动灭亡即可，无需加速这一客观的历史进程。由此，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沦为一种纯粹的经济决定论。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其思想根源来自当时极为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社会发展观与自然进化等量齐观,过分地强调生产力和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在革命斗争策略上导致一种“寂静主义”(或“无为主义”,quietism)。,3.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 与考茨基不同，列宁使思想和行动达到了革命性的统一。在列宁看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1914-1915年，在深入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及其他著作后，列宁提出要从唯物主义者的立场详细研究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相互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557页。,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空变迁,第一阶段：1923年“二战”爆发 理论中心：中欧（德、匈）、南欧（意）；恢复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总体性辩证法因素是其理论主攻方向。第二阶段：“二战”结束“五月风暴”（1968）理论中心：西欧（法）；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继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第三阶段：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 理论中心：西欧（英）、北美；在“语言转向”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欧美学人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科恩)以及“后马克思主义”(拉克劳、莫菲)等方向继续开拓。,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1.批判性 无论是第一代“西马”代表人物（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又或者后现代思潮中的马克思学研究以及所谓“后马克思主义”，其出发点大体一致，这就是西方的人本主义。面对资本主义日益稳定、尤其是二战后加快发展的现实，左翼知识分子从中犀利地看到了个体的异化以及社会的普遍异化。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一种“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亦即以人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宗旨的社会批判理论。,2.思辨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地倒转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轨迹。我们知道，马克思从早年的哲学研究最终转向了成熟时期的政治学与经济学探索。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只将马克思一人、特别是其早期哲学思想视为思想源泉，与此同时，几乎全部放弃了马克思成熟时期研究的一系列核心问题。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更为关注纯理论的学术研究,他们的著作也日益艰深、晦涩,充满了学院气息。,3.多元性 从“垂直”角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习惯于上溯到马克思之前的学术渊源（主要代表是黑格尔），参照马克思之前的哲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解释、或者说再加工。从“水平”角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同时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相伴而生（其中，弗洛伊德及其开创的精神分析学是经常受到援引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4.哲学（理论）与革命（实践）相脱节 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也就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革命实践之间日益分离的历史。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主题很自然地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经济、政治问题的深入研究转向了上层建筑领域，亦即哲学与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理论视为一种“文化批判”，其中，意识形态批判和美学救世主张是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向。,世事慢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李煜乌夜啼只因没有希望，希望才给予我们。【德】歌德亲和力（日后被本雅明、马尔库塞等思想家多次引用）理智的悲观主义与意志的乐观主义。【意】葛兰西,第一编 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向度,引言：马克思主义的三种阐释路向1.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梅林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实证主义化；它认定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经济理论、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边缘化的境地。,2.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 第三国际的理论家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开创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加以系统化，到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特别是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归纳，成为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蓝本和范本。列宁在1910年前后写成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谈到了判断一种理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1）是否符合一般唯物主义原则、（2）是否承认能动的反映论认识原理、（3）是否承认阶级斗争。此外，列宁还特别谈到了哲学的党性原则。,3.西方马克思主义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强调马克思思想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关联，特别是第一代“西马”理论家，几乎都强调主客体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辩证法原则，而这种辩证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亦即人类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因此，在“非正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主客体统一、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实践哲学。他们既反对像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立足于近代哲学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质，同时，更反对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还原论的解释，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质。,第一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原则,以卢卡奇（G.Lukcs）、科尔施（K.Korsch）、葛兰西（A.Gramsci）为代表的第一代“西马”理论家认为，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其要义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辨证的、实践的哲学观。第一代“西马”理论家在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总体性原则基础上，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性。以科尔施为例，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就表现为一种活生生的总体性理论，一种充满批判精神的革命理论只有对社会各个层面进行总体性地把握与审视，才能进行现实的、具体的理论批判与革命改造。,科尔施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与费尔巴哈的抽象-科学的唯物主义和所有其他抽象的唯物主义无论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也不管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相对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因此，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在他们的唯物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哲学成为社会-历史过程的一个较之开始时不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可能的，而且在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但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肯定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不可能不认为哲学意识形态，或者一般的意识形态是一般的社会-历史现实的一个实在的组成部分即，一个必须在唯物主义理论中把握住并由唯物主义实践消灭的现实部分。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楠湜、荣新海译、张峰校，重庆出版社，1991，第38-39页。,科尔施论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它（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引者注）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在这一阶段，毫无疑问，任何把这一整体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要素划分为知识的各个分支的作法，甚至在每一个分支的具体特征被把握时，都是以历史的忠实性去分析和批判的。当然，不仅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而且历史过程和有意识的社会行动，都继续构成了“革命的实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活的统一体。这一作为社会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早期和富有青春活力的形式的最好例子，显然就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22-23页。,马克思论辩证法,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1872）,卢卡奇论总体性（Totality）,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地的方法的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总体的观点，即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71、78页。,黑格尔论辩证事实,事实仅当跟那种本身虽还不是事实，但已经在给定的事实中作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表现出来的东西相关联时，才成其为事实。或者说，事实就是那样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只是一个过程中的一些要素，可是这个过程引导这些要素超越它们自身而达到那种实际上还没实现的东西。,论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卢卡奇所谓的总体性原则，就是一种主客体统一的历史辩证法。在卢卡奇看来，近代西方社会一方面日益打碎和摆脱纯粹“自然的”、非理性的自然力量，与此同时，人们又不得不面对日益合理化和以自律性规律支配自身命运的资本主义社会。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可计算性原则和不断的合规律化进程，使得社会中的个人沦为了被动的直观者，由此，人们看到的总是一个个孤立的、碎片化的孤立“事实”，而无法洞穿社会的总体性“现实”，人们无法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卢卡奇论物化（Reification）“物化”一词来自它的拉丁词根“res”，也就是客体意义上的物，相应的德语“Verdinglichung”和“Versachlichung”。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商品拜物教的部分是“物化”思想的源头。“商品只有在成为整个社会存在的普遍范畴时，才能按其没有被歪曲的本质被理解。只有在这一联系中，由于商品关系而产生的物化才对社会的客观发展和人对社会的态度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对物化的基本现象作了如下描述：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从这一结构性的基本事实里可以首先把握住，由于这一事实，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更确切地说，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49-150页。,异化理论的变迁：从黑格尔到卢卡奇,黑格尔：肯定外化（异化），将其视为理念实 现自我的一个必要的中介性环节马克思：肯定对象化（劳动）、否定异化韦 伯：肯定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进程中的 对象化、祛除（魅）异化（价值中立）卢卡奇：对象化（物化）与异化的否定性同一,卢卡奇论资产阶级理性的二律背反,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按永远有效的范畴来理解它自己的生产制度是生死存亡问题：它必须一方面把资产阶级看成是由自然界和理性的永恒规律注定永远存在的东西，另一方面必须把无法忽视的矛盾看作与这种生产方式的本质无关而只是纯粹表面的现象。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9页。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双重倾向在这一社会的思想中以哲学方式表现出来:它日益控制着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细节,使它们服从于它所需要的形式，但同时，也日益失去了从思想上控制作为总体的社会的可能性，并因而丧失了领导这个社会的资格。同上，第191页。,关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Antinomy）,“二律背反”这种认识模式以知性（Understanding）来把握经验事实，把一个个孤立的事实纳入一套先验的模式进行合理化的计算，由此将客观的世界“科学规律化”；另一方面，这些现象隐含的总体意义、根本性质和未来趋势等等，则被看作是理性（reason）奈何不了的“自在之物”(things in themselves)。由此，物化的资本主义现实世界转而成为无法改变的永恒事实。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纯事实”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在卢卡奇看来，事实（fact）与现实（reality）截然不同：所谓现实，指的是历史或社会的现实性，也就是一个事件在各种联系中的定位；事实则是直观观察到的存在事物，它是一种既定性或者直接性的存在，只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感性认识。,第二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原则,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总体性原则，突出的正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性。卢卡奇和科尔施强调的总体性（整体性）原则，其实就是一种实践的总体性。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葛兰西则明确将马克思的哲学界定为“实践一元论”。“一元论此词的意思是什么？它肯定不是唯心主义一元论，也不是唯物主义一元论，而倒是具体历史行为中对立面的同一性，那就是与某种被组织起来（历史化）的物质，以及与被改造过的人的本性具体地、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的人的活动（历史精神）中的对立面的同一性。”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87页。,葛兰西论实践哲学的“创造性”,看来，只有实践哲学才能使哲学前进一步。它将自身建立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但又避免了滑入唯我论的任何倾向。它使思想历史化，即把思想看成是一种在许多人中间得以传播（要是没有合理性或历史性，这种传播就会是不可设想的），并且是以使自身变成为一种积极的行为准则这样的方式进行传播的世界观和“健全的见识”。所以，应当在“相对的”意义上理解“创造性”一词，即把“创造性”理解为改变着许多人的感受方式、从而也改变着要是没有这许多人就不可设想的现实本身的思想（葛兰西注：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思考和行动的能力，是依存于其他的人，这些人本身既是历史的主体又是历史的客体）。之所以是创造性的，也是因为它教导说，独立的、自在的和自为的现实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处在同那些改变它的人们的历史关系之中的现实，如此等等。狱中札记，第258页。,马克思：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3条,论实践哲学的人学本质,在葛兰西看来，实践必定与主体（实践者）相关，因此，实践是人的本质规定性，人按其本性就是能动的活动过程。一方面，人作为一种能动的实践存在物不能完全脱离自然，或者说，特定的人的社会以特定的“物的世界”为前提。但是，葛兰西更为强调，不能将自然（物质）作为人类的本质规定性。也就是说，自然和物质并不能直接决定人的本质和历史的进程。人不是一种给定的物（或机器），而是一个能动的活动过程。在葛兰西看来，人的本质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决定的，而其“实践一元论”就是一种人学。,葛兰西论“人是什么”,人们必须把人看作是一系列能动的关系（一个过程），虽然在其中个性或许是最重要的，但却并不是要说明的唯一的要素。反映在每一个个体中的人类是由各种不同的要素构成的：1.个人；2.其他人；3.自然界。个人并不是通过并置并列而进入同其他人的关系之中的，而是有机地，就是说，就他是隶属于从最简单的直到最复杂的有机实体而言地进入同其他人的关系之中的。这样，人就并不是因为他自身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而进入同自然界的关系之中的，而是能动的，依靠劳动和技术而进入同自然界的关系中的。而且：这些关系也不是机械的，而是能动的和有意识的。它们相应地符合于每个人对它们的或大或小的理解程度。所以，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其改变和变更认他为中心的复杂关系的程度上改变自己、修饰自己。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而环境则被理解为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其中的关系的总和。狱中札记，第264-265页。,科尔施论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马克思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澄清了他自己的辩证方法：“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并不像那些追随者们想象的那样，意味着全部哲学被证明只是幻想。它只是表达了对于所有那些不同时是实践现实的、世俗的、内在的、人类的和感性的实践和基本上只理解它自身的哲学观念的思辨活动的（不论是哲学的还是科学的）理论的明确拒斥。理论上的批判和实践上的推翻在这里是不可分离的活动，这不是在任何抽象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和现实的世界。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原则的最精确表达。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第52-53页。,第三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卢卡奇、科尔施与葛兰西在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革命主体（Agent）是一个中心问题。事实上，重视主客体的总体性、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正是突出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显然，这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主义思潮的逻辑事实(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更是当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局势的事实逻辑。,葛兰西论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包含的，与其说是种种事件，不如说是种种意识形态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证明了事件是怎样应当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的：随着一个西方类型的文明的确立，在无产阶级甚至能从它自己的起义、它自己的阶级要求、它自己的革命的方面去思考之前，在俄国，一个资产阶级如何必须发展起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必须开始。但是，事件却克服了意识形态，事件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的明确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葛兰西：实践哲学，徐重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第170页。,卢卡奇论主体性（Subjectivity）,只有当“真理不仅被把握为实体，而且被把握为主体”；只有当主体（意识、思维）同时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产物；只有当主体因此在一个由它自己创造的、它本身就是其意识形式的世界中运动，而且这个世界同时以完全客观的形式把自己强加给它的时候，辩证法的问题及随之而来的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等等对立的扬弃的问题才可以被看作是解决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23-224页。,卢卡奇论历史辩证法（一）,只有历史的辩证法才造成了一种全新的情况。这不仅是由于在历史的辩证法中，界限本身就是相对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在变动之中的；这不仅是由于所有那些存在的形式（它们的抽象的对应物是各种形式的绝对）都变成了过程，和被把握为具体的历史的现象，以致于绝对不是被抽象地否定，而是被把握为具有具体的历史的形态，被把握为过程本身的环节；而且更是由于历史的过程是独一无二的，是辩证地前进的，是辩证地后退的，因此它就是不断地争取达到真理的更高阶段，就是不断地争取达到人的（社会的）自我认识的更高阶段。黑格尔关于真理的“相对化”甚至认为较高级的环节始终是体系中较低环节的真理。而这些较低级阶段的真理的“客观性”也没有因此而被摧毁，由于它被纳入了一种更具体、更全面的总体之中，它就获得了一种不同的意义。,卢卡奇论历史辩证法（二）,由于马克思把辩证法变成了历史过程本身的本质，因此这种思想运动同样也只是表现为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历史成了构成人的环境世界和内心世界，人力图从思想上、实践上和艺术上等等方面加以控制的各种对象性形式的历史。（而相对主义却始终是在研究僵化不变的对象性形式。）在人类社会史前史的阶段，即阶级斗争的阶段，真理的作用只是根据控制环境世界和斗争的要求，确定对本质上还没有被把握的世界可能采取的各种立场，因此，真理只能具有一种与各个阶级的立场及其相应的对象性形式有关的“客观性”。只有当人类清楚地洞见了自身的生存基础，并据此对这种基础加以改造的时候，真理才会具有一种全新的面貌。一旦理论和实践达到了统一，一旦现实有了改变的可能，绝对和它的“相对的”对立面就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这是因为随着对这种生存基础的实际洞见和真正的彻底改造，绝对和相对曾经以相同的方式表现过的那种现实也就一起消失了。随着无产阶级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阶级立场，这一过程也就开始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第282-284页。,马克思论革命主体,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卢卡奇论革命主体,只有当意识的产生成为历史过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来自人的意志，但不取决于任意妄为，也不是人的精神发明）所必须采取的决定性步骤时；只有当理论的历史作用在于使这一步骤成为实际可能时；只有当出现一个阶级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正确认识社会这样的历史局面时；只有当这个阶级认识自身就意味着认识整个社会时；只有因此这个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而且按这种方式，理论直接而充分地影响到社会的变革过程时，理论的革命作用的前提条件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才能成为可能。历史与阶级意识，第49页。,第四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往往把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哲学路线放在一起，视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加以批判，转而将自己的研究重心从经济基础转向上层建筑（特别是哲学与文化艺术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自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起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了一次理论转向，为“西马”日后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调。,1.卢卡奇的阶级意识革命理论,卢卡奇将阶级意识称为“一种受阶级制约的对人们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地位的无意识”。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主体与客体、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辩证法，这一总体性辩证法统一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如果想要维护自身的权利，就必须正确认识社会的总体局面，认识到自己被剥削的实质，并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从而达到一种阶级自觉。卢卡奇认为，现实必须作为总体才能加以把握并最终改变它，另一方面，只有本身是一个总体的认识与实践主体，才能冲破现状、变革现实。一方面，卢卡奇强调人本身是历史辩证法的现实基础。根据其辩证的总体观，他将历史运动的辩证法建立在人自身之上，也就是人的历史-社会实践活动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卢卡奇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从主体对客体改造的角度强调辩证法自身所蕴含的革命和批判的本质。因为，只有在变革现实的活动中，人既扬弃了客体（对象）的自在性和给定性（givenness），同时也扬弃掉了主体自身的纯粹自在性（being-in-itself），从而达到主客体的统一，并最终创造自己的历史。,卢卡奇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意味着它的阶级意识的觉醒。不过，对无产阶级来说，这种意识的觉醒处处都表现为对真实状况（实际存在的历史联系）认识的结果这正好是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所有的阶级斗争中具有特殊地位的那种东西：无产阶级实际上从真正的科学中，从对现实的明确认识中获得自己最锐利的武器。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历史唯物主义通过揭示了历史事件的真正动力而成为一种武器。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就肯定不会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行动。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目的本身，它的存在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自己看清形势，为了使它在这种明确认识到的形势中能够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12-313页。,论卢卡奇的阶级意识革命理论,从对物化现实的指认、物化意识的批判到恢复黑格尔辩证法的总体性观点，卢卡奇实际上都是要突出革命主体的能动力量。他明确提出：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于阶级意识觉醒后的工人阶级。但是，遵循卢卡奇的思路，我们却没有发现变革现实的道路究竟通向何方？显然，仅仅凭借无产阶级的主体力量（或者说主观的革命激情和阶级意识的觉醒）是无法打破资本主义在现实中的政治经济结构，因此，这种主客体的统一最终只能是一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意识解放。,2.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学说,葛兰西把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中夺取文化领导权当作革命的首要任务，他大大突出了包括文化传统在内的思想意识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应该说，葛兰西的文化革命观，其实质仍然是强调主体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葛兰西将“领导权”（Hegemony）从国际关系领域推进到社会革命领域，特别是扩展到了文化领域。他在反思意大利共产党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争夺文化领导权是西方革命关键的独特战略构想。事实上，葛兰西正是在分析比较西方和东方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争夺文化领导权视为西方革命的关键。,关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近代以前，西方社会的总体框架是政治国家和家庭，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中曾经指出，“在中世纪，财产、商业、社会团体和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性质政治性质”，所以，马克思认为，当时，“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生活是同一的”。随着个人从家庭和国家的束缚中走出来，以经济交往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开始逐渐成熟。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考中，市民社会主要是指社会的经济领域。然而，在葛兰西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早已经不再是单纯经济意义上的阶级，而是成为了政治上和文化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此，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也就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社会领域。为此，葛兰西将市民社会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了上层建筑领域，并强调市民社会代表着从经济领域中独立出来的道德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市民社会逐步地国家化了。,葛兰西的国家观,葛兰西在扩展了的意义上理解国家。在他看来，国家是“政治社会（为使人民群众同某种生产类型及特定时期经济相一致的专政或强制机关）与市民社会（某个社会集团，通过教会、工会、学校等所谓非政府组织对整个民族社会行使的领导权）的平衡”（葛兰西：狱中书简，田时纲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8页）。换言之，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在这个公式中，“政治社会”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和政府活动领域，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列宁），亦即狭义上理解的国家，体现的是行使直接统治时的镇压职能；另一方面，市民社会具有一种间接领导的教化功能。由此可见，市民社会作为一种中介环节处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因此，在市民社会尚不成熟的东方国家，“国家（狭义的国家）就是一切”，或者说，“政治社会”构成了上层建筑的全部内涵，所以，东方国家或传统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单一的暴力特征。西方国家则与此不同。由于市民社会已经从政治社会中独立出来，资产阶级不但拥有了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取得了文化或者说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便具有了双重本质特征：强力+同意。,葛兰西论市民社会与国家,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每个国家都是伦理国家，因为它们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把广大国民的道德文化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从而也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适应。学校具有正面的教育功能，法院具有镇压和反面的教育功能，因此是最重要的国家活动；但是在事实上，大批其他所谓的个人主动权和活动也具有同样的目的，它们构成统治阶级政治文化霸权的手段。狱中札记，第194、214页。显然，葛兰西认为社会结构不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而是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社会（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萨义德（E.Said）论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20世纪末，新电子技术对独立的威胁可能大于殖民主义本身。我们正在开始明白，非殖民地化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出现并非帝国主义的结束，而只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就开始编织的地缘政治网的扩大。新媒体比所有过去的西方技术都表现出更大的渗入目标文化的能力。其结果可以是巨大的混乱和今日发展中的社会矛盾的激化。”（安东尼史密斯）没有任何人否认过，掌握这一结构中的最强大力量者是美国，不论是因为一小撮美国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上多数国家所依赖的新闻的制作、传播、尤其是选择（甚至萨达姆侯赛因也似乎依靠有线电视新闻CNN供给消息），还是因为来自美国的各种形式的文化控制有效无阻地扩张，造成了一种合并与依赖的新机制。这个机制不仅可以用来臣服与胁迫美国自己的人民，而且还有较弱小的文化。萨义德：文化和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7年，第416-417页。,葛兰西论知识分子,葛兰西扩大了知识分子的内涵，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同，后者大都是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区分的意义上认识知识分子，葛兰西则强调应该在社会体系的复合整体中去寻求知识分子的标准。因此，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上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他还认为，“人人都是哲学家，就是说，职业的或专门的哲学家和人类的其它部分之间并无质的差别，而只有量的差别（在这里，是在一种特别的意义上使用量这个词的，不要把它混同于算术中的数量的意义，指的是质的要素的量）。人们可以发现，一些极端精致、极端专门化的科学都是必需的，但它们却并不因此而成为人人共同关注的东西。但要想象任何一个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思考的人，却是不可能的，因为思维是为人所固有的，”（第4、259-260页）不仅如此，葛兰西还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有组织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葛兰西论知识分子的社会整体性,要接受“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其“最大”限度是什么呢？我们能否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用以平等地描述知识分子所有各不相同的活动，同时在本质上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活动呢？在我看来，最普遍的方法上的错误便是在知识分子活动的本质上去寻求区别的标准，而非从关系体系的整体中去寻找，这些活动（以及体现这些活动的知识分子团体）正是以此在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葛兰西：狱中札记，第3-4页。,知识分子与政党成员,城市型知识分子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成长起来的，他们同工业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的职能可与下级军官在军队中的作用相比拟。他们并不主动去制定建设计划。他们的工作是联络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总之，一般城市知识分子都是极其标准化的，而高层城市知识分子则与工业高级人员本身日益趋同。乡村型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传统的”，也就是说他们与农民社会大众以及城镇（尤其是小城镇）小资产阶级相关联，还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熏染和驱动。这类知识分子使农民与地方和国家行政机关（律师、公证人等等）取得联系，他们因该活动而具有了重要的政治社会职能，因为职业中介很难与政治中介截然分开。葛兰西：狱中札记，第9页。一个政党所有的成员都应该被视为知识分子当然要在程度上做出区分。政党应该拥有较多或较少的成员，其级别有高有低，但这并非关键。重要的是它在领导和组织方面的职能，即教育和智识的作用。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1页。,葛兰西论哲学,哲学是一种世界观，哲学活动也不要看成只是“个人”对于系统的、融贯一致的概念的研究，而且也要并首先要把它看成是改变群众的“心态”，传播哲学新事物的一场文化上的战斗。这些新事物在它们变成具体地也即历史地和社会地普遍性时，是“历史地正确的”。狱中札记，第260页。,卢卡奇论无产阶级革命的自我教育,无产阶级要从资本主义创造的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束缚下解放出来，只有在它学会了不让这些生活方式内在地影响它的行动的时候，才有可能做到。这些生活方式作为动力，对无产阶级说来必须下降到完全无所谓的地位。只有靠这种内在的信念，无产阶级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看作是一种可憎的东西，虽已没有生命、但仍然是对人类健康发展的致命障碍；无产阶级如果要能够采取一种有意识的和持久的革命立场，这是绝对必须有的认识。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是无产阶级使自己在革命方面成熟起来的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文化越发达，这个过程就越艰难，因为无产阶级受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污染就越严重。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59-360页。,扩展（一）：布诺威论领导权（霸权）型工厂体制,美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诺威认为，相比于马克思生活时代的专制型工厂体制，现在的工厂体制已经转变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霸权）型，注重在生产过程中诱变工人的心理体验，制造工人对资方管理的自发认同。换言之，工人的体验往往由工厂内部管理者通过规章制度或集体活动所形成的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所形塑。由此，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大特征成为榨取并同时成功掩盖剩余价值赢得工人同意，亦即“制造认同”（manufacturing consent）。,扩展（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在题为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1970）的研究笔记中，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L.Althusser）在葛兰西的启发下，认为必须给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