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组研讨发言】文化视角下的财税制度变迁.docx

【中心组研讨发言】文化视角下的财税制度变迁作为一种软实力，文化对财税制度的变迁有一定影响。财税制度的演进发展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当财税制度与社会文化相匹配时，就能在协调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财税制度作为政府调控收支、保障各项活动顺利开展的安排，是政府执政理念的外化，也是一个国家所秉持的文化的现实反映，因此，财税制度变革过程中总会隐现文化的缩影。一、财税制度变迁与社会文化因素交互作用广义的文化涵盖人类所有文明成果，是思想、理念、道德、宗教、风俗、习惯等一系列因素的集合，是某一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社会文化因素对中国财税制度的演进产生了诸多影响。其一，社会文化孕育了不同形态下的财税制度基因。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带来意识形态上的异质性，进而对人们的交往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如东西方文化某些价值理念存在巨大差异，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导致财税制度更多的是精英阶层利益的体现，我国的人本思想使财税制度更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财税制度作为一项调节人们之间行为方式的重要内容，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其二，财税制度的产生、发展、变革和创新都是一定社会形态的反映。动荡时期，财税制度缺乏稳定的社会基础，容易产生一系列问题，如军阀割据时期，政府缺乏征税能力，只能出让财政及经济主权来换取外债；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战时税制调整与变革，但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税收政策失去调控作用，沦为掠夺社会资源的工具。财税制度与社会文化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人们在心理上、行为上的变化会对财税制度产生诸多影响。因此，在当前物质文化十分丰富的条件下，研究财税制度的变革必须要充分考虑现实社会文化因素带来的潜在影响。二、社会文化变革是财税制度变迁的前奏文化是制度的母体与源头，财税制度内涵受制于文化的内涵。文化变革之所以是财税制度变迁的前奏，是因为财税制度形成中蕴含了大量的价值判断，必然受限于人的思想观念等文化因素。财税制度制定者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其主导的财税制度必然随之变化。我国历史悠久，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较大，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不能低估。从文化发展看，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封建思想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小农经济下税收以田赋为主；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税收向近代工商业税转型；随着封建制度解体，不断涌入的西方思想文化给我们的思想文化、行为方式带来诸多冲击，在外来文化融入过程中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人们的开放意识、国际化思想等导致了不同时期的财税制度不断演化和发展。尤其在对外开放之后，计划经济中简化税制的问题逐渐弱化,经济转型的上世纪90年代，财政补贴、财政支出成为国家应对转轨过程中一系列问题的重要举措，继而实现了财税制度改革，比如分税制改革、费改税的燃油税改革、营业税改增值税等。近年来，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更多实惠，在个税起征点上再做调整；疫情期间，为了更好地推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及时颁布了患者医护、疫情费用补助、受困企业降税贴息等财税政策。可见，社会文化变革的确是财税制度变迁的前奏，解决财税制度问题必须从社会文化入手，借鉴别国财税制度的同时要注意避免冲击本民族的优良文化。三、财税制度改革要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中华文化是无数先辈思想道德、为人处世哲学的结晶，内含“民本”思想。民本思想要求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都是中华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发扬光大。中国财税制度改革要关注广大人民的意志，要重视绿色财税制度，将高能耗、高污染的模式转成高效率、更经济的模式，给广大人民一个健康环保的环境；中国财税制度要向国防倾斜，确保国家安全、人民生活安定。从供给侧看，财税制度变化涉及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各种规范性问题，既包括价值层面也包含文化层面，借助财税政策，可以有效地引导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向，保障纳税人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从需求侧看，财税政策的演化过程需要关注纳税人的利益。人们的需求越多样，国家在收入分配、市场规范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就越需要更多资金投入。国家在税收政策方面进行多次调整，最终都是为了使财税制度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满足纳税人的合理诉求。推进财税制度变革也是顺应时代发展、顺应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的表现。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沿线国家带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为抗击全球疫情，我国政府免费向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民提供疫苗等。这些举措展现了我国政府在财税制度变革的过程中一直主动承担对国内和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责任，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反映。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越发水乳交融，我国财税制度变革既是满足快速发展的现实的需要，也是一定时期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并且在制度发展过程中始终传承着“以人为本”的优秀文化基因，因此，可以说中国财税制度变革背后潜藏着浓厚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