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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下的道德生活解析摘要：潜规则是一个融合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概念，在潜规则作用下，道德价值呈现为二元分化，造成道德的虚伪化，是制度伦理与德性伦理矛盾展开的独特形式，引起人们在生存选择和生活意义追求之间的冲突。潜规则的运行需要一定的人际架构，这种人际架构是对道德生活的解构，也是另一种建构。潜规则的行动逻辑是时用主义，它有深厚的文化背景支撑。应该正确对待我国目前潜规则泛滥的情况，努力消除潜规则对道德生活的影响，打破潜规则的运行机制和文化依赖是改善道德生活的必需选择。关键词：潜规则；道德生活；时用主义作者简介：李彬，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副编审，哲学博士（湖南长沙410081）到底什么是潜规则，我们能给出很多事实的支持。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2-3 页）分析了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之后，认为真正支配统治集团（官场）的东西不是他们宣传的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规则，而是在集团内部和集团之间基于利害考虑而长期运用和稳定的潜在的规矩，他把这种不是成文却具有极大约束力的东西称为潜规则。在较为抽象的层面上，吕小康在其博士论文中认为，是否被察觉，与是否得到普遍的正面认可，构成了判断一种规则是否是潜规则的两个基本维度。譹訛这都不是潜规则这个概念的定义。概念是名实相符，是实之名，但“名”有时候是难以定义的。吴思先生在其开篇也说：“我找不到合适的名词，姑且称之为潜规则。”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是世界的图画”，“潜规则”就是这样的语言，它虽无定义，但对世界的反映还是非常真实的。如今，潜规则”作为一个语词已经跃出官场的游戏，成为对一类社会现象指认的概念，如“职场潜规则”、“官场潜规则”、“娱乐圈潜规则”、“楼市潜规则”、“行业潜规则”，等等，形象地概括了这类社会现象。“潜规则”也因此获得了更丰富的解释力，成为此类社会现象的标签。潜规则在对上述社会现象进行指认的同时，道德的隐喻也一并被赋有，从而成为一个融合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概念。有人指出，潜规则有好有坏，其实是对潜规则本意的误解。本文把潜规则确定为一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利益分配规则，这种利益分配一般会对公共利益和他人的正当利益造成损害，因此予以潜规则“坏”的定性，如此才能从深层次上思考潜规则对道德生活的影响。一、潜规则下的道德生态作为社会关系运作和价值承载一体的潜规则，对整个社会的和个体的道德都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道德生态的真实秘密。1. 道德价值的二元化任何社会的道德体系具有自身价值的统一性，无论家庭道德、职业道德还是社会公德，在基本方面不仅具有共同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而且具有相同的规范和价值约束，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大体有了比较明确的共识，社会群体也大体有了比较相同的理解和接纳。但潜规则的存在却把社会道德体系的统一性分割了，即社会道德体系被分为明面的道德和隐蔽的道德，或者说是与正式规则一致的道德和与潜规则一致的道德。这就造成了对道德价值的二元甚至多元解释，使道德概念与对应的生活事实出现不对称的情形，造成道德语言的模糊和混乱。比如，对“好人”的理解，在正式规则下和潜规则下可能就是大相径庭的，正式规则的当事人和潜规则下的当事人所理解的“善”和“恶”会大有差异。社会道德体系完整性和价值统一性的破坏导致了道德权威的丧失，进而导致人们道德信仰的缺失。道德信仰简单地说就是对道德的“确信”，是坚信道德基本价值的存在并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认为道德评价和道德赏罚能够个就其位。一个人从小到大，其接受的正面道德教育来自风俗习惯、学校教育和他人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而最终形成比较稳定的善恶观念和对基本道德价值的信仰。潜规则完全可以使这种长期培养起来的信仰瞬间坍塌。自中国社会转型以来，人们在对道德滑坡进行反思的时候，大都把道德滑坡的原因归于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一是道德信仰的缺失。其实，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固然存在，但从市场经济本身的逻辑和在其他国家长期作用的表现看，说市场经济是造成道德滑坡的祸首却对市场经济本身不公；而把道德信仰缺失作为道德滑坡的主观方面原因也是只看到了表象。道德滑坡真正的原因在于一直以来存在的社会道德体系的不完整和道德价值的不统一，背后的原因则是潜规则长期对道德体系的割裂和对道德价值的消解。一种道德体系既在正式规则下管用，又在潜规则下管用，甚至有时被冠冕堂皇地用来支持潜规则，则必然会出现对这种道德体系的质疑。潜规则借助市场规则谋取利益，大大抹黑了市场经济的原有面目。潜规则在原有的明面的完整的道德体系内部打开了一个缺口，正是由于潜规则的运化，社会道德的生态发生了变化并被分为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看似平行，其实多有交叉。由于潜规则的存在，主流的、被正式规则所认可的道德价值在潜规则下做了一个转换，重新建立了道德价值的话语系统和善恶是非判断，从而形成了不同于阳面正面明面的阴面背面暗面的道德价值体系。进入潜规则的人，也因此必须做这么一个角色转换，公开的角色转化为潜在的角色，角色不同，道德要求不同。当然，潜规则下的道德话语并不是独立的语词系统，它还必须借助明面的语词来表达其价值诉求，并用来完成对人们的“道德评价”。基于此，人群被划分为：“会说话”的人和“不会说话”的人，“懂事”的人和“不懂事”的人，“成熟”的人和“不成熟”的人，乃至“聪明”的人和“不聪明”的人。这就是潜规则主导的价值判断。在这种价值判断主导下，如何“做人”就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道德生活的困境由此丛生。2. 道德的虚伪化潜规则的存在可以为我们提供道德虚伪的一种新的解释，在潜规则作用的情形下，道德虚伪是指主流道德作为一种价值规范和导向体系形同虚设，即道德丧失了其本身应该发挥的功能。道德的虚伪化并不否定社会现行道德或者社会所倡导的道德内涵价值的真实性和可追求性，但在潜规则面前这种价值呈现为某种特有的样态第一，由于潜规则的挑战，社会具有支配地位的价值体系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致使主流道德的主导地位受到怀疑。第二，在潜规则作用下，社会居于支配地位的价值体系对不同个体或社会不同方面的功能发挥表现得严重不协调。一是懂潜规则的人和不懂潜规则的人可能会面临不同的道德境遇，同样一个道德规范，对百姓和对官员的要求可能不一样，出现“王子犯法不能与庶民同罪”的道德评价不平等现象。二是，对同一个人在不同性质的规则面前的道德形象难以把握，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使价值评判难以正常进行。第三，潜规则可以制造道德伪善。中国传统至今，伪善之风不绝。现在，这种伪善风气的原有社会结构机制被破坏了，但是伪善之风并没有退却，潜规则在其中起着推动作用。当今，有的个人和集团借助经济的或权力的力量，滥用舆论机器，把取得道德荣誉看作谋求个人或集团私利的手段。生活中人们都渴望成功，但对成功者的崇拜多于对道德高尚者的崇拜，殊不知很多人成功得并不光明，在成功的背后，有人不惜丢下尊严和基本的道德规范去自觉按照潜规则的要求行事或者被迫践行潜规则。潜规则作用下的道德的虚伪化为道德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道德目的与手段关系的辩证提出了更复杂的课题。道德虚伪化本身是道德功能降低的表现，反过来又强化了道德力量弱化的事实。3. 制度伦理与德性伦理的纠结制度伦理通过规范组织结构中的制度设计及其实施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道德维护和满足，它最基本的道德诉求即公平。因制度的制定有着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是以，制度伦理也相应具有外在的他律强制特征，制度实施的个体如果违背制度伦理的要求，则会面临相应的制度性惩罚（内涵道德惩罚）。德性伦理同样作为社会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调节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基本要求是正直、诚实、友爱、利他、有良心等，其作用机制是自律。一个良性运行的社会，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应该是并行不悖、各司其职而又相互支持的，共同营造有利于人生活的社会道德环境，共同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价值诠释和支持。但是，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有其各自作用的范围，并且自身有着严格的内涵。罗尔斯指出：“适用于制度的原则决不能和用于个人及其在特殊环境中的行动的原则混淆起来，这两种原则适用于不同的主题，必须分别地加以讨论。”譺訛美国学者尼布尔也说：“必须在个人的社会道德行为与社会群体（包括国家的、种族的、经济的社会群体）的社会道德行为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别。”譻訛但潜规则的存在破坏了制度伦理与德性伦理的良性关系，潜规则可以找到制度的缺陷而不受制度伦理的惩罚，同时潜规则在其作用范围内似乎也没有违背德性伦理的要求。如此，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潜规则大行其道是制度的伦理缺陷还是个人品性的缺陷？这个问题似乎对制度伦理学或者制度德性研究以及德性伦理学或者个体道德论都提出了挑战。无疑，潜规则的盛行既暴露了制度的伦理缺陷，也反映了个体道德的不足，但潜规则的运行机制似乎显示了其无所不在的巨大潜能，它甚至可以超越制度发挥作用，并且似乎与个体公开表现出的品性无关。有不少学者认为，潜规则的防控可以依赖制度伦理的完美设定，可以依赖个人完美品德的塑成。但任何制度都有“自由裁量权”的问题，而个体道德完善也是一个无法彻底验证的“虚在”。因此，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的适应性问题就成为一个道德上的难题，在潜规则下，还有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不能作用到的地方。可以肯定的是，潜规则放逐了制度伦理，也放弃了德性伦理的超越功能，根本上不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群体的共同发展。4. 生存理性与生活意义的对峙潜规则的存在及其作用引出了人生的一个真实或者一个生活的根本问题，即生活意义的追寻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生存和生活的关系问题，是生存的理性与生活的意义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问题。在潜规则下，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表现为某种对峙状态。赫舍尔说：“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做人所固有的他可能创造意义，也可能破坏意义；但他不能脱离意义而生存对意义的关注，即全部创造性活动的目的，不是自我输入的；它是人的存在的必然性。”譼訛简单地说，生活的意义就是人生观指导下的生活目的和生活价值，是“能够支撑人在现实世界中安身立命、生活实践的价值理念，或者说是能够为人在世俗生活世界中得以安身立命和处理各种价值关系提供支撑的价值理念”譽訛。在其指导下，每个人确立自觉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个人对生活幸福的理解和追求。人生幸福少不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特有的精神价值取向。物质条件的基本目的就是生存，精神价值的核心要素就是如何安顿灵魂。有的人对物质要求高些，有些人对精神要求高些，有的人以追求物质享受为幸福，有些人以精神安宁为幸福。在潜规则下，这种幸福观可能被扭曲，幸福感可能被异化。潜规则说到底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这样的利益获得可能或多或少地对精神层面有某种积极影响，比如得到了某种利益或者达到了某种目的而精神愉悦等，但潜规则的运行直接和人们的生存或者如何生存有关，它对人们精神层面的积极影响是有限的，也是肤浅的，因此潜规则只是一种在局部和狭隘意义上的生存理性。由于潜规则的作用，人的生存发展可能面临不可预知的境遇，而为了生存或者更好地生存，不得不顺从潜规则的导向，造成对生活幸福的窄化。生活的意义是一个独立且自由的人对人生之真、人生之美和人生之善的把握，不管他把握的程度如何，他也能活出自己的真实人生。无论身处其中的人如何为自己辩解，潜规则所设定的价值场域是否定真、排斥善、拒绝美的，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不得不接受这种与自己自由意志相悖的价值强加，有的人可能为了自己的所谓幸福要付出丧失自由、丢掉尊严的代价。没有自由和尊严的生活不是最终意义上的幸福生活。杜维明在谈到儒家的王道理想时说：“最高的理想当它进入现实的权力关系之中，也可以变成很残忍的事实。”譾訛这正是潜规则的作用，这样的逻辑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知识分子在出世和入世之间的徘徊。这是内心和外在的对立，是怎样生存和应该怎样生活的对立，是本体论的心物对立，潜规则放大了这种对立并使其中的个人对人生意义怀有否定的情绪。一个人，无论为了任何看似高尚的目的，只要遵循潜规则，就要承担这种对立带来的痛苦。二、潜规则下的道德关系架构潜规则的普遍社会指认反映了社会生活不同方面潜规则的不同人际架构及其运行规律。人际架构是潜规则运转的平台，对其中的道德生活有着解构和重构的双重作用。在潜规则的语境下，打造人际架构的无疑有两个资材，一是人情，一是利益。这也是潜规则人际架构的两大方面。首先，人情关系是潜规则天然的润滑剂和人际架构模式。人情关系依托血缘、地缘、业缘、学缘等，不断向外扩充，逐渐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网，潜规则就是在这个关系网中运行。其实，很多潜规则的践履是“面子”的促动，人情决定面子，有没有人情决定了给不给面子，人情多深，则面子有多厚。“中国人和家庭以外的其他人交往时，往往受到这两个观念的影响，而表现出具有文化特色的种种社会行为。”譿訛这种人情和面子有时也可被称为江湖义气或江湖文化。人情和面子支配下的潜规则运行被看作是合乎儒家伦理的差序规则的，是风俗习惯，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支持。林语堂则在比较中西方文化后认为：“对西方人来讲，一个观点只要逻辑上讲通了，往往就能认可。对中国人来讲，一个观点在逻辑上正确还远远不够，它同时必须合乎人情。实际上，合乎人情，即近情比合乎逻辑更重要。”讀訛如果谁违背了这种人情而不给面子，则是“不通情理”的表现，是该骂的。而人情回报机制又润滑了这种潜规则，在人情和面子下，正式规则可以被变通是不成问题的，以情理移植到法理而左右法理也是行得通的。20 世纪80 年代末和90 年代初出现的“走后门”一词形象地概括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体制刚开始确立、个体利益刚开始被唤醒的时候，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通过人情对潜规则的自觉运用。其次，利益合作是潜规则运转的最大动力和人际架构常态。利益谋取是潜规则得以成立的最大动机，而在潜规则下谋取利益需要信任道德的支持，这种信任除了相熟的人情作用外，还需要多次的合作和博弈。潜规则为相互信任提供了一种简化不确定因素的机制，提高了双方的合作动机。合作动机提高，双方更易于相互信任，潜规则得以顺利进行。其实，潜规则下的合作关系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但这种利益交换是不平等的。一方处于主动地位，一方处于被动地位。主动的一方握有被动一方想要的东西，被动的一方为了获取这种利益要付出相应的、满足主动方的代价或者成本。如果哪一方没有遵从或者破坏这种游戏规则，那么这种信任就会马上消失。赤峰原市长徐国元推崇“办事送钱、送钱办事”的规则，该办的事没钱他不办，该出面的事没钱他不去，逢年过节、出国考察等不送钱他就给人“小鞋”穿，甚至发展到逢年过节“谁送了钱我记不住，谁没送钱我能记住”的地步。这说明，潜规则下的利益合作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一旦信任失去或者一方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抛弃另外一方，则合作就不能进行，这样，原有的道德关系也就发生改变。潜规则下的利益合作大都涉及到“权力”的使用问题，是利用权力进行的资源分配。由于开放社会中资源握有者的多元化以及权力下移，造成权力拥有者的多元化，权力也已经不仅仅是政治权力。因此也形成了潜规则形式的多样化，出现了诸如学术潜规则、娱乐圈潜规则、房地产潜规则等复杂的潜规则现象，潜规则下的道德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潜规则下的道德关系架构对道德生活具有解构和建构的双向功能。就解构方面看，虽然社会权力的拥有者呈现为多元化的特点，但相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少数，而这个少数中的大部分都是“社会精英”，他们的道德水平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潜规则盛行向社会大众发出的信号是：这个社会的道德在滑坡，因为社会精英们已经不把道德当回事儿了。而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通过潜规则获得更多的利益，这个时候“反规则”的行为就会大量涌现，承载社会主流道德的各种正式规则就会遭到冲击，使一部分人成为与社会为敌的群体，直接去毁灭社会基本的道德价值。有时候潜规则的掌握者还会和反规则的人结成联盟（所谓的白黑联盟），共同消泯道德生活的基本秩序。大量的反对真善美的造假行为、作恶行为和为丑行为就会出现。从建构的方面看，人们对潜规则的遵循是社会教导的结果，很多潜规则意识是由生活得来的，是周围人们的相互耳濡目染。“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讁訛。各种潜规则是互通的，它们虽然在不同的生活领域发挥着作用，但一通百通，环环相扣。潜规则的普遍适用性到了不同生活领域的人们那里就变成了普遍适应性，人们对各种潜规则就变得麻木，甚至觉得，不去行潜规则就无法生活了。潜规则对道德生活的建构其实是建立与潜规则具有一致价值观念的某种生活圈子。如果认同潜规则，则进入此圈子，如果不认同则退出或避开此圈子。从其范围看，虽然圈子相对固定并且人数有限，但圈子没有边界，圈子的扩展是灵活的。综观吴思先生的说法，官场潜规则大体有三：潜规则的元规则、淘汰清官、新官堕落。我们据此来演示潜规则对道德生活的构建。元规则，即强力者说了算的规则，在圈子中强者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主动者，是具体规则的掌握者和解释者，可以红口白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能否进入圈子，强者说了算。由此有第二个规律，即淘汰清官定律：不能融入圈子的好人则被排挤，为圈子的建立和扩展扫除障碍。由此也有第三个规律，即新官堕落定律：迫使或者引诱新官入伙。朱元璋说：我任命的官员，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他们既忠诚又坚持原则，但当官久了，大都又奸又贪，就是这个道理。淘汰清官使圈子更加纯粹，新官堕落为潜规则圈子输入了新鲜的血液。本文觉得，除了吴思先生的这三条定律，还需加一条，即不能得罪“小人”规律。能够融入潜规则圈子的人，可以按照儒家正统的观点视之为“小人”或者是违背正面道德的人。除道德高尚的君子和有浩然正气的大丈夫外，一般有“生活常识”的“聪明人”大都能坚持做到不得罪小人，这就造成了人数占优的群体对潜规则的默认，甚至认同和融入，使这些人成为进入潜规则圈子的新生力量或后备力量。另外，潜规则在建构道德生活的时候，同时建立了一套符合圈子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话语，无疑对没有融入圈子的人产生一定的道德压力，被认为不懂事、不聪明，甚至不讲义气，不会做人，等等。为缓解这种压力，被迫融入圈子而“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也是多见的。潜规则对道德生活的解构和建构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解构即是建构，建构即是解构。由于潜规则的这种灵活性以及圈子边缘的模糊性，很多谙熟“套路”的人可以自由出入潜规则，或者在正式规则和潜规则的双向通道来去自如而想风得风想雨得雨，表面是一个人，背地又是另外一个人。如前所述，潜规则的存在造成了道德价值的二元化，这两种道德意识形态具有巨大的差异，反映了对待道德生活的不同观点和态度。截然对立的观点显示了明规则和潜规则支配下的不同道德现象和价值生态，给道德生活中的主体的思想和行为带来了混乱。潜规则的存在使人们找到了对主流道德传统进行挑战、僭越和蔑视的借口，提升了人们对反道德、背德行为和良知丧失的罪感承受力。潜规则成为解释道德滑坡的重要利器，也成为人们放弃自身道德追求的理由。心理学的常识表明，反复出现便意味着重要性。现代叙述学也认为，文化认同在更大程度上是被叙述出来的。潜规则在道德生活中的传播和反复出现，强化了潜规则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大有替代主流道德和正面道德之势。但鲁迅先生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成大事者，古来无有。”輥輮訛此语亦可用来看待潜规则的局限性。任何社会都存在潜规则与正式规则的力量上的博弈，同时也存在潜规则下的道德生活与正式规则下的道德生活的抗衡。正如社会的发展是曲折的一样，同一个社会中，二者的力量对比也是相对的，但由于潜规则自身具有的天生缺陷，其最终会处于下风。三、潜规则下的行动逻辑及其道德后果潜规则一般被认为是某种行为习惯或者利益获得的惯性思路，甚至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被认为是一种风俗，是很有道理的。这样的“粗浅”认识恰恰揭示了潜规则运行的一个简单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潜规则下的行动逻辑，本文把它称之为“时用主义”。吴思先生在其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中认为，潜规则的背后的规则是“血酬定律”，即为了生存，要拼命取得生命的资源，付出多少则获得多少。吴思先生是就官场生存而言的。本文认为，在生存乃至生活的一般意义上，假如潜规则后面还有规则或者推动潜规则行动的规则还存在的话，这个规则不是血酬，而是“时用主义”。这个“时用主义”是我的发明，甚至可以构成血酬定律背后的定律。对时用主义的理解我们可以通过生活中的一种情形加以展示。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在中国的很多城市的绿化带都有“爱惜草木”的警示牌，这些警示牌试图以道德劝诫阻止穿越绿地而走捷径的行为。事实上，在很多城市的很多绿化带上已经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捷径，甚至这种捷径离开专为行人开辟的通道不远（有的仅有几米之遥）。类似的行为还有随意穿越马路，各类岗位上顺手牵羊式的沾小便宜、损公肥私，等等。支配这种行为的不是一种系统的理性，但是一种意识，是一种基于生活常识而存在的价值判断（这样方便或得利就好）和行为意向，这就是时用主义。时用主义是潜规则的规则，简单地说就是对眼前利益获得的某种“取近意识”，是一种潜意识地为了方便的自觉选择，潜规则就是这样一种方便的策略。潜规则的准备实施，有着时用主义的先期指导，这种指导可以是潜意识的或下意识的，也可以是某种理性计算的结果，是对不远处利益获取的预设，认为为获得某种利益进行必要的人际架构和成本付出是应该和自然的。这种广泛存在的时用主义，反映了国人对生活期望的低下，是生存层面的利益获得技巧，而不是对真理、对绝对价值的坚守。时用主义之下是没有信仰的，没有对生命至高、人生平等、生活尊严等的追求。时用主义只要求眼前目标的实现，缺乏对目标实现手段的规约。而逃避正式规则的约束，践履潜规则的要求，则成为时用主义最捷径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在时用主义的指挥下，道德的耻感和罪感不复存在。也许那些穿过绿地而想尽快达到自己目的地的人明知这样做是不对的，但并不感到羞耻和罪恶。也就是说，道德在时用主义面前是不起作用的，相反，时用主义支持下的潜规则有时要利用道德，造成了道德的工具化、形式化和虚伪化。吴思先生所说的权力具有的“合法伤害权”，其实质就是以合法合道德的名义对反对潜规则的人进行迫害。林语堂先生认为，中国人最独特的性格是圆熟，无可无不可。我们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中看到这样的人：今天是主人，明天可以是奴才，为了通过潜规则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丧失自尊地拍马溜须，而为了找回这种自尊也可以通过潜规则的手段降低他人的尊严。这种时用主义的冲动很方便地找到潜规则作为其外化的途径，把舍弃原则而追求潜规则养成一种习惯。四、正确看待潜规则对道德生活的影响由上述可知，潜规则对道德生活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是不是就可以说，在我国，潜规则基本左右了道德生活的内容和方向了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我们应该正确看待我国社会潜规则普遍存在的现象及其对道德生活的影响。当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潜规则的盛行是正式规则（制度）失效造成的。一是正式规则不够完善，使得潜规则有漏洞可钻。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极度完美，制度也不可能关涉人们的各种道德生活。除此之外，看似完美的制度，其实还有政出多门的制度设计缺陷，没有从根本上避免人治的羁绊。二是虽然正式规则存在了，但掌握正式规则的人权力过于集中，使得正式规则得不到很好的执行。青木昌彦说：“如果政府根据某项法令禁止进口某些物品，但如果人们相信，贿赂海关官员可以绕过此项法令，而且这是普遍现象，那么，与其把这项法令视为制度，还不如把这种贿赂现象视为制度更合适。”輥輯訛这其实就是正式规则虚设。三是虽然规则完美，但由于掌握正式规则的人的不作为或者制度程序过于繁杂，通过正式制度达到目的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比较大，也会促使潜规则的发生。四是规则的被接受程度不够，很多正式规则即使比较完备，但没有深入民间，没有得到大众的接受和理解，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正式规则面前的权利和义务，对于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潜规则缺乏抵抗力。潜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对正式规则的依附性，很多潜规则的实行是以正式规则的面目出现的。由于时用主义的作祟，由于正式规则的上述缺陷，有时潜规则偷换了正式规则的话语，甚至拿正式制度认可的道德价值来为自己辩护，让正式制度成为自己的保护伞。但是，我们应该明确，在社会转型期，道德生活的主流是好的，明规则已经比较健全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人们也越来越认可明规则所涵载的诸如公平、公正、公开等符合公序良俗的道德价值，担负起抵抗潜规则的责任。现实生活的经验告诉人们，践履潜规则的成本越来越高，那些敢于触碰道德底线的人所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大。从道德的角度看，本文认为，潜规则不是一种完备的理性体系，它是在法治意识还不具有强势地位的情况下的某种生活习惯的力量，是一种时用主义的价值观念。对它的限制或者消灭，除了在于各种制度的完备和通达，让各种资源的分配都在制度光明的普照之下，用光明的道德打败灰暗的道德，让制度成为打破潜规则运行机制的不二选择外，还需要重视文化对潜规则的改造作用，这是基础性的工作。林语堂先生把中国落后的世俗文化称为酱缸文化，这种文化是长期发酵得以形成的。潜规则就是这样一种文化，有巨大的遗传惯性和污染功能。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是所有的明文规则所能涵盖的，在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震动一书中，王友琴认为，为了解日常生活，还需提出文化“潜规则”假设，即“假设有一些未以明确的语言规定的，也从未交付讨论的，却又广泛支配或制约人们行为或思想的规则存在。可以从大量的文化现象来探寻这种潜规则的存在。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假设将被证明是对说明生活现象极其有用的，同时，也确实有助于把握文化、传统或国民性的性质。”輥輰訛这非常符合本文对生活化的“时用主义”的判断。文化的习性提供了目标可以证明手段的心理预期，使潜规则也获得了一定的工具合理性的道德基础。当前，潜规则的泛滥和显性化已经说明潜规则大有摇身一变成为社会风俗的趋势，抵制这种趋势，没有文化的长期教化是不可能的，需要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持久战。以优秀的道德文化引导社会价值观，进行长期的道德濡染，是消减潜规则力量的根本措施。顾炎武说：“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救积污之俗矣。”（顾炎武：日知录·名教）这就是说，社会对道德氛围的引导是很重要的。文化的或者社会性的教育的任务就是摧毁潜规则所依赖的文化和心理基础，在全社会提倡符合公序良俗的正义观和道德观，树立对正面道德的广泛认可，普及正面道德对人心的浸染，大肆宣扬符合正面规则的道德形象和人物榜样。潜规则是见光死的，在阳光的制度下和光明的优秀的道德文化中，不断嵌入真正的平等意识、人道精神、民主诉求、公平观念和正义情怀，逐步在人们的心中树立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信仰，形成按正式规则办事的习惯，方可抵制潜规则于千里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