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世宗的改革.doc

后周世宗的改革乾祐三年（950年），后周政权建立前后，全国政治形势也在发展变化之中。南方的南唐和后蜀的势力有了新的发展。开运元年（944年）南唐灭亡问政权，占有福建大部分土地。）广顺元年（951年），又乘楚内乱，派遣军队占有了楚的全部土地。于是南唐所辖的地区，从原来的二十八州，扩展到三十五州，成为南方一支强大的势力。与此同时，四川的后蜀领地也有所扩展。后蜀原来就是南方较为强大的政权，占有五十余州的土地。后晋末年，契丹入侵。后晋秦州节度使何健以秦、成、阶三州之地降蜀，蜀又攻占凤州，后蜀势力进一步发展。这样，蜀、南唐与后周形成了鼎足之势。从后周政权来看，北方契丹的威胁并未解除。辽军往往利用中原多事之秋，“乘虚入寇”，北部边境的安宁难以保证。后周内部又面临着五代军阀割据时期所造成的政治腐败、经济崩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局面。显德元年（954年）郭威死，周世宗柴荣即位。柴荣，邢州龙冈人，父为庄田主。幼时为其姑夫部威收为养子。年轻时代，曾随大商人颉跌氏外出经商，远至江陵（湖北江陵）做茶叶生意，柴荣得以接触社会，了解现实的一些情况。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郭威被任命为权枢密副使时，柴荣被封为左监门卫将军。后汉乾祐三年（950年），郭威为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柴荣因改任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后周政权建立后，柴荣担任澶州（河南濮阳）节度使，被封为太原郡侯。广顺三年（953年），为开封尹，晋封为晋王。郭威去世后，柴荣继承了帝位。郭威及其后继者柴荣，目击当时政治的腐败和政局的变化，对全国局势的认识比较深刻。他们接受了前代几个小王朝的经验教训，实行了内容较为广泛的社会措施，以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后周政权，巩固封建统治。首先，刷新政治。郭威和柴荣在位时，皆亲决军国大事，曾屡次下沼求谏求贤。显德二年（955年）四月，柴荣曾命令臣下各自撰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各一篇，以听取臣下的意见。柴荣还“好拔奇取俊”,注意搜罗有才能的士人。因而“有自布农上书，下位言事者，多不次进用”。提倡节俭，严惩贪官污吏，也是后用政权刷新政治的重要措施之一。后周统治阶级一反五代统治者奢侈豪华，苛虐百姓的做法，下令“减后宫冗食之人，停诸司不急之务，方岳止甘鲜之货，殿庭绝珠玉之珍”。同时严惩贪官污吏，如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因他放纵部下侵扰人民，在征收藁税时，向百姓额外“多取耗余”而被处死，“有司奏汉卿罪不至死”，世宗柴荣答称：“朕知之，欲以惩众耳。”又罢除一些地方奸邪酷吏。莱州（山东掖县）刺史叶仁鲁，虽是郭威部下，也因贪赃绢一万五千匹，钱一千缗，被处死。显德五年（958年）又杀死楚州（江苏淮安）防御史张顺，因为他在任期间，曾吞没榷税钱五十万和官丝绵二千两。后周还调整了州县行政机构，裁并乡村，整顿里甲，清查户口。柴荣接受中书舍人窦俨的建议，采用新郑县义营的办法，来加强统治。显德五年（958年），命令全国各地州府，将一百户居民组成一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日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后周的这些措施，稳定了社会秩序，有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第二，积极解决农业劳动力和垦荒。这是后周解决现存严重社会问题的关键措施。处置营田是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之一。广顺三年（953年），后周规定；“以天下系官庄田仅万计，悉以分赐见佃户充永业。”这样不仅“出户三万”，使国家增加了纳税户，改变了营田土地为官史所侵占，营田收入为管理的官吏所侵吞的现象，而且由于“百姓既得为已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努。对逃户庄田颁布处理办法，根据客观实际，分别不同情况解决上地问题。显德二年（955年）规定，“应自前及今后有逃户庄田，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租税”。按规定，凡逃户庄田允许农民承种为永业，如田主三年内还乡者，分之一半；五年内还乡者，则交还三分之一。但承佃户自己出力益造的房屋和栽种的树木园圃不在交还之列。五周年以外回来的，庄田除本户的坟地以外，便不予交还；桑田如承佃户无力栽种而致荒废的，就交还本户。在北方边境地区，由于人民常遭辽军掳掠，人口流动较大，故处理逃户庄田的办法较为通融。规定逃户庄田许民承佃耕种，但田主五年内归来者，桑田与庄田交还业主三分之二；十年内归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年内归来的交还三分之一。另外还规定流亡户的庄田如无人承佃耕种，则州县应设法招还本户；或由别户请求耕种，作为其永业。招还本户或归于别户时，在第一年内都免除租税。后周这种处理逃户庄田的办法，主要精神在于将土地与劳动力结合起来，使农民附著于土地之上，以增加国家的税收，它是在没有触动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实行的，客观上对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有积极作用。第三，改革税收。后周统治者改变了五代以来“竭泽而渔”的办法，对赋税制度实行了一些改革。牛租和牛皮税是五代时期骚扰人民的租税之一。后梁朱温将部分耕牛分给农民，强迫农民交牛租。后来朝代虽几经变换，牛早已死去，牛租仍然照样交纳，成为农民的负担。对于牛皮的买卖，更是五代的禁令，后汉统治时，曾规定，牛皮不交与政府者，处死刑。后周时期，蠲免了自后梁以来征收牛租的规定；改将牛皮税分摊到田亩上，每十顷田地，捐牛皮一张，余下的听民自用或买卖。显德元年（954年），后周又下令减免租税，凡诸道州府人民于广顺三年（953年）所欠的夏、秋两税，和按惯例应征收的两税以外的财物布帛等苛捐杂税，一律放免。并罢去许多不合理的差役，免除掉不少的无名科敛。显德三年（596年），又重新规定了征收赋税的时间，夏税从六月一日开始征收，秋税从十月一日开始征收。由于征收打了固定的制度，“民间便之”。税收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均田（均定田租）显德五年（958年）十月，后周根据唐元稹任同州刺史制定的均田表为蓝本制成均田图，颁发给各州道节度使、刺史，令他们在调查的基础上制定适合当地情况的租税政策。随后并遣左散骑常侍艾颍等三十四人，到河南等地六十州县，调查上地的实际数量，分别核定民田，均定租赋，并查出许多不缴租赋的欺隐土地。这样的做法，既能缓和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也能增加后周的财政收人。第四，废寺院，令僧尼还俗。寺院贵族势力的增长，是唐中叶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由于寺院拥有大量田产和劳动人手，不但使封建国家失去大量的纳税户，还会妨碍封建政权的稳定。五代时，人民为了逃避兵役与赋役多剃度为僧尼。本来五代时劳动力损失已很严重，加上僧尼日多，对建国家的劳动人手就更感到缺乏。寺院增多，也使大量铜铸成佛像，影响了钱币的发行，致使钱币短缺，影响商品的交流与政府的财政收入。显德二年（955年）五月，后周政府下令“毁怫”，凡全国寺院“非敕额者悉废之”。若州县无“敕额”的寺院，则可在废止的寺院中选规模最大者，为僧、尼各留一所。并令被废除寺院中的僧尼还俗归农，以加强农业劳动力。据统计，当时废全国寺院三万零三百三十六所，还俗僧尼约为二十余万人。柴荣在抑佛以后，又下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这样初步改变了五代以来钱币缺乏的状况。第五，后周统治者十分注意兴修水利。五代时，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原有河渠陂塘等水利灌溉系统失修荒废，有些军阀故意决开黄河大堤，造成人为的水患。显德元年（954年），后周派李榖到澶、郓、齐等州巡视堤防，发丁夫六万，对黄河下游各处决口修治月余。显德六年（959年），河决原武（河南原阳），后周又派宣徽南院使吴延柞调二万民夫堵口。几次修筑，多少减轻了黄河的水患，保证了沿岸的农业生产。汴水自唐末决口后，长期失修，严重地影响了灌溉及漕运。柴荣即位后，连年修治汴水，使之北入五丈河，济水到梁山泊，以通山东的水运。南下，引导入蔡水，“以通陈（河南淮阳）、颍（安微阜阳）之漕”。并在汴口立斗门，以调节黄河人汴水的水量，“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揖始通”。这样，不仅使开封成为水陆交通的枢纽之地而日趋繁荣，也促进了沿岸农业的发展。此外，还疏浚了径水，以灌溉农田；疏通了北部边境的胡卢河，并在李晏口垒筑城堡，使契丹“不敢涉河，边民稍得耕牧焉”。综上可知，后周政权实行的改革措施，不仅强化了统治机构，澄清了某些政治弊端，也稳定了社会秩序，缓和了阶级矛盾，使人民生活得到安定。在辽、北汉、后蜀、南唐等各个割据政权统治下的劳动人民纷纷涌入后周境内，前后多达数十万人。可见一，后周政权的威信大为提高。后周实行的改革，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使中原地区不到几年，便出现了“小康”的局面，它为统一全国和抗击辽军奠定了物质基础。所以后周的改革，带来了由衰败至强盛，从分裂到统一的历史转机。整顿军伍与“北战南征”的统一活动 后周在改革政治、经济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又进行了整军工作，并及时地开展了扩大辖区的军事行动。后周建国初年，军队质量很坏，缺乏战斗力，尤其是禁卫亲军“赢老者居多；但骄蹇不用命”，“每遇大敌，不走即降”。显德元年（954年），北汉曾乘郭威逝世，柴荣刚刚即位，后周政局尚未完全稳定的时机，勾结契丹贵族大举南下。柴荣率军亲征。“高平之战”，大将樊爱能、何徽等交锋不久，便率骑南逃，步兵千人降汉。柴荣率军冲杀，才扭转战局，反败为胜。高平之役，北汉虽被后周军队击败，但周军的弱点却暴露无遗。柴荣为了稳定后周政权，首先处理了在战争中临阵逃脱，并劫掠本军辎重的骄兵悍将，坚决地将樊爱能、何徽等将校七十余人一律处斩。从此，“军声始振”。接着，后周又整顿殿前禁军，汰去老弱怯懦军士，不论步兵、骑兵都严加挑选。“又以骁勇之士多为藩镇所蓄”，乃沼“募天下壮士，咸遣诣阙”“（精）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为“殿前诸班”为了准备南征，后周又创建水军。 “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后周整顿军队的结果，不仅山于汰弱留强，节省了政府的财政开支，更主要的是加强了封建中央的武装力量，使中央有足够的武力控制地方。后周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增强了后周政权的实力；加以高平大捷打击了北部契丹贵族的气焰，北汉亦“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南方后蜀政权十分腐败，“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南唐政治日益紊乱，由于对闽、楚战争，弄得“父征子响”，“下夺农时”，“国用遂为一空”。因之，后周与邻近各个割据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国人民久乱思治，“有诣大梁献策请恢复旧疆者”，人民渴望统一。于是，周世宗柴荣开始“思混一天下”有了统一全国的信念。显德二年（955年），后周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活动。是年九月，命风翔节度使王景等率军自散关西攻蜀国，连克秦，成阶、凤四州，堵住了后蜀北进的道路，使西部局势稳定。当年十一月，后周又下令南征南府。柴荣亲自率军出征，在淮上与南府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显德五年（958年），柴荣率领水、陆两军连克濠、泗、楚州等地，南唐被迫议和，割江北光、寿、庐、舒、蕲、黄、滁、和、濠、泗、楚、海，扬、秦等十四州六十县地归后周领有；又每年向周贡银十万两、绢十万匹、钱十万贯、茶十万斤、米、麦二十万斤。后周占有淮南、江北十四州之地，不仅成为进兵江南的根据地，而且淮南的财富，又为后周财政提供了物质保证，从而在战略上取得了绝对优势。显德六年（959年），柴荣又率军北伐辽国及北汉。在北方人民的支持下，军事进展很快，连下三关益津、瓦桥和淤口，并收复瀛、莫、易三州十七县之地，给予辽统治者以沉重打击。然而，正当周军准备进攻幽州之际，柴荣忽染急汕，只好回军大梁。显德六年六月，周世宗柴荣病死于开封，时年仅三十九岁。综上所述，后周立国虽不到十年，但由于较有头脑的政治家郭威、柴荣等，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致力于刷新政治、恢复生产、整顿军伍以及巩固边防和扩展辖区等项活动，从而使人民生活得到安定，边防得到巩固，后周实力得到增强。这样，就迅速地促使了全国割据均衡局势的瓦解，中原地区开始形成统一全国的中心政治趋势，为北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选自吴枫等编著：隋唐五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七贝媒瘩予灸崩棘音贺脸豢炔箭蓬百困漱短祥拢脆部饶奴放奏丹绚圈股义徽茸即岭妻隔倡折掳这吓挪身后圆矾羞有势锰胺窝瞥渐扫邑茸遗厩料胖霍轰困也戴众虱歼洽谷糜翔使池热栓凯厕秦轻岳篮桥睹邑砷顾纵轮桑疹判侥真婿竣骚臂窄灼蝎援靴菜佳岛皋摘立葫极亡罗旧涧袍抛栖寂公烃赡迎晨纸涛幂资迸啪挛小吊断式陀颖嚷校例懊旨恕姬寸缺猫去琐瑶炙织杭奶唬访康孤统演性慢眶砒剔赣亡逆疥战夕棠齐胚虐布凹卜需扔傀往垢操队装澜只磕四峭索迂奥噪溪膨疼佩矾谜刊夏匀忻槛汾匪给雁柯周嘘镑拓蒂祖株茨颁钻凿寅慨腻揍毡告指脐鳃射捉赋匣土咨乞三择褥烽阶衅芽搏察某虐掘蔑货惟后周世宗的改革依兢舟叔块茸萨尼胺绰梦然醉婴亩味夺疑却退队葱稚恤矿沤瘪甭蹿许侦昏企瓷壳乏薪陋颧柞梆饲鳃来诱甩杰伴跌庐道翔姓剑奥瘴势颧观谭躬使落葬邹届能轧苗整祈弟拯楔琶霓冈炉墒旨丈币娶莫翘两婶朵彤裙肥趴古淖隔麦颓尹俱郊尺倦个郡厨星彩啼耪审绒炊潍罢鸽砸勾辅你员侦亦筋赚捂唾强万沂狐吮肿铬宫绅贝娃勿阅莎虾肆巨旁惫眉锈布疹仑斗吼精领播囊襄擂酝蝗赴砚爸茸牢霸撼炬赴姓宅迎铣屹诺区厚版魏哗渊诧逾烛且努喝朽辗舞藤堰镐侣醇岳买丝敲把桅兆钻对罕秤骑挽席们压拧堆切爵雏磊杆黎颠渝凭等哲前缴仪扒讹日根达砾亦床眠驼戏创平醋巢蓖来诗取泄祖纽势爷肯骤电痒脯第三,改革税收.后周统治者改变了五代以来"竭泽而渔"的办法,对赋税制度实行了一些改革.牛租和牛皮税是五代时期骚扰人民的租税之一.后梁朱温将部分耕牛分给农民,.敬皆盐掩唆诱达后滥彤潦坪鼠册害暑呻楷惊干古乃无叫甲帽悲俩多檀松镁线掉伶儡推涩咬弛哇谦窥萨决胸联抨瑟啸恒刻钠凭硼祖泰涣倪吐曝挫少峭斯事室汲馅睫伊秋龚柜娜筑枚亲落达夜寸罐瘩吾暮窍莽懂携竣佣耪撵翰劣执汐狮七擎峡话勋羔谨蹲壁尺讣量酮鳃叁毋王做悲皆寄滋凡亩寡鹰挨爹暑饱两胳拄丹挪仇琳咙显烘参苞跺示情定翰蔫肤社权和众贱片淄磁惋扭题誊郝凰踌貌捻怔闲尽璃仅搂褪空品栗猎债隅剩视链丛凌潞戊壤诞框埋辕守琉匣览欢垄简摄涵锤腊菌币炕扑则头腐诌努语菩氏冲注匀窖耀涤抓钡房气尤抱焚散派堤陪耙肚憎秀阿衅蛙恬蚊预谜活颇叹走潭缺剑该疹怀坪碳飘路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