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哲学论文“策问”中的“历史” ——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doc

“策问”中的“历史” 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内容提要】“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1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1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策问”作为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分析“策问”中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由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摘 要 题】思想·文化 【关 键 词】策问/历史记忆/中史/西史 【正 文】 中国崇尚“信而好古”，已是学界共识。信而好古，不仅成为中国人做学问的1套主要方式，藉“托古”以争正统在历史上也时有发生。（注：钱穆晚年讲学，就特别讲到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仅孔子如此，也是中国人做学问的1套主要方式。参见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余英时论及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时，也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哲学的突破”是以“王官之学”为背景，而且“突破”的方式极为温和，往往是诸家论“道”皆“托古”以争正统，都强调其历史性，即与以往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7页。）及至晚清，由于社会变动不断加剧，对过去的重新阐释愈发突出。以“托古改制”名闻士林的康有为对此就有精到的解释，“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梁启超古议院考发表后，严复致书质疑，梁也因此解释说，“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这些都昭示着，“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而基于“建构论”(constructionism)或“工具论”(instrumentalism)的立场，“传统”或“历史”是如何“发明”的，也当引起关注3。于此，就有必要进1步探问，“历史记忆”是以怎样的方式延续？ 有关历史与记忆的相关性，不是什么新问题，对此的阐述，可以说本身即已有悠久的历史。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在尝试对人类的学问进行划分时，就表示，“对人类学问(learning)的最好分类是根据学问活动的主要场所——理性灵魂(therationalsoul)——所有的3种主要官能而作的分类。”由此，他也指出，“历史与记忆相关，诗与相象相关，哲学与理性(Reason)相关。”4进入20世纪，雅斯贝斯(KarlJaspers)对历史认识的思考，也强调人类历史通过记忆与现在联系起来，“历史是记忆，我们不仅懂得记忆，而且还根据它生活。如果我们不想化为虚无，而想获得部分人性的话，历史就是奠定了基础，我们继续受它束缚。”5只是，这些文字都还只是强调历史与记忆的相关性，却未曾涉及记忆是如何展开的。就此而言，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占据重要位置，也不难了解。如论者所指出的，“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1种重构，哈布瓦赫无疑是第1个强调这1点的社会学家。”6-p59哈氏关注于“记忆的社会框架”，还通过具体例证说明，依据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以此来对照中西沟通中所产生的种种现象，或者可以说，援据历史，亦即是唤起历史的记忆，构成晚清中国理解陌生的外部世界的重要环节。相应的，关注历史记忆在晚清是如何延续的，对于我们理解这1时期思想文化的演进，也是重要的视野。 本文拟依据晚清中国特殊的媒介形式——“策问”，分析“历史记忆”的延续方式。无论从哪方面说，“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被唤起，都是事出有因的。清初广织“文网”，以收缴删禁图书的方式磨灭人们的历史记忆，早已埋下其“复活”的根基；而所谓“3千年来所未有之大变局”，更使本土历史记忆资源广为开启以应对之。实际上，晚清中国“历史记忆”之唤醒，也明显受两个因素主导，1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1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就前者而言，近年来已不乏这方面的论作（注：王汛森分析了清末历史记忆的复活，以及服制等生活传统之隐而复现，如何影响到以章太炎为代表的1群知识分子在现实政治上的选择。沈松侨则透过晚清知识分子对中国“民族英雄”系谱的建构，讨论了历史书写与国族想象的关系。参见王汛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思与言第34卷第3期，第1-18页，1996年9月；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第77-158页，2000年6月。笔者对于晚清以来“托古”之论述策略及成因，也有所论述，参见章清“传统”系谱的建构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论述策略，见刘青峰、岑国良编自由主义与中国近代传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288页。）。相较而言，检讨西方因素对中国历史记忆的开启，所涉及的主要还是“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之类较为宏大的课题，讨论的前提往往还把“西方”当作“已知量”（注：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曾善意警告过把西方当作“已知量”的看法。见史华慈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不可否认，这些探讨都有益于揭示西方因素主导下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1些面向，只是，宏大叙事不免影响到对“历史记忆”如何延续的把握。在将“西方因素”具体到“西史”（或称为“外史”），并且将问题集中于特殊媒介的前提下，审视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如何延续，或能获得新的视野。这里的关键是，“策问”毕竟是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这样“策问”中的“历史”，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晚清中国知识界区分“新学”与“旧学”，相应的也区分了“中史”与“西史”。在此背景下开启的中西历史之“会通”，也影响着有关中国历史图景的重新塑造。在稍前的研究中，笔者已试图说明，中国之纳入世界秩序，地理（空间）之外，尚包括历史（时间）这1环节，即中西历史的“合和”。这其中既包含外国历史作为“西学”的1部分，在中国被接纳的过程；同时，将中国历史置于“普遍历史”(UniversalHistory)的架构，实际即是发掘本土历史资源以对应于“西史”的过程。简言之，中西历史“会通”的过程，构成了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重要环节（注：参见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收入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上册，第236-264页；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本文正是对前述研究的补充，将问题集中于对历史作品的探讨。由于“策问”的特殊属性，分析“策问”中的历史课题，可以清楚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基于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国之“过去”与西方之“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这其中，晚清中国“文化自持”的范式，也落实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中呈现出来（注：所谓“文化自持”(Selbstbehauptung)，大致可表述为“他律引导的民族中心主义”，参见朗宓榭(MichaelLackner)：源自东方的科学？——中国式自断(Selbstbehauptung)的表现形式，2101世纪总第76期，2003年4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近年来，援此讨论中国、日本、韩国的“主张”，已举办过多次学术研讨会，本文作为会议论文曾提交2004年12月于复旦大学召开的“东亚‘文化自持’范式和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 1、科举改革与“策问”：对新知之接引 “策问”是1种特殊的文体形态，其原始形态是1种政务咨询，作为1种正式的考试方式，则发端于汉武帝时的策问贤良。如论者所言，策问是中国古代历时最久，地位最稳固的考试文体；历代选拔人才的考试，都离不开策问与对策7。其意主要在通经致用，而又须略具文采8。章学诚清漳书院留别条训对此论列甚详，足备参考9。因此，所谓“策问”，大致可视作科举考试中流传已久的1种体裁。具体的书写样式，也有1定程式。曾投身科举的末科探花商衍鎏对此有详细说明，他取每场闱作之4书、5经义、论、策各1篇，以见8股文外考试题文之1斑。由于殿试对策，其制不同，所以他又特选2篇，并载发问策题及应试者之履历，以见体裁。其中所举策例，乃光绪310年甲辰科会试中式第1名谭延闿第2场各国政治策闱作1篇——“泰西外交政策往往藉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照商之看法，“未废8股时，乡会试第3场之策，是条对性质，举经史政事以为问题，随问而条答之，不写题目，只写第12问等，此改为各国政治艺学策，须照写策题，而策文对答宽泛，略类于论体矣。”（注：这里所说的“论体”，指的是论体大致分3段，第1段总发题旨，第2段实作全题，第3段推开说，挽回本题以作收束。第265-287页。）应该说，较之于“4书文”、“5经义”之类的文字体裁，“策问”还算是能许士子“自尽所长”的文字，并且主要考核士子是否广览群书。张之洞1875年为渴望进学之士所作之輶轩语，即言及“对策谈何易易？”不过，“平日见书多者，学问有门径者，自能多有所知，不至瞠目茫然。”总之，“经文或可欺门外汉，对策除平日多读书外，别无捷径。”10康有为1896年在万木草堂讲学时，也曾向学子介绍应策经验，“策学以史通合裁。问僻典以对为贵。能旁对为上乘，对出问外也。问时务子书，以议论为主。”（注：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1896年），此系康在万木草堂讲课时学生所记笔记，记录者不详。见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00页。康有为在1895年5月22日曾应殿试，其殿试策对此有所反映。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北京3联书店1958年版，第7章第8节“经义、论、策、殿试策、朝考疏、经解举例释义”，第127-131页。）陈独秀早年投身江南科考，也自认对“经义”和“策问”算是“有点兴趣”，令他讨厌的是所谓的“馆阁体”。11 “策问”之所以值得提出来加以检讨，乃是因为其在晚清科举变革中成为焦点所在，“策问”在科举考试中地位不断提升的背后，反映出世风之丕变，及思想学术的转型。甚至可以说，“策问”之被重视及其所阐述的具体内容，实际成为晚清“自改革”的重要象征。12 这个转变，是由主张废除“8股”、改试“策论”催生的。这意味着，科举改革凸显“策问”之作用，实际与对新知的接引联系在1起。因为“策问”这1特殊的文体形态，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可以通过具体的“问题”，考究士子对新知的掌握程度。这是在西学冲击下，有识之士急于将西学知识作为选拔人才的依凭。他们也相信如以“策问”作为考试的作文样式，能够解决此问题。 改试“策论”除为新知大开方便之门，也足以摧毁中国传统的知识架构。科举历经改革，不是什么新问题，重要的是，“策问”地位之不断提升，皆是为着纠正科举考试所延伸之种种弊端。按照王德昭之研究，尽管清廷屡有谕旨，命令各省学政严饬教官，于季考、月课时加试策论，“务期切近时务，通达政治”，并令讲解现行律例内有关刑名、钱谷各条，务“使之熟习淹贯，豫识政治之要”。但通观有清1代，直至末叶迫于时势不得不更张之前，科举考试但重首场，而首场尤重4书文如故；考官策问与士子对策，皆不得涉及本朝臣子如故；而各级学校与书院之以制义课士也如故13。而废除“8股”、改试“策论”1经落实，对于学术之转向，影响深远。张之洞对此的思考，颇值得重视。有意思的是，张检讨8股文之流弊，较为重视考试“次第”上存在的问题14。尽管张之洞多方辩护，试图对圣教的内容有周到安排，甚至表明此有俾于4书5经之重，但很显然，这样的次第安排，足以影响4书5经等内容的彰显，其实际效果也将对接引西方知识产生重要影响。1898年7月8日，光绪帝再次下诏，就大致接受了张之洞变革科举的方案，规定乡会试：“第1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5道；第2场试时务策5道，专问5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3场试4书义两篇，5经义1篇。首场按中额10倍录取，2场3倍录取，取者始准试次场，每场发榜1次，3场完毕，如额取中。”15 戊戌时期所颁发的各项规章，大多未曾落实，政变后，1切概行停罢，恢复旧制，科考也不例外。但正所谓大江东流挡不住，至辛丑年7月106日（1901年8月28日），上谕又重申前意，“其诏文用语，与戊戌年的罢时文之诏，几如出1辙。”（注：清德宗实录卷3 485，光绪2107年7月己卯（106日），谕内阁。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5-236页。） 大致说来，科举改革本有接引新知的意图，康有为将此分作两步走，先以策论代替经义，后以学校代替科考，是这1意图最直接的表现。张之洞所落实的办法，意图虽未言明，却也达至同样结果。相应的，落实这1意图的重要媒介“策问”，便也成为晚清接引新知的重要途径。梁启超后来对此的总结，就指明了这1点。他也点出了8股取士导致新知之难以接纳，“尊其体曰代孔孟立言，严其格曰清真雅正”，其结果是“士人皆束书不观，争事帖括，至有通藉高第，而不知汉祖唐宗为何物者，更无论地球各国矣”。废除8股产生的实际效果，即是为接引新知广开门扉，“8股既废，数月以来，天下移风，数千万之士，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昔之梦梦然不知有大地，以中国为世界上独1无2之国者，今则忽然开目，憬然知中国以外，尚有如许多国，而顽陋倨傲之意见，可以顿释矣。虽仅数月，8股旋复，而耳目既开，民智骤进，自有不甘于谬陋者，旧藩顿决，泉涌涛奔，非复如昔日之可以掩闭抑遏矣。故此数月废8股之效，其于他日黄种之存亡，实大有关系也。”16梁启超清楚点出了科举改革所具有的导向作用，而“策问”正是接引新知的重要中介。 可以补充说明的是，“策问”构成接引西学新知之重要媒介，并非仅由科举改革显示出来。此种关联，大约可延伸自西学知识之登陆中国。晚清格致书院之课艺，更反映出“策问”体裁作为课考内容的延伸。王韬曾将历次课艺题目、命题人姓名、部分优秀答卷，以及评阅人的评语、眉批，逐年汇集印行，分为105册。17 略为梳理“策问”与科举改革之关联，以及“策问”对接引西学知识所具有的重要的媒介作用，对“策问”在晚清的特殊性，或可有初步了解。由此，进1步探讨“策问”以什么方式反映西学知识，也有相应基础。 2、“策问”、“经世文编”及其他 科举考试作为1种程式化的考试，与之相伴随的是各种为应试士子准备的可兹效法的参考样式。“策问”在晚清科举改革中地位明显上升，也催生出各种汇编文字（注：艾尔曼在1篇文字中，就特别重视明、清两代“策问”的主题分类，可参考。见Benjamin A. Elman, "From Pre-modern Chinese Natural Studies to Modern Science in China", in Michael Lackner & Natascha Vittinghoff edited,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Koninklijke Brill NV, Leiden, The Netherlands, 2004), pp. 25-74。此文之中文译稿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刊中国学术2000年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41页。）。这里所要重点讨论的中外策问大观，即应对着这样的时势。该书由陆凤石鉴定，雷瑨编辑，1903年由砚耕山庄石印。陆为该书所写序言即言明，由于科考改以“中外史事政治策论试士”，士子纷纷争购各种相关书籍，“不择优劣真伪”，并“朝夕揣摩以期1得”。而书贾见利忘义，“东抄西撮，刺取成篇，广售牟利”，出版了大量相关书籍。是书之编，即是编辑病于此，精心选编而成。他们相信，苟取是编浏览，当开拓心胸，增浚智识，所受益远胜于坊间所出各书。这也清楚交代了编辑此书，是为士子提供适应新的考试样式的资料18。前已述及，“策问”作为特殊的考试体裁，在科举改革中成为关注焦点，自有其深意在，与晚清“经世致用”之学术转向密切相关。因此，在讨论中外策问大观之前，有必要对此略作梳理，据此，或也能了解“策问”地位提升所预示的学术转向。 如同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揭示的，清学分裂的主要原因，乃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相结合，别树1派，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19。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也强调，1890年后的10年是中国思想发展重要的分水岭：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趋于告终，而寻求今天仍在摸索中的思想新方向被提了出来20。无须多言，经世致用思想确算是晚清中西思想沟通的重要津梁，各种“经世文编”资料，也成为西方知识如何被接引的维度。 自晚清至民国初年，曾有20余种“经世文编”相与赓续。这1特殊景象的出现，固可说是“经世致用”思想已深入人心，同时也是因为对“经世”之理解，代有不同。单从各种“文编”的类目看，即可发现其中所显示的“知识”之嬗变，不同版本的“经世文编”实际构成“呈现”西方知识的基本资源21。重要的是，从皇朝经世文编到皇朝经世文续编，再至皇朝经世文新编，“‘经世文编’体的新学成分越来越多，旧学成分越来越少，其思想内容和学科分类，也不再是传统经世实学所能涵盖的了。晚清经世实学就是在经世文编的这种不断赓续的过程中，1步1步地走向近代新学。”22 不惟如此，可兹参照的，还包括晚清大量出现的各种西学汇编资料。应该说，试图整体上对西学进行全面介绍，在晚清并不鲜见，顾燮光曾述及其中所发生的转变，所提及的西学书目表、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等资料，就显示了斯时在整体上对西学的把握，尤其在类目上的安置情况。23 梁启超1896年完成的西学书目表，大致按照“学”、“政”、“教”对西书进行分类，除教类之书不录外，其余诸书，分为3卷：上卷为西学诸书，包括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中卷为西政诸书，包括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收录游记、报章、格致，“总曰西人议论之书，曰无可归类之书。”而徐维则辑录的东西学书录计分31门：史志、政治法律、学校、交涉、兵制、农政、矿务、工艺、商务、船政、格致、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气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理学、幼学、宗教、游记、报章、议论、杂著。顾燮光译书经眼录明确表示系继东西学书录而作，“著录各书由前清光绪2108年至310年止”，为卷凡8，为类凡廿5，包括：史志、法政、学校、交涉、兵制、农政、矿务、工艺、商务、船政、理化、象数、地学、全体学、博物学、卫生学、测绘、哲理、宗教、体操、游记、报章、议论、杂著、小说。（注：徐维则所辑东西学书录，1898年出版，后由顾燮光补，改名增版东西学书录。此据徐维则辑、顾燮光补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年出版，第1-15页。顾燮光译书经眼录收录译书紧接增版东西学书录（自1902年至1904年），该书1935年才由杭州金佳石好楼印行，但其编辑年代是在1904年，因此大致反映的是20世纪初年西书翻译的情况。） 如同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所表达的，“西学各书，分类最难。凡1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1学，非合庶政不能举1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进1步还对照以往书目分类指出，“顾自7略以至4库总目，其门类之分合，归部之异同，通人犹或訾之，聚讼至今，未有善法。”24从上述西学汇编资料不难看出，“经世致用”思想仍然是沟通西方知识之津梁。而对晚清所出版的各种“经世文编”、西学汇编资料稍作梳理，则不难看出，本文所要检讨的中外策问大观，其所列类目与同时代出版的“经世文编”与“西学汇编”，颇为相似，甚至可将此看作综合2者的产物。中外策问大观所选策稿按28种进行分类编辑，计有：治道、学术、内政、外交、时事、变法、科举、学校、官制、议院、政体、财政、图法、法律、历法、天学、地学、舆地、格致、教宗、兵政、防务、农政、工政、商政、路矿、中史、西史。这也从不同的侧面表明“策问”地位之提升，正应对着这样的思想格局，可将此视作中西交流的产物，乃西方知识登陆晚清的1个重要“标尺”。 3、“策问”中之“中史” 前已述及，“策问”是1种特殊的论述体裁，乃针对具体的问题阐述见解。这里主要讨论的是中外策问大观卷2107、2108之“中史”与“西史”。它所揭示的是晚清士人对中西历史的阐述，即如何取法于“历史”（注：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外策问大观所收文字中，并非此两部分的文字才涉及“历史”，实际上“策问”体裁的特殊性，意味着其中的不少内容均涉及历史。这多少说明“策论”与史学的密切关联。）。“策问”既由两个部分组成，也有必要略作区分。依我之见，从某种意义上说，策论之“问”，较之所应之“策”，更加值得关注，因为“问”之产生，表明此已成为众所关注的问题。大致说来，涉及历史部分的“策问”，所列“问”往往皆是“历史”课题，这样我们可以了解与历史的“对话”所含内容究竟是什么。而对“策”文字则是针对“问”的发挥，往往是先略陈该段历史，然后应对问题。既如此，“历史记忆”如何延续，这些“策问”乃确切例证。可以说，“策问”实际提供了审视晚清如何利用“历史资源”的具体方式。针对“策问”所做的探讨，或也能补充以往研究较少涉及的层面，揭示晚清“历史记忆”延续的另1个侧面。 当我们尝试对“策问”中的“历史”进行分析时，重温克罗齐(BenedettoCroce)所阐述的“1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许是必要的25。在本文所讨论的“策问”中，也曾表达这样的看法，“大抵在当日而论当日之事，或难预知得失，及今论古，已有成局，即可了然。”（注：参见(16)问：晋祁钦、江统皆建徙戎议，果行其言，能弭5胡之乱否？以下所涉及“策问”的具体内容，均出自中外策问大观卷27、28，不再11注明。）这样针对历史的设问，无疑是强化了对“历史”的期许。除基于历史认识论的判断，“史学”之特殊地位尤值1说，清季民初史学走向中心，研究者已多有揭示26。这里的关键是，史学走向“中心”乃“经世致用”思想所催生，张扬的是“史学所以经世”的主张，换言之，“史学”在晚清实际被当作应对各种现实问题的重要资源。明乎此，讨论“策问”中的“历史”课题，也稍能减少时间上存在的隔阂。 综观涉及“中史”之43道“策问”，主要有这样1些特点。（1）“策问”大多基于斯时中国所处境况。从“策问”的内容看，明显是针对当时中国所处境况设问，紧扣着当日之内忧外患。即把当时世界格局，尤其是中国所处环境，类比于春秋、战国时代；历史上所发生的诸多与战争、外交相关的话题，也多有体现。（2）“策问”还具体点出了哪些历史时代可类别于当日之中国。（3）“策问”还将当时所关心的应对之道，从多个环节体现出来，如开放舆论、发现人才等方面。（4）“策问”也较为重视追溯历史上之盛治，试图总结历代改革之经验得失，尤其关心哪些历史经验可以用于今日者。而王安石、张居正等历史上的改革者，也多成为关注的问题。 略为梳理“策问”中归于“中史”部分的内容，可以清楚看出晚清延续的究竟是哪方面的“历史记忆”。重要的是，唤起“历史记忆”的，明显烙上现实与西方的印痕，而此2者，实可看作1枚钱币的两面。可以说“西方因素”构成“历史记忆”延续的枢机，其中(1)、(2)问于此就表露无遗，特别是(2)从左传联系到西方问题，对策这样写道：“西国政者，以众人之见识为见识，则见识未有不造乎其极者也。”指出“环球列国，试问有不恤民艰而可以谋国政者乎。非特议院为然也，即如报馆，西国市厘林立，凡主笔者，非退老议员，即致仕执政，国家大事，可以任意评其可否。或大声疾呼，或垂涕而道，虽大拂朝廷意旨和，亦不之罪。且于朝廷1举1动皆载之，而小民知国政事矣。于民间1进1退皆载之，而君主知民疾苦矣。”以此联系中国，“今者中国之事亟矣，追究祸始，实由于政府无谋。夫政府亦何尝不谋哉。”故关键还是“谋野则获，不几东西同1辙耶？” 4、“策问”中之“西史” “策问”之“中史”部分往往已由“西方因素”引发，那些直接归到“西史”名下之“策问”，自然更显示“西方因素”在晚清“历史记忆”延续中扮演的角色。综观“西史”总计23道“策问”，其中所显示的特点，大略可作这样的区分：（1）往往是将当日中国所关心的问题投射于国外的历史。如富强之由、治理之方及长治久安之道等，尤其重视“由弱至强”的例证。其中涉及日本的话题即有4条之多。（2）将中国之现实处境与历史上之西方相类比，可区分为历史上的人物与历史上的事例两种不同的情况。（3）涉及西史之内容，多关切外交事务，尤其是影响于中国者，试图探索中国应对之道。 除了所涉及的内容，有关“策问”之“西史”部分所传递的“文化自持”观念，值得作进1步说明。其中(10)问：日本新政之行何者最先，何者成效最著。其1切改从西法，识者论其不无过当。而之伏于其间者，何事近。今有无补救之方，试条分缕析，切实指陈，以为中国考镜之资策。对策是这样开篇的：“日本新政之行之最先，而行之最著者，非西法也，乃中学也。”特别指出日本改革之先导，乃取法“春秋尊王大义”。最后表示，“今天下竞言变法，宜师日本矣，吾愿取其利，尤宜鉴其弊也。敢以1言断之曰：欲立国于不弊者，必自尊尊亲亲始。”如果说这还只是“西学中源”之老套，而针对俾思麦(Otto von Bismarck)的评说，则意味深长。(14)问：俾思麦可方中国何人？试以古事比附之。这样的提问方式，是当时会通中西历史典型的表现形式，也显示出“历史记忆”以怎样的方式延续。“对策”也标榜俾斯麦乃“9州之外”堪当“伟人奇士”之人。细数起来，由德国宰相俾思麦所联想到的中国历史人物包括有：西汉时的陈平、北宋时的范仲淹、106国时期的王猛、3国时的诸葛亮、战国中期的商鞅、春秋时期的子产、齐国后期的乐毅、春秋初期之管仲、西魏时的苏绰，这些人无1例外皆是所属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功勋卓著。但作者并非以此认定俾思麦能“合诸人之所长”，遂为当今之全才，反倒是认为俾相之功业，诚不易及，却也不能“合诸人之所长”。具体言之，“有管仲之功而无其才，有子产之才而无其德，有希文之志而无其学，有孔明之遇而才德学皆逊之”。更有意思的是，令作者深感可惜的是其“生于欧西，而不能不囿于欧西”，且问题出在西方文化本身，认为“耶苏之教，弃遗君亲，路得之书，绝灭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