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化历史及其与客体历史的关系.doc

第三节 主体化历史及其与客体历史的关系本节旨在说明包括历史著述、历史剧、历史故事、历史传说等在内的一切历史著述，都含有作为历史认识者的主体意识，都是主体化的历史。主体化历史与客体历史之间是一种既吻合又背离的关系。一、一切历史著述都是主体化的历史所谓主体化的历史，就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根据自己对客体历史的认识而描述和归纳出来的历史。也正因为它是认识主体对客体的描述和归纳，是经过了主体加工的，所以它与客体是不会完全相同的，甚至是很不相同的。其实，一切科学认识，包括自然科学的认识，都是作为研究者的主体对他的研究对象的描述和归纳，都已经过了主体的加工，因此也都是跟他的研究对象本身不会完全相同的。例如，物理学家认识到的原子、分子，化学家认识到的元素，都只是按照他们现有的认识水平，对原子、分子、元素等等客体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所作的描述和归纳，与客观存在的原子、分子、元素本身也不会完全相同。单就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认识必然具有研究者自身的主体意识的烙印这一点来说，历史科学与其他一切科学都是一样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历史科学的认识对象既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认识对象的特点，也具有不同于以研究现实社会为主的其他社会科学的认识对象的特点，这就使历史科学的认识所具有的主体意识烙印与其他科学有所不同。首先，历史科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因此，研究者必然要把自己从切身经历的感受中获得的对人和人类社会的主体认识投射到他的研究对象上去，使他对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认识必然带有他自身所具有的社会意识或阶级意识的特征。在这方面，历史学家投射到自己的研究对象上的主体意识与自然科学家有很大的不同，而与研究其他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家十分相似。另一方面，如我们在第一节中已谈到的，客体历史作为历史学的认识对象，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一去不复返，不会重现在我们面前。这个特征决定了历史认识者不能象以研究现实社会为主的社会科学家那样，直接观察到自己的认识对象。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如历史的发展过程、事件、人物等等，都是通过各类历史资料间接得来的，这些历史资料大部分是经过了前人的头脑加工过的，而且后人对包括实物史料在内的所有历史资料的鉴别、分析，也都要通过自己的头脑来进行，也都要打上他们自己的主体意识的烙印。这样，我们得到的关于历史过程、事件、人物等的一切历史认识，都是经过了至少两次以上的历史认识者的头脑的加工而重新构建的，里面已经包含了历史资料的最初记载者以及以后的历史认识者的阶级、民族或集团的立场、思想观点、好恶感情等我们称之为主体意识的东西。所以，举凡一切历史认识和作为历史认识结果的一切历史著述，都是历史认识者对客体历史通过大脑的加工而重新构建起来的，包含着历史认识者的主体意识的历史主体化的历史。在前边，我们曾提到，在近代西方史学中有一个兰克学派，他们倡导历史客观主义。他们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必须“排除自我”，排除一切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样就能客观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也主张历史研究者应该客观地弄清历史事实的真相，应该致力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要在历史研究中“排除”研究者的主体意识，排除任何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绝对办不到的。历史研究者能够而且应该做到的，只是如何排除自己主体意识中那些阻碍他客观地认识历史真相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自觉地运用有助于他客观地认识历史真相的理论。我们已经说明，兰克学派的大师们自己在历史研究中不但没有“排除自我”，而恰恰是带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带着他们对“上帝”、“神意”和基督新教的虔诚信念，带着他们对新教国家和精英人物的强烈的尊崇感去研究历史的。因此，他们写出的历史不可能是真正客观的。兰克说，一部历史就证明了神灵的存在，“在全部的历史进程中，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是到处显现的。历史上的每一件大事都证明是上帝的意志，每一个关键性的时刻都证明有上帝在主宰一切”。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写出的历史，怎么可能是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呢？实际上，不论历史著作的作者承认与否，古今中外的所有史书，在史实的叙述与评论中，无不包含有著述者本人的立场，观点和感情。兰克学派标榜的所谓“客观主义”的历史认识，是根本找不到的。让我们先来看看西方史学著作中的一些实例。倡导“客观主义”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常常把古希腊历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一约公元前400年）说成是“客观主义”史学的鼻祖。其实并非如此。修昔底德尊重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力求使自己的叙述与事实相符合，力戒先入为主的成见。他也不轻信传闻，但他决不是什么排除了自我的“客观主义”者。他是要通过历史事实的叙述，说明雅典国家的成败兴毁之迹，用以垂训后世。他说：“我的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8页）修昔底德在对当时雅典政事的记述中，强烈地责露了自己的价值观念。他颂扬雅典的民主政体，颂扬伯里克利的政策。他用优美的文笔加工成文的那篇著名的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实际上也是修昔底德借伯里克利链接文本素材库伯里克利（Perikles,约前495前429）古雅典民主派政治家。曾连续十几年任首席将军，成为雅典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当政期间，雅典国家达于极盛。之口，来歌颂雅典的民主制度。其中说道：“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30页）显然，这其中包含了伯里克利和修昔底德本人对雅典民主制度的美化。因为当时雅典的奴隶、外邦人，以及所有的妇女，都不能享有这种民主权利。而且，即使当时享有公民权的雅典人，也有一部分人因为贫穷，或者很难参与政治生活，或者即使通过抽签当上了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五百人会议”的成员，或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的陪审法庭的法官，也不可能凭“真正才能”去“负担公职”。至于作为最高官职的“十将军委员会”成员，由于法律规定他们毫无薪俸，所以这种官职一直只能由大工商业奴隶主垄断。伯里克利和修昔底德就是这个阶层的成员，并分别担任过首席将军和将军之职。其实他们都并不是真正依靠“全体公民”治理国家，而是设法通过民主政治的形式去操纵公民群众。修昔底德本人就赞扬伯里克利“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认为当时“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民手中。”（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30页）但他们却极力向公众强调雅典民主政治如何保障了穷人享有与富人同等的政治权利，这显然有他们的主观动机，就是为了激励贫穷公民为捍卫雅典统治阶层的海外霸权和利益而战斗。与修昔底德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个雅典城的哲学家苏格拉底链接文本素材库 苏格拉底（Socrates，约公元前-前年）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认识自然，而在于“认识自己”。主张有知识的人才具有美德，才能治理国家，又强调“美德即知识”。他的门徒中有不少人出身贵族。后被奴隶主民主派控以传播异端、毒害青年、反对民主之罪，由法庭判以死刑。 却对雅典民主政治采取了实际上是一种隐晦的批评态度，并因此而被判了死刑。当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年1970年）在评述那一判决时写道：“苏格拉底受审的主要事实是无容置疑的。判决所根据的罪状是：苏格拉底是一个作恶者，是一个怪异的人，他窥探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坏的说成是好的，并且以这一切去教导别人。对他仇视的真正理由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乃是人们认为他和贵族派有勾结；他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属于贵族派的，而且其中当权的几个已经证明是极有危害的。然而由于大赦的缘故，这里理由使不能公开提出来了。”这恐怕算得上是世界历史上以“思想罪”和“言论罪”判处死刑的一个突出案例。修昔底德和苏格拉底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雅典城，对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同一个政治制度表示了各自的看法和态度，也可以说，他们都是当代人对他们的当代史表示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但却有那么大的差异，这显然是由他们的主体意识各不相同造成的。一切历史著述都是主体化的历史，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论述同一个历史问题的研究者们，由于主观认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例如，在关于罗马帝国盛衰原因的各种不同认识中，研究者们鲜明地表现出各自的主体意识。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链接文本素材库 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年）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法学家。曾任波尔多省法院法官、院长和法兰西学院院士。反对封建专制和神权思想，提倡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著作有波斯人信札、论法的精神、罗马盛衰原因论等。1734年发表了罗马盛衰原因论。他认为共和时期罗马之所以强盛，是因为那时的罗马公民享有政治权利，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翁，具有勤劳勇武、爱国家、爱荣誉、爱自由的美德。但到了帝制时代，专制主义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利，扼杀了人民的自由，罗马于是就一天天衰亡下去了。当然，这样解释罗马盛衰是不科学的。孟德斯鸠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他是要借此来表示对当时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启发法国人民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觉悟。比孟德斯鸠稍晚一些的英国著名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年），写有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他认为，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是由于“基督教和野蛮主义的胜利。”他是这样论述的：公元世纪以前的罗马帝国，原是一个世俗的、对各种宗教都表示宽容的泱泱大国，那时帝国的臣民崇尚务实，富于进取精神，忠勇爱国。他们建立了完备的法制和强有力的政府，并且决心用英勇的战斗来保卫它。然而后来，当这个领土过于辽阔的帝国开始衰落并屡次遭到“蛮族”入侵的时候，基督教乘虚而入。基督教使那些对尘世不满的人耽于幻想，指望能得到死后入天堂的快乐。流风所及，罗马人不再注重务实和道德的实践，爱国心亦随之低落，防务日益空虚，从此罗马帝国积弱不振，以至最终灭亡。吉本断言：要说明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非此不得其解。这样的观点显然出自于吉本自己站在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立场而对宗教采取的批判态度。再如，自19世纪初期以来，关于法国大革命，法国史学家写出了大量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不同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得出不同的认识。从热情颂扬这场革命的伟大进步意义，到认为这场革命是一连串的疯狂，一无是处，评价别如天壤。又如，关于俄罗斯国家的起源问题，德意志与俄罗斯的史学家们就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世纪，一些德意志史学家，先后到俄国讲学并从事研究。这批德意志史学家在俄罗斯国家起源问题上，大都持“诺曼起源说”，认为在公元 世纪中期，诺曼人的军事首领罗立克（urik）应邀成为基辅罗斯的统治者，此后，俄罗斯才开始有国家组织。这种“诺曼起源说”实际上就是“日耳曼起源说”，它伤害了俄国人的民族尊严。俄国的许多史学家起而驳斥这种说法，他们认为，“诺曼起源说”完全是出于俄国科学院中那些德籍院士们的臆造，严重地歪曲了历史事实。他们指出：在公元世纪中期诺曼人到来之前，东部斯拉夫人早就有了他们自己的国家组织。诺曼人的到来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插曲，那既不能算作俄罗斯国家的起源，也没有在俄国历史上造成多大的影响，事实上，来到罗斯地区的诺曼人为数甚少，他们就象稀疏的雨点打在海洋中一样，很快就被斯拉夫人同化了。中国史书有关王朝兴替、历史事件、人物的记述中，也无不体现了著述者的主体意识。请看下面一些例证。尚书是我国古代的一部政治文件选编，汇集了典、训、诰、誓、命等历史文献，其中讲了许多有关夏、商、周的历史，都强烈地反映了西周统治者的立场和思想观点。如，其中讲到商代夏、周代殷的历史变动过程时，认为夏、殷的王权，既是天授予的，也是天收回的。古代的夏人，通过深知天道的人来接受上天的意见，后来“不敬其德，乃坠厥命”，（尚书·召诰），不能遵从天意了，便被上天废弃了大命。殷商灭亡的道理也是这样，周之所以能取商而代之，“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尚书·多士），不是我小小的周国胆敢夺取殷朝的天命，而是天已经不保佑殷朝了，周只是执行天的命令，“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尚书·多士）而已。又如，在修明史的过程中，清朝康、雍、乾三帝屡次下令修改，命史臣“务纪其实”，“传信去疑”，但又经常亲自审阅书稿，对不利于其统治的内容大加删改。在最后修成的明史中，有关清室发源地建州地区的历史完全成了空白。明末，清统治者多次发动非正义的战争，入关抢掠屠杀，给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的经济社会造成严重破坏。清统治者1644年入关后，全国各地掀起大规模的反清斗争，江南也相继出现抗清的诸明政权。对于这些历史事实，明史几乎一概付诸阙如，只在个别志传中稍露蛛丝马迹。从以上这些例证完全可以看出，人们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无时无处不受着本人所具有的某种主体意识的支配，人们总是站在某种立场上，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下，怀着某种情感去观察历史、认识历史，所谓纯客观的、不带任何倾向的历史认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说，一切历史认识和历史著述都是主体化了的历史。二、主体化历史与客体历史的关系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证明，一切历史著述是人们对客体历史经过头脑加工的产物，因而是包含有历史认识者主观的立场、思想、情感的主体化的历史。那么，这主体化了的历史与客体历史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可以这样说，主体化历史是历史研究者对客体历史进行头脑加工的产物，而客体历史则是主体化历史的“生产者”进行加工的自在原形，主体化历史与客体历史之间，实际上是“加工的产物”和“被加工的原形”这样一种关系。而且，这样一种关系又决定了两者之间存在着既互相吻合又互相背离，在任何情况下都难以完全相同的关系。为什么主体化历史与客体历史之间，存在着这种既互相吻合又互相背离，在任何情况下都难以完全相同的关系？广而言之，这是因为历史研究者与自然现象和其他社会现象的研究者一样，总是在不同程度上或不同方位上，以不同方式对他的认识对象进行了或多或少的考察研究实践。人们的各种实践活动是获得各种认识的源泉。而人们从实践中获得的认识总是在不同程度或不同侧面上与他的实践对象的本来面貌有所吻合的，这个吻合度的大小显然是与实践者对他的考察对象进行的实践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成正比的。就历史学而言，历史研究者对自己的认识对象考察研究后得到的结果历史著述，也就是主体化的历史，与客体历史吻合度的大小，跟历史研究者自身社会生活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他对自己所要认识的历史活动的有关资料的考察研究实践的广度和深度成正比。这就是说，历史研究者自身的社会生活实践和对历史资料的考察研究实践的广度和深度越大，他写出的主体化历史与客体历史的吻合度就越大。反之，吻合度就越小。所谓广度，是指历史研究者对他的研究对象中包涵的众多的侧面、方位所作的体验、考察和加工的全面程度；所谓深度，则是指对他的研究对象在一定的侧面、方位上体验、考察和加工的功力程度。而且，这两者之间是互相联系着的。实际上，每一个历史研究者在认识历史的实践活动中，都难免为种种客观和主观的因素所局限，从而使他的社会生活实践和对历史资料考察研究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受到影响，导致他写作出来的主体化历史与客体历史的真相出现不同程度的偏离。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局限着人们的客观和主观因素主要有哪些呢？我们认为大致有如下几项。1、历史资料的局限。历史资料是我们认识历史的基本依据，史料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局限着人们对历史真相认识。例如，关于我国远古直至夏代之前的历史情况，只有少数几种古籍中有十分简略的记述，再加上一些零散的考古资料，可以帮助研究者作出若干判断，稍有不慎，就可能偏离历史真相。再如，关于殷商的历史，古籍中一说汤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另说建都于西亳（今河南偃师）。还有，按史记的记载，自汤建国到商灭亡，共传17代，31王。竹书纪年说从商汤至纣亡，历时496年。左传则说有600余年。此外，据记载，从汤至盘庚，商人曾五次迁都，但五次迁都的具体年代和地点，各种史籍则说法不一。又如，周厉王贪婪暴虐，引起国人不满，公元前841年，都城发生国人暴动，围攻王宫，厉王出奔，于是出现“共和行政”。但何谓“共和”，有两种说法。史记·周本纪称，“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吕氏春秋则称，“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被诸侯拥戴，代行王政，以“共和”为共伯和的年号。孰是孰非至今难以确定。在外国史籍中，这类情况同样是举不胜举的。例如，在古希腊史中，关于古典时期雅典的奴隶数量，历史上只留下一些零散的记载，如色诺芬链接文本素材库色诺芬（Xenophon，约前 430约前355或354） 古希腊雅典城邦贵族奴隶主、军人、历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后背叛雅典，投效斯巴达。著有远征记、希腊史、雅典的收入等。在雅典的收入中记载，雅典的三个富豪尼西亚、希波尼克和菲诺蒙尼得，分别拥有1000、600和300个奴隶。其他的一些记载，有的提到一般的小农都有几个奴隶助其劳动；有的说雅典国家拥有数百至1000名担任狱吏、警察、秘书一类职务的奴隶，等等。后世的史家各自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和认识，对雅典奴隶的总数进行推算，以至众说纷纭：20.6万；20万；8万至10万，最多不超过12万；6万至8万（以上前3个数字分别出自瓦朗古代世界奴隶制史、哈蒙德希腊史和剑桥古代史，转见刘家和主编世界上古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6页：第4个数字见芬利：古希腊的经济与社会，企鹅丛书英文版，1983年，第121页）。关于古代雅典社会生活中的这个重要情况，哪个数字符合当时的实际呢？可能其中的某个数字比较接近实际，也可能哪一个数字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不但在古代史上许多史实由于史料的局限而至今难作定论，即使在近现代史上，许多重大的革命、战争以及经济、文化生活领域的史实，也有相当多互相矛盾的记载。历史资料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严重地制约着我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2、历史时代的局限。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而导致非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在漫长的时期里占据统治地位，从而导致历史研究者对社会历史总的进程及其运动规律的理解和描述，往往与历史真相发生根本性的背离，而不是象由于史料的局限大多只导致局部或个别史实上的背离。例如，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数千年间，由于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极其低弱，世界上各个民族中的各个阶层的人们，大都相信有一种超自然、超社会的神秘力量在主宰着人的命运，因此盛行着天命史观或神意史观。这种历史观要人们相信，人类的祖先是神灵创造出来的，在中国有女娲造人说，在西方则有上帝造人说。这种历史观还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终极原因归结为天、神灵或上帝。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无不把自己说成是“真龙天子”，其王朝的建立是“奉天承运”，“天”决定着国家的兴亡、战争的胜败、年成的丰歉以至风雨阴晴、生儿育女。在西方，人们则把一切变化说成是上帝的安排。为什么会有残酷的战争？这是上帝的惩罚。为什么会有和平？这是上帝的仁慈。上帝用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惩罚某个民族，用波斯人复兴某个民族，用亚历山大保护某个民族，用罗马人帮助某个民族。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的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崩溃了，这全是上帝的安排。直到黑格尔、兰克都还相信上帝的意志最终支配着人类的命运。他们还认为，上帝的意志常常是通过帝王将相和领袖英才之类的精英人物的思想和行动表现出来的，所以这种神意史观又同英雄史观或精英史观结合在一起。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批判了上帝的意志支配人类历史的观念。他们认为社会历史运动发展的终极原因不是神，而是人，或者说是人性或理性。如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链接文本素材库 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etius，17151771） 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他否定上帝的存在，肯定世界是物质的、运动的、可知的，物质世界是知识的唯一源泉。主要著作有精神论、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等。认为，人们的道德是环境的产物，环境是法律的产物，法律是利益的产物，利益则是肉体快乐的产物；趋乐避苦（爱尔维修称之为“自爱”）这种人的天性，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他认为，人们耕种土地，改进技术，保卫家国，征服异邦等等，都是出于人的这种天性。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给工人带来的灾难，控诉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罪行。但是在他们看来，社会的这些黑暗现象的存在，乃是由于人类的理性未臻完善，所以他们认为消灭资本主义罪恶的方法在于使人们摆脱迷误、追求理性，这样，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就会瓦解，新制度即会实现。但在他们看来，这种“人类理性”也是由先知先觉的领袖英才们集中地体现出来的，芸芸众生只有接受他们的“启蒙”，跟随他们的步履，才能得到光明。所以这种理性史观实际上仍然是一种英雄史观、精英史观。直到20世纪中叶以前，在这种史观的主导下，大多数西方史家写出的历史著作都是以帝王将相、领袖俊杰为中心来阐述历史发展过程的。这种历史时代的局限，实际上是与剥削阶级的阶级局限联系在一起的，只是因为这些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在漫长的时代里，不仅为剥削阶级及其思想家普遍一致地信仰和倡导，而且被大多数劳动阶级所接受，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时代的局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认识中的这种情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一系列改变整个世界面貌的历史巨变，它包括旧殖民主义体系的彻底崩溃，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独立国家的崛起，以及西方国家本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重大变迁。所有这些历史巨变都是在各国劳动大众和所谓“白领阶层”大众的空前强大的群体力量的直接推动下促成的。在这样的客观历史进程的推动下，许多西方历史学家，切身感受到了普通人民大众在促成历史变革过程中的力量，抛弃了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所坚持的英雄史观或精英史观，转而倡导或响应一种“从下往上看”的历史观（history looking from below），认为历史上的领袖人物实际上只不过是在“冰山顶尖上跳舞的渺小角色”，不是由他们决定“冰山”下层的命运，而是“冰山”的下层运动决定着他们的命运。他们由此大力主张研究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史、大众的社会生活史、大众的文化史。这种“从下往上看”的史学虽然还不可能整体取代以领袖英才为中心的传统史学，但已在当代西方史学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可以说是当代西方史学中发生的最富有进步性的重大变化。、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局限。历史研究者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局限不但与前已提到的历史时代的局限相联系，还表现为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事件、人物的研究和写作中限制着研究者的观察视野，从而在他的历史著述中总是打上他特有的阶级和政治立场的烙印。例如，我们在前边提到的修昔底德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言过其实的赞美和对那种民主政治的阶级实质的隐讳，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者们各执一端的褒贬之论，都是历史研究和写作者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局限的具体表现。在中国史籍中也不乏这样的实例。如对于用暴力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统治阶级的官修史书，都诬之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寇”、“匪”、“贼”、“盗”行径，口诛笔伐，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偏见。如明史中专设流贼传，大力渲染明末农民起义“荼毒中原，所至糜烂”的恐怖景象。甚至说李自成等人“以杀人取乐”，张献忠入川后，竟杀人“六万万有奇”，这个数字比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1.2亿还要多出数倍，可见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竭尽污蔑诋毁之能事了。建国后，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站在人民的立场，理所当然地驳斥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污蔑，肯定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但在建国后至“文革”结束的近30年间，几乎所有论述农民起义的文章，在“只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在肯定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和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走过了头，以至对农民起义中的一些消极现象和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没有作应有的揭示和分析。另一方面，对于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又往往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不是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在揭示他们的阶级本质的同时，对其中那些对历史发展确实起过积极作用的人物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这种片面的所谓“革命立场”，也限制了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认识，导致了与客体历史的背离。4、狭隘的民族立场的局限。历史研究者因狭隘的民族立场的局限而导致对历史真相的背离，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前边提到的德俄两国史学家在俄罗斯国家起源问题上发生的“诺曼起源说”和“东斯拉夫起源说”之间的分歧，就是一例。实事求是地说，争论各方都有一定的史实依据，只是需要仔细鉴别谁的真理成分更多一些，谁与历史真相的背离程度更大一些。可以肯定的是，在认识历史上关于民族问题的时候，狭隘的民族立场显然局限着人们的认识，从而造成与历史真相的背离。研究者水平能力的局限。历史研究者的知识水平、搜集、鉴别，解读史料的能力和分析研究能力，以至文字表达能力等等方面的情况，也会对认识历史产生局限，导致与客观历史真相的背离。因为这些方面的局限会使历史研究者在认识和描述他的研究对象时，不能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全面认识历史研究者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局限，是十分重要的，这有助于促使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自觉地注意克服那些局限，最大限度地降低与客观历史真相发生背离的程度，在阅读历史著作时，注意鉴别其中可能由于作者的某种局限而出现的与历史真相的背离，避免盲目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