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的思想矛盾困境解读.doc

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的思想矛盾困境解读2011年3月第13卷第2期东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Southeast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Mat".2011Vo1.13No.2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的思想矛盾困境解读吴宁宁(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6)摘要公德与私德是梁启超受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影响而提出的两大道德范畴,在论述这一对范畴时,梁启超分别对二者的含义和存在的必要性做了充分论证,以此表明公德和私德的重要价值地位和由公德到私德转换的应然选择.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前后思想不一致的矛盾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是特定的历史现实和思想冲击使梁启超表现出不同时期对公德和私德不同的倾向性;其二是在如何培养公德上,试图以"外推"的方式经由私德培养塑造国民公德,促使梁启超在后来特别强调私德价值和作用,这一原因是梁启超思想矛盾的根本原因所在.关键词梁启超;公德;私德;思想困境中图分类号B25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llx(2O11)O2001304"公德"与"私德"是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论述的一对范畴,这是其对国民改造问题论述中的重要内容.由于梁启超在论述这一对范畴时未表现出思想的一致性,由1902年对公德的宣扬转而到1903年强调私德,由此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梁启超思想上的倒退.本文仅以这一问题为研究,在不囿于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梁启超公德,私德建构的前后不一致性作一尝试性的分析,以此希望拓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视域.一,公德,私德之界定把道德分为公德与私德是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予以强调和发挥的.福泽是近代日本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论学术之势左右世界一文中曾对其评论说:"日本人之有西学,白福泽始也;其维新改革之事业,亦顾问于福泽者十而六七也.'r11559关于公德,私德,福泽在其名篇文明论概略中这样指出:"德就是道德,西洋叫做'moral',意思就是内心的准则,也就是指一个人内心真诚,不愧于屋漏的意思.凡属于内心活动的,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等叫做私德;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交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做公德."l_2I7.福泽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公德的地位将会上升并处于私德重要性之上,"私德在野蛮的原始时代,其功用最为明显,随着文明的进步,逐渐丧失权威,而转化为公德"oZn2福泽进一步指出,用私德促进世界文明,造福于世人只是偶然的美事,私德的功效只在于修身,修身有益于文明,具有偶然性,企图依靠偶然的事物来支配世界将是极大的错误,因此福泽提出个人不应以独善其身为满足,还应把德性扩大到整个社会,他相信:"随着文明的进步,智德同时都增加了分量,把私扩大为公,将公智公德推广到整个社会,逐渐走向太平."_21"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接受了福泽谕吉的"公德"与"私德"思想,但并非全盘接受,而是作了进一步发挥,在新民说中详细地阐述了关于"公德"与"私德"的思想.梁启超首先以群的观念作为公德概念的基础,论公德指出:"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l_1J6.后在论私德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夫所谓公德云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11714具体说来,公德指的是个人与社会,群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个人对于社会,群体,国家应尽的各种道德义务.梁启超公德论最大的特点在于把"公德"与"群"的概念相联系,以"善群","利群"作为其公德论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他说道:"人而不群,禽兽奚择,而非空言高论日群之群之,而遂解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Eli."公德"的基本准则就在"利群"二字,"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Eli他把"利群"的纲常伦理观念,称之为"一种新道德",衡量公德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凡"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_16基于此,梁启超主张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进而达到"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_16.的目的.何又谓私德呢?论公德中梁启超提出:"夫一私人之所以自处,与一私人之对于他私人,其间必贵有道德者存."16.私德就是处理个人和私人之间关系的德行,它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人人独善其身"l_1的自处之道,二是"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义"_1j6.概括地说,就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处理人与人之间关收稿日期2O1OO329作者简介吴宁宁(1981),女,辽宁沈阳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2007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伦理.14东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3卷系的伦理准则.这是中国儒家自古就推行的一种修身治世的道德学说,在中国伦理史上一直占据很高的地位,因此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最擅长的乃是养私德一事.梁启超指出,公德私德的划分只是德行的趋向不同,二者在根本上没有高低之别,"且公德与私德,岂尝有一界线焉区划之为异物哉?"_1l7"他极力反对把公德与私德截然对立的错误观点,认为公德私德的价值都是有助于公益公利,区别只在于交涉的客体不同,一是对于私人之交涉,另一是对于公人之交涉,其客体虽异,但主体相同,因此"公云私云,就泛义言之,则德而已,无所谓公私."FI"此外,公德与私德都是个人不可或缺的品质,公德就其本体而言,是一团体成员的公共德性,而就其构成而言,则是个人对于团体公共观念的德性.在形成上,公德以私德的完善为基础,离不开私德的培育,二者在本源上"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I66o,缺少任何一方都不完整,惟有"合公私而兼善之"l_l,国家才能强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会融洽和谐,因此说,"私德与公德,非对待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也.I714在二者如何过渡上,梁启超进一步提出了"外推论",认为从私德过渡到公德只在"一推","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_l""推"是梁启超借用孟子的思想而提出的,孟子曾言:"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l3"推"即是人们常说的"推己及人"的心理过程,梁启超把这一方式运用到他的思想里,提出公德乃是私德推演的结果,每个成熟的个人都可以依此方法做到将私德外化为公德,并认为近代社会造成人们只知私德而不知公德的道德缺失现状,原因就在于个人内在缺乏对于"推"的认识,为此梁启超相信,只要个人善"推"己之所为,必可将私德公德打通,达致二者的共进.二,公德私德之必要论在论述公德和私德时,梁启超对于二者的必要性都做了论证,以此表明其由公德到私德转换的一种合理性.在公德论开篇,梁启超即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l_1一l6.中国社会自古以来都只重视关于个人修身养性和私人与私人尤其是家庭成员之间的道德关系的私德方面培养,忽视关于个人对社会和国家道德关系的公德培养."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l_1l6.进而导致"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16,国民中无一人视国事如己事,中国数千年"政治之不进,国华之日替,E166Z,皆源于此.为改变这一状况,梁启超主张必须去掉旧有观念,从培养国民的公德人手,以巩固群体和国家,他进而将公德的基本精神界定为"牺牲个人之私利,以保持团体之公益"l1."团体之公益"的根本内涵就是要人们拥有"爱群","爱国","爱真理"的热诚之心,以群体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并把之作为判断个人道德水准最鲜明的标志,从而增进群体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梁启超这一观点不是出于纯粹的理论立场,而是出于现实的实践需要,"在中华民族面临列强竞争的生存危机面前,人们不可能不将个人权益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关联为一体,他们不可能不感受到外来侵略对自身权益和尊严的损害,不可能不认为摆脱这种压迫性下的外来统治是获得个人解放的先决条件.于是,梁启超倡导将国家民族的权益置于个人权益之上."_4j1勰他以培养国民公德为手段,期待能够以公德来改变传统私德一统天下的局面,改造当时中国的国民现状,并把公德看作是强国之本,是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道德动力源泉.除了公德,梁启超同样论述了私德的必要价值.他认为私德对任何人都是必需的,特别是对建构公德而言是基础和前提.一方面,合理个人主义观念"独善其身"并服务于群体和国家,这是私德重要性的一大体现,是发展公德,维护群体和国家利益的一个捷径.在一系列的变革失败之后,梁启超深刻领悟到直接宣扬公德的效果并不理想,他说道:"言德育者,终不可不求泰西新道德以相补助."l】_7.但这一具有公共内涵的新道德由于中国国民劣根性深厚而极难达成,除非中国有"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林威尔"之辈,"雷厉风行,以血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至五十年I72o,否则无法造成公德建设的基础,且公民公德形成"必佚诸国民教育大兴之后,而断非一朝一夕所能获.,_1】因此为了培植健全的公德,保持公德培养的持久性,必须从国民现有熟知的私德人手,养成理想的公德.为此他转变方式,希望用发扬私德,肯定个人价值的途径去实现其利群,利国的目标.梁启超赞扬利己与私德的价值,指出尽管人类进化是以"群"为本位的,但"群"的道德必须通过"个体"的具体表现才能实现."就泛义言之,则德一而已,无所谓公私,就析义言之,则容有私德醇美,而公德尚多未完者,断无私德浊下,而公德可以袭取者."L17私德是公德培养,社会进化的动力,是培养爱国思想的源泉,作为社会个体的个人,不具备良好的私德而试图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是绝无可能的,因此,以私德为基础,"通过把个人切身利益与国家,群体相联系,使每个人能从保护所有人的合理权益出发而投身于公共原则的建构与维护,41157,从而实现利群,爱国的群体公德的完善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以私德为平台,从国人最根深蒂固的道德人手进行道德培养既有利于社会稳定,也有助于道德建设."今年以来,举国嚣嚣靡靡,所谓利国进群之事业一二未睹,而末流所趋,反贻顽钝者以口实,而日新理想之贼人子而毒天下.噫!叙何以无言乎?作论私德.I714梁启超看到当时社会的现状促使宣扬公德并第2期吴宁宁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的思想矛盾困境解读15非如所预想的那样达到实际效果,反倒使得国人道德水平越来越下降,他进而担心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不但新道德无从建设,就连固有的道德学说也会一并丢弃:"于是自由之说人,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说人,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图公道,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人,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17造成国人以新道德,新学说为毒害人的El实而遭到抵制.梁启超指出,西方的道德有其形成的社会原因,中国与西方的社会性质不同,发展程度不一,不能轻易把西方道德用在中国国民的身上以图改造国民的性格,这样只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发展社会,以赶上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这样才可言建设新道德,基于这样认识,梁启超提出从国民固有的私德入手来改变现有道德困境将更为可取,私德的重要价值也体现于此.梁启超为私德找到了充足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希望以此表达他由重视公德到强调私德的思想转变并非是一个"矛盾",而是一种应然的价值选择.三,公德到私德的思想矛盾分析如何看待梁启超对于公德私德思想态度前后不一致的现象,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话题.它不仅有助于正确把握梁启超的思想内涵,同时对于我们今天社会公德和私德的构建也具有很大的启示价值.本文认为梁启超前后思想的"矛盾"可从以下两个个方面进行把握.一方面,特定的历史现实和思想冲击是梁启超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梁启超思想最大的特点即在于随现实的变化而转变,这也是他能够成为时代"执牛耳者"的根本原因.初到El本之际,西方理论和现实给梁启超思想造成很大冲击,他认为西方社会文明强大的动力即在于国民具有公德心,而反观中国国民在公德上却表现得十分不健全,且意识比较淡薄,这与救亡图存的近代中国主旨极为相悖,因此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梁启超开始大力宣扬公德的优点,并对公德思想产生强烈的依赖感,他相信中国人的缺点可以用新的公德来克服,并树立同西方人一样的公德心.后来梁启超提倡私德,也是由于当时形势影响.旅美之行使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数年来热衷的"铸造国民"的事业极难实现,对公德的宣扬并未达到预想的目的,反而产生把国人固有道德也一并破坏的危机,造成中国私德堕落的腐败社会.为了守住国人的道德现状,同时也由于认识到实行公德的困难,梁启超改变初衷,强调私德的价值,是希望国人不被时局所影响,造成个人道德的堕落.另一方面,梁启超所设定的由私德到公德"外推论"实践模式是其公德到私德转换的重要原因.前述说到在私德向公德过渡方面,梁启超提出"公德者私德之推"的模式,认为由私德过渡到公德所在只是"一推",这是梁启超在论私德文中所提出的观点,也由于这一认识的产生,促使梁启超在后来特别强调私德的价值和作用."外推"思想有着中国儒家文化的渊源,在中国儒家文化里,"德"与"得"都是相通的,它内设了两个路径,即"外得于人"和"内得于己"前者可看作是是公德的方面,后者可看作是私德的部分,在理论上,公德与私德的实现具有同质性,不同只在于具体化的范围.在这样的认识下,儒家文化为公德和私德的融通预设了一种和谐,即从个人修身"内得于己"的私德开始,可直接引导出"外得于人"的公德实现,大学中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的论述便是最好的佐证.儒家特别注重发展个人的修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个环节都是为了切实实现修身而设定的,在儒家看来,以"'修身'作一切的根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都是修身的工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修身的效果.这个'身',这个'个人',便是一切伦理的中心点"l5.以"身"为起点,认为道德的源泉与动力即存在于自身之内,将心比心由之外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L6J6,"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l3l2,便自然实现了由内而外的转化,这即是儒家设想的私德公德融通路径.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范畴"仁"同样具有外推这一价值特点,它也是儒家私德公德转化的内在道德依据."仁"是儒家最具代表性的道德概念,对于"仁"的最好的表达即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日:'爱人'.961131),"爱人"是"仁"的精神实质,是儒家伦理的最高原则.但是在儒家那里,爱人并不是毫无限制的行为,而是以血缘亲情为中心的行为,即"亲亲,仁也"31340,"仁之实,事亲是也"_3_2".仁的具体实际是围绕着人的血缘关系而展开的,推已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2,进而从亲到疏,从近到远逐渐扩大开来,以事亲为起点,依次扩展为亲民,爱物,"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I313,最后达致"泛爱众,而亲仁"6j4的公德目标.儒家这种伦理道德的推进走向是以个人和事亲的私德为起点,最后以爱人,爱家,爱天下和泛爱众的公德为最后目的,为道德行为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标注点.儒家这种外推论的思维走向本身具有一定的弊端,这也是造成中国人至今公德发展不尽如人意的最主要原因.虽然通过"外推"的设想,儒家为私德到公德的发展确立了一种方式,表明了自己到他人的思维方式,但是,这一设想缺乏内在的驱动方式,也就是说,儒家并未有回答在私德向公德转化过程中,如何"及人"的具体操作方法,忽视私德向公德推进环节的具体实践运思,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由于缺乏具体实践公德的合理因子,因此很难从私德"外推"口号下培育起公德.应该16东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3卷说,"儒家道德虽然在理论上客观存在着'泛爱众','成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可能引发公德发展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又为其理论本身没有提供切实而合理的如何从成就自己走向成就他人的具体操作方法而扼杀"_73.这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由于梁启超自幼是在儒家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近代知识分子,因此他会自然地选择儒家的文化模式进行思考,把儒家的"外推"思想加以发挥运用到他的思想中.在论公德中梁启超并未就如何培养公德提出自己的观点,仅就中国公德缺乏的现状和为何提倡公德进行了表述,但对公德的宣扬并未达到他预期的效果,再加之中国国民道德性改造的困难,使梁启超意识到之前思想的不全面性,进而在一年之后发表了论私德一文,目的是对自己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私德与公德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不能为了注重公德而忽略了私德,在公德培育上,以中国固有私德为基础,"由之外推"是最为理想的方式,因此强调私德是必须也是必要的.梁启超依循传统思维,主张以私德为依据通过外推方式来培养公德,但从梁启超所设定的私德,公德的内涵上看,这一思路并不具有可行性.方面,"人人独善其身"l_1J6.的道德很难推出"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的社会道德.个体道德是个人对于自身的关系,社会道德是个人对于公共群体的关系,个人对自身的关系强调个人精神和心灵的自律和满足,个人对于群体的关系更注重群体的公共需要和利益.私德上的修养会提高个体德性的完善但却鲜有助于公德意识的培养,公德意识的培养更多的是依靠具体践行方式驱动,这在前面论述儒家思维走向时对此已做了分析,虽然公共道德的提高离不开独善其身的谦谦君子,但"束身寡过"之士更可能是放弃社会责任的"蟊贼",因此可以说,社会个人的独善其身本身并不能直接达致社会群体道德的增进,这是需要明确的.另一方面,"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义"1l6也很难培养出"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E11714.梁启超把私人与私人交涉的道德看作是家庭伦理,家庭伦理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具有私人性,主要依靠情感力量进行调节,这种以情感关系为主的道德往往导致个体情感要求的增强.个人与公共群体的交涉主要是以群体利益为主,具有公共性,主要依靠规范来调节个人与群体,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强调对于个人的约束力,二者性质上的差别使得个人对于私人和对于群体会表现出不同的道德表现,而个人在私德和公德的道德选择面前,也只能选择其一加以践行,不可能同时践行,因此从这方面说,私德很难推导出公德.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明确,由于受中国儒家伦理文化的影响.梁启超设想了一种经由"外推"方式,由私德向公德转换的思路,因此他会在提出公德论之后又进一步提出私德论的思想,可看作是固有思维传统在近代的运用和发挥,但以"外推论"为模式的私德向公德转换思想本身所存在的伦理文化和实践诉求的双重弊端,再加之近代特殊的历史现状,使得梁启超对道德培育产生出一种简单化和表面化的理解,因此必然不能达到他预期的设想,梁启超在后来似乎意识到这个问题,对于公德和私德的划分不再那么强调.指出:"公德私德,为近世言德育者分类之名词.虽然,此分类亦自节目事变方面观察之,日某种属于公之范围,某种属于私之范围耳.若语其本原,则私德亏缺者,安能袭取公德之微名,而仅修饰私德而弁髦公德者,则其所谓德已非德,何以故?以德之定义与公之定义常有密切不能想离之关系故."l_1lI】认为公德和私德都是国民道德培养的关键,不能偏于任何一隅.参考文献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3.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朱熹译注.新编诸子集成: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胡建.现代性价值的近代追索中国近代的现代化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胡适.苟子以前的儒家M/中国哲学史大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许建良.先秦儒家的道德世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I二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