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二十世纪上半叶天津娼业结构述论.doc

二十世纪上半叶天津娼业结构述论 内容提要：本文在概述天津娼业历史沿革的同时，从公娼业的变迁与构成、娼业人员群体构成、娼业行规、娼业经营与收支分配、暗娼业活动特征等方面，对20世纪上半叶天津市娼业结构及其影响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分析，试图从社会史角度透视娼业的变动规律。在娼妓、窑主、嫖客的构成及其生活实态等问题上，本文以资料为准提示出与以往认识有所不同的特征。本文指出：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娼业的源起与存在，首先是1个经济与社会问题，其次才是1个伦理问题，才是对人类固有的性别伦理、家庭伦理的冲击，娼业的产生与发展具有经济、社会、生理、伦理等较为复杂的原因，客观的认识这些原因是控制娼业泛滥的基本前提。 关键词：娼业结构公娼暗娼嫖客天津近代 娼业的兴起由来已久，也为害极深。娼业是卖淫的组织化与产业化，是奴役妇女的火坑，也是消解社会道德及家庭伦理的毒瘤，其存在始终为主流社会伦理所不容。娼业不仅为女性用肉体与金钱的相互交易提供场所和保护，而且还由此与拐卖妇女、皮条客、黑社会、性犯罪及相关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产生关联。可以说，娼业不仅为少数人提供性交易，也是1种社会性产业。娼业的存在，既有人性、社会与经济等方面的诱因，也是历史与观念的惯性使然，故而是1个自古以来难以根除的严重社会问题。对于历届中国政府而言，扼制娼业发展的政策与措施是明确的，但在实施过程中均感极为棘手。明代建卫后，娼业就在天津随即而生。初在漕运兴盛的3岔口附近，继入商业繁华的南市，后展延至各国租界，成为附着于城市机体上久治不愈的毒瘤之1。受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天津娼业随着1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变迁特征，是近代中国娼业变迁的1个缩影，也是考察近代中国社会中边缘群体的典型个案。对此进行研究，当有助于透视这1特殊行业内在的运行规律。有关这1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多。目前所见有：刘炎臣所撰旧社会天津妓院概况1文，对民国时期天津市特别是日、奥、法、英租界内的中外娼妓情况做了概述。孙立民所撰日租界的毒、赌、娼1文，粗略描述了日租界的娼妓业。两文未见征引资料，属于介绍性文章。韩国强所撰旧天津的娼业及取缔经过，叙述清晰，是较有质量的研究成果。笔者以为，该文虽未见征引资料，但显然是在有关档案基础上写成的。惜乎该文重在讲述1949年之后的娼业改造，对民国时期天津娼业结构、从业人员心态、娼业行规以及其对社会与经济影响等重要问题涉及极少。近年来，有关这1问题的研究渐成气候，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学者均对所在城市娼业的兴衰进行了认真分析，显示出娼业作为影响颇大的社会问题正日益受到的广泛关注。 1、公娼业变迁及其构成 从明永乐2年（1404年）中央政府在天津3岔河口设卫伊始，地处漕运总汇、南北运河交流之地的天津，1时间出现了“晓日3岔口，连樯集万艘”的繁荣景象，运输业及商业的崛起，使南来北往的大量单身男性商贾及码头工人聚集于此。由于长期在外奔波，既有经济实力又有生理要求的商人和无力成婚的工人共同构成的单身男性群体，有解决生理问题的迫切要求，1些贫穷家庭的女性在经济压力与社会歧视女性的双重压力下，沦落娼业并成为满足上述男性群体性需求的工具。最早在天津城北临近3岔口的侯家后（今针市街、估衣街、宫南大街、宫北大街1带）地区出现了妓院，并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可观、等级不1的妓院群落。明清之际，天津城北门外落马湖1带，低等妓女“搭了1些苇席窝铺”，“开始露天卖淫，很多担筐携篓的小贩、拉车扛脚的苦力等，娶不起老婆，逛不起妓院，就都到这窝铺里来”，落马湖1带渐成远近闻名的低等妓院群。西门外3角地随后也形成了与之相似的低等妓院区。近代天津公娼业是“和工商业相伴而行的，妓业的变迁完全是以工商业为重心”的。1860年，中国与英法分别签订的北京条约规定天津开埠，此后，天津“商业又突然兴旺起来，居然成了华北的商业中心，妓业当然也就愈加发达了”。沿城东南的海河两岸，英、法等9国均建立了各自租界区，“商业中心渐渐移到了毗连租界的南市1带”，娼业随之附生，特别是在英租界，妓院日渐兴起。“紫竹林北与侯家后同为金迷纸醉之乡，3百女闾为禁令之所不及。”1900年庚子之变时，天津350余户妓院大部被毁，妓女纷纷逃亡。8国联军士兵“随便穿宅越户，调戏妇女，商民不堪其扰，遂由当时地方士绅提议恢复妓院，建立官娼”。与此同时，由于运河堵塞，漕运锐减，3岔河口地区逐渐萧条，各国租界区却呈现出商业繁荣、人口骤增、治安稳定、环境改善等明显好于华界的发展势头，大批有实力的企业、商业移往租界，许多商人、官宦、士绅之家迁入租界。华界的没落，致使无钱可赚的“侯家后1带的1、2、3等妓院，也大部挪到了租界地及其附近”，南市、中华后、富贵胡同、谦德庄1带成为新的妓院聚集地。清末，日租界内妓院日益增多，法租界有妓院百余户，天津市共有妓院500余户。由于民初的政治动荡，不少政府要员都在天津各租界内购置房产，意在既可自保同时可遥控北京政局。这些官员及由此衍生的商贾群体对妓女及妓院营业环境的需求是高层次的，1定程度上刺激了天津高等级妓院的快速扩展。“除去侯家后发源地以外，南市1带增加的不在少数，权乐部建自民国3年，群英部建自民国8年，这就足以证明这1个时期的兴旺啦。”1919年后，裕元、宝成、裕大等较大企业相继成立，毗邻的谦德庄便开始有妓女活动。同时，法租界取缔娼业，将租界内的妓女驱赶出来。谦德庄附近1带渐成妓院新的聚集地。1920-1925年间，天津娼业发展较快。“及到民国104年，庆云部也就开市了，于是南市又增了310余家的妓户。此外落马湖、3角地、东西坑沿、赵家窑都增加了不少的妓户，而乡区5所的谦德庄的妓户，也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1926年，天津市有妓院468家，妓女3594名。1930年，天津有妓院571户，妓女2910人。此时，妓院主要集中在赵家窑、3角地、南市、万德庄、谦德庄、落马湖、侯家后等地。1936年，仅日租界就有公娼200余家，正式上捐的妓女千余人。南市与租界区娼业兴起后，侯家后1带蜕变成为下3等妓院与暗娼的聚集地。日占时期，日伪政权以繁荣市面为藉口，“提出乐户可随意设立，因此乐户之多，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境地”。1938年天津市成立乐户公会时，妓院多达650户、妓女3050人，在日法租界、德租界及以南地区、旧城北部、东部、南部形成5个乐户区，每个乐户区都设有乐户分会进行管理。1939年夏天的特大水灾中，天津城区2/3被淹，大批妓女迁入国民、惠中、世界、北辰等饭店营业，可以不纳妓女捐。饭店因有了妓女而营业额大增，遂多为她们提供便利。乐户公会提出抗议后，法租界工部局在妓女上捐后容许其继续在饭店内活动。到1943年底，“饭店小姐”达到2667人。此外，还有千余名游妓暗娼出没于主要商业区的娱乐场所。抗战结束后，天津市政府明令取缔暗娼，承认合法妓院存在。由于内战爆发引发社会动荡，天津妓院并未增加，1946年反而减至500余户，妓女减至2500余人。1946年8月和1947年初，天津市政府先后两次下令所有娼妓迁出饭店，1批妓女返回南市1些妓院成为搭住妓女（即卖身的妓女），不少则成为了游妓暗娼。这时，天津市乐户公会提出“先废私娼，再废公娼”的建议，得到了市临时参议会的通过。此后暗娼受到了1定的冲击。1948年12月天津解放前夕，全市有妓女2100余人。1950年3月，天津尚有妓院448户，在册妓女减至1779人，这1数字不包括游妓暗娼。其中1-5级妓院224家，土娼224家。有10年以下历史的158家，10至15年的50家，16至20年的6家，20至30年的3家，32年的1家，有1家妓院的历史竟有36年之久。由此可见，娼业受各方面变化影响较大而风险时存，经营不稳定，淘汰率较高。近代天津公娼业的构成，过去相关论述较少，关键在于具体资料的匮乏。下面，笔者将对其构成进行分析，以揭示其与社会各个层面间的相互关联。1950年的调查显示，天津妓院的规模1般不大，低等级者较多。由1名窑主开设的妓院占据绝对多数，2名窑主共开的妓院有31家，3人以上共开的妓院只有2家。妓院所属妓女以13名为多，46名次之，8名以上者极少。以数名妓女维持妓院生意，成本较小，容易管理。为维持妓院营业，窑主1般都会雇佣些伙友，负责保护妓院、看管妓女、防止其他妓院及流氓滋事。雇佣15名伙友的妓院较多，雇佣68名伙友的妓院次之，雇佣912名伙友的妓院较少。负责妓院内勤事务的老妈，是高等级妓院中不可缺少的从业成员，但有153家妓院没有雇佣老妈，其中多数是妓女较少的低等级或家庭式妓院。关于天津公娼业的构成,乐户公会曾依妓院财产、妓女数量、经营场地等指标将妓院分为5个等级。1、2等妓院约定俗成地称为“班子”，又称“书寓”，门口常贴着“某某班”或“某某书寓”的牌子。如有新妓女进入，多会在门前贴出海报，上书妓女“某某某今日进班”以为招徕。3等妓院称作“堂”，又称“下处”，老板称“堂主”，门前贴着“某某下处”的字样，既与1、2等妓院区别，也与4、5等妓院区别。4、5等妓院由于条件较差而被称作“窑子”。2等和上3等妓院的内部构成是，由掌班（后称领家）管理帐房先生(简称“先生”)、头目和由掌班从小养大后为娼的本班妓女，先生与头目又管理着厨夫、更夫、伙友、跟活的、女佣。这些妓院里还有搭班妓女，她们”是对娼主负有债务的妓女”，窑主除供给其1日3餐外，其余自备，但这种妓女“有分帐的权利”。在1元随便、下3等、6角随便这3类妓院里，掌班管理着帐房先生和本班妓女，帐房先生又管理着跟活的、伙计和更夫。这类妓院里也有搭班妓女。至于4、5等妓院，内部结构就简单多了，“她们被分成若干排，每排有排头1人。至于每排的户数也不相等，有的102户，有的105户，排头的地位仿佛是公共的先生，捐项等费完全由排头代纳，并且他还要代写店簿子，这也是下级娼寮1种特殊的组织情形。”有些妓女，“她们自己就是掌班，也就是伙友，所以自己招待游客外，还要管理屋里的1切事务但是他们的夫、兄、父、母，兼做伙友的也有。”晚清时期，天津妓院只有1等（京班）、2等、上3等（中地界）和下3等（老妈堂）4种。1903年，曾有1种被称之为“坐排班”的1等妓院，其组织与营业方式均与1般妓院不同，但3年后就消失了。民国初年，天津市政府开始征收乐户捐，金额依妓院等级确定。“这样1来，头等妓院里凭空每月加了不少的费用，于是头等妓院为着减轻负捐着想，就争先恐后的自动着改为2等妓院。及至民国105年的时候，仅仅还有1家头等妓院。”1930年的调查显示，天津571家妓院中，2等、上3等和1元随便等较高等级妓院有158家，低等级妓院有413家，资本总额14.6968万元。调查还显示，此时天津娼业的经营环境有所改善。2等、上3等和1元随便这3类妓院中，“除去侯家后1部分居住的是平房，其余在南市的差不多都是楼房，房间的设备也很整齐，例如铜铁床、衣柜、镜台、桌椅、几凳、磁器、挂镜种种家具应有尽有，像是1个中上等家庭光景”。下3等和6角随便与高等妓院设备的差距较大，“在这两等里差不多没有住楼房的，每个妓女只占1小间平房，房里的设备，也不过架着1个板床、1个桌子、两个椅子罢了，其他的陈设，更是付之阙如。”“4等与5等这两等简直无所谓设备咧，1方面因为这两等的妓女，多是副业经营者，另1方面是因为她们那种经济状况之下，实在谈不上设备。再说她们的房间的面积由410方尺到610方尺的大小，高度也不过8尺。我们试想在这种小屋子里，除去310方尺的土坑，所余的面积，仅余210方尺的大小，还那能陈设哩？”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由于战乱、海河淤塞等原因，天津经济发展状况不佳，嫖客“1般都因着经济的窘促而摒弃了奢华的2等而趋向到最务实的随便制度去啦”，致使2等妓院急剧萎缩，3等以下妓院大量增加。1937-1945年的日占时期，由于日伪倡立妓户且乐户捐不依等级交纳，致使这1时期天津妓院达到前所未有的数量，高等级妓院也大量出现。1946年后国民政府在津统治的3年中，战乱、社会动荡引发的经济危机使娼业大受打击，妓院数量下降较多，特别是3等妓院与1942年相比下降了2/3。而到1949年时，低等级妓院则构成了天津公娼业的主流。关于上世纪20-40年代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见表1。表1：20世纪上半叶天津妓院等级与数量沿革年代1等2等3等4等5等其他俄、鲜妓总计19261114310152846819290372581411191065711942180余30余330余20余90余670余194810751110747333448资料来源：天津市社会局编：天津市妓户妓女调查报告，1930年版，第1、7、18页，资料3-2-8，天津市档案馆存。本局对天津基本情况妓院、车夫、乞丐、仆役的调查材料（1949年），14-2-10。 2、公娼业人员群体构成 与公娼业直接相关的群体包括妓女、窑主、嫖客、伙友、账房先生、厨夫、更夫、女佣等人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妓女、窑主和嫖客。作为性工具，妓女是娼业暴利的根本所在。据调查，妓女来源以天津籍为多，其次是周边诸县，也有少数来自上海、南京、扬州和东3省的妇女。整体而言，外地人多于本市人，34 农村出身者多于市区，这与民国时期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规律相符。由于低素质人口在相对发达地区只能从事简单、低级体力劳动，且人口流动无序化，导致有限岗位竞争激烈而就业极度困难，这就为妇女进入性行业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源。1930年的调查显示，在天津2910名妓女中，年龄在16-25岁之间者居多，为妓年限在1-6年间者占到82%，受过教育者只有13人，能以技术自活者仅27人。1950年的调查结果表明（见表2）：绝大多数妓女是文盲，在城市被社会边缘化，基本上是为生活所迫进入娼业。这与同期的欧美国家与台湾极为相似。妓女的等级1般是以其所在妓院等级而定。妓院等级不同，娼妓群体素质也有所不同。妓院等级越高，妓女年龄越轻，1般在1825岁间，几乎全部未婚，从娼年限在15年内；而在4、5等妓院，妓女年龄较大，2635岁间的妓女明显增多，已婚者明显增加，为妓年限在5年以上者比例增加。1930年和1950年的两个调查报告，其结果相差不大，这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天津娼妓素质构成的稳定性。 表2：妓女简况表（1950年2月统计）妓院等级数 量年龄婚否为妓年限文化程度为娼原因籍贯18|25岁26|35岁36|55岁已 婚未 婚5年以下6至10年10年以上不 知文盲初小以上生活所迫其 他被拐卖本 市外 埠115413024514913319214951495886621491133511913010231971436123556089326017973832228184456252564258111281324492220720293412348149153453271751094313818919688340323427011139188总计93961926159214725649195237291920849127430509%10066286237769212.47.6982901.30.74654资料来源：关于天津市妓女改造问题的初步意见及调查材料（1950年），3-64-4。2、5等妓院妓女为娼原因的统计，与前面总数不相1致，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但原文如此。 近代天津的妓女，“百分之810是贫而下水的，其中又以自幼雏养为妓者较多，半途下水的较少，另外又有被欺骗被拐卖的，也有些因丈夫吸毒要钱，不务正业，把妻子押入妓院的，总之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当的妓女。”除此之外，“也有极少数1等妓女，因贪图享受而自愿下水的，这类人往往是因家里生活不够富裕，不能使其吃喝玩乐而自动进的妓院。”这1部分妓女把挣取金钱与享受生活放在第1位，自我尊严与伦理意识几乎完全销蚀，凭着姿色与1定的素质，“他们往往遇到有钱的官僚资本家，就用手腕拉拢，假意跟人家从良，过些日子把钱搂足，就又藉故脱离，重当妓女，把钱挥霍完毕，就另找1个人。这类人3番5次的出来进去。”掌管妓院的老板、老鸨，来源比较复杂。1950年2月对352名老板的统计情况显示，籍贯为天津市者142名，占40。有不动产楼房7间以上者6人，有平房1至3间半者5人，有平房4间至14间者有32人，草房1至8间者18人，有灰棚4间者1人，有田地5亩者1人，动产中有小店铺者1人，有旧家具者115人。民国时期，人们1般有钱后均要置买不动产，并将之视为进入富裕阶层的标志。如果以此为标准的话，掌管妓院的老板与老鸨们中只有少数1部分人进入了富裕阶层，更多人的财产与生活属于中等或下等，这些老板多数是落马湖1带家庭式的低等妓院窑主。表3：妓院老板情况统计表（1950年2月）出身工人农民商人无数量711297181百分比20372023文化程度文盲粗通初小高小私塾数量2684219167百分比76.111.95.44.62党派团体国民党理门佛教回教安清帮数量134994百分比0.30.8513.92.61.1资料来源：关于天津市妓女改造问题的初步意见及调查材料（1950年），3-64-4。 以往认为，妓院老板均是社会上有1定地位、有1定经济实力者。但表3显示，出身工农的妓院老板高达200人，占总数56.8，他们多是经营低等妓院的；而文盲占76%。由于行业特殊性，为保护自身利益，许多妓院老板或自愿或不得已加入帮会势力以为后盾。日占时期，伪天津乐户总公会长期为具有黑道势力或政治背景的妓院老板掌握。乐户总代表办事处理事长李万友，受军统局忠义普济社第7分社社长李吟梅领导，“另外还有乐户分代表310余人，他们都在青帮或红帮，在他们领导下，1般窑主领家百分之910以上也在青红帮。”然而表3却显示，妓院老板有政治背景者极少，只有2多1点。笔者以为，由于这1调查是在天津解放后进行的，不少娼业老板会想方设法隐瞒自己与国民党、黑社会或宗教势力相结合的证据，因此这1调查与前述并不矛盾。嫖客是娼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下面着重对嫖客群体进行分析。长期以来，人们基本认为商娼同生，但笔者以为这只是问题的1个方面，实际上，来自其他阶层的嫖客亦复不少。北洋时期，避居天津的政府要员不在少数，他们中1些人将妓院当作挥霍享乐、相互勾结的场所，这1群体的需要也刺激了高等级妓院的快速扩展。如张作霖从天宝班领出马姓妓女为6姨太太，吉林督军鲍贵卿领出邢姓妓女为姨太太，张宗昌领出了两个妓女作姨太太。张作霖每到天津，必到天宝班与老鸨小李妈打牌，引得1些趋炎附势者奔走于天宝班，企图借小李妈“口角春风”求得1官半职。当然，商人在嫖客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此耗尽家产的商贾大有人在。20年代，以盐商起家的津西杨柳青镇石家，家产据称有500万两银子。后人石耀华在30年代中期常住天宝班，几年功夫即倾家荡产。30年代中期，承接3万元遗产的阚姓男子，因结识名妓李小珠而沉溺烟花柳巷，窑主从中大肆盘剥，3年内阚家财产荡尽。尽管如此，游荡妓院的官员、富贾数量毕竟有限，故娼业的主要猎取对象当是中下层市民，1般商人、小贩、船夫与工人在总的嫖客群体中占据主流。抗战结束至1948年底，内战使社会秩序相当混乱，物价飞涨，生活艰难，妓院经营较为萧条，有时因“伤兵扰乱，妓院竟日不敢开门”。这造成了去妓院嫖娼的商人、小贩和工人的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尽管如此，其仍为嫖客群体的重要构成部分。1950年2月天津市公安局对全市224家妓院不分等级的调查表明，在嫖客群体中，商人占30，小贩占49，劳动界（主要是工人）约为21，但进1步分析表明，嫖客的构成与妓院的构成存在着相关性。在花费较高的1等妓院嫖客群体中，商人高达90，小贩和劳动界仅各占5。2等妓院的嫖客群体中，商人与小贩共占85，劳动界占到15。3等妓院的嫖客群体中，商人占60，小贩占25，劳动界占15。而侯家后的4、5等妓院，其嫖客主要来源则是船夫、船客和小贩；落马湖地区低级妓院的嫖客，主要是3条石1带的铁路工人。日占时期，1等妓院的常客是日伪政府官员、银行老板、投机商人。他们多“腰缠万贯、挥金如土”，“除了给妓女的钱以外，还要给本院所有的伙友、老妈甚至妓女的3亲6故1些场面钱，只有这样才称得起摆阔，只有这样才能博取妓院、妓女、上下人等的欢心，把钱化到相当大的程度，才可能和妓女住1两次。23等妓女没有捧牌（意指通过打麻将牌的方式有意捧红某妓女）的，到这来的都是些普通机关职员、商店老板等。”“45等妓女没有茶客（意指由妓女陪吃茶的人），以拉铺（意指嫖妓）为主，也有住局（意指宿妓）到这来的”，她们接待的多是“脚行、工人、商店学徒等”。1950年上半年，在天津市公安局第7分局东兴派出所抓获的野合嫖客中，“3轮车夫及小手工业者占34.6，小商贩占15.4，外埠行商及本市劳苦群众占50，由此可知，嫖客的主要成分是外埠行商及劳苦群众，其他地区虽曾发现有商店经理、职工、机关干部及学生，但为数极少，不是问题的主要部分。” 3、行规及老板对妓女的控制 产生于娼业逐渐发展过程中的行规，基本覆盖了娼业的所有范围。不管它是否符合国家法律，娼业中人多会依此行事，它影响着娼业中人的基本价值判断，是公认的保障娼业正常运行的“法规”。妓女是公娼业赖以生存的根本所在。妓女的身份1般有3种，1种是童养出身的即“本班妓女”，也称“柜上人”，没有任何的人身自由；第2种是卖身为妓的，即“搭班妓女”，或称“有压帐的”，她们也不能随便行动，但可以参与分成，其与窑主多有债务关系，并订有合同，由窑主代为还债，约定几年后还清债务；第3种是非卖身“自混”的，即“玩票妓女”，也是搭住性质，但她们与窑主没有债务关系，收入的50交给窑主，走留自便，比搭班妓女更自由1些。对于第1、2种妓女，妓院有权处置她的1切事宜，收入分成由窑主说了算。如果出现反抗或逃跑的现象，妓院老板有权对之进行任何处罚，别人无权干涉。对于第3种妓女，窑主1般按约定的合同或行规行事。在关于嫖客问题上，不成文行规是，嫖客可以外带妓女回家，但不准拐带妓女逃跑，1旦发现，妓院就会视情况对嫖客及妓女进行处置。妓院伙友的任务很明确，除了通常的看家护院外，伙友的责任就是护送妓女外出、防止妓女逃跑。妓女初入娼门时，由主持人将其送交窑主，议妥或押或租或卖的条件及身价。如果是搭班妓女，“窑主照例请放窑帐的人过目评价。经同意后，由窑主作保，给该主持人1笔相当的代价，日后此项代价，就完全由该妓女担负，也是照例到区所报捐登记，就可开业。”如果搭班妓女想休业或从良，“这项手续却很简单，只要将债还完，便可自由了。但本班妓女却很困难，休业是绝没有希望的，从良还或许可能，但是她的身价是由娼主任意勒索的，所以本班妓女是最不容易摆脱的。”妓院老板1般都劝妓女花钱，沉湎其中的妓女，往往会被老板“养成为1辈子也不能反抗的、自苦堕落、任其摆布的摇钱树”。为防止“有些警觉性”的妓女们脱离其控制，老板们想尽办法不让妓女存钱，“很多妓女都不知不觉的上了圈套，终日纸醉金迷，缝衣作饭，外界事物，什么也不知道。如裕德里竹云班妓女杨淑惠，把钱都捧了唱戏的，林素清把钱都贴给情人说：我看上了谁，我就把钱都贴给他。还有些妓女故意摆架子，没钱借债也得摆，如妓女没钱花了，窑主就借给印子钱，嘴头上说：花吧，没关系，实际上越借越多，借的钱都是驴打滚的利，弄得妓女还不起了，只好把自己的身体再押上几年，以致想出也出不来了。这样年轻漂亮的时候好像有百万之富，1旦年老色衰生意萧条，除随身衣服外，什么也不趁，很多妓女从1等降到2等3等，1直到5等，临死时只落1领席。现在落马湖5等妓女中，还有从105岁干起到现在干了2106年的老妓女，1无特长，2无亲友，感觉除了当妓女以外，什么也干不了。”在“软化”妓女同时，老板常常也会施以暴力手段以达到控制妓女的目的。除1些“自混”的妓女因身份独立，生活过得稍好外，大多数“自幼雏养为妓者”生活上是较为痛苦的。妓女进门后1般要拜窑主做干妈或干老，“漂亮妓女，每天除接客外还要陪柜（陪窑主睡觉），生意好的妓女，故意促使其挥霍无度，使其债台高筑，拔不出脚去，对客人的态度冷淡了不行，这是把财神爷往外推，太热了不行，这是想跟客人逃跑。如果陪客人出门，必须让伙友跟随，明是侍奉，暗是监视，犯了院规或是营业不好，就得认打或认罚，认打多用棍棒，没头没脸的乱打1顿，认罚的花样较多，有的让跪香，跪到烧完，有的不让吃饭，有的冬天不让生煤火。还有些个别的更为毒辣，如1区利津里4宝班窑主程孙氏强迫105岁的妓女张云芳接美国兵，让4个美国兵轮奸之后还要留1个睡觉。裕德里窑主葛凤亭，把妓女王大俊打成瞎子。3角地领家杨福岭用火筷子烧红烫妓女的胳臂。牛少棠用刀割妓女的鼻子。南市红叶村5凤堂窑主让妓女吃屎。9道湾玉香堂领家田治祥踢打妓女田莲河的阴部至肿涨不能接客等，数不胜数。”1般而言，妓院各自营业，相安无事。如果妓院相互间有挖23等妓院当红妓女的情况，只有解决了妓女与窑主的债务关系，妓女才可以“挪店儿”。而45等妓院的妓女多是包捐性质，迁移到某个妓院的手续较为简单，只要通知排头就可以营业了。妓院间出现什么冲突时，1般都会通过黑社会的关系进行调解。至少在民国期间，没有出现过妓院间较大的磨擦与争斗事件。关于妓院与黑社会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两者因为均被“社会边缘化”而相互纠缠在1起。妓院性交易的巨大利润，使黑社会必寄生于其中；妓院性交易游离于法律之外的高风险性，又使其不得不在许多问题上依赖于黑社会的调解与保护。资料表明，娼业很是害怕流氓地痞的骚扰，对散兵游勇嫖娼外加公开抢掠的行径更无力控制，因此，每遇战争，天津妓院关门歇业者明显增加。“918”事变后，天津成为日本侵略华北的重要目标，有日本背景的“地痞流氓、白面鬼，组织所谓便衣队袭扰我商民住户”，其中自然少不了对妓院的骚扰。这些都需要窑主通过与黑社会的关系进行调解。天津乐户首领多有黑社会的身份，“1般窑主领家百分之910以上也在青红帮”。窑主同时具有黑社会的身份，正是社会边缘化产业生存的特征之1。娼业行规较多，覆盖了娼业经营的所有方面。这是由娼业自视为下层、并采取自我保护的性质所决定的，是娼业自成系统并有别于其它主流行业的基本特征之1，也是娼业社会边缘化的重要特征之1。 4、娼业经营与收支分配 近代天津公娼业的经营状况，1直处于波动中。1900年以前，“这种营业正是1种萌芽时期”。在民国成立的1912年，此业“大有欣欣向荣的气象”！1914-1919年间，随着天津经济的快速发展，“工商业日益繁荣，人口也日益增加，正是给这种营业造了1个发达的机会”。较为繁荣的时期是1920-1925年间和日本占领时期，而尤其以19401942年间为最盛。关于天津公娼业资本额的情况，可参见表4。表4：1930年初天津公娼业资本额及平均资本额表单位：元2等上3等1元随便下3等6角随便4等5等其他总计妓院数量376655108&n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