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管理毕业论文.doc

编号： 山 东 艺 术 学 院 毕 业 论 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以宁津“斗蟋蟀”习俗为例李敏指导教师： 张 斌 专业名称： 文化产业管理 学位级别： 学 士 班 级： 2010级 学 号： 201007149 论文提交日期： 论文答辩日期：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以宁津“斗蟋蟀”习俗为例摘要：“斗蟋蟀”作为中国古代的博戏文化，已有千百年的历史。到现在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一些地区将斗蟋蟀传统文化加以利用，发展成为一种产业亦或公益性的文化活动，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阻碍其健康发展的问题。本文针对宁津地区“斗蟋蟀”的发展现状来阐述斗蟋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出现问题后当地政府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效果，以便论述“斗蟋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怎样实现文化的转型，得到永续发展。关键字：非遗；宁津斗蟋蟀；产业转型；保护；开发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在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第一章，第二条定义。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第一章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社会风俗。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3年5月8日印发的鲁政字201390号关于公布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宁津斗蟋”已经被批准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斗蟋蟀又称斗蟋，亦称“秋兴”、“斗促织”、“斗蛐蛐”。在明清时期，斗蟋蟀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非常兴盛。宁津斗蟋蟀在2013年被审批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民间风俗的种类来申请的。斗蟋蟀是中国古代民间博戏之一。申遗成功意味着保护与合理开发，对于非遗的保护研究者较多，而对于这种以昆虫保护为名的民间风俗的非遗较少。在2013年申遗成功，掀起了一股“斗蟋蟀”之风。“斗蟋蟀”习俗从古至今没有间断，即使在建国时期遭到禁止，也没能阻止其发展。而毫无规制大发展不免产生与社会发展向违背的问题。由于过度利用其资源终会导致市场混乱问题。本文着重阐述这一习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在其申遗成功后应该怎样保护与合理开发，以免导致传承问题以及发展畸形。一、宁津“斗蟋蟀”习俗简介1、“斗蟋蟀”历史源流“斗蟋蟀”历史十分悠久。在孔子诗经中就有“五月螽斯动股，六月沙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如我床。”的诗句。“螽斯”、“沙鸡”都是蚱蜢的一种，这说明，在当时人们已经把昆虫的活动与时节联系起来，这是关于蟋蟀的最早记录的诗句。古代开始蓄养蟋蟀最早记录是五代时期王仁裕著的开元天宝遗事中的金笼蟋蟀：“每至秋时，宫中妇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李跃忠主编，张振华编著：古代博戏文化踞地斗蟋蟀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第2页。从记录中可见捉蟋蟀在当时是宫中妇女的爱好，而且首先在宫中兴起，然后平民百姓也都蓄养蟋蟀取乐。而“斗蟋蟀”最早出现在唐代。在宋代顾文荐负暄杂录中记载：“禽虫之微，善于格斗。见于书传者，唐明皇生于己酉而好斗鸡，置鸡坊、鸡场，见之东城老父传。斗蛩（qiong）亦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啄，其来远矣。”李跃忠主编，张振华编著：古代博戏文化踞地斗蟋蟀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第3页。 “蛩”意思为蟋蟀，唐朝斗蟋蟀主要集中在皇家贵族，并且把蟋蟀作为宠物蓄养，不惜重金为蟋蟀搭屋建巢，也用很高的价格用此赌博娱乐。南宋宰相贾似道的促织论中亦云：“盖自唐帝以来以迄于今，于凡王孙公子，至于庶人，富足豪杰，无不雅爱珍重之”。，到宋朝，无论富人贫民都珍爱蟋蟀，视之如宝。唐代以后，“斗蟋蟀”活动发展开来，宋代出现了专门的著作描写斗蟋蟀。南宋“蟋蟀宰相”贾似道著促织经，他虽然“玩物丧国”却编著了专门研究蟋蟀的一部昆虫著作，为以后研究提供蓝本。明朝，斗蟋蟀尤为兴盛，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录：“都人好畜蟋蟀，秋日贮以精瓷盆盂，赌斗角胜，有价值数十金者，为市易之。”李跃忠主编，张振华编著：古代博戏文化踞地斗蟋蟀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第16页。可见，明朝就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斗蟋蟀”的器具及市场，且以金钱押注，发展成为赌场。清朝明斋小识记载：“蟋蟀戏由来已久，金盆玉笼，聊寄闲情云尔。至以财帛角胜负，而网利之图设井以诱，则戏而为博也。其间妓舸填集，数可盈千，角口挥拳，无要宵昼。凡酒食所需，靡不有，靡不价至于倍。是中豪华公子，富商奸史，惰农恶棍，宵人巨盗，流丐庸奴，羼杂而莫辨。盖因地列水洼，苏松交界于藏奸最易宜。又值催科之候，县官无暇什及，下此丞尉。皆以受贿，顾得肆无顾忌，纠党横行，某柜某庄，惶然揭出，国法人情，澌人殆尽。局中抛掷金钱，可亿万讦矣。人之身家性命，倾倒者又不知几许矣。可哀也夫！”李跃忠主编，张振华编著：古代博戏文化踞地斗蟋蟀，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第15页。这一记载更加细致，但是也可以看出“斗蟋蟀”之风已成赌博，且愈来愈严重，且禁赌不绝，致使好赌之徒家破人亡。千年来，“斗蟋蟀”习俗有许多有趣的故事，比如“济公斗蟋蟀”“宰相蟋蟀”贾似道，“慈禧斗蟋蟀”等，还有许多传说，这些故事都说明“斗蟋蟀”习俗无论哪个朝代都很风靡。2、“斗蟋蟀”习俗发展现状至现在“斗蟋蟀”习俗以趋向于健康发展。一方面，其他的博戏如象棋、麻将、扑克等占据了博戏文化的一大部分，网游也相当受捧，这一习俗就相对没有以前风靡，人数减少，所以赌博之风渐小。另外，城市化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文化素质提高，只有少部分人因为此而赌博。再次，政府积极引导这一习俗向产业化、健康化方向发展，民间积极组织蟋蟀文化协会组织等，举办秋季蟋蟀友谊大赛，促进各地蟋蟀文化的交流。以山东为例，“斗蟋蟀”活动主要集中在山东宁津、宁阳县。在上海的蟋蟀交易市场中，以宁津、宁阳的蟋蟀交易为主，另外还有安徽、江苏等地的蟋蟀品种。且山东蟋蟀以个头大、斗性强著名。宁阳蟋蟀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当地政府围绕蟋蟀资源，积极促进蟋蟀产业的发展，举办蟋蟀文化研讨会，打造“中华蟋都”品牌。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12年，宁阳参与蟋蟀产业的人数骤增，从1万人到现在的10万人左右，且一虫带动多方产业，如旅游、林果、书画、工艺、交通、餐饮、服务等行业，也催生出了像兑换零钱业，专门从事蟋蟀的饲养、调养师职业，从事甄别估价、代理收购经纪人等职业。 颜廷军：蟋蟀文化产业调查研究以山东省宁阳县为例I,现代商业工贸，2012年第23期，104-105。在宁津，2011年，政府呼吁举办第五届宁津蟋蟀文化节，而且，在这次蟋蟀文化节上，宁津被授予“中华蟋蟀第一县”，建立“中华蟋蟀文化第一馆”，入吉尼斯纪录。该馆集玩蟋、斗蟋、鉴定、培训、收藏、研究、观赏、交流、比赛于一体。馆内收藏蟋蟀罐216对，各类蟋蟀用具39种，蟋蟀标本71个，以多媒体动画、浮雕、圆雕、展板、名人字画等多种形式进行展示。戴玉亮，窦宝国：宁津蟋蟀：传承千年的趣味文化N/OL.，大众日报，2011-10-18，以两县的蟋蟀文化发展现状对比来说，都在走发展市场，壮大产业这一道路，且都趋向于健康发展，能够与现代艺术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人们审美及娱乐需求的文化产品。笔者认为“斗蟋蟀”开始是一个消遣赌博活动，现在经过政府宣传，以此作为一个噱头而发展产业，古时候并没有产业这一说，只是单纯的斗蟋蟀，将一个昆虫赋予传统文化气息，借此发展旅游、影视、餐饮、工艺品等产业，这种方式也正是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方式。而这种方式的发展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下文阐述现代这一习俗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之道。二、宁津“斗蟋蟀”活动中存在的问题。1、蟋蟀资源短缺问题。宁津在气候、水文、植被生长、土壤等方面都适合蟋蟀的生长，在夏秋季节，适度的雨水与秋季的干爽适宜其生长繁殖，也增强其斗性与韧性。以这样的环境，宁津蟋蟀产量多，蟋蟀资源丰富，质量也优等。在古代，蟋蟀量大质优，但是在现代在蟋蟀的质与量上出现了问题。其原因如下：（1）资源短缺，大量捕捉导致虫源减少。越是蟋蟀名产地，其知名度越高，就会有更多的人慕名而来。宁津蟋蟀资源丰富且质量优异，来自五湖四海的爱虫着就被吸引来，另外也导致更多的虫贩子来捕捉蟋蟀。蟋蟀较多的月份集中在7、8、9月，在6、7月份就有很多人来捕捉，这时的蟋蟀主要在生长、繁殖期，个头小，斗性不强。所以会有大量幼虫被捕捉，母虫处于繁殖期，不好动，被捕捉的可能性增大。另外，人们受利益的驱使，不断加大捕捉量，随着捕捉年份的增长，蟋蟀数量越来越少。在2011年的宁津第五届蟋蟀文化节上，来自上海的老王遗憾的说：“如今的宁津市场，真正的本地蟋蟀越来越少，大部分获取于周围县市。”任立松，宋立忠，王猛：宁津蟋蟀：老“蛐”新唱声更远N/OL.，德州日报，2011 年9 月2 日，第 001 版。在近几年的国内赛场上，宁津蟋蟀的出场率也很少了。在宁津蟋蟀文化节上，谢殿华说“那会儿房前屋后全是蛐蛐儿，地沟边随便扒拉几下，就能找到好虫。现在，在本地逮一晚上，也抓不住一只好的。必须开着面包车，跑到 100 公里外的地方去抓。以前虫农抓蟋蟀，以抓大虫为主，碰到母虫和幼虫，一般放生。现在，大的小的、公的母的，只要抓住，就一律不放过。而在蟋蟀市场上，竟然有人专门收购本地的母蟋蟀，虽然一只仅付 5毛钱，但仍然有大量捕虫者在数以百计的提供货源。这种做法，是在挖本地虫子的根啊！” 同上。这也是记者在宁津蟋蟀文化节上的采访。人们都认识到蟋蟀资源的短缺了，由于利益的驱使，各地的虫子已经被寻遍。（2）田间农药的使用。现在农业的发展中，昆虫也不断与农业博弈。在十年前，田间地头的蟋蟀、蝈蝈等昆虫到处可见，随着农业的发展，农药使用量的不断增加，致使土壤中的含药量渐增，蟋蟀失去了可以生长繁殖的土壤环境，易产生变异畸形，导致质量下降。另外，植被也不断减少，蟋蟀隐蔽之处不多，导致其大量被捕捉。（3）近几年雨水的增加。在2010年至今，山东宁津地区夏秋季节雨水较多，影响蟋蟀繁殖生长。秋季雨水多，蟋蟀的斗性减弱。2、行业健康发展问题：聚众赌博，危害行业发展。上文中提到清朝的明斋小识中清晰地记载了“蟋蟀戏”的赌博行为，传统上人们把“斗蟋蟀”作为重要的娱乐活动。在初兴，也只是闲来无聊时的娱乐活动，随着人口增加，经济发展，“斗蟋蟀”活动不断壮大，发展出了市场，人们的投机心理致使其以重金易之，并用金钱作为赌博游戏。投机心理会妨碍“斗蟋蟀”习俗的健康发展。传统上，斗蟋蟀只是消遣娱乐项目,现在以斗蟋蟀为名，发展赌博，招致不必要的法律事件，将这一习俗歪曲，阻碍其健康发展。在2008年，上海警方破获今年最大斗蟋蟀聚众赌博按案，其中33人被行政拘留，24人被刑事拘留，现场缴获赌资52万元，其中有人最多携带了5万现金。 陆慧：上海警方破获今年最大斗蟋蟀聚众赌博案N/OL，新闻晚报，2008年10月29日，在2009年，天津市公安局对“斗蟋蟀”赌博行为严查严打，破获“斗蟋蟀”赌博案件4起，抓获违法人员71人，收缴赌资4万余元。石峤，王嘉军：天津警方集中打击斗蟋蟀赌博OL,中国广播网，2009年12月7日，当时，并没有形成正规的“斗蟋蟀”比赛市场，人们聚众赌博，暗地操作，破坏市场规则。2011年江苏常州查处一起79人蟋蟀赌博案件。针对该案，检察官告诉记者:斗蟋蟀作为一种游戏，本属于普通的娱乐活动。但如果以营利为目的，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根据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属“赌博罪”:组织3人以上赌博，赌资数额累计达到5万元以上的;组织3人以上赌博，参赌人数累计达到20人以上的。奚天宝:江苏常州查处一起79人聚众斗蟋蟀赌博案N/OL，检查日报，2011-11-24，以“斗蟋蟀”为名进行赌博的行为时有发生，且涉及人数较多，这种行为完全破坏了传统文化的气息，而成为借传统文化来非法营利的行为。所以，现在市场仍需要加强规范，保证这一习俗健康传承。三、问题的解决之道1、针对蟋蟀资源问题：人工养殖与宣传。 文化资源是一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斗蟋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资源的保护更是无比重要。蟋蟀如果成为当地稀缺的资源，那么“斗蟋蟀”也就无从谈起了，只能将其保护起来，却不能合理开发利用发展了。针对蟋蟀资源问题，应该确保“蟋蟀”种群的数量与质量，以免野生蟋蟀成为稀缺的昆虫。而当务之急则是确保数量。因为近几年的捕捉已经使蟋蟀数量减少。只有在数量上升的基础上才能发展期质量。现在虫农都认识到好虫难捉了。然而好虫越少，其价值越高，人们的贪念越大，捕捉力度越大，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循环圈。（1）人工养殖蟋蟀是一个不错的方法。现在有很多搞养殖的爱虫着，根据蟋蟀的生长环境，养殖能够“上赛场”的蟋蟀。这也是确保其数量的方法，但是其质量却不能保证，因为蟋蟀所有的野外环境，人工养殖不一定能提供，也会减弱其斗性。（2）针对蟋蟀资源的短缺，宁津县采取的措施：申遗、建馆、举办节日等进行教育宣传。这一系列的措施其实是为保护“斗蟋蟀”着一习俗，并借此发展旅游业及相关产业。同时建立了蟋蟀文博馆并称为“中华蟋蟀文化第一馆”，创吉尼斯纪录。1991年举办了第一届蟋蟀文化节，之后的20年处于停滞阶段，县政府为保护“斗蟋蟀”习俗，在2011年又成功举办第五届蟋蟀文化节，取得空前效果，吸引了北京、上海、天津等10多个城市中爱好蟋蟀文化者的目光，都齐聚宁津广场进行蟋蟀交易。这些举措为县区申遗奠定了宣传基础。在2013年，宁津“斗蟋蟀”风俗成功申遗，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问题一直是制约“斗蟋蟀”习俗发展的瓶颈。与其它地区的对比。这一系列措施只是针对“斗蟋蟀”而不是蟋蟀资源问题，虽然一定程度上起到宣传保护作用，但是致使其知名度更大，导致更多的人捕捉蟋蟀进行交易，进而陷入资源困境。2、针对赌博问题：聚集产业，集中管理；健全市场法规。由于人们的贪念驱使，自古“斗蟋蟀”就有赌博之风。“斗蟋蟀”与其他赌博并无区分，虽然是两虫相斗，实质是人们心里的争强好斗，都是用金钱、实物进行赌博。史记中记载：“博戏，恶业也，而恒发用之富。”李跃忠主编，张振华编著：古代博戏文化踞地斗蟋蟀，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第80页。司马迁将赌博定义为不好的职业。明清时期斗蟋赌博更为明显。清朝王应奎柳南续笔中：“马士英在弘光朝，为人极似贾秩壑，其声色货利无一不同，羽书仓皇，尤以斗蟋蟀为戏，一时曰为蟋蟀相公。”李跃忠主编，张振华编著：古代博戏文化踞地斗蟋蟀，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第27页。这就是明朝即将灭亡时，朝廷中人斗蟋蟀，最后清兵将至，因蟋蟀相公而亡国的记载。清朝，由于人口大增，闲散人员较多，斗蟋之风更加猖狂，开设赌场的人数大增。此时，禁赌成为清朝主要政策之一。大清律例“续增现行例”中规定“凡开鹌鹑圈、斗鸡坊、蟋蟀盆并赌斗者，立即严拿交于刑部，照开局赌博例治罪。”这只是针对普通平民百姓，针对旗人的赌博则更加严厉：“俱照光棍为从例，拟绞监候；赌博之人，枷号两个月，鞭一百。”李跃忠主编，张振华编著：古代博戏文化踞地斗蟋蟀，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第84页。这是自斗蟋蟀出现以来禁赌最为严厉的一次。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与国民教育素质的提高，“斗蟋蟀”风俗健康发展。（1）行业整治，集中管理。上文中提到古代针对赌博问题的政策法律较为严厉，却也不能禁止斗蟋之风。主要是人们心理驱使，拿到现代也是一样。所以仅靠法律政策的严禁是不够的。宁津县的解决之道则是利用“斗蟋蟀”习俗发展相关产业。建立蟋蟀产业基地，如柴胡店蟋蟀产业基地，还有周边区域如尤集镇等。在每年的7、8月份，在汽车站广场前有很多虫农进行蟋蟀交易。将“斗蟋蟀”习俗进行集中管理，便于大型市场的发展，开展有序的文化交易。（2）行业的整治需要完善市场法律法规。古代之所以禁之不绝，原因之一则是市场法规的不完善。禁赌法规大队是针对个人行为，市场行为而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市场混乱。 “斗蟋蟀”比赛有一定的比赛规则，且较为严格，仍然存在“黑哨”及“虫药”现象。对于金钱押注的比赛，涉及资金较多，易出现财产纠纷，所以，现在政府应该明确规定好关于斗蟋蟀文化市场的法律法规。规范斗蟋蟀市场以及相关产品市场。3、针对产业发展问题：转型与升级。从表现形式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体分为“可进入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不可进入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非遗的转型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向非商业化、公益性的方向发展，因为有些是“不可进入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神话故事、宗教仪式；另一种则是商业化、盈利性的，是“可进入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年画、泥塑、木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得到永续发展，不尽要加强保护，更重要的是找出一条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发展道路，这样才能融入人们的生活中，不被排挤。宁津“斗蟋蟀“风俗具有可转型性。“斗蟋蟀”习俗与其他习俗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之所以可以转型成为产业化，因为其中的某些要素可以利用，像动漫一样，动画片中的某一个任务形象可以形象授权，并制作衍生产品。对于“斗蟋蟀”习俗，自古只是以“斗”为乐趣，并没有其他的延伸项目，现代产业化发展为其指明了一条可行的道路。非物质之文化遗产发展的转型之路之一就是将其中的某一个或者几个要素进行产业化，与市场接轨，面向广大的消费人群，产出更多的附加值。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斗蟋蟀”习俗，才能让这一遗产传承，发挥应有的文化历史价值。“斗蟋蟀”习俗可以有两种转型方式，一种是直接的转型，就是专门的“斗蟋蟀”，以“斗”为乐趣，没有其他的衍生产品，也没有其他市场，比如开设“斗蟋蟀”比赛场所、举办蟋蟀文化节及交流会、建设蟋蟀文博馆等。这一种方式面向市场的可能性小，趋向于公益性，为蟋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有利。另一种则是间接转型，做“斗蟋蟀”习俗中的衍生产品，并面向市场，赢取利润。比如蟋蟀葫芦，是一个喂养蟋的器具。现在又许多的艺匠将其精雕细琢，成为一种高档的艺术品，并具有收藏价值（举例子附图片）。再如蟋蟀罐亦称蛐蛐罐，有许多的精品，甚至拿到拍卖会上拍卖，宣德青花螭龙纹蟋蟀罐是一例。蟋蟀罐产业也成为相关带动产业。所以对于“斗蟋蟀”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认为可以向以下几个方向转型：（1）向产品方向发展，延伸产业链。只要能够产业化、市场化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潍坊风筝、剪纸等，都可以发展相关工艺品，投放到市场。首先要有相关元素可以发展成产品，涉及和蟋蟀有关的文化工艺产品，如蟋蟀罐、蟋蟀葫芦、虫笼等，都是可以经加工雕琢成为艺术品投放到市场的。再次，要找准市场定位及市场需求。“斗蟋蟀”风俗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南、华东、广州等地，在这些区域，可以进行市场细分，划分“斗蟋蟀”习俗的集中地与分散地，调查相关人群，确定消费者的年龄、职业等相关元素。再次，这一习俗也有时间限制。一般集中在夏秋季节。时间性、地域性可能会限制其产品的销售。当旺季到来时，不仅相关产品销售好，而且带动当地旅游、餐饮住宿等行业。淡季的时间相对较长，考虑到这一点，笔者认为，可以用延伸产业链的方式弥补这一缺陷。如涉及与蟋蟀有关的工艺品加工设计，斗蟋文化与山东剪纸的结合等。（2）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园。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就非常重视文化生态保护的建设，文化生态是文化与环境、文化与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 其环境要素包括自然地理、生活方式、技术工具、经济形式、社会结构、教育体制、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策法规等，其中每个环境要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文化的变化。马建华；文化生态保护的理念与方法J，福建艺术，2011( 5) : 29-33。宁津县建立了蟋蟀文博馆，吸引了各地的游客，这一博物馆只是静态的保护地，最主要的还是建立动态的具有生机的生态保护园区，一方面，蟋蟀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需要自然生态的环境，另一方面，“斗蟋蟀”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陈列展示。生态保护园区应该再现民间风情，将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演活。生态园区的建立是公益性的保护，由政府支持打造。打造产业园区，又可吸引游客，将传统的“斗蟋蟀”为主发展成为以蟋蟀文化品牌为主，旅游、餐饮、娱乐一条龙的产业链，发挥其市场价值。将公益性与产业性的蟋蟀文化相协调，创造地方品牌。（3）产学研相结合。只有产业，没有学习与研究，则会出现混乱现象。要想扩大产业规模，继续传承发展，更需要普及蟋蟀文化。政府可以建立蟋蟀文化研究所、组织蟋蟀文化交流研讨会等宣传蟋蟀文化；另外，在蟋蟀交易集中地区及集中交易时节进行广播影视宣传效果甚佳。四、实际效果之审视： 针对以上3个问题的整治，宁津县区解决后的效果分析1、有效结果: 1991年举办第一次蟋蟀文化节，到1993年共举办三次。自此蟋蟀交易式微，政府停办文化节。但是当地爱好斗蟋的虫农却没有停止对蟋蟀的捕捉，十几年，宁津蟋蟀交易火爆，如此，在2011年政府重新重视这一文化，借“首届德州（宁津）农民文化艺术周”举办了“第五届中国宁津蟋蟀文化节”旧瓶装新酒，蟋蟀文化品牌自此又打响了。自2013年，每年在广场有很多远道而来的客流来购买蟋蟀、旅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效果，“斗蟋蟀”活动重新在宁津县活跃起来。2、调查仍存在的问题：一是，资源问题。经济社会，对于企业产品，只有“品牌”能够打响了，在人们心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了就是好的文化，但是“品牌”的影像力也是建立在相关资源的基础上。宁津蟋蟀文化品牌重现，并成为县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支柱之一，但是却忽略了资源问题，“斗蟋蟀”大部分需要的是野生资源，质优价高，夏季农闲时候，仍会有大批虫农捕捉蟋蟀。而是“斗蟋蟀”知识普及问题，在宁津广场上，进行蟋蟀交易的大部分是中年妇女，她们对于蟋蟀的品质也不了解。中而年男性则去田间地头捕捉蟋蟀或去其他地方进行交易及比赛。所以蟋蟀知识的普及并不及时广泛。五、结语 现在政府已经认识到保护资源的重要性，世界各国对于非遗的保护更加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取得一定效果，遗留的问题仍需要继续研究与解决。这一风俗不是仅仅停留在保护上，而是对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依近几年县政府的措施，这一产业将成为宁津县支柱产业之一。一个区域的文化发展主要靠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以文化资源为依托。既然“斗蟋蟀”风俗延续上千年，并且宁津也是蟋蟀名产地，加以利用并无不妥，但是保护为前提。蟋蟀资源紧缺现状让这一非遗保护势在必行，这要求开发适当合理。非遗的产业开发最关键的是合理利用可用资源为产业服务。将“斗蟋蟀”中的每个元素进行分析，哪个可以开发利用，哪个不可以。进而找准市场，将可以利用的元素产业化，为人们提供文化消费。针对问题政府采取措施。民间风俗的非遗保护一方面依靠民间组织以及传承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依赖于政府的支持。所以县政府还应加大投入力度，只有这样全县区才能抓好这个主线，为文化的发展找准方向。参考文献：1、 李跃忠主编，张振华编著：古代博戏文化踞地斗蟋蟀，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2、 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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