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中文系适用——论“嵇志清隽”.doc

论“嵇志清隽”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轾（安徽宿县）人，魏时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有奇才，学不师授而能博通典籍；好老庄，不拘礼法；喜道教，修养生服食之事；能音乐，善弹琴。他刚肠嫉恶，厌恶儒家各种人为烦琐礼教。最后遭钟会陷害，被司马昭所杀，临刑前，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嵇康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现存诗53首，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及乐府等，尤以四言为最，幽愤诗为代表诗作；更擅长散文，代表作为与山巨源绝交书。有嵇中散集。嵇康是一个高傲的人，面对衰微的曹魏政权和虎视眈眈的司马氏集团，他可以不去理会此消彼长的朝代兴替，但是做为一个雅好老庄，崇尚自然的思想家，却处在一个充满着虚伪、矫饰、无耻与谗佞的社会之中，没有什么事情比“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更痛苦的了，他想凭借饮酒服药来超脱世俗之事，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现实环境的黑暗与残酷又使他按捺不住自己刚直激烈的性格，总要跳出来说点什么。最后，嵇康终于被推上了断头台，“顾日影而弹琴”，戴明扬先生之嵇康传校注中说广陵散有“杀伐之音”，我想恐怕也是与嵇康清峻之志有着相通之处的，否则嵇康也不会如此喜爱这首乐曲了。嵇康是魏晋时期玄学的代表人物，他所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等观点，以及他与阮籍所领导的竹林七贤的任诞悖礼等行为，不仅仅是对虚伪礼法与黑暗腐朽的政治环境的蔑视与反抗，更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开始由一种群体性思维转向关注个体思维，即对个性价值的重视。在“任自然”这个名目下，嵇康所要得到的是更大的精神自由，是个人选择其生活方式的权利。他们不愿把个人看作是社会的附属品，不愿把依附于封建国家视为个人必然的义务，而强调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要求社会对此给予尊重。它反映了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思辨热情和对人类知性的重视。这无疑是时代的进步、思想的进步。嵇康、阮籍死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正因为如此，嵇阮的精神才尤显珍贵。从宋朝开始，中国又重新确立了儒家文化的程朱理学的统治思想，由于一直提倡“温柔敦厚”的诗风，长期以来文学界对嵇康及其诗文的重视可以说远远不够，经过近世鲁迅先生和戴明扬先生的努力，嵇康的文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又逐渐开始为人们重视，但还需我们进一步进行研究，这无疑将对中国古典文学史、思想史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嵇康的诗文，后人大都以一个“峻”字来评价。著名的南朝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明诗篇中说道：“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刘勰认为嵇康的作品风格是“清峻”，在体性篇中刘勰道：“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在其著作诗品中也提到：“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谕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清人刘熙载在艺概卷二诗概中说：“叔夜之诗峻烈，嗣宗之诗旷逸。”，“清峻”与“峻切”、“峻烈”都是一个意思，“峻”原意是高峭，与其它词连用，或用其原意，或引申为严刻。文心雕龙也好，诗品也好，“峻”字都是用来形容嵇康文学作品的风格，而从流传下来的史料记载看，嵇康本人的性格也堪称“清峻”，本文所要论述的，正是嵇康本人及其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清峻”之风。既然“嵇志清峻”首先是针对嵇康的文学作品提出的，我们不妨看看嵇康的两首诗： 良马既闭，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 厉中原，顾盼生姿。” （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其九）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其十四） 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是嵇康在送哥哥嵇喜从军之时写的，诗表面上是在描写想象中的哥哥的军旅生活，实际上写的则是自己的生活情趣。“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写得充满朝气，昂扬向上；“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写出了一种潇洒自然、从容不迫的气度，所谓“魏晋风度”，无过于此。幽愤诗是嵇康蒙受诬陷时在狱中所作。皮元珍教授在其著作玄学与魏晋文学中道：“当身陷囹圄之际，他仍然坚持自己的高洁品质。诗人前思古人，目睹现实，自述平生剖明心志，展现出自悔、自惜、自叹、自尊的心路历程。及个人不幸遭际带来的内心矛盾与深沉幽怨。”诗中“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表现的是诗人追求宁静淡泊，高洁傲岸的理想与情怀。“咨予不淑，婴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顽疏。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絷此幽阻。实耻讼冤，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岂云能补？”几句，则是对自己遭受诬陷、含冤入狱表示极大的愤慨，作者痛心于自己的“有志不就”，又悲哀自己不能像鸿雁那样“奋翼北游”，但是到了最后，嵇康仍然表明了自己高蹈遁世的愿望。这首幽愤诗言辞激烈、情感怨愤，同时“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还有一种清爽淡雅、超凡脱俗的气质，正体现了刘勰所说的“嵇志清峻”。这首诗具有普遍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古代有正义感的文人面对厄运时的心态与性格。再看嵇康述志诗二首其一： 潜龙育神躯，濯鳞戏兰池。延颈慕大庭，寝足俟皇羲。庆云未垂景，盘桓朝阳陂。悠悠非我匹，畴肯应俗宜。殊类难遍周，鄙议纷流离。轗轲丁悔吝，雅志不得施。耕耨感宁越，马席激张仪。逝将离群侣，杖策追洪崖。焦鹏振六翮，罗者安所羁？浮游太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云汉，饮露餐琼枝。多念世间人，夙驾咸驱驰。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为。述志诗二首是嵇康的“绝命之作”，这是嵇康一生的人生感悟和教训。“诗的主题既有幽愤诗中所表现的对过去参与世事而遇祸的深切痛悔，更有对回归大自然、隐居山林的热望，他以潜伏的神龙与高飞的鸾凤自喻，反复慨叹时不我予、雅志难申而遭遇坎坷的悲愤。”“诗人以强烈的抒怀，直叙的笔法，坦露出真实的心灵。他向慕自由的鸾凤，但在网罗中又怎能自由的飞翔？”（皮元珍：玄学与魏晋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嵇康的悲哀，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士人的悲哀，更昭示了已经觉醒了的那一代文人对理想执著坚定的追求和铮铮铁骨。钟嵘评论嵇康的诗“过为峻切”，正是指其五言诗而言的，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八称：“超旷沉郁，俯视六合，特愤世之辞，一往太尽，都无含蓄婉转。”（转引自胡大雷玄言诗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三版），嵇康的四言诗与他的五言诗比较起来，显得清雅脱俗，而嵇康为数不多的五言诗则大多言辞激荡，峻直峭拔，更能体现其“峻切”之风格。五言赠秀才（又称古意）、答二郭三首等诗，无不如此。与山巨源绝交书可以说是嵇康一生中所写的最重要的一封信，堪称嵇康散文的代表作。用余秋雨先生的话讲，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封绝交信，是任何粗涉中国古典文学的人都避不开的一篇文章。（余秋雨：山居笔记·遥远的绝响，文汇出版社，1998年9月版）在这封信里，嵇康以长篇大论对山涛讲述自己的“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与其说是在与山涛绝交，倒不如说是借机表明自己不愿意出仕的坚定立场和果决的态度，抨击假借礼法之名残害曹魏宗室、大臣并阴谋篡夺曹魏政权的司马氏集团。文中“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说法，则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的精神。正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说：“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作者在这篇书信中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表现出很强的文学性，不仅对已成圣贤的汤武周孔表示了非议，并且连“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这样的话都写进来，敢想敢写，这一点倒是和曹操通脱的文风颇为相似。这封书信全面表明了作者的态度，虽非正面立论，却毫无闪烁含糊之辞，放言无惮，辞锋犀利，风调峻切。用生动的语言，写出作者的真实感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嵇康诗文所呈现出来的“清峻”、“峻切”之风，是和嵇康本人身上“清峻”的气质，“峻切”的性格分不开的。我们常说文如其人。可以说正是嵇康的自身性格决定了他的文风和诗风。晋书本传记载：“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又云：“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时有樵苏者遇之，咸谓为神。”世说新语容止记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这些评价都不仅仅是针对外貌，更有对人物本身的内在气质的评价。“不要说是寻常人物，就是较为英俊的人物，人们也不会使用龙章凤姿这样的词语来评价。可是人们把这样的词语慷慨的用在了嵇康的身上，这表明嵇康的相貌绝非英俊魁梧这样的词语所能形容。英俊魁梧只能说明一个人的相貌，而无法表现人物的气质和品格。而龙章凤姿不仅表明一个人相貌出众，而且更表明人物的品格高洁脱俗，傲然不群，特立独行”（卫绍生：魏晋文学与中原文化 学苑出版社）。罗宗强教授在我国古代诗歌风格论中的一个问题中道：“峻整的峻，本来是形容山的高削的，用以形容情志，就有刚直激烈的意思。刘勰说：嵇志清峻，钟嵘说嵇诗峻切，刘熙载说嵇诗峻烈，峻，就包含着刚直激烈的意思。不说刚直激烈，而说峻就给人以一种联想，从高耸削直的形象或急促的旋律，联想到刚直激烈的情志。”思旧赋李善注引干宝晋纪称嵇康：“矜才而上人”。这说明嵇康性格里还有清高自许的一面。嵇康家道清贫，常与向秀在树荫下打铁，不为谋生，只是随从自己的意愿。贵公子钟会有才善辨，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带来大批官员，嵇康一见这场面就很反感，没理睬他，只是低头干活，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袖而去，由此钟会深恨嵇康（晋书·嵇康传）。钟会乃世家公子，后来又备受司马氏宠信，而嵇康出身贫寒，只做过一个只有官衔没有实权的中散大夫，而且做了不久就辞职了，可以说嵇康的社会地位远不及钟会。即使是钟会屈尊拜访，嵇康也不买帐。甚至在钟会临走时还出言讥讽，其性格之“清峻”，可见一斑。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也坦诚：“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嵇康的本性就是“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所以当他的朋友吕安被其兄吕巽诬为不孝的时候，又是嵇康站出来，写了与吕长悌绝交书，并且出面为吕安做证辩解。结果亦遭诬陷被捕入狱。我们来看看嵇康死时的情景吧：“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寻亦悔焉。”（世说新语·雅量）世说新语把嵇康之死归入了雅量篇中，不仅只是针对嵇康面对死亡时从容淡定的态度而言，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嵇康是以自己的一身正气，对置他于死地的司马昭、钟会之流表示不屑与蔑视。鲁迅说：“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嵇康雅好老庄、崇信道教，也有一些寻仙访道之举，有时甚至被别人误以为是神仙。所以，嵇康面对世俗虚伪的官场，自然感到与自己的本志相违悖，于是宁死也不肯投向当权者了。虽然嵇康是曹操的孙女婿，但是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他是拥护曹魏政权的，只是怀有篡位野心的司马氏集团用虚伪矫情的礼法、孝道来作为约束社会的行为规范，这才使崇尚“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精神自由的嵇康、阮籍等人对出仕感到深恶痛绝。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嵇康的“清峻”之志。陈寅恪先生曾将“竹林七贤”分为三类：嵇康作为竹林名士的领袖人物，自成一派；阮籍、阮咸、刘伶等因无意仕进而属于中立派；而山涛、王戎、向秀等又因为仕晋而又成一派。（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六章第二节，105页）这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说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嵇康身上有着与其余六位竹林名士截然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嵇康有着一种坚决的追求自由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他面对司马氏残酷的高压统治而毫不妥协，展现出自己刚直激烈的性格特点。如果说竹林名士其它几人的行为或隐逸，或狂放，或甚而至于悖礼，这些都在阴谋篡夺曹魏政权的司马氏所能容忍的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名士的行为并没有危及到司马氏的篡权阴谋的实现，而且这些名士在主观意识中也没有嵇康这样强烈的叛逆精神。而且嵇康从理论上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等观点，并且用实际行动认认真真的实践了这个观点。这样就使嵇康从整个思想感情上与礼法社会、当权者尖锐的对立了起来。因为在整个司马氏控制的朝廷中都弥漫着一股伪饰之风，他们表面上以礼法治国、以孝道治国，而实际上这些当权者才是不忠不孝甚至男盗女娼之辈。阮籍等人的行为只是不守礼法，而嵇康还要著书立说，去揭露、去批判这种虚伪矫饰的礼法社会，鲁迅分析：“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的，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这是鲁迅先生的笔误，应是司马昭，但真正坐上帝位的，却是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笔者注。）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山涛这样的仕晋派就不用说了，阮籍等中立派最多也就是采取不合作态度，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还能委曲求全一下，比如阮籍作劝进表。但是，只有嵇康，不仅不合作，还要针锋相对的与之对抗，与山巨源绝交书不就是一篇战斗宣言吗？这是嵇康与其它竹林名士的第一点不同。晋书·嵇康传中提到嵇康经常进山采药寻仙访道，并且遇到了孙登和王烈两位高人。另外嵇康还创作了游仙诗。嵇康的游仙诗共有两首，其中一篇是四言诗，现在仅存残句：“翩翩凤辖，逢此网罗。”（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另一篇作品是比较完整的五言诗：“遥望山上松，隆谷郁青葱，自遇一何高，独立迥无双，愿想游其下，蹊路绝不通。王乔弃我去，乘云驾六龙。飘飖戏玄圃，黄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旷若发童蒙。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蝉蜕弃秽累，结友家板桐，临觞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神仙传谓“嵇叔夜有迈世之志”（转引自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正是这首诗的立意。他的求仙欲望十分强烈，几乎在一派仙境中陶醉了。诗人通过对幻想中的仙境的描绘，也委婉地表达了对世俗生活的不满与愤激。他对人世的生活是有厌倦之感的，所以他在重作四言诗七首（一名秋胡行）其六中写道： 待添加的隐藏文字内容3 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凌厉五岳，忽行万亿，授我神药，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练形易色，歌以言之，思行游八极。（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反复咏叹的句式，显示了诗人求仙的虔诚和热情。诗人试图在仙境中求得精神的解脱。刘熙载说：“嵇叔夜、郭景纯皆亮节之士，虽秋胡行贵玄默之致，游仙诗假栖遁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乃知识曲宜听其真也。”（艺概卷二诗概）刘氏所论颇为中肯。显然，嵇康也是借游仙以抒情的。也可以说，除了自幼雅好老庄，崇信道教，常言养生服食之事的原因之外，也因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而感到愤懑，嵇康才转而产生了这种寻仙访道的愿望。而嵇康之外的竹林名士，或沉醉于酒，或沉迷于财物，或钟情于仕进，都没有嵇康这种高蹈出世的神仙之想。刘勰所评“嵇志清峻”之“清”字，就有清静淡泊，超凡脱俗的意思。正如上文中所引用的鲁迅先生的话：“吃药（指服食五石散。笔者注）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这是嵇康与其它竹林名士的第二点不同。嵇康“清峻”的性格很大程度上与自己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有关。嵇康很小的时候父亲嵇昭就去世了。这一点晋书·嵇康传中记载：“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嵇康自己也在幽愤诗中说：“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可见嵇康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就死去了，嵇康是在母亲和兄长的抚育下长大的。“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姐，不训不师。”由于母亲和哥哥的宠爱，使嵇康从小就养成了骄纵的习惯，既没有得到严格的训教，也没有得到严格的师授。这一点可以从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得到印证，既然是不涉经学，嵇康当然不会受到种种世俗礼法的繁文缛节的教育，反而使嵇康有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来学习当时已经兴起的“清谈”与“玄学”。晋书·嵇康传中说他：“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老子的清静无为，庄子的逍遥洒脱，都深深的影响到了嵇康，这些都会使嵇康变得无心仕进，加上英俊的外表和洒脱的气质，甚至会让人误以为他是神仙，他在深山中采药时还遇到过两位世外高人：一次是孙登，一次是王烈。而他学得广陵散的经历更是堪称离奇：“初，康尝游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与康共谈音律，辞致清辩，因索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仍誓不传人，亦不言其姓字。”这个故事后来还被太平御览里的灵异志敷衍成了带有鬼神色彩的志怪小说。宽松的成长环境和奇异的经历都导致了嵇康清高耿介的性格和崇尚清静自然的精神。和他志趣相投的人，他能以琴、酒招待；和他志趣不相投的人，他一概不理。这一点倒是和阮籍的“青白眼”颇为相似。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嵇康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魏晋南北朝除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外，近四百年的时间，一直处于一种政治上的混乱状态：争战不休、朝代更迭、血腥杀戮。从正始年间开始，曹魏政权由强转弱，司马懿一党与曹爽一党明争暗斗，互相倾轧，都企图置对方于死地，最后由于司马懿善于韬光养晦，暗中积蓄力量，终于乘曹爽兄弟随齐王曹芳出城拜谒魏明帝曹睿的陵墓之机，发动政变，并且诛杀曹爽兄弟，从此大权完全旁落于司马氏家族手中，司马氏在朝中清除异己，大肆迫害忠于曹魏政权的大臣，正如晋书·阮籍传中所云：“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正始名士的领袖人物、嵇康的姑父何晏（嵇康是何晏的侄女婿，参见卫绍生嵇康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就是因为属于曹爽一党而被杀，其它名士如夏侯玄被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所杀。嵇康的妻子是沛王曹林的女儿长乐亭主，既然沾上了这层关系，不管嵇康在自己的头脑意识里是不是拥曹，司马氏家族都会将他作为一个敌人来看；不管嵇康是不是想参与政治，他已经被卷入了政治旋涡之中。司马氏为了明正言顺的夺取曹魏的政权，开始用虚伪的礼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最典型的便是提倡孝道，以“孝”治天下。于是，为了博取“孝”的名声，出现了很多假孝、伪孝的人。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有一个孝子，在父亲去世后搬进父亲的墓道去住，一住就是十年，时人谓之“孝”，但是这个人搬出墓道的时候竟然带出来一群孩子。更有一个“孝”子名叫周泽，官居太常，主要掌管礼乐郊庙社稷事宜，他经常要住到祭祀的斋宫去，不和夫人同居，有一次他在斋宫生病，他夫人去看望他，他便大怒，说夫人干犯了大斋禁，是大不孝，便送去诏狱谢罪，这种极端的孝行，已经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这样的假孝、伪孝，就是司马氏集团所提倡的。而这样的环境，正是嵇康所生活的一个大环境，竹林名士们都“有着敏感的政治头脑，对于统治者的权力之争，早已司空见惯，大可不必为某个政治力量的兴衰过分认真，自然也不会相信曹魏政权千秋万代的神话。但是，当他们目睹司马氏集团用最卑鄙、最毒辣的手腕为篡权而制造的一起起血案之后，政治的黑暗与残酷，使他们感到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可抗拒而又无法摆脱的力量压迫着，窒息着，忧郁的心灵在十分无情的现实面前矛盾而痛苦。”（皮元珍：玄学与魏晋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嵇康自己无力改变现状，又不得不以清醒和理智的思维去面对恐怖和虚伪的现实，他的精神痛苦就显得尤其尖锐、深刻，把这种痛苦诉诸于文字，用以抒发自己的幽愤，其文风之峻切，正在于此。钱穆在国学概论中说：“魏晋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个人自我觉醒是已。”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这一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宗白华在艺境 ·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道：“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不断，朝代更迭频繁，使汉朝建立的大一统局面被打破，卫绍生在魏晋文学与中原文化一书中就提到：“天下大乱必然导致社会无序，而社会无序又造成了文化的失范。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思想观念的越位；文化行为的悖谬；道德观念的变异；价值尺度的失衡。”这些变化造成的最大结果就是从汉武帝开始持续了三百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被打破，固有的社会规范、道德准则都开始变化。儒家思想及其所规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都不再是人们所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这一时期，文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与魏晋玄学的勃兴，使文人由关注国计民生开始关注自身，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开始出现了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嵇康所生活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前面讲过，政治环境的黑暗和残酷，使嵇康的内心矛盾而痛苦。因此只有远避时俗，崇尚自然，高扬起自我的旗帜，才能获得暂时的解脱。嵇康之饮酒与服药绝不是简单的追求感官刺激，而是“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曾几何时，在儒家经典的禁锢下，人们失去了自我，人性萎缩、精神扭曲、精神僵化。“三纲五常”这样的教条像一条绳索把人们捆绑在清规戒律之中。“克己复礼”把人们变成了被道德驱使的工具，即使如汉末杨震、李固、李膺、范滂这样的忠臣烈士，也无不如此。但是他们所献身的“君臣大义”、儒家礼教却并没有回报给他们什么。如果说在清明盛世，他们这样做是在为后世开太平的话，那么在崇尚武力、权力、实力的乱世中，他们只能成为一个儒家礼教的牺牲品。正是天下大乱导致了“名士少有全者”， 所以鲁迅先生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礼教吃人”。 这也许正是文人们由关心国家大事开始转向关注人生短暂、命运无常；开始关注人个人的生命质量，因此也就有了及时饮酒行乐、服药以求长生的名士风流的原因吧。而对嵇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影响最大的，还是一种新的哲学思潮魏晋玄学。这是一种与当时社会和人的精神相适应的哲学理论体系，用来帮住人们找到避免战乱争斗的思路，引导世人克服对生命凶险的恐惧，提供消除精神痛苦的慰藉，给思想自由、个性张扬更广阔的空间秩序。玄学的本质特征正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言意之辩中所说：“夫玄学者，谓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cosmology）而进探本题存在（ontology）。论人事则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玄学的主要内容是易经、老子、庄子，所以也叫做“三玄之学”。魏晋时代几乎所有的名士都在史书上被记载着“雅好老、庄”，“以重感情、重生命、重才华、重尊严的人格追求来反衬名教生活的虚伪与乏味。”（皮元珍：玄学与魏晋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嵇康本身就是个玄学家，可以说作为玄学家的嵇康比作为文学家的嵇康更为出名。 嵇康崇尚“真”与“自然”，他的论文释私论难自然好学论就阐明了自己的这种观点。老庄思想是嵇康的一种精神寄托，“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疑。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隐姿就长缨，卒为时所羁。”（嵇康五言古意）就表现出了有才华之士不愿出仕于乱事又欲隐不能的痛苦心境。所以才有了他在释私论中打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旗号：“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嵇康认为：“心无所矜，而情无所系，体清神正，而是非允当。忠感明天子，而信笃乎万民。寄胸怀于八荒，垂坦荡以永日。斯非贤人君子，高行之美异者乎？”顺着自己的自然本性行事，坦坦荡荡， 无论是“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始终都保持自己的纯真本性。这就是嵇康所选择的人格模式。正因为“真”，所以才不会阿附权贵；正因为“自然”，所以才会“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嵇康将庄子“无物忘我”的精神境界演绎为一种“清虚静泰，少私寡欲”，优游自适的面对人生，不仅是为自己养生怡性寻找了新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以理想的自我战胜现实的束缚，超越名教，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这种深情而执著的理想，是“嵇志清峻”的又一契合点。在上面的部分中我们分析了“嵇志清峻”的表现及原因。同时我们也能注意到，即使是刘勰、钟嵘异口同声的说嵇康“清峻”、“峻切”，甚至嵇康都承认自己“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但是嵇康也有着自己 “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晋书·嵇康传）的另一面，王戎就曾经说过：“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嵇康自己也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可见嵇康是有老老实实、装聋作哑以保全自身的想法的。在吕安妻子被吕巽奸淫以后，吕安曾想去官府告发吕巽，是嵇康劝吕安不要闹到官府。后来吕巽诬告吕安不孝，累及嵇康，才有了嵇、吕二人被诛之事。嵇康在幽愤诗中也曾表达了对自己“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行为的后悔之意：“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惠，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最耐人寻味的是，作为竹林名士领袖的嵇康和阮籍，都教育自己的儿子不要再学自己的狂放无礼，阮籍告诉自己的儿子阮浑说：“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嵇康则是写了一篇家诫，谆谆告诫自己的儿女，要谨守礼法。张溥在百三家集颜光禄集序中道：“嵇中散任诞魏朝，独家诫恭谨，教子以礼。”（转引自戴名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嵇康阮籍一方面领导竹林七贤任诞放荡、不守礼法、诗酒风流，一方面又告诫后人谨守礼法，不要效仿父辈。这看似自相矛盾，其实原因又很简单，鲁迅先生早就解释过其原因：“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际上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先生这样说也未尝不可，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老庄思想所赋与嵇、阮的崇尚“真”与“自然”的精神使然，因为崇尚“真”与“自然”，所以就看不惯虚伪、矫饰与奸诈、狠毒。他们以清醒和理智的头脑去面对虚伪、矫饰与奸诈、狠毒。可想而知，他们的精神是多么的痛苦。别人看到竹林名士们如何潇洒风流，但是对他们内心的痛苦又有几个人能知道呢？这样活着其实很累，为了不让后人也像自己这样痛苦，他们才会告诫自己的后人不要再学父辈的放诞无礼。于是上文所谓矛盾自然也就不成为矛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