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本科毕业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贵州自治学社研究.doc

目 录摘要2关键词3前言4（一）选题的原因及目的4（二）国内外研究现状5（三）研究方法和选题意义6一 贵州自治学社简介6一、贵州自治学社成立的背景6（一）贵州自治学社的成立7（二）自治学社的活动8二 贵州自治学社社员对立宪的认同9一、自治学社与宪政派：利益认同9二、革命分歧与民族利益10三 自治学社革命化12一、自治学社转向革命12（一）四川保路运动的发生12（二）自治学社与哥老会13二、革命胜利，贵州光复14（一）武昌起义的爆发及贵州的光复14（二）革命失败15（三）自治学社的历史作用16结语16参考文献17致谢18辛亥革命时期的贵州自治学社研究摘要：今年是辛亥革命胜利的一百周年纪念日，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中学社、会党、海外华侨等对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贵州自治学社即是众多学社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以自治、立宪为理论核心和思想基础，对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它是辛亥革命研究者注意的团体。但是，自治学社在成立初期与立宪派的关系暧昧，共同拥护清政府实行改良政策，而在后期与革命派互相结合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自治学社经历了从改良、立宪到革命的过程，对辛亥革命的进展起到促进作用；又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造成了革命的失败。关键词：辛亥革命 贵州 自治学社The Study on Guizhou during the Revolution Society of AutonomyAbstractThis year is the centennial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Revolution, Revolution is a landmark in modern history of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Society which will be of the party, overseas Chinese and other victory on the Revolution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and Guizhou, which is one of many autonomous Society Society for the organic component of the self, the core constitutional an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theory,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t is the Revolution researchers note groups. However, the autonomous Society in the early days of ambigu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stitutionalists, modified the common support of the Qing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policy, while in the latter part of each other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overthrow of the Qing government's rule. Society has gone from self improvement, the constitutional process of the revolution, the progress of the Revolution play a catalytic role; and because of its inherent limitations, resulting in the failure of the revolution.Key words: Revolution; guizhou; Autonomy society前 言（一）选题的原因及目的今年是辛亥革命胜利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开辟了几千年来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开始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阶段。它一举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集中代表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旧的封建顽固势力，并且废除了传统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民主政体。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是它作为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因此仍不失为伟大革命。它的失败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开始，为后来的革命者作出指导，使得后继者在革命的思想上有了更高的觉悟，也因此迎来了五四运动，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武昌起义是发生在反清浪潮运动高涨中的一次偶然事件，虽然起义之前经过周密的计划，但是由于消息走漏而不得不提前发动的一次伟大起义。它的胜利使革命浪潮聚卷全国，贵州继湖南、江西、陕西、山西、云南等省起义之后，亦宣布独立。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促成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清王朝的彻底覆灭，民主共和的思想也彻底地毁灭了专制王权。贵州的光复是全国辛亥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贵州自治学社的努力密不可分的。由于贵州辛亥革命很快归于失败，自治学社党人横遭杀戮，有关文献亦被销毁，故搜寻资料十分困难。因此，长期以来，在研究贵州辛亥革命史的许多论文著作中，大多数学者认为“自治学社是一个自始至终的革命组织”。例如，张恒平、陈世和在试论贵州自治学社的性质（参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北京：中华书局，第447页）一文中就认为自治学社属于同盟会的一个分会，是得到孙中山承认的革命组织；但是邱捷在论贵州自治学社兼论辛亥革命时期立宪派的一些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辛亥革命论文集，编者,1981.第279页）中就认为“自治学社不仅不是同盟会的分会，1911年以前也不能算革命党组织”；有人说，自治学社公开的社纲只是掩护，成立后即“密谋革命”；也有人说自治学社发展社务是革命工作，有记载如下：“奔走党务以张泽均最力，尝只身匹马，足迹遍于上下游，所至早谒耆老缙绅，贤豪魁杰，语以政乱国危，非结合团体，不能救亡，发言流涕，闻者莫不感动，故经过之地，分社随之成立”（辛亥革命（丛刊）（六），第429页。）那么，贵州自治学社是否属于革命的组织呢？后期又怎么会发生转变呢？我认为，这是一个组织成立发展完善的过程，如果只从某个阶段或者它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来看，都有失片面性；自治学社在最初就与立宪派在政治上的主张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但为了民族利益及其自身的利益，学社积极鼓动新军，传播革命思想，既可以为己谋福利又可以挽救国民以水火之中。因此，贵州自治学社是从最初与立宪派千丝万缕的联系到积极转变到革命这一过程的。自治学社在它的认识达到一定高度而在当时社会形势允许的情况下，能够转变成为革命的组织并且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但由于其自身认识水平的限制性与革命目标的模糊性决定了它最终被反革命所击垮。基于以上的原因及目的，我谈一下自己的浅见。（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国内外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在国外尤其如此，在20世纪中期国内正在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如火如荼地进行大研究时，国外已涉足辛亥革命的研究了，当然了，即使如今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且范围宽广，但是我们不能说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完善，而只是走向成熟。尤其是对贵州辛亥革命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因为贵州辛亥革命很快归于失败，自治学社党人横遭杀戮，有关文献亦被销毁，故搜寻资料十分困难。较为可靠的资料是自治学社早期创办的刊物自治学社杂志，目前贵州仅见第一、二、三期，第一期发行于1907年12月，第二期是1908年8月，第三期是1908年10月，三期杂志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贵州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辑录了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收入此书的资料，在当时多是未刊载过的。其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函电、文告及报刊摘录，第二部分是亲历者的记述及回忆，第三部分是主要人物传记。其他有关贵州自治学社研究未有相关专著。不过在每隔周年纪念都有少量相关论文，例如，刘毅翔的略论贵州自治学社与同盟会贵州分会发表于中华书局出版的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六辑上，1991 年以论文略论贵州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参加辛亥革命 80 周年全国学术纪念会。有 30 万字专著辛亥贵州人物传稿 ( 未刊行 )。国外对自治学社研究有少量论文，（美）高慕柯（Michael Gasster）：辛亥革命之再探讨及（美）薛君度（Hsueh Chan-tu）：辛亥革命新论；法国白吉尔的相关研究。（三）研究方法和选题意义本文运用历史学的相关研究方法，重视史料和史实与档案资料相结合，以对辛亥革命时期贵州自治学社从改良、立宪到革命的一系列转向进行研究。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沉重打击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旧的封建顽固势力，创建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民主政体。它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伟大的解放，民主共和思想由此深入人心。它为以后的中国革命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而贵州自治学社是辛亥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辛亥革命中，推翻了清政府在贵州的封建统治，有利于贵州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此，对贵州自治学社的研究，有利于增加对辛亥革命在贵州胜利的认识，并能在革命失败后反思其失败的原因，总结教训，对以后的中国革命做出较有意义的借鉴。一 贵州自治学社简介特殊的历史事件是一定历史关系的产物。在历史的研究中，应该把特殊的历史事件与一般的历史关系结合在一起，“用特殊来说明一般，又用一般来解释特殊。一方面，应把握每个历史事件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要在这个历史事件与其它历史事件的有机联系中来研究这个事件。首先，把这个历史事件放在一定范围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研究，然后，把它置于整个时代，整个历史阶段的广阔背景之下进行考察。” （美）高慕柯（Michael Gasster）：辛亥革命之再探讨。贵州自治学社即是晚清中国出现的特殊历史产物，说其特殊，是因为在长期封闭不受中央王朝垂青的边陲贵州，能在晚清数省中崛起而响应辛亥革命，当然对中国历史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研究辛亥革命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胜利必须研究贵州辛亥革命这一个例的胜利，两者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没有部分的胜利就没有全局的胜利。而要研究贵州辛亥革命的胜利就自然与贵州自治学社与贵州宪政会密切相关，尤其是自治学社，从响应晚清政府的“新政”，实行宪政改革，因此曾与宪政派关系暧昧，共同努力创建谘议局，推进宪政改革；而当中央政府用所谓的“新政”欺骗百姓，掩人耳目，而其实是进一步集中权力于满族统治者，削弱地方及其汉族大员的权力时，贵州自治学社毫不动摇地参与同盟会，促使贵州独立。一、贵州自治学社成立的背景日俄战争，立宪小国日本打败了专制大国俄国，中国工商界和教育界受到极大的刺激和鼓舞。他们以为从中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道路。南方报说：“大哉！日俄之战！岂非天意所以示其趋向而启中国宪政之萌芽者乎？彼俄之见衄于日也，非俄之败于日也，乃专制国败于立宪国也。”转引自东方杂志第2卷第10期。 梁启超也说，日俄之战乃是“专制国与自由国优劣之试验场。”梁启超：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新民丛报第62号。学习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形成弥漫一时的思潮。时报曾不无夸张地说：“通国上下，望立宪政体之成立，已有万流奔逐，不趋于海不止之势。” 时报光绪三十年八月七日。当时一部分封疆大吏和驻外大使节也纷纷奏请立宪，终于迫使清政府于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从此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开始活跃起来，立宪团体纷纷出现，著名的有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粤商自治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贵州的宪政预备会等等，其他各地规模较小的宪政研究会、自治研究会等团体，据统计全国不下80余个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90143页，清季结社表。日本打败俄国之后，开始在亚洲称雄，因此而与中国的矛盾加深化，同时各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而国内处于清吏压迫之下，民情思变，各革命团体以不同之假名，应运而生。至此，中国国内外矛盾再度加深，国内改革革命之呼声进一步高涨，在此背景下，贵州自治学社成立了。（一）贵州自治学社的成立贵州自治学社，即贵阳自治学社，创建于丁末年（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年）（按：一般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下同。）冬，黔省志士张百麟、黄泽霖、钟昌祚、陈永锡、谭西庚诸人组织一爱国团体，名“自治学社”。旋通款于留东学生平刚、于德坤等，得同盟会本部许可，认为黔省通信处，自是党务逐渐发达；用成辛亥革命黔省响应大功冯自由：贵州的组织与活动，摘自作者所著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参见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第357页。根据以上描述，贵州自治学社对辛亥革命是有大功的。但是，部分学者认为自治学社不属于同盟会的分会。也就是说并没有得到同盟会总部的认可，而只是贵州自治学社社员的一厢情愿而已，或者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抑或是突出自己的地位。邱捷就在其论文论贵州自治学社兼辛亥革命时期立宪派的一些问题中否认自治学社是同盟会的分会，他认为，自治学社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它与同盟会有过联系，但并没有成为同盟会的组织。它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从它的领导骨干的思想、它的纲领和实际活动来看，自治学社应属于立宪派。但由于本身的一些因素，加上革命党人的工作，自治学社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转向了革命，成为策动贵州独立的主力。他说，自治学社成立时，同盟会领导核心已发生分裂，主要领导人也已先后离开东京。此后两三年，日本的同盟会总部“群龙无首，一般散沙”，只是靠留在东京的各省会员用“不断集会”的方法“维系着同盟会的组织不散”吴玉章：辛亥革命，第9697页。革命逸史记在关于自治学社被同盟会吸收一事：“时平刚为黔学生贵州同盟会分会长，于德坤······等为评议部议员，遂开会议决承认自治学社社员为同志”冯自由：革命逸史三集，第357页。可见，所谓接纳自治学社加入同盟会一事，是在同盟会总部不健全时少数贵州籍会员的决定。由于有著作提到自治学社加入同盟会一事得到孙中山的批准，他也否认了此种观点。他说，自治学社的骨干周素园、黄济舟的著作没有提及此事。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和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有关贵州的内容大都是原自治学社社员提供的，也没有记载孙中山同意接纳自治学社的事。如实有其事，那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平刚在1926年写成的贵州革命先烈事略也没有提到。实际上，自治学社成立后几年，孙中山都不在东京。与自治学社有联系的平刚，当时与孙中山的关系也并不特别密切。而且，孙中山在发展组织吸收党员方面向持严肃慎重的态度，不会如此轻易同意吸收一个他所不了解情况的组织入会。所以，所谓同盟会接纳自治学社一事，只是少数贵州籍同盟会员和自治学社社员通过书信往来决定的事，当时，既没有得到同盟会领导机关的认可，也不为多数自治学社社员所了解。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的，那是否就如同邱教授所说的自治学社并不是同盟会的分会呢？我们再看一下费正清在其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关于同盟会的记载。“经过一系列筹备会议以后，1905年7月30日在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家中组成同盟会。约有七十人出席，实际上全是中国留学生，他们代表了十八个省中的十七个省。正式的成立大会定在8月20日举行，这次是在坂本金弥家中举行的。有三位日本人宫崎滔天、平山周和萱野长知是正式会员，宫崎在1907年被授予代理权，以便作为该会的日本代表谈判武器给养。同盟会在留学生原在东京成立的各省同乡会的基础上组成；它另外还有传统秘密会社的宣誓仪式和秘密活动的特点，这些都是以三民主义和五个口号的名义进行的。”陈承仁在国民革命在贵州之经过概述中记载：“纪元（乙巳）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张百麟将自治学社组织工作详情，密送平刚，转呈中山先生后，经考查结果，准自治学社加盟为贵州分会，以平氏为分会长，正式在贵州成立。但为掩护工作起见，对外仍用自治学社饰名。” 参见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第346页。他也认为贵州自治学社是同盟会的一个分会，并得到孙中山先生的确认的。从上面不同的记载，我推测贵州自治学社是属于同盟会分会的。因为十七省中肯定有一省就是贵州，不只是这一点，从邱教授的观点来看，他也是凭主观认为“平刚与孙中山的关系也并不特别密切。而且，孙中山在发展组织吸收党员方面向持严肃慎重的态度，不会如此轻易同意吸收一个他所不了解情况的组织入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孙中山及其同盟会是有可能接纳贵州自治学社的。就算是孙中山在发展组织吸收党员方面向持严肃慎重的态度，但是在同盟会分裂时，同盟会部分会员为了挽救这一团体不至于奔溃而实行的连结也可以称其为分会，实属不可呢？（二）自治学社的活动自治学社的主要活动是：发行自治学社杂志（以下简称杂志），进行宣传演讲，筹借钱款，发展社员，参与竞选。负责贵州国民革命策动、训练、宣传全责，求与各省同志，在同一号令下，一致行动。其奋斗目标是自治立宪。1907年底出版的杂志第一期载有发起自治学社之预约一文，其主要内容为：1、发起人以成立宪为宗旨，赞成者当先审定，然后认可。2、发起人以自治为现今救国唯一之目的，赞成者必同此目的。3、发起人以平和公慎、不害治安为求达目的之方法，赞成者当认可此方法。该期杂志还摘要刊载自治学社社章：4、本社以预备立宪、催促立宪为宗旨，立论者必负责，入社者必列表，与他党有别。5、本社最初宣言认定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为希望立宪之方法，凡研究、行动皆以自治社纲。6、凡是具有品学之人，只须认定本社立宪宗旨及自治主义，愿守社章，自书姓名，得本社社员二人介绍，即认定为本社社员 自治社章程，杂志第一期，第3页。同时为求工作顺利，事机秘密起见，决定采用下列特殊机构与范畴：1、三层组织“中心”、“骨干”、“外围”。2、三部分工“干部”、“党部”、“自治学社”。3、二幕方式对外活动用饰名之“自治学社”，对内用“同盟会贵州分会”、“国民党贵州支部”。4、两重政策形式：组织政党 实际：厉行革命5、宣传工具西南日报、自治学社杂志等。6、教育方面筹办公立法政学校、光懿小学、贞静小学、乐群小学，并参入陆军小学校。7、政治方面运用昏庸之清吏投其所好，操纵指挥。8、民众方面宣传异族之残酷行为，发扬其民族革命精神，并检举贪污土劣之事实，以激发其革命思想参见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第348页。从上可以看出自治学社是以立宪为宗旨，以自治为目的，而自治的方法是“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三大自治，把这“三大自治”作为“唯一救国之目的”。所谓的“个人自治”就是“吾人现今保国，当用国民责任说。故研究现行之方法，首以国民责任为大前提，借以唤起一般人之责任心。即以个人自治说为起点,盖国民有一份责任心,智识道德即随之增长,国内有一责任国民,国家即多一份力量。” 自治学社成立演说，杂志第三期。在地方自治制一文中说明道，“地方自治”：“······凡国家之害，多由官民轧轹而成。以自治预之，则官吏、绅董共任地方行政之事，上下之情既达，且为绅董者，从事于地方之政务，隐隐于中央政府消息相通，则官绅冲突之事自少······。” 地方自治制，杂志第二期，第16页而“国家自治”在张鹤麟（自治学社早期负责人）的演讲中有明白的表述，他认为：“自治之意义虽专指地方行政而言，然据吾人之解释，个人与国家无不可以包含于其内者也。本此为主义······以国家自治为最终之面积（即以国家主体说为正。而欲国家保完全独立之主权，不受他国之干涉，而国际公法之原则，仍与他国共遵守之，故曰国家自治。对内则促代议制确立，······此为国家自治之学说）” 自治学社成立一周年演说，杂志第三期。其实此“三大自治”只是一个形式上之标识，真实的企图是“建设贵州，结合西南，以参见恢复中华”，“厉行寄军令于各级自治，寓练兵于乡团屯垦，拔储将校于会党学校，藏资源于城市农村，发动全省军民力量，苦干三年。”贵州自治学社作为一个革命的团体正式成形，但由于其组成人员复杂并大多是乡村耆老及晚清知识分子，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作为对政治上层官僚机构之影响仍在起作用，部分耆老及知识分子仍寄期望于中央政府，借改革之口行利益之实，他们仍贪恋于权位利禄，因此，即有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的分分合合，难分难舍，使得革命曲折复杂。而从合到分中间连结的纽带即是利益关系。二 贵州自治学社社员对立宪的认同前面已经说过，自治学社与立宪派最初在政治上并无根本的区别。两派在革命前后曾一度上演了一段颇为激烈的“党争”，对贵州政局有着深远的影响，自治、立宪是自治学社的理论核心和指导思想，上面提到的“三大自治”即是其宣传革命的主张，他们反对君主专制制度，认为以君主为国家主体，以国民为完全奴隶，这会造成人民对国家的不负责任。他们认定只要实行国家、地方、个人之自治，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因此，张百麟把缩短“预备立宪”时间，立即由专制进而实行立宪，看作当务之急，认为：“国家兴亡也在此一举了。一、自治学社与宪政派：利益认同贵州民意机关谘议局成立于1909年10月，是清末宪政的产物，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重要内容，也是立宪派几年来争取的结果。自治学社在谘议局选举时取得多数席位，三十九名议员中，自治学社占了三十三名 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第93页。一说谘议局中自治学社社员占二十四席，约为百分之六十一强。，谘议局议员基本上是按照派系来分野宪政会（宪政派）或自治学社（自治派），贵州巡抚沈瑜庆的前任庞鸿书就是因宪政派的打击而去职的肖子有：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A，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第103104页。其他省的谘议局有少数革命党人当选议员，他们是为了革命而打进去当议员的。而贵州自治学社控制下的谘议局与清政府贵州当局还保持了较良好的关系。贵州谘议局第一届常年会期间“巡抚交议之案八，议员自提之案二十四，宗其大要，曰治匪兴学、曰盐务、曰路政、曰改拔插花、曰提倡矿业、曰催促自治、曰讲求种植” 辛亥革命,丛刊（六），第437页。这可以看出自治学社与清政府的关系是较为亲密的，可以说学社并没有放弃政府，而是对政府修补的过程，并期望达到自己的目的，共同行政，管理地方政务。所谓的得到民众的“支持”，也只是支持其对这一区域的控制，当然自治党人对贵州进行了一些社会改良工作的。例如设立幼女救护所，利用报刊，揭露了官僚豪绅的罪恶，发起国民捐会，积极参与了国会请愿运动等等。在自治、立宪的理论思想指导下，自治学社必然采取不触动清朝统治根基的非暴力的局部改良方式来达到其目的。“政府而实行立宪耶，吾人赞襄之，协助之可也；政府而无意立宪耶，吾人启发之，请铸之可也。” 发起自治学社意见书，杂志第一期，第9页。自治学社是为促进政府立宪，而无意推翻政府，应该是以“君民一心，上下一心，宣明忠君爱国主义，抵抗他人的瓜分。” 发起自治学社意见书，杂志第一期，第9页。而广大人民“不能起无理暴动之心，或生旁观坐视之心。”应该“保守和平，一国一心，同仇同德”，从而可除外患，保卫国家。张百麟在发起自治学社意见书中说：“······暴动派，其宗旨不望朝廷之改良，惟坐视朝廷之腐败，以期进行暴动之方法，此革命排满之谬见也。岂知中国今日之最要之问题，乃国命死生之问题，非国体改变之问题也。幸而国无暴动，则国内协和，尚可以稍缓中国之亡；不幸而竞起暴动，而国内分裂，适足以速中国之亡也。” 发起自治学社意见书，杂志第一期，第9页。自治社是反对暴动反对革命的，其拥护朝廷，一厢情愿帮助朝廷改良政治，不仅如此，自治党人还参加了立宪派组织的全国性政党。立宪派孙洪伊等人倡组宪友会，陈宝琛等人发起宪政实进会，罗杰等人发起辛亥俱乐部，自治党人杨寿篯、钟昌祚等分别被接纳。自治学社在国会请愿和参加立宪派政党等活动中远比自己的政敌宪政预备会积极。贵州的几个立宪党的支部都是自治党人搞的。其中宪友会贵州支部成立时，参加者四、五千人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201页。在全国，宪友会真正建立起支部的仅直隶、山西、贵州三省，而以贵州支部成立时声势最盛张玉发：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1971年版），第483486页。在此期间由于自治学社与立宪派有着政治上的利益认同，自治学社与立宪派的关系较为密切，并积极参加立宪运动，并且是否定革命，指责革命派的活动是暴动，是排满，而不是真正使中国摆脱列强的控制，促进国家富强。尤其是对清政府，在杂志中我们可以看到社员对清政府的态度：（1）社员当改造政府，不可放弃政府。（2）社员当监督政府，不可怨谤政府。（3）社员当知道政府，不可破坏政府。（4）社员当调和政府与民党之冲突，以行其共同救国之主义。我们可以看出，自治学社社员极力诋毁革命党人，并把自己打造成为晚清政府的防卫者，其思想并没有超出中国传统儒家忠君思想，而其实际也是这样，在忠君的前提下提倡自治、立宪，救亡图存，清偿国债，创办学校，宣传捐款······与同时期的华兴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在本质上相区别，这些团体都是在“华兴公司”“科学研究”的饰名之下进行革命运动，而自治学社在成立之初的确是以自治、立宪为其核心，鼓吹君主立宪政治。因此，在1911年以前至保路运动爆发前，自治学社基本上是一个立宪派的组织。二、革命分歧与民族利益1908年，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派在华南、华东地区接连举行了武装起义，反满革命的口号日渐深入人心，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大论战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而告终，旧三民主义的传播日益广泛。自治学社召集各界，上书请愿召开国会，而当时帝国主义国家有监督中国财政的打算。1909年谘议局成立后自治学社发起了国民捐会，利用这项工作进行了一次爱国宣传，并揭露官吏的贪污腐败。1910年，全国立宪派联合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自治学社参加了第二、三次请愿，第一次因路远未派代表参加。杨寿篯以贵州谘议局代表的身份到了北京，参加了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成为国会请愿的活跃人物。1911年5月，四川发生保路运功。至此，自治学社与立宪派开始发生分裂，并积极转向革命运动。立宪派发动的三次请愿运动失败后，虽然也与清政府的矛盾尖锐起来，但是也未与自治学社结合，而是逐渐走向保守，并与革命派严重对立。立宪派既反对君主专制，也害怕革命，他们是想依靠皇权直接过渡到君主立宪制，但是自从1905年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以来，证明是一场骗局。清中央王朝不仅对立宪没有诚意，而相反加强王权，排挤汉族大员。其实，立宪派与自治派的目的都是为了民族利益，促进国家的发展，挽救民族危亡，但是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这一方是经济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历史原因。“立宪派是与维新派、保皇派一脉相承的资产阶级改良势力。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争夺的着重点不一样，依次形成为三个不同段落的分称：戊戌变法时为维新派，戊戌变法后为保皇派，日俄战争后为立宪派。这些变换的称号反映了各自的主旨，也略寓褒贬。”“维新运动时的维新派在于除旧布新，挽救危亡，以消弭革命于方萌；保皇活动中的保皇派以保护光绪帝，反对慈禧太后为宗旨，与革命爱又联系又争夺；立宪运动中的立宪派则呼吁开国会，立宪派以挽救清朝的危亡，与革命派尖锐对立，互争成败。”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城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268页。清政府的骗局被揭穿后，立宪派失望之余，与清政府的矛盾尖锐起来。同时，在三次国会请愿达不到目的后，立宪派自身产生了分化，一部分立宪派继续实行保守政策，而部分转向激进，倾向革命趋势，并与革命派合流，抵制清政府的反革命。1911年5月，清政府悍然宣布成立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表明清政府不仅不打算向立宪派让出更多的政治经济权益，而且已给的一点也要夺回来，为此甚至不惜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权益。至此，立宪派内部的分化已成趋势，立宪派的激进分子转向革命，当时报纸说的“其桀骜者今日为议员，已不见容于政府，安知明日不可投身革命党？如是，则主张立宪政治之辈日见其少，主张革命政治之辈日见其多” 时报，1911年10月13日。 。而在19101911年之间，自治学社与立宪派参与后两次国会请愿之后，也开始向革命转化，可以说到保路运动爆发，着手准备起义是实现了这种转化。19101911年间，同盟会会员平刚、杨昌铭等回到贵州，自治学社和同盟会真正有了直接的联系。1911年，张百麟还准备让平刚担任自治学社领袖，平刚没有同意，但和杨昌铭都参与了自治学社的领导工作，在东京参加了同盟会的社员安健也写信把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告诉张百麟等人。至此，自治学社与部分宪政派正式转向革命。从上可看出，革命派与改良派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大义，在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实践中，有着相同的民族情感，都具有极大的同一性。他们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建构一个全新的中国，一个强大而历史悠久的东方帝国，国家赋予了他们重建帝国的任务，他们就算抛头颅，洒热血，血洗疆场，也在所不辞。谭嗣同为了维新变革，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菜市口刑场，临刑的谭嗣同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慷慨赴刑。“戊戌六君子”是为民族大义而牺牲，是为国家荣辱而献身，都为“救亡图存”而奋斗。“革命派与改良派同时以救亡图存为自己出世后的地一声呐喊，爱国是二者的历史起点，反帝是他们共同的旗帜。康有为为救亡图存而谋求政治上的改良，孙中山也因列强的虎视鹰瞵而指出革命旨趣，由爱国走向革命。其后，革命派固然是高举爱国革命的旗帜，立宪派又何尝不以民族安危为念！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中，一方害怕革命引起列强干涉而召瓜分之祸，一方则以革命在于谋国家之独立可以避免列强干涉为词，二者对帝国主义的本质都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坚决的反抗宗旨，同样表现出双方固有的软弱型，但都想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使中国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在收回路矿权利的一系列斗争中，大抵为立宪派发动或立宪派与革命派相率投入斗争。”“不可否认，在改良与革命的道路上，立宪派与革命派常处于对立的地位，但又应该看到，在爱国反帝的要求上，立宪派与革命派更相配合，共同斗争的友情。这种友情不仅表现为挽回利权、保路运动等许多事例，而且深藏于荣辱与共和的民族情感中，无论革命还是立宪，其反对外来侵略，反对清朝卖国，都具有极大的同一性。”三 自治学社革命化上面讲到，19101911年间，同盟会会员平刚、杨昌铭等回到贵州，自治学社和同盟会真正有了直接的联系，自治学社开始转向革命。而自治学社转向革命是通过一系列的事件表现出来的，在帝国主义侵略与清政府的卖国政策下，革命已经是大势所趋了。一、自治学社转向革命（一）四川保路运动的发生据统计，从1902年到1911年，各地起伏生灭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次。这些民变席卷全国各地各民族，触及了城乡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具有杂多的名色张振鹏等：清末的民变年表，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4期。20世纪初，四川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公司”。第二年改为官商合办，1907年改为商办有限公司。采取“田亩加赋”，抽收“租股”为主的集股方式，自办川汉铁路。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旋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消息传到四川，川民极为愤慨。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人士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发布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处张贴，宣传保路。并派会员分路讲演，举代表赴京请愿。全川各地闻风响应，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协会和各州、县、乡、镇、街、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众至数十万。四川路事起后，自治学社控制的谘议局反对巡抚沈瑜庆借款筑路的主张，与贵州官府的关系恶化，土豪劣绅和宪政预备会加紧对自治学社进行构陷，这样一来“适迫自治党人使不得不自弃其君宪主张，转而赞成革命” 各省光复（中），第463页。沈瑜庆于9月18日（七月二十六日）接电寄上谕：成都被匪围困，势甚危迫······著沈瑜庆酌派得力兵队，迅即开拔，克期抵川，毋稍延缓 清实录第六册，宣统政纪卷五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1059页。沈瑜庆随即派出自己认为还算是有战斗力的军队三营，由董福开（征兵营管带）、鲁昌禧（巡防营管带）率领赴川应援刘莘园：辛亥革命老人刘莘园遗稿.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又，周素园：贵州陆军史述要.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第258页。四川保路运动成为了武昌起义的先导，大清王朝寿数已尽。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自治学社着手准备起义。部分领导人提出以会党为主力四处发难，但平刚、周素园等人主张依靠新军，后来，自治学社便加强了对新军和陆军小学的工作。武昌起义一声枪响，自治学社加紧了起义的具体工作。（二）自治学社与哥老会哥老会又称哥弟会，亦名啯噜。起源于四川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在四川称“袍哥”，自称“汉留”，在长江中下游则称“红帮”。它与洪门(天地会)、青帮齐名，都是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是民间秘密结社，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帮会之一，也是近代中国会党势力的主要组成部分，会党对孙中山发动的革命起着重要作用。哥老会势力。这是中国社会土生土长的势力。起名于同治年间，它的发展与湘军有着直接的关系。薛福成说：“窃查哥老会名目，始起于四川，而流衍于湖广。厥后湖南营勇，立功最多，旋募旋撤，不下数十万人，而哥老会之风，亦遂于湖南为独炽。”薛福成:附陈处置哥老会匪片，出使奏疏卷上，第47页。哥老会“凡入会者称哥弟会，以示平等合作之精神”，其宗旨为“反清复明”刘师亮：汉留史。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沦落，社会经济日益凋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四川会党有了很大的发展。其特点是：1.会党组织遍布城市乡镇，渗入社会个阶层；2.以农民下层劳动群众为主体；3.反封建斗争持续不断。在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哥老会反帝反封斗争从自发阶段转向自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然，这与孙中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此处不予赘述。从1911年6月起，四川会党借保路同志会取得了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机会。由于会党既拥有广大群众，又渗进了军队、团练、绅商之中，因此，四川各地同志协会都是由立宪派或同盟会通过会党建立起来的。1911年8月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