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毕业论文.doc

闽江学院本科毕业论文题 目 福州螺洲陈氏科举家族初探 学生姓名 刘高强 学 号 120060402028 系 别 历史学系 年 级 2006级 专 业 历史学（文档信息管理） 指导教师 毛晓阳 职 称 副教授 完成日期 20010-03-18 闽江学院毕业论文诚信声明书本人郑重声明：兹提交的毕业论文福州螺洲陈氏科举家族初探，是本人在指导老师 毛晓阳 的指导下独立研究、撰写的成果；论文未剽窃、抄袭他人的学术观点、思想和成果，未篡改研究数据，论文中所引用的文字、研究成果均已在论文中以明确的方式标明；在毕业论文工作过程中，本人恪守学术规范，遵守学校有关规定，依法享有和承担由此论文产生的权利和责任。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摘 要本文从科举制度入手，研究科举制度与家族组织相结合的产物科举家族。从科举家族的产生背景、科举家族的界定、科举家族的家族经济、科举家族的文化教育传统、科举家族的婚姻关系、科举家族与受业师受知师的关系、科举家族的后续影响和科举家族的历史地位及价值来研究福州螺洲陈氏家族，通过以上这些方面来分析螺洲陈氏家族的兴起、发展、延续的状况、其中原因和条件。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研究给大家还原一个更清楚的螺洲陈氏科举家族。关键字： 清代;科举家族;福州;螺洲陈氏;进士 AbstractIn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o stud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result of combining family of organizations - Imperial Family . From the imperial family background, imperial family, defined, imperial family, the family economy, imperial family,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traditions, imperial family, marital relations, imperial family and teachers, by the fame of the examiner to gi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erial family, the impact and the follow-up Imperial family's historical status and value to study the Fuzhou Luozhou Chen family, through the above analysis of these aspects to the rise of the Chan family of Beaufort Island, development,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situation, including the reasons and conditions. Want to give you through their own research to restore a more clear Fuzhou Luozhou Chen Imperial family.Key words: Qing Dynasty；imperial family；Fuzhou；Luozhou Chen family；Presented scholar目 录一、引言(1)二、福州地理、人文、社会政治背景(2)三、福州螺洲陈氏科举家族的出现(3)四、陈氏科举家族的家族经济(7)五、陈氏科举家族与其他家族的联姻(9)六、陈氏科举家族与受业师、受知师(11)七、陈氏科举家族的文化教育传统(13)八、陈氏科举家族在近现代的影响(14)九、陈氏科举家族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15)参考文献(19)致谢(20)福州螺洲陈氏科举家族初探一、引言科举家族，根据张杰清代科举家族，是指“在清代世代而居，从事举业人士众多，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在全国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 。早在唐末五代时期，福建地区就出现了带有初步科举家族特征的地方家族，大多都拥有2名以上的举人或者进士。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具备较完整科举家族特征的家族存在，根据美国学者基恩·海泽顿的统计结果，在安徽徽州两县：“1112年到1826年间，出过四个到九个进士的土著望族有21个，他们一共出了104个进士，为同一时期里两县所处进士总数的四分之一。”基本符合科举家族的特征、条件。但那时候也仅局限在少数地区，并且社会影响有限。到了清朝，科举家族就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而普遍存在。最近十几年里，关于清朝“科举家族”的研究，逐渐开始被人们所重视。近人有潘光旦先生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及吴仁安先生的上海地区明清时期的望族，在他们的研究中都涉及当时当地的科举家族，并做了初步的研究探讨。之后有辽宁大学的张杰教授的清代科举家族，对整个清朝存在的这一种现象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概述，首先将“科举家族”作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而提出其概念，本文的一些定义性概念也以此为准。自01年该书收入东方历史学术书库之后便引起了一阵研究科举家族的热潮。相关论著有：方芳的清代科举家族地理分布的特点及原因和科举家族定义商榷，还有李伟中、王先明的科举家族女性的社会角色，杭建伟的无锡科举与科举家族以及胡艳杰的清代苏州科举世家研究等等。同时针对清代科举家族这本书还有许多书评性著作，有：阎光亮的清代科举家族的百科全书评<清代科举家族>，郭松义的读<清代科举家族>，陈小锦的科举家族的考试情结评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等等。福州螺洲陈氏家族在清代是显赫的世家望族，同时也是十分有名的科举家族。当前史学界对福州螺洲陈氏家族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比如陈宝琛，相关论著有张帆的论陈宝琛近代新式教育实践，丁凤麟的论陈宝琛的忠君与爱国，李浩的陈宝琛密札探秘等等。但史学界对于螺洲陈氏作为“科举家族”这一特征并未有更多深入的研究。其中如福建师范大学何叶芳的螺洲陈氏世家论略，复旦大学陈绛的从一个家族看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嬗变以福州螺洲陈氏家族为例，北北的六子科甲的荣耀与哀伤等，大都是注重家族成员的研究或者螺洲陈氏家族变迁的研究。同时在许多相关研究之中，研究方向往往不约而同的都往陈宝琛等人身上集中，这也是使史学界没有系统研究螺洲陈氏家族其“科举家族”一面的客观原因之一。所以，目前史学界里关于福州螺洲陈氏“科举家族”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其实不只是螺洲陈氏，许多这类科举家族的研究都未深入）。二、 福州地理、人文、社会政治背景福州位于福建的东部，闽江之畔，自古就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闽江两岸都是肥沃高产的土壤，被誉为是福建的鱼米之乡，还有这里生产的水果也是全国闻名。自唐末五代时期起，大量北方人口南迁，经济和政治重心也随之南移，促进了福建、福州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在科举入仕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福州从唐宋时期开始就以科举入仕闻名全国，在贞元、元和间学者益盛，当时的大文学家韩愈曾赞誉"闽越有奇才，季民通文书，与上国齿"，认为福州文化水准与京都长安相当了。中晚唐五代时期福建福州兴起的世人家族中有不少是以科举起家，比如福建闽县的陈诩家族（父子进士）、福建闽县的欧阳衮家族（父子三人进士）、福州福唐的翁承赞家族（祖孙四人进士）等。宋代福建福州的科举继续保持兴盛的状态。当时的福州读书风气颇浓，有人这样描述福州“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窗旧弟兄”。在科举考试方面，福州也有十分显耀的成绩，以州计算，宋代福州进士人数为2303人，占全国进士总数的1/16，为全国第一。而且也出现了许多如“五子四登科”、“一门同榜四进士”的佳绩，部分也带有科举家族的特点。明代时期福州地区也出现了著名的科甲世家。如永乐年间兴起的福建闽县林氏，有一门四氏七进士，三世仕至尚书，死后皆谥号“文” 。中晚唐五代福建福州士人的资料很有限，从部分资料之中已经能看到许多类似科举家族的信息。虽然那时候还不是很成熟的“科举家族”，但透过这些信息我们能很清楚的了解福州这种文化传统，历经宋朝，到明朝，一直保持到清朝乃至科举制度被废止。清朝作为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同时也是将封建专制发展到顶峰的王朝。清政府统治的加强与巩固和科举家族是分不开的。戴逸先生认为：“清政权的汉族主要官员，基本上都来自著名的科举家族。清朝统一的完成，以及清朝统治在全中国的确立，除了八旗兵骁勇善战之外，更主要是依靠科举家族出任各级政府官员，在清朝统治区建立起有效的统治。”这样的地理环境、人文背景以及清朝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势必造就典型的科举家族。福州螺洲陈氏科举家族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的。三、 福州螺洲陈氏科举家族的出现福州仓山区郊区台南岛有个叫“螺洲”的地方，南面是乌龙江的分支螺江。螺洲陈氏家族来自颖川，唐朝末年其祖先随王审之自河南入闽，先在新宁（今长乐县）鹤上村定居。明洪武间，举家迁往螺洲。陈宝琛的硃卷中有这样的记载：“始祖讳广，号巨源洪武年间由新宁徙居螺江。” 以陈广为开基祖，明赠“征仕郎”。传孙五人：曙、暄、映、晔、暎，是为恭、从、明、聪、睿五房之祖。再传而恭房又衍为三派：仙湾派、富厚邨派和南瀛派，合之为七房。后代子孙以此七房为祖，经过200多年的繁衍生息，始成为皇皇巨族。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嘉靖戊戌科），族人陈淮第一个考取进士，从此就开螺江陈氏科举的先河。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考试的士人，称为进士。是科举殿试及第者之称，意为可以进授爵位之人。当然，也不是说出了一个举人或者进士就能叫做科举家族。对于“什么是科举家族”，目前也有了比较明确的界定概念。根据张杰在清代科举家族中对“科举家族”根本特征的概括，我们认为螺洲陈氏家族已经具备了科举家族的全部特征。首先，张杰认为，“科举家族的形成，是家族组织和科举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关于家族（或宗族）的概念，在中国史学界已经基本上取得了共识。认为：“家庭是以个体家庭为基础组成的血缘社会团体，是指同一男性祖先的子孙虽然已经分居、异财、各爨，成了许多个体家庭，但还世代相聚在一起，按照一定的规范和方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螺洲陈氏自始祖广徙居螺洲之后至今已经超过20世，而且世代都居住在这里。陈宝琛在硃卷中有记：“族繁不及载备，世居南关外螺洲墩。”已经具备了家族组织的基本特点，这是没有异议的。清军入关之后为了笼络士人和巩固自己的统治而施行科举取仕，因而对于一些地方大族大姓往往特别青睐，出生门第的高低，都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取仕的结果。其次，张杰指出，“世代聚族而居，凭借家族组织支持族人应试，是界定科举家族的第一个条件”。科举家族与其他家族组织一样，往往是同一祖先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就螺洲陈氏来看，到第十八世陈懋鼎中举人时，陈氏家族历500余年。同一祖先的后代居族而居，就可以发挥家族组织的经济力量、社会力量，帮助族人读书应考。科举家族通过设立族田、族学等措施对家族成员在经济方面、教育方面给予援助。对于那些有志考取功名的族人，由家族给予必要的经济资助，包括学习费用、生活费用、考试费用等。陈氏经过明朝到清朝已经有了较稳定的家族经济，是陈氏科举家族形成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原因。关于陈氏族产会在下文做详细说明。再次，张杰进一步认为，“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而且世代应举，是界定科举家族的第二个条件，并构成科举家族和其他家族的根本区别”。一个家族有多少人从事举业，首先体现在家谱的编纂，往往查阅族谱时就能判断出该家族是否是一个科举家族。根据陈宝琛修的螺江陈氏家谱 “科举.进士” 记载从明嘉靖戊戌科进士陈淮到清光绪戊戌进士柏侯，共有进士21人（表21），另据该谱“科举.举人”，陈氏家族文榜举人共有94人，还有其他贡生330多人。可见清代每科科举应试都有陈氏族人应考。清人何秋涛称：“自顺治以来，螺洲陈氏科第蝉联，中进士者十二人，乡试近年以来，除癸卯、甲辰、丙午三科外，每科陈氏皆隽数人。”由于有稳定的家族经济支持，所以陈氏族人可以长年参加科举考试。最后，张杰认为，“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的家族，是界定科举家族的第三个条件”。五贡，即“恩、拔、副、岁、优”，“科目之外由此者谓之正途。所以别于杂流也。”一个家族世代有人参加考试，并不能保证就会有族人获取功名，而且必须有人至少取得举人或者五贡以上的功名。同时，是否能持续世代有族人中举上榜则体现一个“科举家族”的生命力。螺洲陈氏拥有五贡以上功名的族人之多指不胜屈，这里以进士为主作举例代表。螺洲陈氏科举功绩斐然，又以陈宝琛这一支最为显贵。陈宝琛是同治七年进士，胞弟宝瑨和宝璐都是光绪十六年进士，有“兄弟三进士，同榜双夺魁”之殊荣。又有陈宝琛的三个胞弟宝琦、宝瑄、宝璜也皆是举人出身，时称“六子科甲”。不仅如此，陈宝琛的父亲陈承裘为清咸丰二年进士，祖父陈景亮为清道光二十年举人，曾祖父陈若霖为清乾隆五十二年进士。还有光绪二年陈琇莹、陈翥、陈懋鼎等三人为同榜进士，光绪十八年有陈瑜、陈希贤二人同榜进士，最后一个进士是光绪二十四年的陈柏侯。福州陈氏家族的科举成绩，可以从以下两图一表中得到体现。 陈基（十四世）陈应铭陈应元陈登淦陈霞蔚陈登溶陈积善陈兆鹍陈恭缵陈建侯陈懋候陈希贤陈兆凤陈炳陈翥陈兆熙陈光銛陈瑜陈秉伦（十三世）陈若霖陈景亮陈承裘陈宝琛陈宝瑨陈宝璐陈懋鼎图31恭房仙湾派栋公世系 图32恭房君祉公派图注：1.灰色框体表示为进士。 2.本图表只列出主要进士的直系关系，兄弟叔伯等未列出。3.图32中承裘另有三子为举人（未列出）。 表31福州螺洲陈氏科举家族进士表姓名字号族辈中榜时间所任官职陈淮字东之，勅授“文林郎”六世明嘉靖戊戌科（1538）户部主事,陈凤字昌旷，别号于冈十一世雍正甲辰科（1724）山东高苑县知县陈芳楷字易生十二世雍正癸卯科（1723）山东清平县知县陈衣德字章候，貤赠“文林郎”十二世雍正癸卯科（1723）直隶文安县知县陈有会字道贯，号启堂十三世乾隆庚子科（1780）翰林院编修，武英殿纂修陈若霖字宗观，号望坡，诰授“振威将军”、“荣禄大夫”，追谥“文诚”十三世乾隆丁未科会魁（1787）翰林院庶吉士，刑部尚书陈霞蔚字孝敦，号质齐，诰授“荣禄大夫”十六世乾隆甲辰科（1784）内阁学士，礼部侍郎陈承裘字孝锡，号子良，晋封“光禄大夫”十六世咸丰壬子科（1852）刑部主事，浙江司行走候选侍郎陈鉴字孝鉴十六世咸丰癸丑科（1853）直隶即用知县陈兆骐字敬和，号心衢 十七世嘉庆甲戌科会魁（1814）陕西怀远县知县陈兆凤字敬翔，号梧冈 十七世道光丁未科（1847）湖北嘉鱼县知县陈宝琛字敬嘉，号伯潜，又号庵弢，溥仪伪谥“文忠”十七世同治戌辰科（1868）翰林院侍讲学士，江西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授“太傅”衔陈宝瑨名检，字敬勖，号仲免，诰授“通奉大夫”十七世光绪庚寅科（1890）户部郎中陈宝璐字敬果，号叔毅十七世光绪庚寅科（1890）翰林院庶吉士，刑部主事陈琇莹字芸敏十八世光绪丙子科（1876）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陈懋鼎字泽铉，号征字十八世光绪庚寅科（1890）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兵部主事陈翥字长煃，号汝翼十九世光绪丙子科（1876）翰林院编修陈懋候字长衍，号双伯十九世光绪丙子科（1876）翰林院编修，四川提督学政陈瑜字长英，号怀瑾十九世光绪壬辰科（1892）安徽合肥霍邱县知县陈柏候字长荫，号伯谦十九世光绪戊戌科（1898）广东即用知县陈希贤字明扬，号吉士二十世光绪壬辰科（1892）翰林院庶吉士，补授浙江金华钱塘仁和县知县表中共载陈氏进士21人。从该表可以看出，从雍正年间开始，陈氏家族在清代中后期的每个帝王时期均有人考中进士，并均出仕任职，历官级别从一般知县到刑部尚书，从地方官到京官，从亲民官到翰苑均有分布，家族的科举及仕宦成就可谓傲视群伦。四、陈氏科举家族的家族经济首先应该明确的问题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是否要有经济基础作为支持条件？答案明显是肯定的。在清代虽然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从参加的资格上来说），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承担科举考试的各项经费。以县、府两试为例，一个童生参加县、府两试大约需要10两银子-。在清初，10两银子可以买10石粮食，约合现在1200市斤，相当于一个三口之家农民的一年口粮，甚至抵得上全部家产。所以说一般贫苦农民是承担不起的。而科举家族族人众多，而且世代应举，就必须拥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这点格外重要。螺洲是福州平原中的一个鱼米之乡，洲上有稻田1400多亩。陈氏始祖陈广迁居至螺洲，经过200多年始产生了第一个进士：陈淮。推断来说，陈氏一家迁居螺洲之初，通过几代人的辛勤劳作，逐渐累积家族财富，一直到有足够的能力支持族人应考之需。一般来说，科举家族族人在获取功名之前，家庭经济状况要发生本质上的变化。早期，陈氏家族从普通农民阶级逐渐发展为地主家族。这一阶段陈氏家族的经济收入主要可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是家族中各家庭私有财产，主要又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自家人耕种土地的收入。以陈氏家族中较繁荣的恭房仙湾派为例，明末时六世祖陈润（号允德）死后所捐献给家族的土地42.59亩，这部分仅作为家族祭产.。这类土地基本都属于农业用地，包括耕种农田和种植果树。果树主要是桔（同橘）和荔枝。陈懋鼎有诗云“临流桔实半青红”，就是对螺洲橘子将熟之时的写照。影片闽江橘子红以及话剧种橘的人们也都以螺洲作为背景。可见，螺洲的橘子是颇负盛名的。这一部分在陈氏起家早期占主要部分。田产、地产、屋产的出租以及买卖。陈氏族谱中有恭房仙湾派的部分收租记录，如光绪年间，“初年但收田橘出息二百零七千，次年为二百二十七千”。族谱中还有“买断仓里巷口全座屋业”/之类的记载。在成为地主家族之后，家族经济生产活动向经营的方式转变，并且不停的添置新的地产、屋产使家族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营业经商。陈若霖曾经放弃童试前往苏州经商贩布（未成行），可以看出陈氏家族族人也有外出经商的。其他杂项。在陈氏家族正式成为科举家族前，主要家族收入来自农业、商业方面。第二类是家族公有财产。如上引陈氏家族中较繁荣的恭房仙湾派较早拥有的家族公产，便是在明代末年由六世祖陈润在无嗣的情况下，留下遗嘱，将自己所有的42.59亩的土地死后全部捐献给家族，作为祭产，供本家族年节祭祀祖先用费。对于这些公产，陈氏家族各房公举代表进行专职财产管理、收取田租、房租、地租等，称为“董事”，设一“房长”总负责，下属十几个“董事”分别负责“看橘查田出乡收租”，“管理店屋各业议租事宜”，“管收店屋租摺事宜”以及“稽查帮葬事宜”等等。还有设“董事”负责掌管家族在全省的账务，还有负责“管理秋祭中元冬节事宜”的“董事”。可见陈氏家族对家族经济的管理是很清楚、很有系统性的。从族谱的记载来看，整个清代前、中期直到同治时期，陈氏家族此类公产的规模并不太大，主要用于家族的祭祀活动，到光绪、民国年间才有更多的公产收益被用于平粜、助学、帮葬等家族公益。但就是这规模并不算大的家族祭产，已足以令陈氏家族在共同祭祀祖先的过程中凝聚家族人心、维系血脉亲情，为其在教育、科举、仕宦方面的进展与扩张奠定坚实的情感基础。在陈氏家族中越来越多的族人成为朝廷官员或者地方官员而领取国家俸禄的时，陈氏家族的经济就越来越多的依靠族人官员的俸禄。在官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收入最稳定的就是世代入仕的官宦型家族。传统上中国人重视做官，这是因为“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0做官与务农、经商相比，最无风险，稳定的俸禄还伴随着各种特权，故其经济基础最稳固。陈氏家族在清康熙朝就已经有考取举人功名的族人（陈凤、陈芳楷），从陈氏家族在清朝的第一个进士开始，一直到清末，家族都有人出仕为官，或高或低。清代官员基本俸禄并不高，但是自雍正朝后实行“养廉银”政策大大的提高了官员的收入。清代皇帝还常常对倚信的大臣赏赐大笔钱财，曾经在京为官的陈氏族人也有机会接受赏赐。据陈氏族谱记载，“奏免本年应征地丁钱粮七月蒙赏御赐文二集一部”，还有其他如“赏人参”、“赏御书福字一副”，还有朝珠、蟒袍、佛器、摆件、貂皮等种类众多。陈氏经常得到的赏赐还有各种书卷，有“时晴斋”、“快雪堂”、“联句三十册”、“墨妙轩”，还有“春秋左传读本”等1。像陈若霖、陈景亮（举人出仕）、陈宝琛这些曾经离皇帝非常近的朝臣则更有机会受到皇帝的大笔赏赐。陈若霖吏治有功，陈景亮亦有军功，陈宝琛更是朝廷重臣乃至“太傅”，得到赏赐理应不在少数。还有一些有功名的族人会选择成为教师，这一部分以举人、生员为主。他们担任教师的情况基本可以分为三种：还在向更高的功名层次努力中；已经放弃继续考功名选择教书为业；从仕途退任、退休之后在家教书。清代地方教师十分受欢迎，自设私学或者去当家庭教师，都能有不错的收入。如果是应好友、熟人之邀也难免有些答谢礼。这也是个人或价家族收入的一部分。只有在雄厚的家族经济基础之上，陈氏家族才能支持众多的族人前去应考。而不断涌现的功名族人、入仕族人又会反馈家族经济，让家族经济更加厚实。五、陈氏科举家族与其他家族的联姻我国社会史研究之中，对清代科举家族的婚姻行为，以及对其家族成员在科举考试中的作用，目前论著不多。有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但仅局限于嘉兴一个地区。恩格斯论及封建王公的婚姻行为时，讲过这么一个论断：“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2政治婚姻在古代非常普遍，科举家族的婚姻行为，虽然也包括借联姻的机会来扩大自己家族势力的政治行为，但通过对硃卷记载的查阅，我认为在科举家族的婚姻行为中除了政治考虑之外，更受重视的是联姻双方的文化背景，而往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家族的文化素养，而不是权利和财富。大致上来说。科举家族的婚姻行为，突出体现一种文化行为。古代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是极其普遍的规律，科举家族儿女的婚姻也无法摆脱门第观念。然而他们所重视的门第观念，主要是双方族人获得的功名中所反映出的家族文化门第，而不是族人仕宦所达到的门第。换句话说，就是文化门第在前，仕宦门第在后。例如，陈宝琦的硃卷中有记录其曾祖父陈若霖之妻李氏：“曾祖妣氏李嘉靖戊辰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四川资州直隶州讳林公堂姊。”还有宝琦自己的妻子黄氏：“取黄氏，道光庚子恩科副举人，咸丰辛亥恩科举人，癸丑科进士，河南睢州知州名见三公次女”。这样的例子很多，不难发现对于妻族家人的介绍，都是功名在前，官职在后，不论官职高低。而且在硃卷中出现的妻族家人大多数都是带有功名的人，除部分如父亲、祖父这类的重要直系，其他叔伯、兄弟若无功名往往就不在记录的考虑范围之内。在陈氏族谱中记载的咸丰壬子科进士陈承裘的女儿们出嫁的情况：“女三，适同县举人刘濂，淡水候选知府林尔康，候官举人高向瀛。” 3还有陈承裘的一个孙女也嫁给了福建闽县的进士林炳章（光绪甲午科）。一般来说进士家族的女子多与进士家族或举人家族的男子联姻，体现了联姻双方在文化层次方面对对方的要求。科举家族还常常与其他科举家族之间联姻，因为不只是看重几代人的科举功名，更关注的是整个家族的文化层次，这点来说往往会结成科举家族之间的联姻。通过查阅陈懋鼎、陈宝琛等人的硃卷，可以得知陈氏几代族人所联姻的家族在科举方面的情况：第十四世陈若霖：“高祖妣氏李，嘉庆戊辰进士讳桂林公堂姊;道光壬辰举人讳賡尧、乙亥举人讳兆熊堂姑，咸丰举人讳鹏翔堂祖姑” 4。可知陈若霖之妻李氏家族出了一个进士，三个举人，可以初步判断为科举家族。第十五世陈景亮，其妻室家族科举状况如下：“妣氏郑，嘉庆己卯进士讳瑞麒公长女；道光丁酉优贡讳瑞麟公、道光戊子举人讳瑞凤公胞侄女；光绪庚戌进士讳植、咸丰己未举人讳甸、道光己酉举人名虞、同治庚午举人锜嫡堂姊；戊子举人名祖庚堂姑” 5。可见陈景亮妻族郑氏，在陈郑两家结亲之时至少已经有一个进士、一个举人了，其后的族人中至少有一个进士，四个举人。第十六世陈承裘：“妣氏林，咸丰戊午科举人讳建动、例贡生讳铭动，例贡生讳鸿动胞妹，例贡生讳鹏翀，例贡生讳鹏翥胞姑” 6。陈承裘妻族林氏有一个举人，四个贡生，能基本断定为科举家族。第十七世，陈宝琛：“聘王氏，道光己丑科进士谥文勤公长孙女，廪贡生名传璨公长女” 7。陈宝琛的妻族王氏即清朝著名的福建闽县西清王氏，第十世王庆云（族名贤关）是道光己丑年进士，曾任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使、四川总督等职，谥“文勤公”。第十一世王传璨（王庆云次子），曾任刑部奉天司行走。王传璨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光绪丁丑科状元王仁堪，曾任山西学政、江苏镇江知府；一个是光绪丙子科举人王仁东，曾任江苏提学使。而王仁堪的四个姐妹也都嫁给了当时的名人，除长女所嫁陈宝琛外，还有谢启昆，江西南康县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广西巡抚8；孙葆瑨，曾官至吉林洮南府知府，并且同陈宝琛一同创办福州东文学堂；林开謩，“光绪二十一年乙未骆成骧榜：林开謩，号贻书，天龄子，翰林院编修。授江西提督学政。”9陈宝瑨：“妣氏曾咸丰壬子恩科进士名光斗公次女，贡生名光泰公胞侄女，附贡生名履谦公嫡堂妹” :。曾光斗是清代光绪年间有名的士人，“少居会城，与陈承裘、刘齐衔、沈葆桢相友善，文名噪一时。丁酉重赴鹿鸣恩宴，士类荣之”。;除曾光斗为进士外曾氏还有两人为贡生。曾光斗的妻族王氏还诞生了两个举人：王见三，咸丰己未恩科并补行戊午正科；王炎，光绪甲午科。同时曾光斗还是闽县刘濂（光绪辛卯科举人）、刘瀛（光绪丙戌科进士）两兄弟的外公。通过这些硃卷内容可以发现，那些考取了举人或者进士的人则可以娶到有功名背景或家世显赫的女子，而那些没有功名的人所娶的妻子一般也来自没有功名的家族。据乾隆福州府志记载，清代乾隆年间福州地区的婚姻习俗大都“祇以财势相雄，市井强有力之家，奁值累千金，至有鬻产治具者。若延师，则纤毫必较，谚云：有钱嫁女，无钱教子。其风为已下矣” <。而从以上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陈氏家族的联姻显然与当时的风气有所不同。以陈氏为代表的福州科举家族择媳嫁女，追求文化层次，让其家族的婚姻行为固定在某一个社会层面上。这样做是为了能够让双方文化上保持强势结合，保障家族后代的优生，提高家族文化教育水平，进一步促进了其家族在科举考试中的优势地位。来自科举家族的女子，大多知书达理，具有一定水准的文化素养，同时保留着自家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带入夫家。这对于其以后家族子孙的培养、教育以及家庭环境、学习氛围都有积极作用，而且作用十分明显。科举家族在男婚女嫁的问题上看重对方家庭文化水准，是他们世代婚姻的经验总结。科举家族婚姻不论财产，儿子结亲访查妻家之道德风尚，女儿择婿考虑夫家的文化素养。正是这种重视德才的婚姻观，才避免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保证了科举家族的长盛不衰。六、陈氏科举家族与受业师、受知师在科举家族的人文环境中，师生之间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向把师生关系视同父子关系，所以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科举制度形成之后，师生关系变得更加重要。从启蒙识字，到做八股文章，都需要老师的指点和教导，所以教师在科举考试中也起着一定的决定性作用。教师是文化知识的传承者，也是科举考试的领路人。师生关系都会在硃卷履历中出现，是主要的内容之一，一般出现在本人的祖先父母之后。而古代士人的科举之路都十分漫长，少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乃至一辈子。在这长短不一的应试生涯中，士人经历过众多教师的课读与难以计数的考试。出现在硃卷中的教师大多都对士人有过比较重要的影响，大多都有十几个。比如光绪进士陈懋鼎的硃卷中记载的教师有17个，其中12个位受业师，是其曾“亲受指示讲读”的老师；5个位受知师，是其“入学及中举、中进士、复试、殿试、朝考阅卷者。” =一般的来说，硃卷中对受业师的记载要多于受知师，这是因为受业师对士人的教诲和影响都要远甚于受知师。士人从幼年开始启蒙识字，到学诗作文，再到参加各种科举考试，背后都有受业师灌注了无数的心血。陈宝琛的硃卷中记载了受业师8人，受知师8人；其胞弟陈宝琦的硃卷记载受业师9人，受知师6人。而高水平的业师对士子尽早获取科举功名又起着关键作用。比如陈宝琛，13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1868年21岁中进士。差不多比同时代人早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可以说是相当优秀，而陈宝琛的硃卷记载的8位受业师分别是：王桐（字熙甫），咸丰举人；林方蔼（字少佶），道光举人；周球章（字仰苍），邑庠生；余少凡，岁贡生；梁鸣谦（字礼堂），咸丰进士；陈蔼人，岁贡生；林士傅（字可舟），道光进士；林鸿年（字勿邨），道光丙申恩科状元。其中包含两位生员，两位举人，两个进士，其中一个还是状元，师资阵容可谓“豪华”。在如此多的高水平的名师指导下，才能成就陈宝琛科举路上的佳话。受业师、受知师同时是士人日后交往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业师因为对其学子贡献巨大，所以学子考取功名后基本都会对业师的功劳铭记一生，也必定会在今后的生活中互相关照，或求或助，都会尽力。同是一个受业师的学生之间称之为“同学”，或称“同门”。科举家族的族人乐于与那些比较优秀、有功名的同学交往，这种交往也能够在学习、应考之中起到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作用。陈宝琛的受业师林鸿年时为正谊书院掌教，曾是恩科状元和云南巡抚的他所收的学生大都已经具备一定的功名，最少也应该是生员。这些学子就是因为功名相近，才会一起拜入名师门下，互相切磋，互相提高，因而有称为“同斋受益友”。与受知师之间结成的交往圈也是士人们非常重视而且重要的。首先，由于科举考试竞争激烈，考生的命运往往决定于考官。所以将获取功名的主考官成为“受知师”，以示不忘考官的知遇之恩。其次，“受知师”实际上都是掌握很大权力的官员。如陈宝琛硃卷中记载的受知师有：曹秉浚，翰林院编修，福建学政；徐宗干，时任福建巡抚；周开锡，二品顶戴护理福建巡抚；吴子棠，闽浙总督；李福泰，时任福建巡抚。这些主考官对士人入仕后的宦途，可以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再次，在考试中结成的师门关系，起着相互信赖的作用，主考官乐于同门生认师生关系也是因为他们能够得到来自门生的各种回报。乡、会试同榜中得功名之人，互相称为“同年”。他们既是同年中榜的举人或者进士，又有着共同的受知师。即使有些士人之间年龄、地域相去甚远，但都能视彼此为至交。互为“同年”之人，往往很容易在共同的“受知师”的影响下结成交际网。而且互为“同年”的士人都有可能成为以后工作中的同事，所以他们都非常珍惜这一层关系。受业师、受知师虽然独立于科举家族之外存在，但是此二者却在科举家族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一个是教予学子知识和考试的能力的领路人，一个是给予学子功名和仕途之门钥匙的提拔者。科举家族的交往多以文化为中心，受业师、受知师就是科举家族交往圈的主要支柱。七、陈氏科举家族的文化教育传统在清代，有名望的大族大姓不在少数，但是能成为科举家族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究其原因，应该来说很大程度上与其家族的人文环境及教育传统有关。更确切的说，是与其家族对以科举为向导的应试教育的重视程度有直接的关系。清代有人这么说：“士大夫多以白衣起公卿，而宦家子弟多不肯向学，以有所籍也。”>科举家族通过科举考试“白衣起公卿”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由此家族的声望就必须依赖族人不断地考取功名来维续。而这就促使科举家族特别重视家族教育，鼓励族人努力读书向学。科技家族对族人的教育，突出体现在对科举应试教育的高度重视上。清朝大学生史贻直认为重视人才培养和精通举业是科举家族产生、维续的前提条件。只有对家族成员进行世代不懈的教育，让家族世代产生精于科举的士人，才能够成为生命力长久的科举家族。坐落在螺洲店前村的“螺江陈氏宗祠”，静静地记录着陈氏子弟的荣光与辉煌。宗祠的第二进有一座“横墙”，上有隶书横匾：“百代羹”。宗祠负责人解释说：“这个羹字的重点在于教育，螺江陈氏之所以历百年而不衰，人才辈出，都源于教育二字。”陈氏家族族人普遍从幼年时候，就不断受到家族重视科举教育的传统的熏陶，深知读书应考与家业的兴旺发达紧密相关。出于对教育的重视，像螺洲陈氏这样的科举家族都会自办私学，设族学，设帐授徒。陈宝琛家居期间，其父陈承裘就让他“教乡人纺织，仿社仓意为平粜, 修社学,设义塾以课乡族子弟”。?在家族经济的支持下，社学、族学可以聘请名师为学子讲学授课。亦有本族带功名的族人为学子授读课业。如在陈懋鼎的硃卷中就有族人“受业师”的记载：“族叔次叔夫子，名廷尉”。清政府用科举取仕笼络汉族士人。争取科举正途出身，也就成为了当时读书人的奋斗目标和当时主流社会的一个主要价值取向。螺洲陈氏亦如此，考取功名也就成了读书学子和家族族人所共同期盼的。而且这种期盼深深地烙在陈氏族人的心中。咸丰进士陈承裘是个淡泊名利，不喜为官的人。但因为母亲临终时的愿望及族人的期盼，而让他考进士，出仕为官。乾隆进士陈若霖早年为童试所困，28岁还未考取生员，乃决意辍学经商，结伴前往苏州贩布。在启程前收到前方的家书云：“昨辕学牌示，即于日内赶办科考，嘱公速回应试”。陈若霖原本不以为意，后又转变心意回去考试。“是为乾隆丙午科，九月举于乡，次年三月成进士，入翰林”。A这也说明了陈氏追求科举功名的决心。陈承裘有六个儿子（另有一个早逝），大的三个中了进士，小的三个中了举人。其中陈宝瑄光绪癸巳科中举后，有人对陈承裘之妻林氏说，可以挂上“五子登科”的匾额，她说不，还有一个小儿子还没中举呢。一年后，陈承裘第七子宝璜中了举人，家中才挂上“六子科甲”的匾额。陈承裘二子宝瑨28岁才中举人，中举之前一直是林氏的一桩心事。他中举后，林氏自然十分欣喜，说：“舂臼终于飞上了天”（形容来之不易）。这些都可以看出科举在林氏心中的地位。光绪维新时期，当时废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