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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基础教育国际化与民族化的思考 培养既有世界眼光又有民族精神的21世纪新型人才，必须从基础教育抓起。为此，重视教育的“国际化”和“民族化”两大趋势，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    在中国，国际化一词最初主要用于经济等领域，以后才出现了教育国际化等新理念。认识中国基础教育国际化这一敏感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教育国际化的内涵，以及如何认识中国教育国际化与民族化的关系。    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新趋势，直接凸现了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性。教育国际化体现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我们从“表层”和“深层”两个维度分析教育国际化的内涵，不难看出：就表层而言，教育国际化标示了“面向世界、研究他人”的基本取向。似乎可以认为，任何民族和个人都是浸润在特定的教育和文化传统之中。因此，任何民族和个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习用特定的观察角度和理解模式，也常常会对其他教育和文化传统及其发展视而不见，或者不理解其他的观察角度和理解模式。要突破这种理解和思考问题上的盲点甚至误区，了解、研究其他教育和文化传统，确立跨文化的国际教育视野，是颇为有益的。从深层次来看，教育国际化反映了中国的“教育自觉”，内涵了“取人之长、发展自我”的底蕴。在当今不同民族的教育和文化不断接触、碰撞与交流、融合的态势下，通过教育自觉这一认知与反思过程，有助于我们对本民族的教育和文化形成较清晰的认识与理解，有利于我们加快改革开放，加强相互交流，进而推动各国、各民族教育由“互识”走向“共识”，由“互证”趋近“确证”，由“互接”实现“互补”，由“共存”求取“共赢”。    对包括中国基础教育在内的教育国际化理念的利与弊，存在诸多论争。有人认为，当教育变革具备了诸如智能化、全民化、国际化等信息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时，就表明它完成了现代性的深化。即是说，教育国际化是信息社会的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有人认为，教育与国际接轨，不宜强调“单方面适应”，采用“教育的国际性、民族性与地方性相结合”比“教育与国际接轨”更为可取。也有不少人顾虑，随着教育国际化的推进，可能会影响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甚至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断等。    教育国际化是现代人类跨越教育的时空障碍，既在世界这一空间范围内沟通、联系、交流与互动，又在时间这一尺度上共同面向未来、描绘明日世界教育图景的一种自然进程。对教育国际化可以有不同看法，但不宜把原本连贯一体、以“育人”为本质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绝对分离，认为只有高等教育才能国际化；更不能对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和基础教育国际化的端倪熟视无睹。    伴随经济、文化等领域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朗，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教育国际化将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承认它，与其明朗之后再作应对研究，莫如未雨绸缪，主动回应，力争趋利避害。    观念上应“重心下移”，使国际化理念从高等教育下移至基础教育。客观地说，中国基础教育尽管有其不足，但在注重学习方式循序渐进和基础知识系统扎实等方面却颇具特色，让他人认识这些特色，无疑是中国基础教育走向国际化的应有之义。从长远看，人类教育的目标与价值可能是多元的，但终极目标与普遍价值则应当是同一的、统一的。中国基础教育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只会有助于中国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因为任何“真理”都是同各种“谬误”在“共存”的初始状态下，通过不断比较、鉴别、选择而存在、发展和完善的。    方法上强调平等交流，寻求平等对话的“元点”。在国际教育的交流与对话中，尊重每个民族教育发展的传统和个性，反对教育霸权，促进世界各国、各民族教育的共同发展，乃是教育国际化命题的重要内容。纵观中国和西方对话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当今的国际化进程中，任何民族都不能再“独语”，任何一种教育和文化都不能在自己原有封闭的系统中获得长足发展。同时，任何民族也都不能再拥有“话语霸权”。在国际化进程中，人类当然会有其共同的话语和共同的价值标准，而且有些话语和标准的确是来自西方，但这并不能证明西方教育或文化可以取代一切。每个民族的教育和文化都有着存在的依据，中国的教育和文化同样是人类普遍价值的源泉。如从孔子就开始提倡的“因材施教”，就是对人类教育规律的证明。又如在联合国大厅里，不就赫然写着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名言吗？    思路上注重研究东西方教育的差异，进而“明辨短长”。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不断认识、比较东西方教育差异的同时，也日渐形成共识：东西方教育在许多领域，包括在基础教育的若干方面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西方教育有所长但也有所短。如近年来德国等西方国家强调基础教育应当加强基本的读写算训练，即为明证。中国的基础教育亦然。杨振宁教授曾比较过中、美两国之间的教育差异。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注重扎实训练的教育方法和美国注重广泛知识的教育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各有长短，并主张中国学生应该多学习美国学生擅长的“渗透跳跃”方法，美国学生则应该多学习中国学生惯用的“按部就班”方法。    操作上应“扩大开放”，并选择其“优先区”。当前，应不断从中心城市、重点学校扩大到中小城市、普通学校；尤其应重视加强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对外开放的力度，使这些“优先区”的基础教育国际化水平得到超常规提升，成为实现中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支点”。此外，还可将目前已开始实施，但比较单一的“教师交流”扩大到学生、教材、教学计划等“多元交流”。可以预言，随着中国基础教育在21世纪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其国际化走向将为这一“快车”的“行驶”提供有益的参照。     二    国际化与民族化是同一坐标上的“经”和“纬”，两者在标位上是互为参照的。就改革教育现状而言，中国基础教育走向国际化，主要是寻找和认识自身的不足，希望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来提高和发展自己。但是，任何一个学术语词及其认识与分析，都是特定文化传统和语境的产物，如果不经转换地机械套用，必将导致为了恪守某种理论而牺牲某种认识的结果。同理，对教育国际化这一理念，也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特定的教育实际和文化传统，赋予它一定程度的中国色彩和民族文化的特色。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以避免盲目照搬，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诸多资源的浪费，甚至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为此，在强调中国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同时，必须坚持并强化其民族化的特色。    中国基础教育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传统中的某些特点可能会逐渐淡化，但在坚持并强化其民族化的过程中，某些特点又可能会更加突出，也必将产生并形成一些新的特点。从深层次来看，是要在国际化的共同性中保持中国的特殊性，从中国基础教育的实践出发，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思路与模式，运用适合中国人操作的运作方式，以引导中国基础教育健康发展。    在思考坚持并强化中国基础教育民族化特色的同时，应正确认识和处理其国际化与民族化的关系。    中国基础教育国际化和民族化的共同目标，是致力于中国基础教育的现代化。从理论上讲，主要是在教育现代化趋势的国际大背景下，使民族的基础教育传统及其客观基础（如环境、资源和历史基础等）同教育现代化内容融为一体，实现民族基础教育传统的现代性转换。从实践来看，主要是民族基础教育如何由传统走向创新，从而走上世界各国所追求的教育现代化之路，由教育之复兴实现民族之复兴。我们思考、研究基础教育的国际化与民族化，要达到的目的是使中国基础教育由弱变强，从相对落后走向比较先进。如果偏离这一要义，探讨基础教育的国际化和民族化就毫无意义。    基础教育的国际化要以民族化为前提。虽然我们强调教育国际化重在提高和发展自己，但如果缺乏对中国教育现实的深刻了解和分析，盲目引进，极有可能会出现“圆凿方枘”的结果。同时，基础教育的国际化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肯定民族教育传统的基础之上。基础教育国际化的理想境界是，通过与他国平等交流与合作，在借鉴他人经验的同时，发展中国的基础教育并扩大其国际影响。教育国际化的含义很多，“包括让世界了解中国”。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拥有被国际认可、使自身能不断迸发成就感的东西。越是民族的精华，就越能赢得世界的尊重。吴文俊教授在“机器证明理论”中强调：“真正让西方人所不及的，也正是中国传统思维中的普适原则”。这是中国基础教育走向国际化必须坚持的信念。    基础教育的民族化必须具有清晰的国际化走向的意识。从宏观理念说，中国基础教育的民族化是以“人类观念”、“国际意识”来定位的，不是孤立的、封闭的观念。这种民族化是“世界中国”和“中国世界”的有机结合、相辅相成，不能割裂地、局部地看待某一部分。从中国基础教育的现状看，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某些方面乃至不少方面还相对落后。跨入新世纪，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基础教育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为了使之更加开放地面向世界，更加主动地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国外先进的、有益的教育教学与教育管理经验，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基础教育体系，进而为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国际性人才奠定基础。    坚持自强不息、推陈出新的精神。中国民族文化最富于魅力并引起世人赞叹之处，不仅在于她灿烂悠久，更在于她在“内忧外患”中一次又一次表现出强大的再生能力。凭借着自强不息和不断推陈出新的顽强精神，中华民族衍生出了博大深邃的哲学智慧，容载万物的道德文化，“民为邦本”的价值取向，以及“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等。中国有丰富的基础教育传统，在教育国际化的今天，坚持自强不息、推陈出新的精神，就可以做到保留和弘扬民族优秀的基础教育传统，显露其固有的潜力；勇于创新，适应时代前进的要求，对民族的基础教育传统进行新诠释，赋予其与时俱进的活力，使之适应教育现代化的需要。如此，中国基础教育必将继往开来、重铸辉煌。     立足中国基础教育实际，有针对性地学习西方基础教育的长处。当我们把视野朝向世界的时候，必须以中国的基础教育实际为基础进行评价和取舍，选择、吸收适合自己的东西。不但面向世界，而且以国情为出发点，“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拿来主义”，既是一种应再度提倡的新视角，也应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为此，必须盯准并紧跟国际教育改革发展的大趋势，做到“引进来”的是真正一流和高效的，“送出去”的应坚持“有的放矢”，以学习那些“人长我短”、“人有我无”的现代教育观念、教育教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不是照搬某个国家的教育模式。在吸取外来经验的基础上，要进行改进，使之更趋完善，更适合于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进而提升中国基础教育的人才培养水平，并由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与时俱进。    造就“既有世界眼光又有中国灵魂”的新型人才。当前，应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目标定位于发展中国的基础教育，也就是坚持其民族特色。塑造“中国灵魂”，重在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熏陶；形成“世界眼光”，重在善于学习、借鉴国外一切有利于中国的成功经验，进而在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争取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同时，也应重视有关具体措施的落实。包括：积极开展中外师资短期互访交流和加强长期合作研究，不断扩大中外师资交流和学生交流的范围，加强国际教育信息的沟通。随着中国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应加快吸引外籍教师和学生来华交流的步伐。中国基础教育尽管有其不足，但在注重伦理道德教育和理论知识教学方面有其特色，整体质量在世界上并不低。还可以让世界更充分地了解中国的基础教育，扩大中国基础教育的国际影响。此外，应重视提高对教师的外语要求和加强对学生的外语教学，尽快做到使学生的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全面、均衡地发展，这是中国基础教育既走向国际化又强化自身形象的必要前提。     主要参考文献：    1杨明：中国教育离现代化目标有多远，教育发展研究2000年第8期。    2张人杰：教育与国际接轨：命题的检讨，上海高教研究1994年第4期。    3张西平：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对四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流的检讨，光明日报2001年9月18日。    4杨振宁：在石溪的一篇演讲等，载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    5杨福家：我如何当上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光明日报2001年4月12日。    6李鸿志：克服影响创新的文化障碍，光明日报2002年9月20日。    7鲁迅：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