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论文三才理论与中国传统农学论略.doc

三才理论与中国传统农学论略 “三才”理论在中国传统农学中的地位人们常说，中国传统农学是一种经验农学，并以此区别于西方近代的学业并没有局限于单纯经验和技术操作的层面，它已经抽象出若干富含哲理性的原则和原理，已经形成了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因此，它是一种科学，而非单纯的技术。“三才”或称”三材”（”才”和”材”是相通的），是指构成宇宙的三种相互联系的主要”材料”或要素-天、地、人。这是一种宇宙模式，也是一种分析框架，而被应用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科技论文）的广泛领域中。关于农业生产天地人关系的经典性论述，始见于中国现存最早的一组农学论文（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中的一篇-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在这里，”稼”指农作物，扩大一些，也不妨理解为农业生物，这是农业生产的对象。 “天”和”地”分别指自然界的气候和土壤、地形等，它们共同构成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而人则是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因此，上述引文是对农业生产中农作物（或农业生物）与自然环境和人类劳动之间关系的一种概括；它把农业生产看作稼、天、地、人诸因素组成的整体。我们知道，农业是以农作物、禽畜等的生长、发育、成熟、蕃衍的过程为基础的，这是自然再生产。但这一过程又是在人的劳动的干预下、按照人的预定目标进行的，因而它又是经济再生产。作为自然再生产，农业生物离不开它周围的自然环境；作为经济再生产，农业生物又离不开作为农业生产主导者的人。农业是农业生物、自然环境和人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这就是农业的本质。吕氏春秋·审时的上述概括接触到了农业的这一本质，体现了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农业生产自始就离不开”天”、”地”、”稼”、”人”等因素，中国传统农学正是通过长期的农业实践，在逐步加深对上述诸因素认识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对”天”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时学和农业气象学的知识和理论，对”地”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业土壤学的知识和理论，对”稼”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业生物学（生物学论文）的知识和理论。这些构成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学科，各种农业技术的原理、原则大都可以归属到这些学科之中；而”三才”理论则是对”天”、”地”、”人”、”稼”等因素及其关系的总体认识。这样，（1）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中的原理、原则，（2）作为农业科学的基础学科（如农时学、土壤学、农业生物学等）的理论和知识，（3）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农学思想或农学理-这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构成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内容和体系；而”三才”理论是这个体系的灵魂和总纲。因为”三才”理论是在长期农业实践中对天地人等因素认识的升华和结晶，又反过来成为传统农学和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指导思想。它把农业生产看作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的、动的整体，它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学和农艺的各个方面，并把有关的技术原则和学科知识结合成为一个颇为完整的知识体系。自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以后，两千多年来的历代农书，无不以”三才”理论为其指导思想和立论依据。下面，我们分别介绍中国传统农学对天、地、稼、人诸因素的认识，看看这些认识中是如何贯彻着”三才”思想的，最后谈谈”三才”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这个问题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农学的现代价值。中国传统农学对”天时”的认识和掌握“天”和”时”原来是各自独立的概念。甲骨文中的”天”是大脑袋的人形，原指人之顶巅，作”大”或”上”解。后被用以指称人们头顶上的苍天，而天被认为是至上神的住所，于是”天”成为至上神的代称。甲骨文的”时”字则从之从日（”日”是太阳的象形，”之”象人足在地上有所往之形），意指”日之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太阳的视运动。这表明人们很早就直观地感觉到太阳运行引起季节的变迁，而称之为”时”。尚书·洪范把”时”看作是降雨量（雨）、光照（旸）、温度（燠、寒）、大气流动（风）等气象因素按一定次序的消长。这是对”时”的本质的一种朴素的认识。后来把”天”与”时”结合在一起的纽带是”气”。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气”是一种流动着的表现为各种不同形态的无所不在的精微物质。西周末年，”气”介入”天”的概念中，”天”的神性发生动摇。春秋时代人们开始把”气”视为”天”的本质，把”时”视为”气”运行的秩序。如左传昭公元年载：”天有六气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战国时代，人们逐步把”天”和”时”联系起来，形成”天时”的概念。实际上是把”时”，即气候变化的时序性作为”天”最重要的内容和特征；这个”天”已是自然之天了。以后，人们又把”天”之”气”概括为阴阳二气，尤其强调”阳气”在万物生化中的作用1 。清杨屾知本提纲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日行黄道，一年一周，而遍地之土，共被恩泽；盖地本水土合成阴体，得日阳来临，方能阴阳相济，调和平，化生万物，而衣食始能从此出也。”这些论述虽然还缺乏现代科学的精确依据，但应该说是接触到”天时地利”的本质的。农业是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再生产，受自然界气候的影响至大，表现为明显的季节性和紧迫的时间性。这一特点，中国古代农业更为突出。这与自然条件的特殊性（中国农业的第一个摇篮-黄河流域位处北温带，四季分明，春旱多风，必须抢墒播种等）有关，也和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传统的形成有关。中国古代农民和农学家农时意识之强为世所罕见，他们把知时顺天视作从事生产活动最起码的要求，”不违农时”是各派政治家的共识，而”观天授时”成为历代统治者的首要政务之一。中国传统农学指时的手段，最初是物候（自然界生物和非生物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如草木荣枯、鸟兽出没、冰霜凝消），继之是天象（日月星辰的动态），最后形成二十四节气。但中国传统农业对农时的掌握不是孤立地运用单一手段，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形成一个指时的系统。先秦的夏小正和礼记·月令，已列出每月的物候、星象、气象和农事，这就把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草木鸟兽和人间的生产活动，以季节变化为轴联结起来。发展到战国秦汉，二十四节气成为指时系统的核心，它与物候的结合是这个指时体系的重要特色。二十四节气的基础是”二至”、”二分”等构成的标准时体系，它通过土圭测日晷来确定；但同时也考虑了气象、物候等诸多因素。二十四节气准确地反映了地球公转（其表现为太阳的视运动）所形成的日地关系，秦汉以后它融入中国传统的阴阳合历中，一直对中国的农业生产起着指导作用。而物候指时本身即以对天上、地下、人间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认识为前提。即王充论衡所说的”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元王桢农书说：”二十八宿周天之度，十二辰日月之会，二十四气之推移，七十二候之变迁，如循之环，如轮之转，农桑之节，以此占之。”他还据此制定了”授时指掌活法图”，成为传统农学指时体系的一个总结。气候的变化有常有异，任何固定化的时序都难免有局限性。南宋陈旉农书指出：”四时八节之行，气候有盈缩踦赢之度；五运六气所主，阴阳消长，有太过不及之差。其道甚微，其效甚著。盖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其或气至而时不至，或时至而气未至，则造化发生之理因之也。” 在这里，”时”指时令，即所谓”四时八节”，”气”指气候的实际变化，它们之间有时也可能发生不完全符合的情况。因此应灵活掌握时令，不但要”稽之天文”，而且要”验之物理”。所谓”验之物理”就是指以物候校正时令中的农事安排。中国传统农学对”地利”的认识和改造古人把”地”看成是”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管子·水地），它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甲骨文的”利”字作以刀割禾状，原意是收割禾谷所获，亦可泛指土地之所出；”利”作”锋利”、” 利益”解只是其引申义。正如清代学者俞樾说：”盖利之本义谓土地所出者。土地所出莫重于禾；以刀刈禾，利无大于此者矣。”（儿笘录）可见，”地利”是从农业生产中得出的概念，而”尽地利”也就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在”尽地利”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土壤学，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土宜论”和”土脉论”。“土宜”或”地宜”的概念产生相当早，相传周族先祖弃就曾”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史记·周本纪）。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据荀子、管子等书的记载，”相高下，视肥墝，序五种”已是农夫的常识，同时也是政府有关官员的职责。”土宜”的原则，不但要求按照不同的土壤类别安排不同的作物，在同一地区按照不同的土地类型（如平原、川泽、丘陵）全面安排农林牧渔各项生产，而且重视农业的地区性，要求根据地区特点安排生产与生活。土宜论是建立在对不同土壤、不同地类及其与动植物关系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专门的著作对土壤进行细致的分类，这些分类并非孤立进行的，而是从整个生态系统中去考察土壤及其变化。如管子·地员按土壤肥力高低把九州土壤分为3等18类90种，详列各类土壤所宜生长的作物品种、果品、草木、鱼产和牲畜，揭示了植物按地势高下垂直分布的特点。这本质上是一种土壤生态学。更多内容：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