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类院校中国文化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doc

10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2007年9月Sep.2007第18卷第5期VOL.18 NO.5在文化民族化与全球化同步进行并行不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大多数民族国家既致力于打开文化壁垒，又坚决推进民族文化的保护政策。这双重政策举措看似矛盾实则相通。因为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便不可能实现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但仅有民族文化而拒绝文化对话，同样会造成文化的自闭与老化。大学是文化传承与弘扬的重镇，理应担当起重塑民族文化与实现文化交流的重任。而传统上以语言教学为主导的外语类院校因其文科型主导的固有基础，因其处于中外文化交流前沿，设置中国文化课程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不少外语类院校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举措。目前，有着近50年历史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加强传统文化的教学和研究方面已基本实现了其初步的战略规划。首先，自2005年起，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成立，徐真华校长以为，应当将中文发展为广外的灵魂，这指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教学和研究在外语类学校将肩负起人文精神弘扬的重任。其次，自2006年以来，中国语言文化学院与日本、印度尼外语类院校中国文化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何光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420)内容提要：在当前世界民族文化复兴与文化全球化的双重背景下，大学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重塑的重镇，成为中外文化融汇的通渠。尤其是在位于中西方文化交流前沿的外语类院校中，中国文化课程的开设有利于具有外语背景的学生的知识结构的改造及其人文精神的培养，使其兼跨中外文领域而双翼齐飞。因此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势必成为外语类院校教育中的重要战略举措。关键词：中国文化；人文教育；文化复兴中图分类号：G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962(2007)05-0103-04Abstract:The Colleges are the important places to develop Chinese culture.In Foreign LanguageUniversities,the Chinese Culture Course is helpful to improve students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cultivatestudents personality.Therefore,to strengthen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iculum of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ies.Key words:Chinese Culture;Foreign Language Academy;the education of humanities;Revival of Culture西亚合作创建孔子学院，派遣中文教师外出交流，为传统文化的弘扬走出了第一步。正是在此背景下，笔者结合中国文化课程的实际教学，并适当采用抽样调查的形式，提出该课程教学存在的困惑及自己的思考，以期引起同道者的关注。一问题聚焦以传统文化教学与弘扬为重心的中国文化课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系学生的专业课，也是西语学院、东语学院、经贸学院等其他专业学生的选修课。自2006年9月笔者开设该门课程以来，便希望将民族文化先贤“以道自命”、“仁德修身”、“君子人格”等重要文化观念与精神撒播到学生心灵深处，希望以“学”的教育为基础，而以“人”的教育为重心，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重塑与弘扬。对于外语类院校中国文化课程教学中的相关问题，笔者发出了120份调查问卷作出了一个大概的调研，并对回收的100份有效问卷详加分析，以求解决问题。收稿日期：2007-09-01作者简介：何光顺（1 9 7 4-），男，四川盐亭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总第18卷104在教学及调研的基础上，笔者发现我校传统文化教学中存在着学校课程设置、学生学习方式、教材思路导向及教学相互磨合等系列问题。首先，从我校课程设置上说，各专业学生基本以外语和实用型学习为主，即使是中文系学生，外语课时和政治课时便占了将近一半，导致中文类课程开课不足。目前中国文化课程仅有一学期36课时。在所调查中文专业学生中，有86%的学生认为中国文化课时不足，仅有14%的学生认为课时刚好合适。虽然，中国古代文学亦可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课程设置相对较重，但古代文学课因其课程性质和时间限制，只能将精力主要集中于文学史的梳理，文学名篇的解读，文学现象的探讨等。大量关于中国文化的系列章节如原始神话、先秦学术、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传统节日、民俗等问题便主要留给了中国文化课程。课时的严重不足不利于中国文化课程的深入展开，也不利于培养中文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专业热情和研究兴趣。其次，从学生学习方式上说，因我校正处于教学型大学向教研型大学转轨的过程中，而目前仍以教学型为主，故而学生受学校整体学风影响，仍主要以知识学习及市场导向为主。在知识学习上，主要以应用型知识为主，如西语学院、东语学院、英文学院学生学习外语，其以后方向主要是将外语视作一门工具，他们考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基本主要是因为广外各专业的市场需求很大，他们毕业后可以进入很好的企事业单位，可以有很高的薪酬收入，因此他们不少人学习中国文化亦仅是满足于实用性学习。如在所调研的外语专业学生中，有44%的学生选修中国文化是源于这样几种原因：因学校课程安排不得不学；为了早点选够学分；觉得在以后人际交往中有用；或者目的不明确的。而在所调研的中文专业学生中，因为兴趣和了解的愿望而学习的占50%；因为以后将从事和传统文化相关的专业，并有志于复兴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学生占52%。但总体上说，即使中文学院的学生也因受我校大环境影响，很难在一学期36课时内进入到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性学习阶段。再次，从教材思路导向上说，中国文化课程现在使用教材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及其他备用教材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史也多以知识性章节的学习为主。如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注重文化知识点，其主要章节有地理概况、历史发展、姓名的名、字、号、汉字、学术思想、宗教信仰、古代教育、科举制度、传统建筑等1。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史注重文化时代的变迁，其主要章节有中国文化的发祥、青铜时代、元典时代文化的多元走向、帝国时代的文化大一弘、胡汉、中印文化的融合、近古文化的定型、晚期帝国文化等2。相对深入的教材是张岱年、方克立的中国文化概论，其对中国文化形成发展的深层原因如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都有较适当探讨，然而对于文化精神、信仰和理念诸问题又重塑不足3。因此，在现行中国文化教材中，仍以知识的类编、历史的串讲为主，或有问题研究者但仍有不足，这显然不利于带动学生思考。最后，从教师学生磨合的环节上说，我以为课堂永远是探索型的试验场。只有探索才能将教师和学生共同引向未知的无限的领域。目前，我的中国文化课堂教学有很多不足，这主要是因为刚教学一年，经验有限，知识面相对较窄，较成熟的研究思路也未完全形成，但我想不管是教学多长时间，基本的倾向都应是加强课堂的师生互动。又如中国文化课程在通选课开设时小班必须有65人以上，中班必须有130人，大班甚至达240人。在所发出的调查问卷中，有50%学生认为以50人以下的班级较为理想，有42%的学生认为人数可以限制在65-80人；仅有5%的学生认为可以达到130人以上。班级太大导致师生难以有效互动及教学效果难以理想。同时亦因课酬相对较少，亦导致中文学院年轻老师不得不多开课，从而严重影响了科研。而对于学生方面，也多停留于中学阶段的被动学习，害怕提问，害怕较大型的合作等问题。虽然有部分学生希望老师提供给他们更多课堂自主学习的时间，但大多数学生还是希望老师讲，讲得好就满足了。二课程设置与教学方式变革课程设置与教学方式的变化实际关乎学术理念和办学方针的创新。我校目前以知识型应用型教育为主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式的进行实际上极不利于学校从教学型向教研型再向研究型大学的转轨。中国文化及其他系列相关中文课程教学在我校知识型应用型教学相对主导而理论性研究性相对不足的大背景下势必处于次要的地位。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以下思考及解决方式。首先，适当增加中国文化课时，从36节增加到48节，中文学院的中国文化课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程，以有利于该学科系列问题的充分探讨及学生对文化课的重视。目前，在所调研对象中，有42%认为可增加到48课时以上，有89.5%的学生认为中国文化课应当成为中文专业学生的必修课。而对于中国文化课程在其教学时间内难以深入的系列专题，大多数学生认为可以选修课的方式辅助设置，如可适当开设先秦学术研究、中国宗教研究、儒家文化研究、道家文化研究、魏晋玄学研究、中国民俗研究等，2007年第5期外语类院校中国文化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105从而减轻中国文化课的教学压力，这系列课程也可同时针对非中文系学生开设。当然，这同时也涉及到中文学院当前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及现有教师偏于语言文学而历史及哲学、宗教等专业教师不足等诸问题。其次，中国文化等涵盖面广而研究性强的人文类课程应多以小班为主，以有利于教师和学生的交流。在以后的中国文化课程上，将以突出问题研究为主导方向，以知识传授为辅助。如着重探讨“中国农耕社会与宗法文明形成的原因”、“儒学兴起繁荣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宗教为何以泛神信仰为主”、“中国平民化社会形成的因缘”等系列专题，以引发学生研究的兴趣。笔者在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及对调研问卷的分析中发现，通过抛出问题，让学生展开小组讨论、制作讲解课件等方式，有利于教师引导和学生主动学习的结合。在所调研对象中，仅有10%的学生希望老师全面讲授知识点，有52%的学生希望老师重点选讲有关专题；有25%的学生希望在专题讲解结束后布置相关问题为课后作业，有22.5%的学生希望每隔2周就相关专题展开小组讨论。因此，从教学和调研的结果看，学生完全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进入问题性研究性学习，从而摆脱知识性应用性学习的被动传统。再次，从教材选择上说，除现有学生所使用的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教材外，适当推荐其他中国文化系列的教材，并相应地点评这些教材各自的重心和优长。同时，在教材外，引导学生阅读中国文化的经典书目及当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只有在对周易、诗经、老子、庄子、论语、孟子、荀子等大量元典或经典的阅读基础上，只有在对当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创新上，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才可能直正实现。最后，作为教师本人，永远没有固化的授课模式，特别像中国文化这种问题多人文性强的课程，始终都应当贯注民族文化复兴的理念，渗透文化人格的培养和人文信仰的熏陶。课堂始终是开放式的对话式的课堂，不仅老师在讲台上讲授向学生提问，而且也允许学生走到讲台讲解他们感兴趣的相关专题。笔者发现，实际上只要给予机会，学生在相关中国文化专题上的研究兴趣、问题探讨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他们的课件从器物层面的陶瓷、陵墓、兵器、园林、寺庙，到制度层面的官制、科举、刑罚、郡县，再到学术层面的儒学、玄学、佛学、理学、朴学等，及其他关于民俗节日的，涵盖面极其广泛，对丰富课堂教学，集思广益皆有重大帮助。三、教学个案探讨在中国文化开课伊始，我总会提出两个问题：“何为文化？文化何为？”我以为如果没有对该问题的思考，便谈不上如何学习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应当说，课堂上的仓促提问，最能考察出学生最真实的状态。当然，效果不是太理想。大多数学生基本上未曾思考过这些问题。非中文专业的外语类学生有不少满足于和外国人交流时可以谈谈中国文化有些什么，而不太关心为什么。他们希望教师给出文化是什么的现成答案，而不太关心文化多层面的可能定义，不愿思考文化为什么会千差万别。从学生对问题的反应可看出，当前低年级大学生还停留于中学阶段的“知识学习”，而未进入“问题学习”。故这种学习也是一种“被动学习”，而非“主动学习”。因此，针对课堂教学中的问题，我在此次问卷设计中适当变换形式，又重提了这两个问题。如第一个问题是这样设计的：“在中国文化课程中，常会涉及到何为文化的问题，请问你认为什么是文化？”这是提请学生注意该问题的重要性，并引发他们去认真思考。应当说，对于“何为文化”、“文化何为”的问题，在适当的引导下，大多数学生都能从抽象的概念理解进入具体的历史时代语境中，从自然、社会、人生、民族、政治、经济、宗教等全方位来理解文化。因此，在课堂上，根据低年级大学生目前的知识结构及其接受能力，我以为中国文化课的教学思路当可如下进行：先描述某种文化现象，以引起学生兴趣；再寻找多种现象间的联系，以让学生有发现历史线索及事件内在逻辑的欣喜；后比较分析诸种文化在解决问题时的不同方式及其利弊得失，并揭示其中隐藏的文化观念，让学生有豁然开朗的顿悟。这种从文化现象上升到文化哲学的“学”与“教”的方法，既比较切合学生现状，又能渐进式地改变学生的知识结构；既不至于被动地满足学生要求而失去教师的能动性，又不至于让学生难于接受而厌倦学习。正是基于上述实践与思考，对于“文化何为”这个难题与主题，我并不是立刻给出答案，而是在引言中先从宇宙时空的视角谈到“孤独的地球”与“苍茫的宇宙”的对比，让同学们意识到，我们目前所谈的文化和我们的地球家园密切相关，和这颗行星上的人类休戚与共，作为整体的人类文化仍旧是孤独的，唯一的，因此这里已暗含“文化何为”的第一要义：文化必关乎人之生存，必有其自然条件，我们当认识文化的生存之根，爱护人类文化的生态家园，我们当懂得人类的和谐相处才是人类文化长久共存的可行性道路。而后我又描述了明清易代之际的文化沦亡与保卫，从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4之说谈起，指出“易姓改号”的朝代更替谓之亡国，而“文化沦亡”才是真正的亡天下。华夏民族正是在捍卫其文化中捍卫其生存。在课堂上，学生对于文化热背后的原因也大多感兴趣。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总第18卷106正是在以问题带动思考，便于学生领会文化热的经济和精神原因及其历史条件。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同学们去追寻历史，弄清自有清以来中国文化积弱不振的原因：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和文字狱造成了华夏民族文化创造力的萎缩；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强势文化的冲击又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自信力的丧失；十年文化大革命更造成了一种全面否定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浪潮。而中国80年代的文化热与21世纪的文化热正是对历史上文化虚无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然而，当前文化热也有着急功近利与文化理念缺失的弊端，有快餐化庸俗化的嫌疑。对此，我们应适当纠偏，应再次确立被否定被消解了的文化理念与文化精神。目前，我们虽然不必像抗战时那样为救亡图存而读书，但我们应当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复兴而努力。正是在这种历史视角和当下时代的结合中，有利于引导学生意识到当前世界文化格局呈现出一个空前未有的列国竞争之世，各民族都正在致力于继承弘扬其传统文化而使其文化传统不绝，这已是超出于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之外的民族精神的较量。欧美文化继续扩张其地盘，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古希伯来文化正在复兴其活力。在目前世界多元文化竞逐的态势中，我们为何要重视传统文化，而不去全盘照搬欧美强势？这样，我们便不得不去思考文化的本质及其精神实质。显然，普通教科书上所说的“文化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之类，完全无助于理解文化及其重要性。这样，我们还应当从文化的静态名词含义进入文化的动态动词含义。文化就是以文化人，它具有智识教育、人文启蒙的意义，它是人从蒙昧未开化状态进入文明开化状态的过程。我们的中国文化课程重心便在于追寻华夏民族从（上接第102页）参考文献：1蔡芸,陈林汉.英语本科毕业生素质要求调查报告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4(1).2爱因斯坦.培养独立思考的教育J.摘自“教育论著选读”第一辑.广外大.2004.3王承绪,赵祥麟.西方现代教育论著选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4卢晓中.当代世界高等教育理念及对中国的影响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第六章.5例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4;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2007.6Hofstede,G.Culturesandorganizations-Softwareofthemind.MNew York:McGraw-Hill.1991:10.7夏志芳,于海.关于“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原始蒙昧时代进入文明开化时代的历史轨迹、方式方法。中国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历史存在与当下存在的标志与证明。文化的消逝意味着民族的灭亡，文化的崛起才是民族真正的崛起。我们保护自己的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实际就是保护我们民族的生存史，就是捍卫我们民族的精神信念史。我们正是在对众多丰富的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中维护着民族的团结，延续着民族的生命。这样，中国文化课程便从“文化何为”的大题目，进入“世界文化”到“民族文化”的视角转换，再引入“当前中国文化热”的时下思考，再进而激发学生确立其当下的“文化使命感”与“文化危机感”，以强化学生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自觉”。这种问题引入式的课堂教学既不排除传统知识型教学中的知识讲授，更融铸教师学生对话式教学方式的变革，贯穿了“信仰”与“理念”的熏陶，让中国文化课真正成为人文的课堂，启蒙的课堂。因此，当一学期的中国文化课结束以后，大多数学生都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兴趣，也有部分学生产生了研究兴趣，并能从全球视野和民族视角，从历史变迁与当下社会的结合方面来思考文化问题。参考文献：1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2冯天瑜、杨华、任放.中国文化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的思考J.全球教育展望,2004(7):6-12.8王承绪,赵祥麟.西方现代教育论著选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9高文.人是这样学习的有关学习研究对象的拓展J.全球教育展望,2005(11):45-49.10Alvermann,D.E.&Hruby,G.G.In:Brophy,J.Subject-specificinstructional:methodsandactivitiesM.Elsevier Science Ltd.2001.摘自郑太年.知识与其双重情境化-关于教学革新的思考J.全球教育展望,2004(12):6-10.11Ruggiero,V.R.Be a critical reader.In:The Art of Thinking:AGuide to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ought.6th ed.M.NY:Addison WesleyLongman Inc.,2001.12Hentoff,N.Shallthisstudenthavebeenexpelled?In:Buscemi,S.&Smith,Ch.75 Readings Plus,3rd ed.M.New York:McGraw-Hill Inc,1996.13Gould,S.J.Sex,Drugs,Disasters,andtheExtinctionofDinosaurs.In:Buscemi,S.&Smith,Ch.75 Readings Plus,3rd ed.M.New York:McGraw-Hill.Inc,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