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转型期的腐败及其控制.doc

试论转型期的腐败及其控制 试论转型期的腐败及其控制廉政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发展和治理水平的重要内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建设成就全球瞩目，制度在其中无疑起到了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但高效且廉洁才是先进政党所具备和追求的正如我们所切身感受到的：腐败正日益导致社会道德水平下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扭曲政府治理规则、削弱政党执政权威。腐败现象的治理和预防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腐败状况究竟如何？反腐败的成效？对这些问题作出阶段性的经验总结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腐败的透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腐败腐败的蔓延势头受到遏制，数量下降比较明显，但是发案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000年查办案件达45113件，大案要案18086件，其中100万以上的特大案件1335件。2003-2007年来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79696件，209487人，比前五年分别下降13.2%和9.9%，2007年立案数的比率比2003年提高了29.9个百分点，五年来立案侦查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的案件35255件，涉及省部级以上33人1998-2002年期间，100万元以上的特大案件1335件2003-2007年间，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35255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腐败特征改革开放初期，价格双轨制二当前中国腐败在体制转换时期，现行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的缺陷为腐败行为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和条件。制度约束反腐败法制建设滞后，廉政制度建设重数量轻实效，反腐败机关的权能受到多方面的制约腐败行为机会结构的畸形发展成为转型期腐败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腐败与制度先天不足有关腐败与制度的有关三20世纪70年代后期，世界范围内的腐败日趋严重。据统计仅拉美国家每年被侵吞的财富就达210亿美元之巨，由于贪污贿赂，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增加了30%。而且腐败越来越呈国际化趋势。腐败成了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一大公害。由于腐败和反腐败的共性关系，借鉴国际社会反腐败组织一些成熟做法和经验是非常必要的，在社会制度、文化观念、法律体系及反腐败体制机制存在差异，认真研究国际社会上反腐败做法就更为重要。）治理腐败的主要措施新加坡的反贪污法对公务员接受报酬的规定是“金钱或任何礼物、贷款、费用、赏金、佣金、有价证券或其他财产或各种经济利益，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这些“报酬”没有“量”的界定。只要认定有罪都可判5年以下的监禁，或者10万新元以下的罚款，也可以二者并处。严重的可判7年以下的监禁和10万新元以下的罚款。如一个监狱看管因给犯人代买香烟，收受了犯人的15元，结果被判了刑。意大利刑法第314条、319条对公务员侵占、收受报酬分别可以判处3年到14年不等的刑期，并可处以4万到40万里拉不等的罚金。1981年意大利刑法修正案提高了对收受贿赂者的罚金数额，如公务人员“职务行为之行贿”的贿赂者，以往的规定是处以2万里拉以上40万里拉以下的罚金，而提高到67万里拉到130万里拉的罚金；对涉及“违背职务行为之受贿”的贿赂者，以往是处以12万到80万里拉的罚金，现在则是处以40万到270万里拉的罚金。财产申报制度许多国家都制定和颁布了要求政府官员申报财产的法律。财产申报制度一般都包括财产申报对象、财产申报时间、财产申报内容、对财产申报违法处罚等方面，既全面，又明确，便于操作和执行。美国道德改革法规定：“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并公开自己以及配偶的财务情况，包括收入、个人财产等，以后还须按月申报。对财产申报资料的接受、保管办法、保存期限、公开方式、查阅手续、审查以及对拒绝申报和虚假申报的处罚办法也都作了详细规定。此外，美国廉政法也规定政府有关官员必须填写财产和收入申报单，逾期不报，将被司法机构起诉。申报单由廉政办公室审查，一旦发现有违法收入，立即处理。申报单可供新闻机构和公众查阅。法国1998年出台的政治家生活资金透明度法规定，公职人员必须依法对其拥有的财产状况，包括财产数量、来源、增减等情况向指定的监察机关作出报告，以接受审查和监督。一旦发现公职人员所拥有的财产与其合法收入不相符，而该官员又不能说明其正当来源的，即视为非法所得予以惩处。墨西哥2002年在互联网上建成“政府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接受和处理系统”。公务员可通过网络向该系统发送个人财产资料完成申报，那些不具备上网条件的公职人员，可提交附有个人签名的打印文本。2002年，墨西哥国家审计局对1万名没有按时在政府指定的网站上申报财产状况的国家公务员作出了停薪留职15天的处罚。对腐败进行专项治理。如美国的政府官员及雇员道德操行准则和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中对财产申报制度的规范颁布后，美国受处理的大小官员不计其数，最后使众议院议长赖特也因在过去10年中先后69次违反国会对议员财产收入申报的规定，而被迫辞职。再如韩国1993年8月12日晚8时向全国宣布实施金融实名制。包括其间出台的公务员财产法案。这种单项治理，不仅全面摸清了政府官员中的金融资产情况，也为治理官员的腐败提供了依据。金融实名制实行一个月后，韩国大法院院长金德柱、检察总长朴钟吉等一大批高官先后辞职。两年后，前总统金斗焕和卢泰愚也因此落入法网。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对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的实施也是专项治理腐败一个有宜探索。这项制度从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免税规定、征收管理等有效地抑制了腐败。因为贪污受贿者的非法所得只能通过接受馈赠和馈赠亲友、遗赠子孙和社会捐款等途径消化。捐赠社会也往往是非出本意，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除了纳税外，主要有“过滤”你的财产来源是否合理，当然这是在反腐败体制、机制发育比较成熟的情况下才能实施的一种方法。这种举措对贪污受贿者个人承受风险和心理压力是非常之大的。同时，从制度和预防两个方面对腐败进行了有效的遏制。强国家反腐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针对日益严重的腐败形势，国际社会纷纷成立了反腐败行动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透明国际、经合组织等。各国也都根据自己的情况成立了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如英国的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加拿大的监察专员机构、澳大利亚国家罪案调查局、美国的联邦政府及行政部门的监察长办事处、印度的中央调查局、新加坡的反贪污贿赂局、香港的廉政公署以及坦桑尼亚的常设调查委员会、乌干达的政府检察长办公室等，其目的都是通过立法程序，赋予这些特殊机构以有效侦查腐败官员的权力。如美国联邦政府及行政部门的监察长办事处，是专门调查美国联邦政府各行政部门内贪污、贿赂等违纪违法行为的机构。其依据是监察长法案赋予的调查权力。并有与司法部长和专门对国家高级行政官员起诉的检察官一道提起特别诉讼的权力。新加坡反贪污调查局可以在无检察官允许的情况下，行使刑事诉讼法赋予警方调查的任何权力；对其威胁、阻挠、妨碍或拖延其正常行使调查、搜查权的都构成犯罪，可判处5000新元以下罚金或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两项并罚；可以不用逮捕证逮捕与贪污犯罪有关的任何人，包括对其行为存在合理怀疑的人。泰国肃贪委员会不仅具有调查权，而且有向法院指控那些暴富而又不能证实其收入合法性的政府官员权力，并对被传唤者拒不执行的，可依法判处6个月以下监禁或1万泰铢以下的罚款。澳大利亚国家罪案调查局拥有国家司法赋予的调查权、拘捕权。我国香港廉政公署对公职人员及雇员的贪污贿赂行为有特殊的侦查权；对公职人员和雇员的操守、诚信有监控权。为了保证廉政公署执法的力度，又专门设立了“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社区关系市民咨询委员会”等机构，使廉署独立侦查权力更具完备。其次埃及行政监察署的侦察权、搜捕权，菲律宾行政专员署的特别调查权、准司法权及瑞典行政监察署调查权、搜捕权也都大同小异。就是必须通过立法手段赋予反腐败机构特殊的侦查和检控权。否则他将无法完成对腐败官员优其是腐败高官的侦查检控。治理腐败的国腐中国期出现的诸多腐败现象，不仅与宏观制度结构的缺陷有关，而且与某些具体的制度安排或政策规定对特定腐败形式的诱发作用有关。依靠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专门反腐败机构应当借鉴香港等地的成功经验，采取“三管齐下”的反腐败战略。在反腐败宏观制度环境的优化和反腐防腐具体制度安排的完善上，中央政府以及政府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分别负有主要责任。加强调查和惩处工作，增加腐败行为被发现和受到制裁的概率；协助其它政府部门完善腐败预防机制，减少腐败发生的机会；加强对公众的教育，赢得他们的支持与合作。“三管齐下”的反腐败战略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经过在这三条战线上的共同努力，香港的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三管齐下”反腐败战略受到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反腐败机构的高度关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机构也仿效香港的做法，提出了类似的战略。例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廉政公署也强调要从打击、教育和预防三个方面同时入手来同腐败做斗争。“三管齐下”反腐败战略对中国反腐败专门机构同样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反腐败专门机构未来的努力方向也应当是同时加大腐败犯罪打击力度、提高腐败犯罪预防水平、强化公众廉政意识教育这样三个方面的工作。 建立完善公职人员从政用权行为规则一是严格规定公职人员接收馈赠的范围和数额。接收馈赠虽不能直接认定为受贿行为，但同样严重损害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形象，并可能干扰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的公正立场。因此，廉政制度成熟的国家都对公职人员接收馈赠的范围、金额大小、报告上交等作出严格规定，我国应在借鉴发达国家的基础上以法律的形式严格规定公职人员接收馈赠的范围和数额。二是科学规范公职人员的兼职行为。兼职行为，特别是在营利性机构中的兼职，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公职人员的中立形象，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助长了学术、商业竞争不端行为，是一种新形式的腐败，应采取措施，严格限制公职人员兼职的条件、期限、领域，改变国家公职人员兼职过多过滥的现象。三是严格执行公职人员任职回避制度。回避制度是防止公共权力被亲属、家庭所控制而发生违反职权，从而避免腐败发生的一项重要制度。党的组织人事政策及国家行政法律法规都对国家公职人员任职回避作出了明确规定。但行政回避制度关于行政回避范围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模糊，回避制度执行情况不理想的问题突出，应进一步研究完善和严格执行公务员回避制度。四是建立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和从业限制规范。利益冲突与从业限制均是公务员管理的重要内容。我国虽然有这方面的规定，但是存在零散不系统、法律规定缺失和落实不严格的问题。强化公职人员行为的监督机制首先，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目前，国的状况是监督机构分散，关系没有理顺，缺乏统一协调。这就要求我们要切实加强人大、政协对党政机关的监督；要重视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使“举报箱”、“举报电话”、“领导接待制度”等监督措施真正发挥作用；要强化职能部门的监督，使得同级党委及其成员的监督检查名副其实，切实解决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防止个人说了算和个人专断；要全面推广和落实“两公开一监督”制度；要把群体监督的威力性与舆论监督的曝光性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网络，发挥监督的整体效能。其次，要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核心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关键是干部权力不能太大、太集中。不能把具有相互制约的职责和权力集中于一个部门或一个人，权力应进行适度分解和有效的制约，改变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结构。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滋生不正之风的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强化业务和分工的制约，制订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不经过有关权力运行的制约程序，权力就不能生效，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格局。、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