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朝的内阁制度及其作用.doc

浅析明朝的内阁制度及其作用徐德亮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内蒙 赤峰内容摘要：本论文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明朝的内阁制度，首先通过明朝废除宰相设立内阁来阐述明朝内阁的前世与今生。然后再探讨出内阁它对皇权及对有明一代的两大辅政之一的阉党的制约及影响。再次通过对内阁权力的探析最终得出它依然是皇权的御用工具。关键词： 由来 内阁 皇权 权力架构 政治效能 一 明朝的废相与内阁的由来在明朝初期一直秉行的宰相制度，皇权作为九五之尊享受至高无上的权威，而相权则把持全国最高的行政权力。宰相虽号为“奉旨办事”但实则不然，王朝的很多事情宰相是不与皇帝商量直接独断专行的。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当朝皇权是个“懒王”还好，如果当朝皇帝勤俭持政且有很强的权力欲那就糟糕了，君权与相权就会必然产生裂痕与矛盾，皇帝与宰相争权夺势形同水火，严重时国家的政策说瞬息万变有时也不夸张。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下去了。前朝教训无数而距明太祖最近的教训就是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在元王朝统治中原时期，由于很多帝王的文韬和武略都不足，元代皇权孱弱无能，所以宰相擅权。这些种种给明太祖朱元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且明太祖也阅读了很多的史料，也发现了很多相权对皇权的掣肘。故而他终结了延续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并认为元代灭亡的原因就是将政权委臣，并最终导致欺上瞒下的原因所致。再加上明太祖对开国功臣本就有猜忌之心。终于借“胡蓝之狱”最终废除了宰相制，权分六部。 相权最终被废除了，皇权自然得到极大的膨胀。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政务的大量增加。太祖每日批阅的奏章据明史记载大约为200多件。处理的各项杂务多达400多件。太祖的工作可以用“昧爽临床，日宴忘餐”来形容。但依然无法做到完美无暇，唯恐出现差池。于是明太祖终于在身体所力所不及的情况下诏天下举贤才。于洪武14年（1380年）设立四大辅官。四大辅官皆来自民间，帮助皇帝协理政务监调四时。四大辅官是按照春，夏，秋，冬四季设立的，同时还作为太子的宾客。四大辅官按时令入朝，官位为正三品，以补皇权力所不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四大辅官皆来自民间，对朝典朝章并不熟悉，难以娴熟。故而四大辅官在设立了不到两年便废止了。但却是明太祖对后世中枢制的进一步改革打下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内阁制的真正开始形成始于明成祖朱棣时期，明史对内阁的解释为“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明前期由于皇帝都比较勤勉政事，内阁还只是作为一个“垂询”机构，同时为了避免内阁专权，成祖时期规定阁臣不得设立官署，不得专制诸司。阁臣的品位很低甚至不如一个外省的知府。更不用说节制六部的尚书了。但是到了明仁宗朝的时候就发生了变化，内阁的职权和地位得到快速发展，其位高权重丝毫不亚于隋唐时期的宰相， 明史载：“ 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 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有明一代内阁的职责范围是“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献替可否”是内阁帮助君主减否政务的主要方式。内阁大臣据皇帝的垂问阐述意见，这叫作“献”。君主表示认可并指示可以执行这叫作“献可”。如果阁臣对皇帝的方案有不同的看法称为“可否”。简单地将就是封驳之权。“奉陈规诲”,“陈”就是四书五经儒家经典著述，前朝明主的政绩和先皇祖考的遗训，“规”就是规章方法，用来教育和培养皇帝的，奉陈规诲就是内阁大学士利用课堂的形式向皇帝传授四书五经和安邦定国之术。“点检题奏”，因公事上书叫作“题”，因私事上书叫做“奏”，点检题奏就是内阁对诸司的各种奏章有预览之权。“票拟批答”始于英宗朝，也是明代中后期，内阁帮助皇帝平章政务的主要形式。除了上述职权外内阁同时还具有起草懿旨，参政议政，撰修帝王实录的权利。到了明后期，内阁大学士甚至拥有了选任官署的权力，例如万历首辅张居正在进行官制改的时候就提出“用舍进退，一切功实为准。”在明崇祯帝在位时期，内阁又拥有了辖制军事的权力，如崇祯2年（1629年）后金侵明，而明朝派遣攘外的是内阁大学士孙承宗，他在通州誓师，比北方一定程度上收复了部分失地。有明一代选任内阁大学士还是比较严谨的。明代的内阁成员一般是5到7人，有时也多达10多人。明代前期内阁成员并无品级高低之别，到了明代中后期，尤其是嘉靖朝开始设立首辅之职。内阁成员统称为辅臣，其中资历最深的人被称为首辅，往下是次辅和群辅。首辅位高权重，次辅和群辅只能望其项背。首辅主持内阁会议，次辅和群辅是没有资格的。明代内阁的选拔最首要的一点便是必须出身翰林，非翰林是不允入阁的。有明的的170多位内阁大学士中，通过尚书入阁的有110位，通过侍郎入阁的也有24位。绝大多数出身翰林，所以在明代翰林院又被称为“清要之地”。对于大学士的任用，明代初期是由皇帝直接提点的，称为“特简”。明代中后期，由于内阁权势的膨胀，内阁成员的选用变成了内阁成员向皇帝举荐人才入阁。二 内阁制产生后对专制皇权及司礼监（宦官）的制约明太祖朱元璋过逝后，其子朱棣即位后在其父亲的基础上又搞了个创举，设立内阁选拔阁臣协御机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明代内阁制度的演进也正是体现了我国传统官僚主义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顺应王朝的需要而建立的，但建立后却又有了要摆脱王权束缚的需要。内阁的设置本是为了加强皇权的需要，但随着内阁制度的发展，内阁被委以协御国政，替代帝王言行也成为必然事件。其由原来的“垂询”机构发展并逐步拥有了参政权。并最终拥有了整个王朝官僚机构认可的最高决策的参与权。内阁作为整个王朝运转机器的核心他们通过为皇权平章政务，力挽时艰，直言谏诤，发挥着对军国大政的核心参与及居中调停的作用。明代中晚期，虽然官场上对内阁首辅制度多有非议，并对内阁所拥有的部分职权大加攻击。但我们要清晰一点内阁的根本是服务皇权，内阁与皇权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一定程度上来说内阁权力的稳固与皇权的稳固是基本一致的。特别是当王朝蒙尘之时，往往整个朝野都向内阁寻求悬壶济世之方。所以自成祖朱棣到末帝朱由检，历代皇权虽赋予内阁的职权有轻重差别，但均未想过要去取消它。也就是说内阁的稳定与整个王朝的稳定成正相关的关系。也意味着明代中央权力构架中内阁不可缺少，专制政治的强化离不开阁臣的调节和维护。同时当内阁彻底被冷落，内阁群体无法再挽救时艰，明朝的气数也就到头了。对内阁制的整体进行分析，我们又会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他们必须协调好与皇权，司礼监（宦官）和六部尚书的关系。内阁群体虽然依附皇权受制于司礼监的辖制同时又有统调六部之权。尚是如此也不能轻视内阁之权威。因为内阁依附皇权就同时也拥有了节制司礼监的能力。司礼监与内阁是相互制约最终为皇权服务。如上文所述，内阁的建立是为加强皇权的权威而建立的，但是内阁一旦建立又同时拥有了脱离君权意志的现象。毫无疑问内阁的存在已依附皇权为为根本前提，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但我们也应同时看到作为内阁的辅臣群体在为皇权服务的时候是一个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内阁可以用各种方式和途径来影响帝王的决策，甚至制约帝王的决策。无论是通过对帝王每日的传经布道，还是通过票拟，召对等形式面君。这其中的种种无不都夹杂了内阁辅政的个人的思想感情。特别是在格君心，正君德方面更是影响深刻。尤其到了明英宗朝的时候，票拟制度成了内阁的专司属权并且成为一种定制。票拟制度的专司化很快成为全朝野上下必须准守的准则和指南，甚至君权也得顺其令。可以这样说内阁的票拟很大程度上上就是最终的决定，帝王的“旨从中出”变得很少见。当内阁拒绝票拟政令，这便是一种对皇帝发布错误政策的一种否定。君王的召旨，内阁不满，可以拒绝票拟，递回中朝从新奏对，对皇帝的变乱朝纲起到了一定抵制作用，尤其是到了明代中后期由是如此。除此之外明代内阁群体还可以利用旧皇崩驾或退位的时候，内阁利用为先帝草拟遗诏和登极诏书的时候，借以表达自身的安邦理念，以达兴邦除弊的目的，同时对新君也起到了引导作用。凡此总总无不体现着内阁对皇权的能动性引导和制约作用。评价内阁内阁制度对皇权的制约作用再有明一代不得不提下一宦官，也就是 前文一直重复提到的司礼监。本来用朱笔圈阅奏章是皇帝的特权，也是控制内阁越权的利器，但是明代中后期后，君主多少不更事或倦怠朝政，因此这种“批朱”特权便被身边的宦官把持了，拥有了“批朱”之权就使得宦官的权利伸到了外朝。就是所谓的“然内阁之票拟，不得不绝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但是在有明一代宦官始终未坐大这不能不说与内阁的制约作用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这么理解每到了明代生死存亡的转折时期，内阁均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才令明朝一次有一次度过了危难时期。就内阁与司礼监（宦官）的关系来看，二者的存在都是为了皇权服务的。内阁掌管“票拟”之权，司礼监掌管“批红”之权。而这又是一种制衡关系。内阁通过“票拟”来影响中央的决策，而司礼监通过“批红”来限制内阁行使职权。内阁与司礼监这种打打和和的局面也是出于无奈。内阁的“票拟”往往不得不取决于司礼监的“批红”。司礼监成为阁员与皇帝沟通的重要方式。内阁大学士想要顺利辅政经常需要宦官的配合。但是需要要注意一点我们不能以此就断定出内阁的权势受制于宦官群体。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史实，即在明代以前历朝历代宦官狭天子以令诸侯的事件层出不穷,如“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造成“自(唐)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有明一代虽然阉党之烈于不亚于唐代，但却始终难以威胁皇权，这与内阁的有效制约是分不开的。从明代的体制上来说，内阁拥有朝野上下最为认可的权力职能，因此相较于司礼监来说内个还是处于主导的地位。然后就从中国的传统儒家脉流来看，宦官掌政毕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难以得到朝野广大臣僚的认可，这是我们从总体上进行的把握。然后我们再从内阁与司礼监的交往中来看内阁对宦官的制约作用。第一，我们从内阁与司礼监所拥有的职权票拟，批红来说。首先“票拟”是全朝野所认可的权力运行规则，内阁具有独立性，可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而“批红”是司礼监代君主而为之的，是基于内阁给出的票拟而定的，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一般情况下，司礼监给出的批红只能遵循皇帝给出的方式办，不能随意改动票拟。第二，内阁对司礼监权力的限制在朝野往往被认为是正义行为而获得大为的支持,内阁常常借用祖制来圈范宦官的作为，力图将宦官的权力限于内廷。所以若果没有内阁对宦官的制约，有明一代的宦祸也许会更为严重。第三，有明一代，在很多公务面前，与其说是内阁在不断地溜须宦官，到不如说是内阁在灵活的利用各种形式对以司礼监为首的宦官群体在进行利用。明代君主喜欢玩平衡感，所以内阁一定程度上在利用司礼监反制帝王专权对阁权的削弱。研究者研究表明：“在有内阁的二百四十 余年中，宦权超过阁权的时间不及五分之一，五分之四的时间是阁权超过宦权”。三 内阁依然是皇权的御用工具明朝的中枢权力机构明显与前代不同，它是有两大机构组成内阁与司礼监组成，二者都不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均是辅助皇权的办事机构，因为彼此之间的制衡，所以谁也无法异军突起成为威胁皇权的力量。如前文所述内阁的权力极不稳定，虽然出过严嵩，张居正这样显赫一时的人物，但也是趁皇权“玩忽职守”的时候才会出现代行王政的现象。内阁成员一般出身翰林，进入内阁后其权力的强弱与皇帝采纳票拟的情况成正相关，所以内阁缺少连续性和保障。与前朝相比，明代内阁的功勋并不卓著。这一方面与内阁群体的资历有关，前朝的宰相都要在基层有一定时期的锻炼，而明代内阁基本出身翰林，缺乏从政经验，自然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权力缺乏连续性与保证，容易被皇权控制。所以，显而易见有明一代的内阁只能加强皇权而无法成为皇权的威胁。有明一代的司礼监不但是明廷设置的24个衙门中最具权威性的一个，而且在宦官所处的12衙门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司礼监掌管着明廷“皇城内一应礼仪刑名，钤束长随，当霆，听事各役，关防门禁，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章奏文书及照閤票批红等事”。司礼监对明政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嘛：第一，代行皇权，特别是代替皇权进行批红。第二，执掌厂卫，司礼监还控制着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等特务机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一点，宦官始终无法掌握兵权，并全市中掌握在政府派遣的总兵手中。所以虽然宦官距离皇权如此近，但是终明一代，宦官绝对处在皇权的绝对操控下，无法越雷池一步，只能是促进皇权的进一步加强。虽然如此说，但司礼监的设置毕竟还是有它的重要性在那里：第一，始终贴近皇权，而且也常被授权代行皇权，被身在职场较量中占据了很大优势。第二，替代皇权监视文武百官，势力甚至在皇权的怂恿下超越内阁的职权。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第一，内阁成员因缺乏实际的执政经验，而且确立缺乏连续性而且不稳定，所以很难僭越皇权，只能是维护皇权的办事机构。第二，如果有的同志还认为这样还是有些缺乏说服力，那么通过上文我们可知司礼监始终是皇权的御用机构，而且司礼监与内阁并称为明代两大辅政机构，因此亦可用司礼监来牵制内阁势力的壮大，反之亦然。所以内阁，司礼监与皇权的关系更像一个三角形的关系，皇权高高在上处在顶端，内阁与司礼监位于两边的底端，谁强谁弱，完全是与皇权的亲疏而定。内阁通过“票拟”来加强皇权，司礼监通过“批红”来辖制内阁。很大程度上，明代皇帝利用宦廷代行“批红”，与其说是下放权力，不如说是利用宦官在牵制内阁的势力。从而这也保证了整个王朝的稳定，从明代中后期多出昏庸的皇帝，而整个王朝并未紊乱就可以看出。四 客观评价内阁群体：我们在评判内阁群体的时候，不用过于纠结内阁到底是“宰职”还是非“宰职”。尽管向前文所述的严嵩，张居正等所掌控的权力已经很类似前朝的宰相，尽管内阁的存在终明一代也无法找出典章制度的依托。但我们必须清晰一点那就是从明代中期开始，百卿就开始称内阁的阁员为“宰辅”，而皇帝面对如此毫不隐晦的称呼面前，也丝毫没有横加斥责，甚至连帝王本身也无法避免称内阁成员为相职。阁僚成员本身也俨然以“宰职”自居。但是，也如前文所述，内阁无论权势多么如日中天，细论起来内阁与“宰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总的来说，宰相位极人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级行政官吏，拥有法力说依托的权力和衙署，有直接统领的下属。而明代的内阁则不然，他们缺少法定地位，权力也无法辖制六部九卿。阁员，职责，有明历代也不尽相同。内阁作用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权的“慵懒”和信任程度。所以评价内阁不能笼统的用似“相”还是“非相”来论。终明一代，内阁势力的强弱总是处在不断地强弱变化中，这里既有皇权的需求使然，也与帝王的为君能力有关。同时也与内阁过硬的能力和协调六部的能力有关。也与国家时艰的危局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有关。所以有些同志争论的内阁到底是否为“宰职”之辩，更多的更像是表层认识，而并未明晰其内。如同前朝历代宰相一样，明代的阁僚也大多抱着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而缺乏典章的依托，又使他们有一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气不长”之感。所以每当内阁得到皇帝的认可时，内阁往往表现出极大地抱负欲，恨不能将自己的治国理念全数展现在皇帝面前，让皇帝知道内阁并非徒有虚表，是能够匡扶社稷，扶大厦之将倾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内阁与皇帝的见面方式有隐晦和明面之别。有通过奏章传达的，有通过与皇帝直接面禀的，也有通过宦官代为传禀的。即使内阁在一定时期内在皇权面前失宠，也不见得内阁的言语在皇帝面前就油盐不进了，也就是不可能丧失的一点影响力都没有了。熟话说谋事在人，政治人物的能量有时并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揣摩透的。终明一代的内阁辅政开创了前代未有的先河，阁僚群体贵为天子的左膀右臂，但由于前文所述的种种原因，其实阁僚的立身环境是比较险恶的，如履薄冰。此外内阁统辖六部也要辩证的来看待。前文已述，朱元璋废相以达权分六部。后来明成祖朱棣明确规定“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 内阁)”。但是虽然如此我们也要明白一点，无论从整个皇权的需要还是六部统协的需要，内阁势必必须要统辖六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也是中央权力运行的主要方式。但同样的我们不能说内阁专有诸司，这也是缺乏历史依据的。明太祖权分六部，皇帝一人总摄政务，听起来想法是不错的，但是在整个王朝的运转实践中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六部是无法调节朝政与庶政的，所以内阁的建立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六部之上，皇权之下的一个决策机构。而六部激吻上就可以称为最高权力的执行机构。如果六部各自为战，都是各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那么整个朝政可定会运转失灵。同时内阁要想统辖六部也必须对六部事务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认识。关于此事，明神宗万历年间的阁僚申时行有过很精辟的描述，他说“夫国家纪纲法度，分掌于部院，而统归于朝廷。阁臣则参机务，备顾问者，若于诸司之事全不与闻，即皇上有问，臣等凭何奏对？即有票拟，臣等凭何参酌？此岂皇上委任责成之意哉 ”。又云“夫阁臣之参机密，自永乐以来二百余年，天下之政出于一，自古记之矣。所贵择人而任之，主上虚己而听之，自可兴化致理。若使六曹各司其事，则意见纷出，事权涣散，其执必不能安”。从政权运行上来说，内阁是作为六部的上层机构而存在的，是一种上级与下属的关系。若果真是这种上下级的关系，其实是更利于朝政的稳固运转的。但是终明一代怪就怪在这里，六部居然是抗衡内阁平章政务的障碍。如果内阁不与六部关系的融洽，那么内阁的辅政实际上是缺乏现实基础的，如果内阁与六部就权力问题吵得不可开交，唯一造成的只能是办事效率低下，甚至一发不可收拾。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多出昏庸无能的帝王，怠惰朝政更是家常便饭。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内阁不统辖六部，不难发现先明朝是无法保持存在200多年屹立不倒的，危局肯定会层出不穷。所以放大到整个王朝来看内阁，内阁辅政更多的是起到一种稳定器的效果，从内阁统辖六部的程度来看，内阁更多的是以签署命令的形式，而非直接掌控。内阁统辖六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央政权体制的缺失， 更加有利于六部之间的配合，更大发挥皇权的统治功效。总的来说内阁统辖六部是一件积极的事情。五 总结 明代内阁制度的建立是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一种对上层建筑的一种变革，内阁并最终成为有明一代的最重要的中央权力机构之一。中国历代的中央政权机构，自秦代开始，直到明朝初年都实行的是宰相制。宰相是最高行政长官，享受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待遇，所以历数中国历朝历代充满了皇权与相权的争斗，这就使得提高皇权削弱相权成为历代加强皇权的总的大方向。在这点上，经过前朝的不断摸索，终于在明朝开花结果了，明代太祖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彻底废除了相权，权分六部。但是作为帝王本面对如山的政务即便是殚精竭虑也是无法完成的，所以设立四大辅臣官。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时候，内阁开始正式形成。内个最终发展成为明代很重要的中央机构，本质上是封建地主阶级在不改变政权性质上的一种框架内的调节。到了明代仁宗朝，内阁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明史有云：“ 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如前文所述内阁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皇权。但是同时我们也会看到皇权是不会令自己被束缚的，他利用阁僚的选用和司礼监的“批红”来反制内阁无时无刻的越权企图，最终令内阁知识作为皇权统治下的御用工具而已。总的来说内阁作为存在于明朝中央的一类高级官僚群体，其所作所为都对整个王朝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明朝是一个鲜出贤主的王朝，可以说内阁为了整个明朝的政权稳定运行，做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明朝能够延续270多年的加固器。对于明代内阁我们还应了解到下面这几点：第一，内阁作为一个群体，它与明代的其他僚属一同构成了皇权的保护盾牌；第二，内阁作为一个由政治人物组成的群体。需要明白的是政治生活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所以阁僚的治国理念与思想感情是饱受个人的生活经历，社会交往关系，生活需求等方面影响的。所以对其的政治作为的剖析不能以事论事，更应要把他们整个人生经历做一个全方位的解读，寻找着其中的关联性，这样才能比较可观的解读内阁群体，才能做到恰如其分地评判他们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