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 跨学科与多维度.doc

拓展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 :跨学科与多维度 赵:黄老师,您好,从到新闻学,再到现在的 传播学,您经历了较为明晰的学术转向,以致您的学术视野比较宽广,研究领域涉及新闻理论、新闻思想史、传播学研究,学界中人对您在这几方面的建树都赞誉有加,您如何看待您的学术转向呢? 黄:就个人体会而言,中文转向新闻是比较艰难的。中文是人文学科,历史悠久,基础雄厚,在我毕业的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文学时髦之际,不像现在受大众文化的冲击,显得格外凋零。而且,文学作品读多了之后,感觉新闻学枯燥无味,再加上原来不了解新闻学,所以转得有点困难。我本人认为从中文转到新闻,评报是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说先学会读报纸,这如同赏析文学作品。评析一篇报道或一张报纸,看起来简单,实际涉及面相当宽广,牵涉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实践等等。通过评报,可以迫使自己从其他学科转到新闻上来,尤其是能增加对新闻实践的理解。另外,学术转向也与授课有关,我毕业后留校教新闻,自然要熟悉新闻学,包括资料和信息,这样就逐步对新闻有了一定的感觉和认识。至于从新闻学转到传播学,这种提法似乎不妥,因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没有也不存在转向的问题。我之所以能对传播 学有所了解,和两次出国经历直接相关,一次是到澳大利亚,一次是到美国。在澳大利亚的那段时间,由于对传播学了解甚少,一开始显得有些盲目。到了 1998年去美国,心里就比较清楚了,很明白自己打算 看些什么。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是慢慢走进去的。 赵:您最初进入新闻学领域时,主要研究新闻理论,并在1995年出版了专著新闻传播学,您能谈谈 在早期新闻理论研究中发现的问题,并介绍一下当时 的研究情况吗? 黄:改革开放后,尤其是80年代,应该说新闻理论研究无论是从势头、还是从数量和讨论的问题来 看,都成绩斐然,澄清了一些含糊不清或者说在“左 倾”思潮下被压制和误解的东西,并在一些宏观方面取得了相对一致的认识,这是挺了不起的。甘惜分老师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十大争论,讲得比较到位,讨 论了新闻真实性,新闻的起源、功能、党性、人民性等许多问题。当时理论和实践的呼应是很不错的,新闻业提出新闻改革,要恢复到新闻本身,这必然要有理论上的依据,需要对过去的理论观点做出一些澄清或者纠正。不过,其时的新闻理论研究也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研究者像拓荒一样,不断在空间挖掘所谓的空白,真正深入思考的问题却不多,基础性研究实在太少。一方面对研究现状不满意,一方面又感觉新闻理论没有什么可研究的,除非中央有新的政策、指示和精神,才又激起新的研究浪潮,可是这仅仅在为中央某个指示和精神扩大影响而已,意义不大。我对上述状况很不满意,曾经写过一篇批评性的文章,称之为记者式研究,呼吁要突破这样的研究框架,新闻学者不能像记者那样,整天泛泛于一些热门的话题。这种情形现在已有所改变,但依然存在,很多人仍旧是什么热门就讲什么,前两年是经营管理、手机和博客等新技术网络,这两年又是媒介融合等问题,基本属于跟风式的研究,十篇文章里有八篇无论是观点还是深度都没有太多的区别。有人认为这与新闻学紧密联系现实的学科特点有关。其实,这只是他们为自己辩护的一个理由。因为任何学科都要联系现 实,历史学也是言古必自今,没有现实,就没有现在的 历史研究,可是联系现实不等于把现实中的东西随便抓一点来描述一通。显然,记者式研究主要和研究主体对学术的理解有关。也有人把上述弊病归结为制度,这样讲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有些人现在已 经完全不必追求数量,却依然粗制滥造,根本原因还 是对学术的理解存在偏差。所以,我常说“道不同,不相与谋”,这不是指学科的不同,而是针对学术认同的差异,看有没有共同语言。如果在学术上没有认同,即便同一学科,也会形同陌路,无法沟通。其次,记者 式研究盛行与新闻传播学缺少历史积淀有关,尤其和研究传统的积淀有关。人文学科大多有一个较为明 显的师承关系,师傅带徒弟的形式成为其基本的学术延续样式,这在潜移默化中可形成一套有规可循的研 究学术路数。而新闻传播学恰恰没有或者说极少师承,或许这就是新闻传播学迄今没有形成学派的重要 原因,为此我主张还是先回到历史,建议新闻传播学不只是要联系现实,更应搞清楚学科历史和传承关 系。 就目前来看,历史积淀的缺乏在新闻传播学研究尤其是新闻学研究里表现极为明显,很多文章少有文献综述。相当一部分人自认为在创新,前无古人,后不要来者,甚至夸大口,哗众取宠,宣称传统新闻学已然死亡,可是又说不出究竟什么是传统新闻学,把用词激烈当作看问题的深刻,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大 在文章中所说:“新闻理论研究成为浮在水面上的一 层油,尽管也不时随风波动,而且在阳光照射下也不时呈现不同的色彩,炫人眼目,但底子里缺少根基和厚度,始终只是浮在水面上。”无根和没有传统师承,使新闻理论如薄薄的一张纸,纠正其浅、浮之病,就需 要历史来支撑,因为历史可以使我们看问题更为深 刻。少了史料的支撑,理论研究可能变为完全的逻辑推理,会过于抽象甚至于蹈空,具体丰满的过程被简约化了。举一例子,大多数人都清楚新闻事业产生于社会的需要,这种说法应该没有错,事实也确实如此,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讨论社会需要时,不能只是大概而论,理应分析辨明各类社会因素的作用,这样才能使相关理论阐述有可靠的基础。如果熟悉欧洲史,就可以发现,在新闻业产生之前,相当多的人从事手抄书,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于是有部分人转为手抄新闻,以获利糊口,因此手抄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新闻事业的刺激因素之一。 至于博士论文,刚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就确定下来了,主要是想为以后的理论研究打好基础,因为从事理论研究应该对相关理论的历史脉络了然于心,这样才可以知晓在什么地方能有所突破。当时我有一个自不量力的雄心:第一,理清中国新闻思想的历史轨迹;第二,基本把握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发展线索;第三,对于西方传播学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如果做到了这三点,在理论研究中就可以左右逢源。 众文化,是利用策划式、噱头式的东西来吸引眼球。谈论任何问题,大概就能明白根源和变迁。博士论文 不知道学科历史,自以为天下最好,会带来更大一个祸害,那就是不断地制造垃圾,并且把已经解决和讨论清楚的问题无端地重新提出来,换个新名词,天真 只是其中的第一步而已。现在看来,我对中国新闻思想史和西方传播学特别是美国传播学已经有所了解,但由于精力不够,对马恩的新闻理论迟迟没有切进 地以为是新发现,其所谓的灵感,说白了就是搞乱。去,不能不说有一些缺憾。另外,我目前感兴趣的是 虽然这种现象在别的学科同样存在,但在新闻学界格外突出。整体看来,新闻学界好的论著太少,缺乏与其他学科交流的平台,解决这一问题可能要靠年青一代。现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开办的暑期学校,潘忠党、祝建华等教授设立的各种培训班都试图从基础着 手,让下一代逐渐走向规范,另有不少在香港、国外各大学取得学位的人陆续回来,相信以后会有所变化。赵:您在90年代中期曾写过一篇文章:还是先回到历史去对提高新闻理论研究水平的建议,强调新闻史的重要,您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也主要研究中国新闻思潮,此后中国新闻史成为您重要的关注对象,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对新闻史感兴 趣的呢? 黄:当时写那篇文章主要是表达一种想法,认为新闻理论研究过于单薄,经不起人家的评点,正如我 新闻史还是理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还真很难以说清楚,我一向不主张严格区分史论、新闻学和传播学,因为就学术本身而言,只有问题,没有学科泾渭分明的必要。 赵:您在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对当下新闻史研究提出了批评,今年4月您在复旦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联合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宣读了关于“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论文,反响很好。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情况,并就新闻史研究的方法和路数谈谈看法? 黄: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一文讨论的是报刊史主体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宁树藩老师在多年前已经提出来过,我只是换了一种更容易理解的说法,延续他的思路而已。在我的理解中,宁 老师所说的新闻本体其实就是主体问题,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我觉得新闻史研究一直以来受政治的影响太大,完全遵循了为政治服务的套路。在任何一个国家,报刊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都是相当密切,报刊总是要与政治扯上关系,甚至成为政治的工具,这都没有错。但是,当我们把报刊作为研究对象时,就应该有学科独特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不能仅仅用来印证党史和政治史的现成结论。比如,思想史、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学史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有研究,报刊史如果也只是研究陈独秀和 新青年如何除旧立新,这等于不需要报刊史,因为没有自身思考的问题和自身的知识体系。观察报刊,是不能离开社会、政治和党派,但要从报刊自身来看,党派和政治对报刊发生什么样的作用以及报刊在为 不同层面透视传播学理论的发展,进而发现传播学理论不是简单的否定过去,而是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拓展新问题。 当下的业界对西方媒介状况是很了解的,同时外在变化也在迫使业界主动寻求自身规律性的东西,专业主义对业界不能说没有影响,但也不能说这种影响就是自觉和有意识的。陆晔和潘忠党合写的成名的想象一文对这方面有所揭示,他们认为国内业界的专业主义是碎片似的,会在不同的时刻发挥不同的作 用,这是有见地的。 赵:您对芝加哥学派素有研究,并推崇有加,能不能谈一下您的研究心得和体会? 黄:芝加哥学派不只涉及传播学,它在根源上与政治学、社会学都密切相关,从整体上评论这一学派,似乎 政治服务中发生什么样的变异才是我们要研究的。超越我的能力。如果仅从传播学着眼,可以说芝加哥学 香港那篇文章即是试图从报刊自身出发,研究解放日报与整风运动,不仅从整风的角度来研究报刊,更在于从报刊的角度来看整风对报刊的影响,进而对原有说法提出一些修正。 此外,我觉得中国新闻史研究基本上是从作用和功能入手,来建构报刊的历史脉络,这无疑属于功能 主义的研究。在这种框架内,我们只是简单的看到政治需要如何决定报刊,有什么样的社会政治运动,报刊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看不到报刊如何产生变化,以满足政治和宣传的需要,并如何推动政治运动,于是有辛亥革命就有了革命时期的报刊,有五四运动就有五四时期的报刊。按照这样的思路,报刊主体将严 重缺失,看到的仅是外在和表象。事实上,我们更应该注重报刊特点及其宣传的变化,报刊在为政治、社会服务过程中自身内在理路的变迁才是问题的关键。赵:您的专著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 消解,弥补了中国学界对传者研究的空白,您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呢?您觉得新闻专业主义对国内业 界会有什么影响? 黄:这本书是张国良教授主持的国家课题的一个部分,写作动机自然简单,完成课题任务。不过,研究传者是我主动要求的,原因在于此前我对把关人、媒介角色均有过考虑。在写作过程中,最大的难度是如何串联别人的研究,后来找到专业主义,整个思路方 才打开。现在回头去看,也有不足,因为不同理论体系的研究路径截然相异,如把关人理论与框架理论,一个是功能主义,一个是建构主义或解释主义,这些在书中没有很好地加以梳理。平心而论,这本书在理解与解读方面是有新意的,遵循的是学术史路数,从 派是大众传播学研究的根源之一,当然这不是我的创造,美国人自己已经看到这一层,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一书中讲得很明白,只是他没有分析清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根源,后来的大众传播学究竟是怎样偏离芝加哥学派的。我曾经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强调芝加哥学派更多是从关系视野入手,在人本和人文的角度来看待传播与社会及人的相互关联。芝加哥学派兴起于美国发生大变动的时期,在由传统的血缘社会进入大众社会时期,美国社会变化剧烈,他们试图改变混乱、不平等的现状,恢复到过去有规则与秩序、和谐的理想社会,而大众媒介被认为是很好的工具,能够承担把社会不同部分结合起来的任务,以维持社会稳定,后来美国大众传播学研究传播对人的影响和效果,而且把这种效果放在广告、宣传、公关等方面,两者立足点还是有差别的。大众传播学兴起后,人成为被劝服、宣传的对象,按凯瑞说法是一种控制理论,或者说是控制的传播观和传递观。我们应该多维度地看传播,否则传播产生的渊源、传播与社会的关系都可能被忽略掉,传播完全沦为工具性的东西。按照这样的路子走下去,我们教授传播学,其目的就变成让学生掌握如何控制的技巧,这显然有悖人类社会交流的主旨。当然,与芝加哥学派的立场也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了解芝加哥学派的东西,与其说是为理清芝加哥学派与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关系和渊源,不如说是想为我们的传播研究找一个新的立足点,消除美国大众传播研究制度化后的那些东西对我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