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１９３２康区格桑泽仁事件浅析.doc

基于年康区格桑泽仁事件浅析 论文关键词格桑泽仁；康藏纠纷；刘文辉 论文摘要本文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康区与藏区的关系、蒋介石中央政府与康区的实际统治者刘文辉之间的矛盾、格桑泽仁与刘文辉的宿怨等层面考察格桑泽仁事件的背景、失败的原因以及事件产生的深远影响。 在近代康区发展进程中，多种矛盾交织、多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历史事件丛生。在这其中，格桑泽仁事件是对康藏历史有着重要影响的事件。虽然格桑泽仁事件很快被平息下去，但是格桑泽仁提出的“康人治康”、“地方自治”等口号，对康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康区随即发生的“诺那事件”和“甘孜班辕事件”，当事者均提出了“康人治康”的口号。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康区与藏区的关系、蒋介石中央政府与康区的实际统治者刘文辉的矛盾、格桑泽仁与刘文辉的宿怨等层面来考察该事件，将更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政治背景、事件失败的原因以及事件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事件背景 格桑泽仁事件是康区多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一次交锋，康区的实际统治者、当时的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以及直接受命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格桑泽仁是事件的主角，西藏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参与该事件的当事者是事件的配角，1932年康区的混乱状况为该事件的发生提供了一个机会。 1、格桑泽仁其人 格桑泽仁，藏族，汉名王天化，1905年出生于巴安(今四川巴塘县)。1926年，格桑泽仁进入西康屯垦使刘成勋所办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刘成勋战败后，该学校被迫解散。格桑泽仁客居雅安，无所事事，适逢九世班禅委派之僧官公登扎西至西康考察，格桑泽仁毛遂自荐，充任一职，并陪同公登扎西考察了西康15县。公登扎西回京复命前，将格桑泽仁推荐给驻防西康的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刘文辉并未予以重任，格桑泽仁与刘文辉由此产生芥蒂。格桑泽仁一气之下，不辞而去，直赴南京。此时正值蒙藏委员会初创，亟需懂藏语之人才，经公登扎西的推荐，格桑泽仁进入蒙藏委员会担任藏语文翻译。1927年，格桑泽仁加入国民党，成为藏族的第一个国民党党员。随后，格桑泽仁因受到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的赏识，在戴传贤等人的推荐下，格桑泽仁平步青云，身兼数职，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兼藏事处处长以及蒙藏周报社副社长。 1931年，格桑泽仁组织了“西康青年励志社”，积极鼓励其乡人至南京学习。随即，他又在戴传贤等人的支持下，在中央政治学校内增设了“西康班”，培训在内地的西康籍青年学生，并担任该班班主任。格桑泽仁在南京的举动引起了刘文辉的担忧，刘文辉以格桑泽仁冒任“康藏全权代表”为由，在康组织了“反对格桑泽仁冒任康藏全权代表大同盟”，以该组织名义派代表赴京告状，刘、格矛盾进一步激化。 1931年底，为了加强对西康地区的控制，蒋介石任命格桑泽仁为西康党务特派员，命其率中央政治学校西康班毕业学生回康办理党务。1932年初，格桑泽仁率毕业生30余人分两路回西康，一路从南京经云南去巴安；一路经四川去康定，筹设西康党务特派员驻康办事处事宜。格桑泽仁一行途经云南时，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的热情款待。龙云任命格桑泽仁为“滇康宣慰使”，并赠送格桑泽仁步枪100支，长波电台一部。当格桑泽仁一行达到盐井县时，盐并权势较大的贡噶喇嘛和巴安东南区六玉十五村的总保茨郎罗绒等，纷纷组织僧俗群众盛情接待，并派人马沿途护送格桑泽仁至巴安。巴安的地方父老，也因本籍青年荣归还乡，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对之表示热烈欢迎。 2、刘文辉与蒋介石 刘文辉(18951976)，字自乾，又字病虞，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人。1927年，刘文辉任国民革命军军长，后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27年6月，刘文辉并吞西康屯垦使刘成勋部，接管了西康地区，刘文辉兼任“川康边防总指挥”。在总部设边务处，任命胡子昂为处长，综理西康以及川南边务。1928年9月，国民政府批准，命西康特区同时与绥远、热河、察哈尔、宁夏4个特别区同时建省。其时，刘文辉正处于他的“极盛时代”，力图“统一四川，控制西南，问鼎中原”，对西康建省一事不甚关心。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权利达到了顶峰。此时拥兵10多万，拥有防区70多县，占据大半个四川。1930年中原大战以后，蒋介石的统治逐渐在全国确立，力量逐步深入四川。 在中国所有军阀中，刘文辉无疑是反蒋最为积极主动的军阀之一。刘文辉1916年从保定军校毕业后，仅10余年时间，便从上尉参谋升到军长。随着刘文辉政治野心的膨大，其“问鼎中原”、“取蒋而代之”的决心也使得刘文辉积极反蒋。早在1929年，刘文辉即与唐生智等75人联名发电，斥蒋介石为“全国公敌，誓当立予铲除”。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时，刘文辉再次公开反蒋，要求他“克日下野”。中原大战后，蒋介石逐渐掌握了全国统治大权，对于非嫡系的地方部队，蒋介石采取了收买、拉拢、利用、控制和分化、瓦解、打击、消灭的两手政策。1931年2月，国民政府下令，改组四川省政府，仍命刘文辉为省主席。1931年，蒋介石派遣格桑泽仁入康办理党务，以钳制刘文辉。 3、1932年之康区局势 1930年6月，康藏“大白事件”爆发，藏军很快攻占了甘孜和瞻化，康军退守炉霍，两军在炉霍朱倭、瞻化一线形成军事对峙的局面。鉴于“康藏两军均各调集部队准备接战，情势异常紧张”，蒙藏委员会一面令藏军和川康防军停止作战，一面派遣特派员人康调解。 1931年7月，特派员唐柯三抵达炉霍。11月，唐柯三与藏方代表议订解决大白事件的八项条件，即甘瞻暂由藏军驻守，俟另案办理；大白事由琼秉公处理；双方前线各驻兵二百；穹霞、朱倭均退还；大金欠汉商债款速还；被掳汉军放回；马瑞、琼让互派员致谢；恢复商业。对于唐柯三签订的议定的停战协议，刘文辉坚决反对。同时康区旅京人士“反对尤烈”，蒙藏委员会也不得不多次致电唐柯三，令其“暂勿签字”。唐柯三调解失败。心力憔悴的唐柯三藉口脑疾恳请回京，蒙藏委员会令特派员唐柯三将康案交由刘文辉处理，并令刘文辉“酌派队伍前往西康，维持现状”。恰好1932年2月，驻康定的川军因旅长马骤扣发军饷哗变，旅长马骕被戕，刘文辉调遣余松琳旅入康平息，驻康的川军实力得以增强，刘文辉进一步掌握了在康区的主动权。 二、“格桑泽仁事件”经过 1、格桑泽仁发动事变 1932年1月，格桑泽仁抵达巴安，开始筹备党务工作。格桑泽仁的举动，受到二十四军驻巴安军政官员的不满和猜忌。此时正值驻防巴安的马成龙四十团的大部队陷在炉霍前线，仅有两个连驻守巴安。格桑泽仁乘机提出“康人治康”、“地方自治”主张，号召巴安僧俗各界反对刘文辉。 2月26日，格桑泽仁在杨朝宗的支持下发动事变，提缴了驻军马成龙四十团二个连的枪械，组织西康建省委员会和西康省防军司令部，自任司令，下设一个群众武装司令部，由其姐夫吉村群批任总指挥，联络本县及四乡土头武装，另建一武装团，以杨朝宗为团长，赵跃中为团参谋，曾伯麟为团副，任命他的私人黄子翼为巴安县长。并宣布五条政纲：实行地方自治；力图平等；废除乌拉制度；改进耕牧技术；发展文教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