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韩非法治思想的概述.doc

对韩非法治思想的概述文章来源 毕业论文网 对韩非法治思想的概述（一）韩非法治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理论的产生必有其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客观因素，同时也与思想意识主观因素的交流融合有关。韩非法治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基础的变化导致社会的变化韩非生活于战国末期。此时，铁器得到普及，牛耕得到使用和推广，再加上奴隶从奴隶制度的桎梏中获得了相对的自由，这些条件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大量的私田被开垦出来，而与私田相适应的以实物地租形态表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出现，且这种生产关系逐步取代了以井田制作为经济基础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与此同时，新兴地主阶级也在迅速成长和壮大。新兴地主阶级为保证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断地运用自己的实力和权力，改革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实行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如“初税亩”、“量如修赋”等经济政策，使生产关系逐步向封建制度过渡，并得到巩固和发展。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导致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贵族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加深，再加上各自阶级内部的斗争相当的激烈，社会原有的稳定秩序被打乱。韩非根据对当时社会的观察，认为儒家坚持沿袭西周以来的礼治，已无法挽救现在的乱局，必须采取新的措施，建立新的秩序。而他认为这种新的，且是最好的措施只能是法治。于是，他便在吸收前人思想精华的基础之上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法治理论，认为只有实行法治，才能止乱，才能重新建立新的稳定的社会。2.政治动荡，但统一趋势日益明显周朝在灭亡之前，虽然名义上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王土”已非周王之土，而是被瓜分成诸王之土。虽然表面上仍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王臣”已非周王之臣。 1因此，实际上，周朝的权威是形同虚设，周王本身也只是徒有虚名的天下共主。春秋战国时的各诸侯国、封建领主之间因领土、财富和霸权展开了激烈的兼并战争，各自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王国，导致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局面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所取代。社会中违反礼教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代。礼治已不再适应当时治理天下的社会需要，而天下大乱的局面却为法治的兴起及在各诸侯国的实行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韩非生当战国争雄已届尾声之际，天下形势日益明显，他虽然出身贵族，却无力干政，目睹韩国日益衰微，自存已是难能，心里十分寒心。在他看来，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已经成为社会的祸害，他们垄断经济、政治特权，无益于社会的发展，国家白白养活这批社会的寄生虫，而真正有才能的人却报国无门。所以，他认为维护贵族利益的礼治是不公平的，要求代之以公平的法治。他迫切地感到贵族政体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社会，甚至是阻碍了社会发展，认为只有进一步打破贵族政体，整顿已有的社会秩序，才能为建立统一的中央王朝奠定基础，才能为结束混乱扫清道路。于是，韩非从理论上继承了前期法家的思想，吸收墨家，学习于儒家而有得于道家，创立了一个“以法为本”，“法”、“术”、“势”三者结合的完整体系，为建立中央集权制的政治结构奠定了思想基础。3.文化上百家争鸣在天下诸侯割据纷争，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的不统一往往会导致思想上的不统一。战国的各个学派（人们总称为诸子百家）从不同的角度吸收了当时的文化知识，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相互之间在思想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社会上错综复杂的矛盾在意识形态领域得到了反映，思想战线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主要代表有儒家、道家、墨家和后起之秀法家等四大家。在战国已届尾声之际，实现封建统一的条件日趋成熟。韩非作为战国思想家中的后起之秀，作为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杰出代表，极其希望能够构筑地主阶级统一的思想，并将这种思想上升为法律意志，打击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建立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从而结束混乱的社会局面。通过对历史的认识和人性的观察，他认为儒墨道三家的理论都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因而主张要认清当务之急，顺应形势的需要。他要求汇归百家之学，择精取华，而不嗜言辨，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他主张以政治现实为出发点，以具有客观性的法，来确定君主专制的政治秩序，打破贵族社会传统，壮大新兴地主阶级势力，从而完成社会的转型。基于这个目的，他通过批判和继承前期法家和吸收其他学派的理论，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创立了立足于回应现实的理论，最终完成了法家思想之集大成——韩非法治思想。（二）韩非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多元化的思想集成，面临着“大争之世”，“多事之时”的社会矛盾，他吸收了儒家、墨家、道家和前期法家的精华之处并将其糅合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创立了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法治理论。其内容主要由两部分所组成，一部分是“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另一部分就是“法”、“术”、“势”三结合的“法治”方法。1.“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韩非在“法与时转则治”的历史观、“人民众而财货寡”的人口论和“人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理论的基础之上，创立了他的法治思想。首先，他认为当今之世，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德治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治国方略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认为，在奸邪滋生的年代，必须用法治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实现国家的富国强兵。当今之世不仅要用法治，而且法应该因时制宜，要面对现实，时代向前推移了，适应一定形势的法也要随之改变，因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 1。其次，韩非认为，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古人用仁义治国是由一定的物质条件决定的。他认为，在远古社会，人口很少，即使男不耕，女不织，光野果兽皮维持生活就绰绰有余，从而没有人民相争，故仁义即可治国。而今天一家人有五个儿子不嫌多，五个儿子又分别有五个儿子，祖父有二十五个孙子时都还没死，人口翻了几番，人口众多而财货少，再苦再劳都不够供养，所以发生民众相争。在这种全新的情况下，古人的德治已经过时了，新情况要用新方法解决，而这种新方法且也是最好的方法就是法治，以法治进行赏罚才能止民争，才能安定社会。再次，韩非认为，人生来性恶，都会趋利避害，这种本性是怎么也改不了的，进行改造也是不现实的，只能加以引导和利用，而最好的引导方法就是实行法治。用法律来规定哪些应当做，哪些允许做，哪些禁止做，以严明的法律进行赏罚，民众就不敢乱张扬自己趋利避害的本性，所有行为都在法律的规范内，社会就会稳定，国家才能富强。所以，他说：“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 2。总之，韩非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他所处时代在治国上不能务德，只能务法，只有法治才能有效的治国，才能真正地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