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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旅游中的跨界组织间合作行为研究 边界旅游中的跨界组织间合作行为研究是小柯论文网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后发布的，边界旅游中的跨界组织间合作行为研究是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供本站访问者学习和学术交流参考之用，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目的，边界旅游中的跨界组织间合作行为研究的论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因网络整理，有些文章作者不详，敬请谅解，如需转摘，请注明出处小柯论文网，如果此论文无法满足您的论文要求，您可以申请本站帮您代写论文，以下是正文。 摘要从管理的角度看，旅游目的地是最为困难的管理对象之一。而对于处于边界地区的目的地来说，对其施加影响，促进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困难就更为突出。目的地管理问题往往同各利益相关组织之间的依赖与协作有关。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跨界组织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OSL模型，用以描述跨界旅游目的地建立组织间合作关系的过程与动力机制。并选择一个处于两镇三村交界地区的旅游目的地作为案例，对模型进行了经验性验证。该模型提出的“一个导向，两类循环和三个阶段”，对边界地区的旅游目的地实现跨界合作有借鉴意义。关键词边界旅游；组织间关系；研究框架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70062051研究背景八旗人家旅游区是辽宁省东部山区的一个温冷旅游区，目前急需从发展旅游的角度对各类要素实行整合，实现跨越边界的合作。根据行政区域划分，八旗人家旅游区是一个典型的交界地区旅游目的地。它的西部属于红透山镇的六家子村，东部隶属于南口前镇的2个村，即东北部的吕家堡村和东南部的王家堡村。由于有两个镇3个村，也相应地出现了多个目的地管理主体，3个游览中心，2个主入口。旅游促销、旅游资源保护、旅游开发的投入也都是在各村分别进行。近年来在两镇3村的交界地区发现的天然金山石佛，使该地区旅游流量增加，引起各方在旅游开发、利益分配、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分歧，迫切需要各村通过跨界合作来解决。边界地区对旅游的特殊影响是明显的。目前的研究大多数关注国家层面的边界旅游问题，相对而言，对地方层次上由行政区划不同而引发的边界旅游问题研究不足(王凯，2007)。本文拟在村镇层面上讨论边界地区旅游目的地实现合作的理论模型与现实途径。2文献回顾边界旅游合作问题的本质。现有研究习惯上把边界问题置于地理学宏观的视野之下，跨界合作被理解为关键要素跨越空间的流动与利用(Brent，2006)。而借鉴产业组织理论，可以将边界合作行为由抽象的空间合作转化为具体的组织间合作，进而从组织间行为(inter-organizational behavior)的角度来研究跨界旅游合作问题。吉斯普(Jessop，2002)曾把边界旅游合作分为两类，即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组织关系合作和旅游产业链条上的纵向组织关系合作。托马兹(Tomasz，2007)则将边界地区的旅游目的地3类基本组织，即地方政府的行政组织、作为商业组织的旅游企业、作为社区利益代表的当地村民组织，分别称之为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边界旅游合作的本质说到底是这些组织之间的跨界合作。边界各方谋求合作的原因。边界两侧的各类组织谋求加入合作网络或建设一种全新的合作关系，一般包括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外部原因表现为区域压力，包括边界争端的性质与程度，提高社会福利的压力，区域竞争的紧迫性等。就跨界争端而言，村镇层次的边界冲突比照国家层次的，对旅游发展的影响要少得多，但是仍然是危险的。蒂姆尼(Timothy，2001)研究发现，边界冲突与争端即使是在村镇一级，也会对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当目的地处于不同的行政区划的交界地带时，加强合作被认为是实现共同发展的基本手段(Butler，1991；WTO，1993，2004)。在市场争夺的压力之下，协作管理的需要往往更强烈而且被认为是谋求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Ksenija，2006；Eeva-kaisa，2007)。内部原因则表现为组织使命。奥利弗(Oliver，1990)认为组织之间谋求合作的原因包括：交换，组织为了通过交换获取资源；效率，组织为了寻求服务成本降低；稳定性，组织为了降低不确定性和风险；必要性，组织受到外部政令强制或接受上游组织的委托授权；合法性，组织为了展示对公认合作规则的认可。边界旅游合作的阶段与过程。托普莱克(Toplak，1999)把边界旅游目的地合作静态地划分为6个阶段(表1)。而蒂姆尼(Timothy，2001)根据旅游与空间的交互作用将边界旅游发展的3个阶段概括为，由“彼此对抗”发展到“边界双方各自开发旅游目的地”，到最后“双方拥有同一个旅游目的地”。3跨界组织间合作关系的形成机理：一个解释性模型选择“组织间行为”的角度研究边界旅游合作虽然使问题具体化，但并不意味着问题本身得到了简化。首先，由于边界两端很难同时找到能够全权代表各自利益的谈判者，因此，试图参与跨界合作的组织在数量上不是两个，而是多个，并且组织的规模、地位与作用差异很大。第二，参与合作的组织的性质可能不对等。商业性组织跨界合作的对象可能是非商业性的；政府组织在边界另一端的潜在合作者可能非政府性质的。第三，某些情况下，边界对面的合作对象是不能彼此选择的。比如对旅游吸引物负有保护与管理职责的组织就具有不可替代性。第四，边界地区的合作关系可能没有一个清晰的管理结构或组织框架。新组织的加入或者原有参与者的退出，可能都在暗示，边界旅游合作可能更适合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加以认识。本文着重挖掘跨界组织间合作的动态过程，同时结合托普莱克(Toplak，1999)对边界旅游合作阶段的静态划分，提出OSL模型(图1)，可能部分地有助于上述难题的解决。OSL模型将跨界旅游合作关系的形成机理描述为一个导向(Orientation)、三个阶段(Stages)和两类循环(Loops)。一个导向(O)，即跨界组织共同认可把边界目的地可持续旅游发展作为建立合作关系的导向。边界旅游目的地合作是为了促进该地区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这一总体目标可以作为组织间进行跨界合作的终极导向。尽管参与合作的各个组织自身的目标各异，比如较低层次的目标可能仅仅是为了化解冲突，而高层次的目标可能包括应对竞争、规避风险、共享资源等。但是，毕竟旅游可持续发展是所有参与者共同期待的目标。在实践中，各类组织对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导向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比如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但是都不会动摇把可持续发展作为边界旅游目的地的战略目标来看待。三个阶段(S)，描述跨界组织间的合作过程，即协商阶段、承诺阶段、履行阶段。在协商阶段，各组织通过协商、讨价还价等行为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以及共担风险的愿望，为跨界组织之间建立合作关系打下基础。在承诺阶段，各方通过签署法律意义上的文件或是达成心理默契的方式，做出对未来一致性行动的承诺。在履行阶段，各主体将承诺付诸实施。更为重要的是，履行的阶段不会是终点站，而是新一轮协商的开始。两类循环(L)，揭示了组织间合作关系形成与升级的动力机制，即 合作阶段的演进动力以及合作的战略方向调整均来自不同力量的较量和交替循环。一类循环存在于协商、承诺、履行3个过程的内部，是正式力量和非正式力量之间的循环。这两类力量是通过彼此交替循环的作用方式推动合作关系不断深入发展的。协商阶段，大量正式的谈判和非正式的意见表达交替循环，促成了合作各方之间信任和共同愿望的建立；承诺阶段，正式的合同、协议和非正式心理默契相互促进并彼此循环，不断促进承诺水平的提升；履行阶段，作为正式力量的角色互动与作为非正式力量的人际关系互动，共同使承诺得以实现。另一类循环存在于参与合作的组织对战略导向的价值判断之中。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可能存在着效率优先和公平优先之争，效率与公平作为两种代表不同价值取向的力量，阶段性地影响着合作的大方向，也最终影响到对跨界组织之间合作效果的判断。4案例研究：八旗人家旅游区跨界合作的实践4.1合作的动机与跨界合作的 边界旅游中的跨界组织间合作行为研究是小柯论文网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后发布的，边界旅游中的跨界组织间合作行为研究是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供本站访问者学习和学术交流参考之用，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目的，边界旅游中的跨界组织间合作行为研究的论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因网络整理，有些文章作者不详，敬请谅解，如需转摘，请注明出处小柯论文网，如果此论文无法满足您的论文要求，您可以申请本站帮您代写论文，以下是正文。战略导向八旗人家旅游区跨界各方希望通过合作解决的问题包括三类：第一，联合对抗竞争。与该区邻近的3个热点旅游区，赫图阿拉城、清永陵和红河谷漂流，作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分布在距离该区不足50公里的范围内，严重威胁着这个新生旅游区的起飞。而该区内部3个村子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单独抗衡来自这些对手的竞争。第二，解决分配矛盾。开发次序、旅游形象定位、产业内分工等问题都与旅游利益分配紧密联系，是3方共同关注并争议的问题。第三，抑制自发行为与潜在冲突。2002年以来，该地区先后进行了3次旅游规划，大量乐观的信息的传播导致了两类后果。一类是许多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修建家庭旅馆和农家乐餐饮设施，甚至一些有实力的投资商开始自行修建停车场、拜佛台等设施和景点。另一类行为则表现为逆旅游倾向。旅游规划所描绘的前景越是乐观，边界地区的部分居民对旅游可能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也越是心存疑虑，可能引发当地对于资源利用倾向的争夺。所有这些行为从战略角度看是非可持续的，会导致无序竞争和重复建设，并孕育着新的边界利益之争。显然，对八旗人家旅游区来说，跨界合作的战略导向必须是问题指向的。它最终通过一个有利于旅游产业持续发展的战略得到了表达。该战略是在各方参与下制定的，它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达成了妥协，并尽可能涵盖了上述问题的解决办法。4.2合作的过程与合作升级本案中参与合作的组织很多，村委会之间的合作具有典型性，表2反映了3个村委会实现合作以及合作升级的过程。围绕边界旅游的发展，3个村委会先后进行了3轮合作，合作内容主要集中在旅游基础设施、功能分区、分区后的形象、服务体系、旅游产品、联合营销与支撑系统等方面。该合作较好地验证了边界旅游的演进路径是从协商、承诺、履行，到再协商的一个连续的过程。4.3跨界合作中的非正式力量修路问题，作为八旗人家旅游区的一个典型事件，有助于理解非正式力量对组织间建立合作关系的影响。目前连接红透山镇和南口前镇的仍然是崎岖山路，越是接近边界，路况越差，担心车子损坏，出租车司机根据惯例拒绝运送旅游者到这里来。为改变这种局面，把两镇交界地区变成一个真正完整的旅游目的地，必须修一条24公里长的公路打通边界。边界各方认识到只有通过两镇三村的合作努力而不是单打独斗地向上级政府申请投资才可能成功。既然是联合申请投资修路，那么公路从哪里穿过，公路怎么配合景观路与商业布局等问题，自然地将各方纳入到的0SL模型所示的合作框架中。跨界各类组织，包括3个村委会、旅游景点的投资商、利益相关的村民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比如串亲戚，进行着意见的表达和口头上的承诺。承诺的履行也更多是在私人关系作用下进行的，比如临街的一家农户就是在其做镇干部的亲戚的劝说下才事实上停止了私家小餐馆的修建，为公路修建做出了合作姿态。相反，关于修路一事的正式会议谈判、正式的书面承诺非常少，跨界各类组织特别是利益相关的村民对正式的谈判、合同与协议也不以为然。在组织合作的履行阶段，即使各村的利益相关者事实上履行了有助于合作的承诺，但这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自己在合作框架内应该扮演的正式角色，而更多是因为组织之间私人关系的互动产生了正面影响。该事件证实了模型中正式力量与非正式力量彼此较量的假设。5结论与讨论边界旅游目的地合作，本质上是各类组织之间的合作。本文通过八旗人家旅游区的发展实践检验了跨界组织间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和动力。该案例对OSL模型的诠释非常具有典型性。OSL模型的应用价值在于，参与边界合作的组织可以根据该模型判断目前合作所处的阶段和面临的动力问题。模型对合作导向的阐述强调了可持续旅游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偏离了这个导向而空谈效率与公平，对于参与合作各方来讲都是毫无意义的。有待进一步研究完善的地方包括：作为促进合作滚动向前发展的内部动力，正式力量与非正式力量，随着边界类型的变化，比如国境、省界或者县级边界，哪类力量会成为主导呢?如果必要的外部制度安排可以促进跨界合作，这种安排应该针对那一类力量施加影响才更有效呢?另外，在案例研究中我们注意到，在新一轮协商阶段到来时，原有的一些参与者的讨价还价能力发生了变化。但本文没有深入研究这种变化对合作带来的影响和基于OSL模型的规律性启示。致谢：感谢清源县旅游局以及八旗人家旅游区规划团队的肖升教授、于锦华教授、曹颖博士、王海红女士的协助。责任编辑：张宪玉；责任校对：王玉洁其他参考文献B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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