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基于企业本质的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研究.doc

基于企业本质的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研究李伟阳2010-12-10摘要：本文认为，对企业本质的不同认知形成了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主要基于学科理论假定的企业本质观所推演得出的四类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对企业社会责任内容构成的认知明显失之偏颇，无法有效指导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本文从现实企业和企业的现实运行过程出发对企业本质进行了新的定位，认为着眼于企业的社会价值的现实性上，企业本质应理解为通过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与内嵌于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中的人与人的社会交往过程而增进社会福利的有效方式。基于这一新的企业本质观，本文提出了新的企业社会责任内容边界：最大限度地实现与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相联系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最大限度地实现与内嵌于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相联系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其中，前者要求企业履行科学发展责任、卓越管理责任、科技创新责任和沟通合作责任；后者，要求企业履行底线责任、共赢责任。关键词：企业本质，社会责任，企业边界，综合价值企业社会责任边界是指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行为的性质认定和内容构成。企业社会责任边界既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中一直争论不休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也是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的突出难题。长期以来，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和履行社会责任边界的模糊性，不但受到了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学者的众多诟病，而且始终困扰着不断蓬勃发展的世界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也是影响我国当前声势越来越为浩大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深入健康发展的首要问题。本文在系统梳理和总结现有的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基于不同视角对企业本质的不同认定，是产生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的根本原因。我们应当从现实的企业和企业的现实运行过程出发，对企业本质进行反思和重新定位，并以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观为指导，科学界定企业社会责任边界，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乃至经济学、管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从而对世界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持续深入健康发展，以及未来的企业管理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一、明确责任边界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的重点和难点尽管企业社会责任思想自提出之日起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沈洪涛，沈艺峰，2007），但经过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两次激烈的争论之后，人们对于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已经形成较为广泛的共识。然而，对于企业应当履行哪些社会责任以及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学术界和企业界都存在着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左的观点。正如卡罗尔对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所做出的描述，“这是一个兼容的领域，有着宽泛的边界、多元化的成员、不同的学术背景、大量非集中的文献、多学科交叉的观点”（Carroll，1994）。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个伞形的概念，包含着广泛的观点、概念和方法，但这也导致了不少学者的种种质疑，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的语焉不详，使其无法成为一个可以指导具体实践的有效概念。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只不过是一种宣传工具，这一词语从未对企业行为标准做出任何描述，只是充当企业及其管理者与消费者团体之间相互斗争的武器罢了”（Smith，1988）；还有学者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含义，但对于不同的人而言，所代表的含义并不相同”（Votaw，1973）。企业社会责任边界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基础问题，也是获得一个有着明确实践指向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关键。虽然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模糊并没有影响世界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蓬勃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范围和性质并不清晰，但它在企业以及经济领域中的作用却毋庸置疑”（Sheikh，1996）。就连强烈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著名学者曼尼等也不得不承认，虽然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不清，但这并没有妨碍它的流行（Manne&Wallich，1972）。但是，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的模糊仍然对不同时期的企业管理和履责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在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萌芽的1919年，美国出现了道奇兄弟诉福特汽车的著名案例，法院认为福特为了扩大生产以便制造更多的普通大众买得起的汽车而停止当年分红的行为固然可敬，但仍不应慷其他股东之慨，从而裁定福特行为违反受托责任。而在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个相反的判例。当时的A.P.SmithManufacturingCompany捐赠1500美元给普林斯顿大学，但股东认为该捐款不合法，有逾越企业管理者权限之嫌。而公司管理层认为这是改善公司形象的投资，既为社会所期许，也有利于营造公司发展的有益环境。最后，新泽西法庭判定该公司捐款并未侵犯股东权益。这项捐款为企业慈善开了先河。实际上，即便在企业社会责任得到蓬勃发展的今天，企业社会责任实践领域的许多“困惑”甚至“误区”也与20世纪的情况有着很大的类似之处。比如，当前媒体对中央企业捐赠是否合法合规合理存在着很多争议，其中不乏认为这是慷国家之慨的批评声音。历史和当前的实践都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的模糊对确定管理层的自由裁量权形成了巨大挑战，是影响世界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演进的重大问题，也是制约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健康推进的现实难题。二、基于企业本质视角对现有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的透视企业社会责任，简言之，就是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行为。确认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行为性质，必须坚持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观，也就是说，判断企业行为是否对社会负责任，不仅要重视伦理道德层面的履责动机，而且必须注重企业行为的社会结果能否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资源的更优配置，或者说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综合价值。只注重企业行为的道德动机而不坚持社会福利增进标准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必然导致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的“认知丛林”，责任内容认定陷入“仁者见仁”的泥潭。坚持社会福利增进标准的企业社会责任观，才能在全面理解企业行为与社会福利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构成作出清晰且完整的界定。而要理解企业行为与社会福利的关系问题，就必须深入探究企业的本质，不同学科所隐含的对企业本质的不同假定，以及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对企业本质的不同认知，导致了对企业行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机理的不同理解，这是产生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观、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的根本原因。正如日本综合研究所在2007年所指出的，寻找“企业社会责任是什么”就是要重新审视“企业到底是什么”。基于企业本质视角透视现有的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第类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它以企业是承担唯一经济功能的纯粹经济组织的企业本质观为基础，强调企业生产和交易社会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经济功能，这是当前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比如，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企业本质上是一个生产函数，它追求的是在既定生产函数的技术约束、既定投入产出价格的经济约束以及既定需求函数的市场约束下的利润最大化。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观点，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能够自动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资源的更优配置。新制度经济学在这一点上完全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认为企业的效率就是社会的效率，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只不过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眼中，企业效率的实现并不能只依靠市场机制，还有赖于有效的制度安排。主流经济学的企业本质观是迄今为止影响最为广泛的企业本质观，对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种本质观下，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长期占据主流地位，认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Levitt（1958）、Friedman（1962）、Hayek（1969）、Posner（1997）等多个学者坚持的观点。Levitt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危险一文中谈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危险的行为追求利润是企业的责任，而解决社会问题则应该是政府的责任”。Hayek也认为，企业唯一的目的是作为出资人的受托者赚取长期利润，若将资金用于追求长期最大利润以外的目标，就会赋予企业十分危险的权力，所以，他主张企业应只对股东尽义务。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Friedman的观点更是旗帜鲜明。他在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明确指出：“在自由经济中，企业有且仅有一个社会责任只要它处在游戏规则中，也就是处在开放、自由和没有欺诈的竞争中，那就是要使用其资源并从事经营活动以增加利润”；1988年在接受商业与社会评论采访时，他仍然坚定地认为：“确实有实实在在的社会责任，那就是在遵守法律和适当的道德标准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挣更多的钱。他们的社会责任就是在那些约束下，尽可能挣钱，因为这样会更好地服务消费者。”2.第类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它以企业是承担社会功能的一般社会组织的企业本质观为基础，强调企业的社会功能是促进社会目标的实现，认为企业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和一般性的社会机构。这是社会学、社会法学以及部分管理学者所持有的观点。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社会运行建立在基本单元的基础之上，各类基本单元承担着社会运行的各项职能。工业社会要想正常运行，作为基本单元的企业以及其他各类组织机构，就应该发挥稳定社会以及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这就是德鲁克所说的“一个组织机构的社会功能”。社会法学所强调的“社会本位”也意味着企业存在的首要目的是服务社会整体利益，而非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所强调的个体利益。对于这类企业本质观论述最充分的当属德鲁克。他早在1946年的公司的概念一书中，强调“公司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组织，即人文组织”，认为“大企业，即大型的综合性生产单位在过去50年中作为一种社会实体而出现，可以说是西方世界近代社会史上的头等大事”，提出“大公司要成为美国的代表性机构，就必须实现美国社会的基本承诺和信仰至少达到最低要求”。实际上，考察公司产生的历史也可以看到，最早公司的设立并非随心所欲，而是要经过“特许”或法律的认可（王辉，2005），公司一开始就是“政府实现其公共政策目标的社会工具”（Sundaram&Inkpen，2001）。Vogel（1975）更是明确提出“公司的公共化”概念，认为公司已经成为体现公众利益的公共机构。对应企业是承担社会功能的一般社会组织的企业本质观，有四种有所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权利责任对称观，包括Davis（1960）的“责任铁律”和企业公民观点。“责任铁律”强调管理学中的权力与责任平衡，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与它们的社会权力相匹配，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回避将导致社会赋予权力的逐步丧失”。按照“责任铁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边界应在它从社会中所获得权力的范围之内。企业公民观认为企业如同自然人一样，是社会中的公民之一，社会为其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相应的资源并赋予其一定的公民权利。那么，企业就要像公民一样履行与这项权利相对应的义务。企业作为社会公民，其履行社会责任的边界取决于公民的角色定位和义务要求，包括遵守法纪、社会公德、依法纳税等。社会影响观，即企业作为社会行为主体需要考虑其活动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比如，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26000所提出的组织社会责任定义，组织通过透明和道德的行为对自身决策和活动对社会与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所负的责任。按照这一定义，企业行为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边界。社会目标观，即企业应以追求公共利益、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目标实现为己任。比如，1927年，GE公司董事长欧文·杨（OwenYoug）在演讲中把大公司比作公用事业，并声称经理有特别的义务服务于公共利益。德鲁克（1946）明确提出了企业的社会目标：“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实现基本社会信仰和价值观，承诺机会均等，承诺价值分配基于个人能力和努力，承诺每个人，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享有公民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尊严，有机会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身价值；实现社会稳定与社会目标”。Frederick（1960）也明确指出社会责任意味着商人应该监督经济系统的运行以满足社会期望，促进社会进步。伦理道德观，即企业作为纯粹伦理道德主体所应承担的慈善责任。社会对企业有着很高的道德期望，作为社会行为主体，企业具有理性能力、自为性和关系性等道德主体的三大特征（董军，2008），应该在伦理道德的驱动下开展公益慈善活动。3.第类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它以企业是兼具生产属性、交易属性（经济功能）和社会属性（社会功能），但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相互割裂的企业本质观为基础，认为企业既是生产力的组织形式又体现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但是企业作为经济组织的角色和作为社会组织的角色是相互分离的，这两个角色存在孰主孰次的问题。比如，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组织（BusinessRoundtable）在1981年号召企业“既为私有利润也为公共利益服务”，这实际上就隐含了企业既是追求股东利润的经济组织，又是服务公共利益的社会组织，但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需要企业做出平衡。第类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分为两类：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观，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超越经济和法律要求的、企业为谋求对社会有利的长远目标所承担的责任（Robbins，1997）。也就是说，企业社会责任是对单纯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的超越，企业的经济行为和满足法律要求的行为不属于企业社会责任范畴。这一界定将“企业是必须遵守社会法律要求的经济组织”作为先决条件，认为经济行为和法律行为是经济组织的基本要求，而企业社会责任则是企业超越经济组织属性，实现作为社会组织角色定位的行为范畴。显然，这一界定将企业的经济组织角色和社会组织角色相互分离，并隐含地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对立，需要权衡。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既应包含企业作为经济组织所负的经济责任，也应包括企业作为社会组织所负的承担基本社会义务和促进其他社会目标完成的道德责任，但是，企业的经济组织角色与社会组织角色相互分离。Carroll（1991）所提出的著名的金字塔模型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由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以慈善捐赠为代表的自行裁量责任构成，其责任度依次递减。这一模型承认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多重性，并将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视为彼此割裂的“主次”与“先后”两个层面（王露璐，2010）。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还有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CED）1971年所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同心圆模型。4.第类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它以企业是兼具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且两者密不可分的社会经济组织的企业本质观为基础，强调企业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经济功能是企业发挥社会功能的基础，而社会功能则能为企业更好发挥经济功能明确方向。第类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获得了经济社会学学者的青睐。按照经济社会学的观点，任一社会系统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满足四个功能条件，即适应功能（Adaptation）、目标实现功能（GoalAttainment）、整合功能（Integration）和模式维持功能（Latency）（帕森斯，斯梅尔瑟，1956）。经济系统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企业作为经济系统的主要组织也具有社会系统的全部属性，即具有一个共同的价值系统和体制结构（高和荣等，2008）。这就是说，企业决不是只有经济功能的组织（余显洋，2000），而是经济活动嵌入于特定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以及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社会经济组织。这表明企业行为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具有内在统一性，企业是具有整合经济与社会功能的社会单元。第类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主要有两类观点：应用广泛的利益相关方责任边界观。它强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以及实现自身利益均内嵌于企业与社会各利益相关群体的关系之中，企业社会责任是对各利益相关群体的具体责任，包括对股东、员工、债权人、供应商、客户、政府、社会团体、公众等。这一观点隐含地认为，平衡地管理企业对各利益相关方的责任，就能够实现企业利益（经济功能）与利益相关方利益（社会功能）的统一。当前颇受关注的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观，代表性人物当属PorterandKramer。他们将社会问题划分为普通社会问题、价值链主导型社会问题和竞争环境主导型社会问题三类，并认为可通过履行回应性企业社会责任和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加以解决。其中，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完成了对履行好良好企业公民义务和自觉减轻对价值链的消极影响等内涵的超越，转而在更高层面上开展那些能产生社会利益并同时强化企业战略的价值链活动（Porter&Kramer，2006）。根据他们的观点，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通过投资于增强企业竞争力的社会、环境内容，有利于促进企业与社会的价值共享，形成企业成功与社会进步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可见，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认为企业与社会具有共生关系，企业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能够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得到融合。综上可知，对企业本质的认知不同，必然导致对企业行为增进社会福利的具体机制的理解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和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因此，科学界定企业社会责任边界必须以对企业本质的科学认知为前提，以全面理解企业行为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为基础。三、立足现实企业和企业的现实运行过程认识和理解企业的本质1.对企业本质的科学认知必须立足现实企业和企业的现实运行过程当前学术界对企业本质的认知往往只是出于满足学科的特定研究目的而作出的理想化的理论假定，但是，理论假定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却演变成了推演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的真实起点。如此推演而得的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存在着明显的学科研究局限和逻辑谬误，不但显失偏颇，而且远离企业运营实践和管理现实，无法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实践发挥应有的理论指导作用。比如，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眼里，由于市场与价格机制的作用，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一致的，因此，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尽可能地赚取利润。而按照德鲁克的管理思想，虽然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本质一致，但是并不能自动实现一致，而有赖于卓有成效的管理，因此，德鲁克管理学的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自然比主流经济学的推演更为复杂。同样的，社会学和法学等学科的企业本质假说也都存在着明显的学科研究局限。可见，如果不能立足现实企业和企业的现实运行过程对企业本质及其背后的企业行为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作出科学界定，将无法获得有效指导企业管理实践的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观。2.对企业本质的科学认知要着眼社会价值视角企业是什么？企业为什么会存在？回答这些问题是企业理论的中心，已有的文献浩如烟海。本文对企业本质的探讨并不在于对问题做出新的回答，而只是强调理解企业本质应坚持社会价值视角的内在逻辑。对企业本质的认知，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投入产出效率的生产单位”，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利用协同劳动的组织性生产方式”，还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其实都认为企业是创造社会价值或增进社会福利的有效方式。也就是说，无论是着眼哪一种理论逻辑，企业之所以产生都是因为能够为社会更有效地创造价值。同时，按照恩格斯所提出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透视企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也不难发现增进社会福利既是企业产生、发展和壮大的根本原因，也必然是企业未来生存、演进和进一步成长的内在依据。企业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和细化的产物，是越来越普遍存在的、因在承担社会功能上具有特定优势并发挥独特作用而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要全面理解企业本质，就必须历史、辩证地理解企业的社会价值创造功能，从增进社会福利的逻辑理解和抽象企业发展的历史过程，形成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3.立足现实企业和企业的现实运行过程以及社会价值视角对企业本质的新认识如前所述，对企业本质的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学科研究的理论假定及其相应作出的逻辑推演，而应该立足现实企业和企业的现实运行过程对企业本质作出符合实际的理论抽象。社会运行现实中的企业之所以能够存在，首先是因为它能够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而为社会创造价值。企业的社会生产属性是企业产生、发展的首要原因和基础，这也是企业理论研究的众多学科流派的共识。但是，只是关注企业的社会生产属性，就会形成企业与社会的两分法，即认为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就是产品和服务在不同社会主体间的市场交易关系企业向社会购买劳动力和原材料等商品，进行生产后向社会出售特定商品和服务，而调节这一普遍过程的就是市场和价格机制。这是主流经济学的固有视野，认为企业是市场中的具有生产功能的纯粹经济组织，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是单一的市场交易关系。但是，只要进一步透视企业的现实运行过程就不难发现，企业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过程，绝不应单纯理解为市场交易过程，而必须看到这同时还是不同的社会主体发生社会交往的过程。只有看到内嵌于企业运行过程中的人与人关系的社会交往属性，我们才能超越企业与社会的两分法，得出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的客观结论。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内嵌于企业运行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嵌于提供商品和服务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的质量是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社会价值，不单与企业向社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相联系，而且与内嵌于此过程中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质量相联系。社会生产属性和社会交往属性是同一企业运营过程的两个方面，企业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相互交织、融为一体。因此，着眼社会价值视角，立足现实企业和企业的现实运行过程来认识和理解企业的本质，通过借鉴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深刻揭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将其表述为，企业本质不是单个企业所固有的抽象特征（如具有生产功能的营利组织），在着眼于企业的社会价值的现实性上，它应理解为通过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与内嵌于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中的人与人的社会交往过程而增进社会福利的有效方式。企业不但通过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创造社会价值，增进社会福利；而且还可通过有效管理内嵌于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中的人与人的社会交往过程创造社会价值，增进社会福利。这是立足现实企业和企业的现实运行过程理解企业本质必然能够得出的结论。这一企业本质观与以往的理论流派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不同。（1）明确提出企业与社会不是两分法而是相融合的关系，即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企业运行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无论是形成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不同社会主体的市场交易关系，还是内嵌于此过程中的衍生的人与人的多元社会交往关系，都是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明确提出企业本质应理解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有效方式，无论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交易成本，还是提高生产能力和增加知识，都只是企业增进社会福利的具体方式之一，它们并不能用来全面概括企业的性质。企业之所以能够产生、发展并不断演化，其根本原因是它在增进社会福利方面具有特定优势，能够发挥其他机制（如市场）或组织形态（如政府组织）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这种优势和功能是动态的，能够不断演进和发展，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此认识往往滞后并失之偏颇。（3）明确提出企业行为增进社会福利具有两大根本途径：企业向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企业对内嵌于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有效管理。这与学科视角的理论推演，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解释具有本质的不同。对于第一个途径，主流经济学和管理学并不关心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具体形态，而只关心能否实现马克思所说的“惊险的一跳”（能否转化为收入），由此将向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过程纯粹抽象成为实现股东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方式和手段。事实上，只要着眼社会价值视角，就不难理解企业向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不仅是实现股东利润目标的方式和手段，而且是对社会和环境产生影响从而事关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创造的过程。也就是说，对企业向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过程的关注不能只局限于财务价值，而且必须进一步拓展到对社会福利的全面影响。如果企业发展只是单一关心财务价值，就必然会丧失作为“社会存在”的合法性而导致自身的最终失败。透视企业的发展史并不难了解这一点。从社会宏观角度观察，社会矛盾的剧烈冲突会带来社会的全面失败；从企业微观角度分析，如果企业不对自身运营过程对社会和环境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予以重视关注和有效管理，那么就会将企业置于巨大的社会风险之中。对于第二个途径，以往的企业本质观很少给予足够和全面的关注。即使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视野中，也仅是把企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完全抽象成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根本对立关系。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身，无限追求价值增值，从而不可避免地形成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分析内嵌于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必须立足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企业是由人构成的，企业的生产和交易都是由人来完成和实现的。而且，企业中的人和与之打交道的人都是成年人，也就是说，都是经过社会建构的人。现实的人不仅仅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经济人”，而且更是理性的“社会人”；他们不仅仅追求经济回报，而且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多元价值，比如需要安全、健康和人格尊严，需要受到公平的对待，追求工作成就感和社会价值实现感。无论是企业内的人（直接参与企业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的人），还是企业外的人（不直接参与企业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的人），他们创造多元价值的资源、潜力和优势都是增进社会福利的现实资源，都应纳入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范围。因此，企业有效管理内嵌于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实际成效同样关系着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增进。四、基于新企业本质观的企业社会责任边界模型基于新的企业本质观，企业行为增进社会福利具有双重方式：通过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而增进社会福利；通过对内嵌于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有效管理而增进社会福利。对于前者，要充分考虑企业向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过程，是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创造过程，而不是单纯的财务价值创造过程；对于后者，要深刻理解完成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的各社会主体都是有着多元价值追求的“现实的、历史的”人，具有综合价值创造的不同资源、潜力和优势，通过对内嵌于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有效管理，可以充分发挥不同社会主体的综合价值创造潜力和优势而增进社会福利，更多地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以企业行为能否增进社会福利为标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边界可抽象表达如下。1.最大限度地实现与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相联系的综合价值（1）确保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的综合价值创造有效性，即超越企业运营的财务价值创造功能，有效管理企业运营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最大限度地增进积极影响，最大限度地减少消极影响，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这一责任内容是企业实现自身核心社会功能的充分体现，是企业对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自觉落实，可以抽象概括为企业的科学发展责任。（2）确保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的综合价值创造效率性，即超越企业运营过程的财务价值创造效率，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的创造效率。着眼企业的实际运行过程，最基本的有三个方面：提升着眼综合价值创造的企业管理能力与水平，建立符合企业履行科学发展责任、最大限度地创造综合价值要求的企业管理新模式，可以抽象概括为企业的卓越管理责任；提升着眼综合价值创造的科技创新能力与水平，建立支撑企业履行科学发展和卓越管理责任、最大限度地创造综合价值的企业科技创新体系，可以抽象概括为企业的科技创新责任；提升激发各利益相关方合作创造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的综合价值的能力与水平，核心是通过加强沟通，建立商品和服务过程的综合价值创造共识，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方的综合价值创造潜力和优势，全面发掘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的综合价值创造潜能，可以抽象概括为企业的沟通合作责任。确保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的综合价值创造有效性和效率性，实质上都是为了全面实现企业的核心社会功能，前者是实现企业的核心社会功能的具体体现，后者是对实现企业的核心社会功能的全面保障，也就是为最大限度地创造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提供管理、技术和利益相关方沟通合作等方面的全面支撑。2.最大限度地实现与内嵌于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相联系的综合价值内嵌于企业运营过程中的社会主体都是经过充分社会建构的有着多元价值追求的“现实的、历史的”的社会人，而不是只标记为人工费用或人力资本的抽象的生产要素。每一个人都有着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的独特资源、潜力与优势，有效的企业管理制度与机制安排能够推动各社会主体的综合价值创造潜力和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福利增进。这部分社会福利的增进，并不必然与商品和服务提供过程相联系，而只是与作为有着多元社会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体相联系，故可称其为企业的衍生社会功能。实现企业的衍生社会功能，是企业行为增进社会福利的另一重要方式，从而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具体表现为企业的利益相关方责任。企业有多少个利益相关方，就承担着多大范围的激发利益相关方创造综合价值的社会责任，我们不妨分别标记为S1责任、S2责任对于S1、S2等每一个具体的利益相关方，从增进社会福利的视角剖析其责任内容构成，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层次：（1）确保对利益相关方遵守法律义务和道德底线责任而增进社会福利。企业要通过确保对利益相关方遵循基本的社会规则和社会正义共识来创造社会福利。这可以抽象为企业对利益相关方所承担的底线责任。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同性质社会或同一性质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基本社会规则和社会正义共识的法制化进程并不一致，不能简单地用遵守法律义务来直接代替遵循基本的社会规则和社会正义共识，而只能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体现人的普遍需求的社会普遍期望来确定对各特定利益相关方所承担的底线责任的具体内容。（2）通过充分发挥内生于企业运营过程中的各利益相关方的综合价值创造潜力而增进社会福利。着眼企业的现实运行过程，并不难发现企业在发挥各利益相关方创造综合价值潜力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空间，这是任何一个具有高尚道德追求的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都必须予以认真关注的社会责任内容。无论是着眼“增进社会福利的有效方式”的企业本质认知，还是作为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对增进社会福利的价值追求，履行发挥各利益相关方综合价值创造潜力的责任同时符合社会利益和企业自身利益。这可以抽象为企业对利益相关方所承担的共赢责任。按照涉及关键利益相关方的不同数目，可进一步细分为双赢责任和多赢责任。企业针对特定利益相关方作出制度安排和创造有效机制以激发单一的特定利益相关方的综合价值创造潜力，可以抽象为企业对特定利益相关方所承担的双赢责任；企业针对特定利益相关方作出制度安排和创造有效机制以激发多个利益相关方的综合价值创造潜力，可以抽象为企业对特定利益相关方所承担的多赢责任。需要说明的是，企业是否有自由裁量权和能力对利益相关方履行好底线和共赢责任，确实是一个需要深入论证的命题。按照责任的一般理论，责任属于特定主体，特定主体承担责任需要满足四个条件（满河军，2008）：自由（主体选择自身行为的自由）、期望（社会对主体履责的期望）、不确定性（不同的行为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社会价值创造结果）和能力（主体具备创造更大社会价值的行为能力）。企业作为创设的法律主体，有着独立于个人的组织目标，是重要的社会运行主体，具备承担责任的主体资格，并且社会对企业履行好底线责任和共赢责任也有着普遍的期望。着眼企业的现实运行过程，企业有效履行底线责任和共赢责任的行为过程存在着相当的不确定性，既存在着因不当企业行为而发生违反法律义务和违背道德底线的现实风险；也存在着通过更优的企业制度与机制安排而能更充分地发挥企业行为增进社会福利的现实空间。同时，在目前的企业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下，企业行为选择不但有相当的自由选择空间，而且也有足够的能力履行好遵守法律义务和社会道德底线的底线责任，和履行好更加有效地发挥各利益相关方综合价值创造潜力和能力的共赢责任。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责任边界模型可如图1所示。图1：基于新企业本质观的企业社会责任边界模型五、对基于企业本质的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研究的进一步说明1.基于新企业本质观的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研究具有潜在的基础理论创新意义本文坚持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观，按照道德驱动下的企业行为结果能否增进社会福利的标准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本来涵义，并从现实企业和企业的现实运行过程出发认识和理解企业本质及企业行为增进社会福利的现实方式，从而把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的研究导向了基于社会价值本位的最优或更优企业行为方式的选择问题。这对在微观的企业行为与宏观的社会福利结果之间建立有机联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特别是本文明确提出，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内嵌于企业运行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总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人与人的关系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全社会的进步与和谐。这就首次从理论高度上说明了有效管理内嵌于企业运营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对增进社会福利的至关重要性。它既会对企业通过向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而创造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的有效与效率产生影响，也直接事关社会基本秩序的生成与社会理性的形成与发展。2.要高度警惕企业社会责任在我国发展的异化问题虽然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如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代表的产品质量拷问、无处不在的环境污染威胁、“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事件所折射的日趋严峻的劳工问题）客观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唤声音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更强烈和深入人心，但是，我们必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异化问题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行为，归根结底是能够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从而增进社会福利的行为。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以良好且深入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不断形成、发展和完善为基础，如果当前不断蓬勃发展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所引导的是各个社会组织都去从事解决自身并无优势的社会问题，那么，势必影响每一个社会组织的核心能力和综合价值创造特定优势的形成，进而影响全社会分工的细化与深化，并由此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重陷“企业办社会”的泥淖，走上历史回头路。因此，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研究必须坚持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观，不但要重视企业的履责动机，而且必须对企业行为的社会价值创造结果负责。这是事关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科学发展方向，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企业发展方式都具有重要影响的重大时代课题，必须立足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健全完善社会经济微观运行主体的高度予以深切关注和加强研究。3.科学合理的责任边界是保护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的界定不但会对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和选择科学发展道路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会直接影响和谐的企业发展环境的有效形成。综观企业发展的历史进程，社会期望对企业发展始终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影响。只有让全社会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边界形成科学的预期，才能确保企业发展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形成科学的约束机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在全社会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大潮下，企业承受着全社会普遍期望的巨大压力。如果社会对企业的社会功能与责任边界不能形成科学预期，势必导致企业偏离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科学发展轨道。因此，相当一部分信奉主流经济学的学者一直在呼吁社会要重温Friedman的名言：“企业确实有实实在在的社会责任，就是尽可能地挣更多的钱”，坚持企业只能成为一个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虽然通过前面的分析不难了解，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在市场和价格机制的引导下能够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福利，只是主流经济学的学科研究假定的逻辑推演而已，它对企业本质的假定与现实企业与企业的现实运行过程有着相当的距离，因此，无法将其推导出来的结论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现实边界。但是，严肃的经济学者所提出的担忧不应忽视，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的期望必须科学，否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