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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婚恋剧毕业论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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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婚恋剧毕业论文.doc

    元代婚恋剧引言女性婚姻自由与否,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元代婚恋剧不仅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同时也是衡量中国社会儒家伦理思想观念不牢固的一块试金石。通过分析元代婚恋剧作品透露出的文化信息可以窥见蒙元社会草原文化对中原儒家文化的冲击之一斑。通过婚恋剧中人物对礼教的背离探究其思想倾向及存在的内在价值。一、元代婚恋剧创作及思想倾向(一)元代婚恋剧创作概况在中国文学由雅至俗的转变中,元代婚恋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元代作家将元代文化思潮的某些新质融入婚恋剧的创作中,使儒家礼教中的伦理观、道德观在爱情面前黯然失色。元代的婚恋剧多以追求婚恋自由为主题,随着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及纲常伦理的反抗和表达爱情时既不违“色”又不单纯重“色”直露大胆的描写。表明了元代作家对人的地位、人的价值的充分肯定以及对人类健康情感的积极弘扬。如拜月亭、西厢记、墙头马上等都表明元代作家为了张扬男女双方相互爱慕的婚姻动机,突出婚姻与门第、爱情与功名的尖锐对立,冲破封建门第思想、功名利禄观念。以新的爱情标准对儒家礼教进行叛离。置身于元代文化精神氛围中的元曲作家,将人生和世事的沧桑变幻以及悲喜哀愁融于戏剧创作。他们站在人性和人格的视点上歌颂爱情,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统一起来。以其高标时代的精神风骨和非同平常的人生视角审视爱情、讴歌爱情,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爱情乐章,使元代婚恋剧产生丰厚弘广的文化内蕴。元代婚恋剧创作的实践表明:时代赋予艺术家的使命不是沿袭前人或迎合世俗,而是以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激励世人感染后人。爱情婚姻这一亘古不变的文学命题,只有当其推动社会思想文化发展时才能经受住时间的筛选,显现出历久不衰的美学价值。(二)元代婚恋剧主要思想倾向以下通过分析西厢记墙头马上和倩女离魂等作品的人物形象和思想内容探索元代婚恋剧的思想倾向。首先我们看宣扬“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西厢记,它深刻的思想内容是通过剧中的具体人物形象体现出来的。剧中的女主人公崔莺莺是我国戏剧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女子形象之一。她的性格具有多面性、丰富性和真实性,她既是一个温柔美丽的相国小姐,又是一个充满叛逆精神的贵族少女。一方面,作为青春萌动的少女,她对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有发自内心的渴求,对张生的爱是相当热情、相当自觉的;另一方面,作为“小梅服侍得勤,老夫人拘系得紧”的名门闺秀,她又受过严格的封建教养,有时显得优柔寡断、言行不一。可以说,正是情爱意志与道德理念的冲突酿成了崔莺莺的矛盾性格。她既要与老夫人做坚决的斗争,也要逐步摆脱自身封建意识的束缚。男主人公张生是一个对爱情执着专一的“志诚种”,他敢于冲破门第悬殊的世俗偏见去追求相国小姐;他的痴情有时近似疯魔,为了爱情甚至可以抛弃功名,直至身染重病。他以他的至诚打动了莺莺的芳心,并赢得了爱情的最终胜利。 白朴的墙头马上整个剧本,洋溢着火热的激情。它描绘女子大胆地追求爱情,勇敢地向封建家长挑战,成为一曲歌颂婚姻自由的赞歌。剧中,李千金的形象十分突出。她不仅希望得到爱情,而且把婚姻自主看成是人生的权益,认为像卓文君那样私奔是合情合理的事。因此,当她爱上了裴少俊,便义无反顾地离家出走。不过,这仅仅是李千金追求的一个方面。和一般怀春少女不同的是,她更加看重人格的尊严。在第四折,她拒绝裴家父子,拒绝一贯梦寐以求的婚配,正是受损害者作出的抗争。她对少俊并非没有感情,但为了维护尊严,她甚至准备割舍1。在戏里,作者让人们看到,渴望爱情的李千金,所看重的又非仅仅是爱情。由于李千金注重维护自己的理想和人格,因此,她敢于把封建道德和封建伦理,统统扔到脑后,理直气壮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表现出坚毅倔强的个性。也就是在爱情面前不卑不亢,维护自尊的人格。郑光祖笔下的倩女离魂主要描写倩女敢于冲破封建伦理观念的形象,用事实说明了:残酷的礼教专为弱者、顺从者所设,在强者和叛逆者面前,它却一文不值了。剧中存在的潜在对立是:要以联姻的方式维护家族的利益的老夫人,和要争取郎才女貌的理想婚姻得倩女。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制约着冲突的发展和激化,而礼教的重重禁忌,又限制着倩女不敢同蛮横的家长公开对立,只能在内心深处形成情感与理智的冲撞。剧中成功地展示了倩女之魂与伪道学的正面冲突,显现了伦理现实中的倩女内心深处所经历的情与礼的激烈搏斗。尽管这搏斗弄得病榻上的她心力交瘁,但毕竟表现出不屈不挠、坚韧持久的叛逆品格 2。剧终,倩女终于以礼教叛逆者的光荣身份,获得了自主的婚姻,而情感意志领域与纲常伦理桎梏中的两个倩女合二为一。通过上述三个作品分析,知道元代作家在创作婚恋剧时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挑战礼教,从多个层面渗透对爱情婚姻的自由追求。另一方面从描写上可以看出元代婚恋剧中的男女主人公无一不是多才多艺的人物。如张生、裴少俊等不仅风流倜傥,更兼诗文才情;崔莺莺、李千金不仅风姿绰约、还深通文墨。也就是说元代作家在构建色、才、情兼具的人格美的基础上讴歌爱情,旨在肯定婚姻的基础在于爱情。还有元代作家们的思想倾向尚不能脱离“一见钟情”的窠臼,但作品令男女双方通过“见”而看到彼此的外貌、风度、举止。有的通过对话、联诗初步了解彼此的谈吐、性格、和才学,由此“钟情”,其着眼点主要在“才”和“情”。作品更多的倾向女性情感体验的描写,突出男欢女爱中情感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甜蜜,充溢着人性之美。元代的文人比前代作家更勇敢的斥责现世的婚姻制度,对那些恪守封建礼教与门第观念的家人们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鞭挞。热情地礼赞男女青年的抗争精神,不同作品,不同侧面渗透出对儒家封建礼教信条的背叛。二、儒家的礼教制度对婚恋的制约(一)婚姻制度的约束从元代婚恋剧中涉及到的礼教规范,看与婚恋相关的中国古代儒家礼教制度。任何社会制度都有其时代背景,古代婚姻制度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此言出自孟子·滕文公下中“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在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礼教影响下,这种婚姻制度多数不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成了不少爱情悲剧!毕竟婚姻大事是关系男女终身幸福的大事,完全抛开当事人的意愿,仅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无论如何有点包办婚姻的嫌疑。通过一些婚恋剧我们了解到,在古代不乏以子女终身大事,做为攀龙附凤、谋取钱财的父母。这种利益政治婚姻,使多少人失去了婚姻的幸福。儒家的礼教说中国古代婚姻的标准是“门当户对”后来演变而来了“良贱不婚”。“良贱不婚”是指在封建等级制度下,某类人的身份或是职业会受到歧视,户籍上被编为“贱籍”,比如娼女、奴婢等,身家清白的良人是不能与“贱籍”人通婚的,否则会受到刑事处罚。结亲讲究门当户对,也与媒妁之言不无关系,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只能说儒家礼教中的门第观念很浓,西厢记的门第观念就说明了其约束人们情感的不合理性。古人缔结婚姻的程序自西周以来,都沿用“六礼”,首先是“纳采”,就是媒妁之言,男方托媒人找到合适的女方求婚。第二步是“问名”,媒人会问女方的生辰,以及女方生母的姓氏,以确定女方是嫡出或庶出。第三步是“纳吉”,西周时期是在家庙占卜定吉凶。如果相合吉利,就进“纳征”,男方下聘礼到女方家,婚约既告完成。“请期”,是男方以占卜方式选出吉日,与女方家商定婚期。“亲迎”,就是结婚的仪式,需男方到女方家亲自迎娶。经过“六礼”,婚姻才算正式成立这也是儒家礼教中的婚姻制度3。但是倩女离魂和墙头马上为了追求自由的爱情都突破了这样的儒家礼教制度。(二)伦理制度的制约 婚恋杂剧中体现最多的儒家礼教规范是“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三从四德”、“克己复礼”、“中庸之道”、“仁义道德”,都是中国古代礼教精要所在。而这种礼教对古代民众来说是无疑成为了精神枷锁,禁锢了人们的思维。“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人不能超越自己的社会地位去探索问题,人们的认识权利被局限。而婚恋杂剧中的男女主人公皆突破了这一局限。 三纲五常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展示了一个严密的社会关系网,每个人都是这关系网的一部分。在这个关系网中,每个人都只是从属物,没有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其核心就是将人作为工具。礼记中提出“天理”与“人欲”的对立,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何谓“天理”?“天理”就是“礼”,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求子民尊“礼”、崇“礼”,泯灭个人私欲,言行皆须符合“礼”的规范。 宋明理学对这思想作了极致的发挥,张载说:“循物而丧心,人化物而灭天理乎”,为此提出“灭人欲”、“立天理”4。存天理、灭人欲实质上是肯定专制集权的秩序,给人们套上无形的精神枷锁,是对人性的桎梏。在婚恋杂剧张倩女的举动便是对这一规范的背离。三从四德是儒家礼教规范要求妇女的道德、行为及修养,是为“三从四德”。当中的“四德”是为“三从”而存在,日后更成为支配中国妇女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的标准。“三从”的定义“三从”即包括“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遵从“三从”的妇女不能自专自主,必须遵父命、夫旨、子意行事,以做到为女孝、妻贤、母良。 “四德”是女性实践“三从”道德目标时,必须具备的礼仪、风度修养和技巧,即要求妇女既顺从又能干。“三从”道德的教戒劝誉、“四德”修养的提倡培训及“七出之条”的威吓惩罚相互作用,逐渐形成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传统妇女之“美德” 5。由此可知封建儒家礼教更多的规条必然引起男尊女卑:男主女从、夫倡妇随、重男轻女、扬男抑女。如“男女授受不亲” 条例,限制妇女的行动。可是西厢记的月下私会颠覆了这一规范。“女子无才便是德”驯化及愚化妇女思想,但是剧中的崔莺莺张倩女都是才艺女子。总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同样是维护专制统治秩序的重要理论,也是奴化思想的具体表述。 而元代婚恋剧突破这种奴化思想的束缚,对儒家礼教的规范进行了背离。三、元代婚恋剧对儒家礼教背离的表现(一)冲破门第观念传统的封建礼教不知残害了多少人的幸福,而女性又是被迫害最深的人。在中国封建时期,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一文不值,而女性就是在这种残酷的迫害下忍受千年。封建礼教对女性残害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都是很难用言语表达的,其中包括被封建的思想禁锢、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的婚姻习俗所迫害。元代对宗教兼收并蓄,儒家思想的统治力量严重削弱,社会思想进一步摆脱了传统束缚。其中以婚恋剧为代表的元代作品向儒家礼教发出了大胆的反叛口号。主要表现在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尊女卑”“以顺为正”的道德观,“忠孝义”的伦理观和“存天理,灭人欲”等观念的背离。对“门当户对”的冲破,对爱情的热情赞美都是对儒家封建礼教的藐视与反抗。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在张生的一片挚诚之下,主动撕下端庄稳重的面纱,冲破老妇人的严密防范,夜赴西厢,与意中人私下结合。首先,她有悖于儒家所提倡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忠孝”等婚姻制度。忠孝在成为男人行事准则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妇女行为的制度约束,“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四德”就是对古代妇女定下的基本行为规范。崔莺莺为私会张生不顾母亲的反对阻拦,视为有离“忠孝”之道。长亭送别时一句“但得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不仅说明了她的非功利意识,也将她反对“三从四德”的礼教表达的淋漓尽致。其次,他们敢于冲破门第悬殊的世俗偏见,是对“门当户对”的直接反叛。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不再着眼于家庭地位的匹配。而是以纯真的“相互爱慕”为动机,去追求爱情的精神境界。他们不顾世俗的传统大胆表达爱意,与孔子“礼”的教育不符。孔子认为礼决定着人格修养,凡事要“约之以礼”思考与行为要有仪礼和秩序。崔莺莺不顾及母亲的体面,放下女儿家本有的矜持与含蓄与张生传情私会。张生不理尊卑甚至愿抛弃功名追求爱情,不合世俗常理。他们都与孔子的“约礼”产生对立。最后,作者对男女主人公的首次结合进行了毫无掩饰的、淋漓尽致的描写:“我将这纽扣儿松,把搂带儿解。兰麝散幽斋,不良会把人禁害,怎不肯回过脸儿来?”“我这里软玉温香抱满怀,呀,阮肇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檀口揾香腮。”在作者的心目中,男女主人公的情欲和性爱是符合人性的,因而也是美好的,幸福的,合理的,应该理直气壮地予以歌颂。人们不应被天理、礼的伪善说教所欺骗而对人欲、性遮遮掩掩,噤若寒蝉,而是要勇敢地去拥抱人欲,理直气壮地去享受性爱的美和幸福”。这种反传统礼教精神可谓惊世骇俗。(二)打破“男尊女卑”墙头马上较之西厢记作品虽然也违背了父母之命,甚至打破了无媒自聘,违背古代的“六礼”程序。但是在“男尊女卑”“以顺为正”的道德观上进行了有力的突破。从“休妻”的无情到“休夫”的无惧也突破“三纲”的伦理。剧中李千金在被裴尚书发现后,她不得不饮恨回家。当裴少俊高中后,裴尚书因知她是官宦之女要求与她认亲重聚时,她斩钉截铁的对裴氏父子进行谴责。她对少俊并非没有感情,但为了维护尊严,她甚至准备割舍。她让人们看到,渴望爱情的同时,所看重的又非仅仅是爱情。她在努力的维护婚姻自主和男女平等。从上述看得出“男尊女卑”、“以顺为正”的道德观已像一把利剑,刻下了封建时代女子们的生活轨迹。而墙头马上的李千金不畏惧夫权社会的礼教规范。在裴尚书捧酒谢罪时,仍然据理力争地维护女性的人格尊严。是对“男尊女卑”的无视与背离。裴少俊高中后,她并没有因此投怀送抱,说明她不贪图富贵,使功名利率在爱情面前黯然失色。她更没有因为为裴少俊生下一对儿女而服从“以顺为正”的准则。可见,她将儒家礼教完全抛之脑后。(三)“人欲”战胜“天理”以上三步作品中最能颠覆儒家礼教说明“人欲”战胜“天理”的是倩女离魂。剧中的张倩女在送别赴京应试的意中人王文举后,相思难耐,一病不起,灵魂离体,背着母亲,月夜紧追王文举并向他表示说:“我本真情”,即使母亲知道了,自己也“做的不怕”,于是灵魂跟随王文举一块赴京,充分表现出她为了爱情敢作敢当的豪侠气概。追求爱情虽说是人的本能欲望,但传统的观念认为包括爱情在内的人的所有感情,都要受到理的制约,不能违理而行。传统的文学观念也认为对爱情的表现应该遵循“发乎情,止乎礼义”和“乐而不淫”等原则,不能毫不掩饰地表现。而张倩女的灵魂与身体分离的大胆描写,超越了理性的制约,明显地表现出对传统礼教的不屑。在宋儒时代把包括爱情在内的所有“人欲”与“天理”对立起来,朱熹就说:“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6这么看张倩女为了个人的私欲而脱离儒家的纲常伦理,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背离。通过以上分析三部作品中对儒家礼教的背离。可以看出元代文人创作中突破了“主文而谲谏”等传统观念,毫无忌讳地揭露批判社会现实,表达个人追求爱情的理想,对打破常规反抗传统婚恋制度,背离儒家礼教表现出高度的赞扬。而他们之所以敢于突破传统礼教的影响,打破世俗的观念,对儒家礼教进行背离,其根源在于元代社会、文化和审美风尚的变化。四、背离的原因(一)两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之所以使元代婚恋剧背离儒家礼教,不仅是元代文人思想观念的转变,同时也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元代,是先进与落后杂陈、光明与黑暗交织的朝代,元代的作家经历了极为复杂的人生坎坷。首先,蒙古人入主中原,带来了游牧文化和中原的农业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有利于人们的思想从传统的思想文化中解放出来,接受新的文化特质,背离传统的儒家文化精神。正如王季思先生在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中说:“由于我们在考察元代的时代特征时,过分强调了民族之间的冲突、斗争,看不见当时不同民族之间有互相转化、互相融合的一面。至于当时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族的尚武精神,在歌曲和音乐上的积极影响,更少注重。而把元曲的时代精神只理解为反抗民族压迫,这是未免狭隘和片面的。” “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蹄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进取的性格席卷南下,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封建帝国被输入率意进取的精神因子。随着原社会僵硬躯壳的破坏,长期被严格束缚的种种和封建社会主体理论离心的思想情绪也乘隙得以暂时抒放。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失去原有重心和平衡的混沌状态。虽然元统治者对汉文化体系中能有效维系统治的正统意识形态,也十分重视并加以提倡,但是,对传统理性和政治现实怀疑、漠视、厌恶乃至反对的心理与情绪,仍然执着地弥漫于社会各阶层中,尤其是下层社会。这种时代心理的典型具象化,就是辉映千古的元杂剧。”7(二)元代统治者尚武轻文其次,由于元代统治者尚武轻文,看不到儒学对稳定统治的作用。因此,入主中原以后停止科考长达八十年,从而使文人社会地位非常低下,他们原有的理想信仰、人格追求和恶劣的现实存在之间产生了极度的不协调,从而使他们的理想人格发生变异,形成多面的人生追求。但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造就了新生的思想意识逐渐滋荣的文化环境,使作家虽与仕途无缘却有幸入市井勾栏,体察民情。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们对功名利禄产生了清醒的认识,于是他们在杂剧创作中注重追求爱情的纯真,理直气壮地为“相互爱慕”的婚姻动机张目,给元代婚恋剧注入了新的文化精神。在对婚恋剧中元代文人的人格结构,普遍呈现出儒、道、释融合的特征,因元代的文人自幼就受到儒学的熏陶,笃信儒学的信条,形成其济世报国的人格理想。但元代是蒙古人的天下,汉族失去其中心位置,沦为边缘民族,受到歧视,文人像往朝通过科举一朝天下闻的理想化为泡影,于是只好在道教与禅宗中寻找精神的避难所8。虽然儒家的“修、齐、治、平”理想使他们具有极强的参政欲望,但现实的黑暗、科举的废止,堵塞了他们的进身之途,这便使他们中有些人“绝意仕进”,同统治阶级产生离心。总而言之,由于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游牧文化给几千年已近乎衰微的中原农业文化输入“异质”。使传统的儒家礼教习俗被撕破,新思想的灵光闪现。再加之元代科举长期被废止,文人沦落为娼丐之列,贫穷的生活吞噬了他们的传统人格理想,从而使他们与传统的观念不得不产生一种背离情绪。以新的生活方式消解自己内心的愤懑,这就是元代婚恋剧背离儒家礼教的根本原因。五、存在价值元代是女性伦理意识觉醒的重要时期,元杂剧是其重要载体。这种伦理意识又集中地体现在婚恋意识之中。所以元代婚恋剧无疑成为女性伦理意识自觉地先驱之一。元代婚恋剧中,冲破男权意识形态藩篱的女性主要存在于社会政治生活、爱情婚姻家庭和道德情操中。在她们身上或多或少地有着儒家传统道德规范的制约倾向,但是她们身上更多的则是对这种制约的挣扎和反抗。因此,透过她们我们可以看出对伦理意识的超越。在某种程度上元代婚恋剧展现了女性地位的提高与尊重。如女性对婚恋的选择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对一见钟情的追求;从“渔色”到“才貌双全”的转变;从薄情寡义的“始乱终弃”到用情专一的“至诚种”的升华 9 。元代婚恋剧在背离儒家礼教的同时告诉我们现代人四个先进的思想意识。首先是爱情婚姻应以情投意合、两情相悦为核心的伦理意识,其次是女性应该摒弃“贞洁烈妇”的贞节观,再次是对于爱情的追求应以“并头莲”而非“状元及第”的非功利意识,最后是尊重自我摆脱枷锁的无惧意识。元代婚恋剧无论是形象塑造上还是内容的背离上,都给了我们启发与指示。它所存在的价值是既呈现其媚俗、皈依而又超越于传统之上的多元化伦理意识。对后世的爱情描写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对现代的女性自主意识起到旗帜的作用。结论元代婚恋剧以独特的文化内蕴使婚恋主题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元代作家以其卓越的创作实践猛烈地抨击了腐朽、落后的封建婚姻文化,为新生的意识形态推波助澜,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元代作家为了张扬男女双方相互爱慕的婚姻动机,突出了婚姻与门第、爱情与功名的尖锐对立,冲破了封建门第思想、功名利禄观念。以新的爱情标准对儒家礼教进行叛离。也是对“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为其人”的封建专制的反叛。元代婚恋剧从对儒家礼教的背离到存在的现实价值,都使婚恋剧主题层次更进一步提高。它将以经久不衰的价值,推动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参考文献:1熊婕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两性婚恋观的消极影响安徽文学2009(11)2陆力、刘爽元代婚恋剧的文化内蕴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7(2)3张静互儒家礼教论湖南大学学报2003(2)第17卷2期4论元曲对传统文学精神背离的文化特质育龙网校  WWW.CHINA- B.C0M  2009年02月20日来源 互联网5奚海元杂剧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6刘祯元代审美风尚特征论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夏之卷)7寇养厚古代文史论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8瓦西列夫情爱论北京三联书店 1984年版待添加的隐藏文字内容29杨红试论儒家思想现代价值及其对学术的影响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5)10许渊冲英西厢记的艺术成就-中国翻译2002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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