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对伊斯兰文化的态度毕业论文.doc

中国封建社会对伊斯兰文化的态度摘要本文主要说明的了伊斯兰教及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当时的社会对待伊斯兰文化的态度和做法，其中着重阐述了在明清时期伊斯兰文化的兴衰，以及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传教方式经堂教育。因此本文所论述的是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中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变化情况以及在期间封建社会对待伊斯兰文化的态度。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流传广泛，经久不衰，迄今仍然影响着数以亿计的世界广大人口；千姿百态的伊斯兰文化源远流长、跟盛叶茂，对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在中国，从脉络上。相对于中华民族固有的本土文化，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伊斯兰教文化是一种外来文化。伴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伊斯兰文化在中国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中国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本土化、民族化的一种新文化，是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本土文化整合的结果。 一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的初期（唐初至宋朝）据史料记载，唐永徽二年，阿拉伯的大食国的第三位哈里发奥斯曼的使者经丝绸之路抵达长安，觐见唐高宗李治，并向他介绍大食国的基本国情和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从此，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便连续不断地来华贸易，并居住下来。五代时期，（公元907960年），中国内地伊斯兰教传播重心由西部长安一带转移到了南部。在福建、广东等地，伊斯兰教的活动较为活跃。而原在长安一带的伊斯兰教信徒这时也大都迁往蜀中。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在南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一个积极成果就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商业阶层，时人称其为“蛮裔商贾”或“海中蛮裔”。这里所谓“蛮裔商贾”指的是久居中国的唐时被称为“番商胡贾”的后人。“蛮裔商贾”这个阶层的出现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从唐朝的“番商胡贾”到五代的“蛮裔商贾”，这是中国穆斯林发展史上的两个环节。同时，这一事实也说明，五代时期伊斯兰教信徒其性质正处于变化之中。他们落籍有年，随着“住唐”年代的久远、人口的增多、永业财产的增加，其属性发生变化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宋代（公元9601127年）伊斯兰教已有了初步发展，其信徒大多数是“土生番客”，有的在中国居住已满五世即所谓“五世番客”。而“土生番客”当然指的是出生于中国的伊斯兰教信徒了。由“番商胡贾”经“蛮裔商贾”到“土生番客”，这说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载体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至此，很难再把这一宗教视为“侨民（或移民）宗教”了。在宋代已经存在其他民族，改宗伊斯兰教的现象，甚至不能说是个别的。而其子孙后代也就成为了后来中国的穆斯林。二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黄金发展时期（宋末至元朝） 宋朝末年，强大的蒙古汗国征服了中亚和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后，又于1258年灭亡了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他们把在战争中俘虏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编入蒙古各部的"探马赤军"，来华参加蒙古统一中国的战争。随军东来的，还有工匠、商人及社会上层人物。这些人随着蒙古贵族对全中国的征服而散居于各地，西北、西南、中原、江南等地尤其多。今天我国东南沿海的主要城市和西安、北京，京杭大运河沿岸，仍保存着许多那个时期遗留下的古老的清真寺和穆斯林先民的墓地。所以，明史说:“元时回回遍天下”。作为士兵，后来大部分退役，就地屯垦，这就是“民屯”；还有“军屯”，军屯户实际是从军事编制进行生产的农民；当时回回工匠也以军事编制进行手工业生产。后世回回呈现“大分散、小集中”局面，其历史根源就在这里。在元本土，回回属于“色目人”，其地位高于“汉人”和“南人”。伊斯兰教信徒在元朝社会政治生活中极为活跃，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以“回回教”称呼现代名曰:“伊斯兰教”的这一宗教，可能在元后期已经十分通行。关于元代伊斯兰教信徒，汉文史籍将其按职能与宗教地位区分为三类:（一）“答失蛮”（波斯文Danishmend的音译），宗教学者阶层，包括宗教职业人士；（二）“迭里威失”（波斯文Darwsh的音译），苏非派托钵僧；（三）“木速鲁蛮”（波斯文Musalmn的音译），广大信教群众，在蒙古白话文中又常常写作“木速鲁蛮回回每”。这说明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伊斯兰教已被视为地地道道的宗教了。元代伊斯兰教信徒居住多在农村，大部分从事农业、手工业。中国史籍把元代东来的阿拉伯人和波斯等中亚人，举凡信仰伊斯兰教的，一律称之为“回回”。元代中国西部边界处于开放状态，而西邻各伊斯兰教国家又同处于蒙古贵族统治之下，这种态势无疑为伊斯兰教迅速地向东发展提供了方便。如果说唐宋时期中国伊斯兰教信徒还只是一个一个孤立的点，那么在元代，他们不仅连接成了线而且经纬成了面。拿云南省来说，元时伊斯兰教信徒业已“盈千累万”。如果没有元朝那样的民族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变动，中国伊斯兰教能有现在这样的景观是不可想象的。所有这些都说明，元代中国伊斯兰文化体系已开始形成。三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文化时期（明朝至清朝） 明朝时期，穆斯林们经过几个世纪的迁徙，人口不断繁衍，穆斯林在中国与其他民族在各方面相互融合，已经形成了一个民族。随着回回民族的形成，汉语成为这个民族的共同语言，日常生活中也用汉语来交流。加之，朱元璋对回回民族采取压制和民族同化的政策，禁止穆斯林说外语，要求穿汉服，改汉姓，原来穆斯林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等，不仅不在通用，甚至逐渐被遗忘。随着穆斯林政治和经济权利的丧失，出现了精通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的大批学者，他们使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妥协，对伊斯兰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明朝中叶以后，统治者采取闭关政策，致使交通闭塞，中国与伊斯兰教世界的联系被迫中断，中国伊斯兰教宗教职业者后继乏人现象日益突出，人们只学习中国传统的汉文化，对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经典的人极少。在新的历史时期，广大穆斯林迫切要了解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义。因此，原先“父传子授”及其他形式的教育已不能使新一代继续保持自己宗教信仰和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在各种外因的作用和压力下，出现了伊斯兰经典很缺乏，学习的人更少的危机。为了使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继续传播并发扬广大，造就健全的师资，启发穆斯林知识，阐扬伊斯兰文化，使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在穆斯林人口逐步增多，经济得到了稳步发展的基础上，促使穆斯林培养宗教接班人有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开创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经堂教育培养宗教人才的接班人便成为伊斯兰教界的首要问题。由此， 明末清初一种具有中国穆斯林民族特色的“经堂教育”在中国西北遂应运而生。经堂教育的创办者是胡登州，他在阿拉伯、土耳其等国游学回来后，看到国内“经文匮乏，学人寥落”的现状，立志以提高国内穆斯林的宗教知识，弘扬伊斯兰教，创办了“经堂教育”。经堂教育人才之盛，宛如列星，培养一代又一代博古通今，儒、释、道、伊四教兼通的经师。胡登洲的弟子和在传弟子们将经堂教育制度加以发展完善，到了清朝再传子弟们活跃于全国各地，并逐步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不同学派；其中最具特点的学派是：以陕西为中心的“陕西派”；山东省济宁的“山东派”；此外，还有“云南派”等。最具代表的经师有：经堂教育的胡登洲，还有常志美、马联元、马复初、刘智、马注等人，他们翻译了大量的典籍和经堂教材。以马复初、马联元为代表的云南学派，留学而归，培养了很多伊斯兰教真才实学的接班人，著书译作，翻译题材广泛，并作古兰经的汉译。汉译宝命真经直解是马复初所译的中国第一部古兰经。待添加的隐藏文字内容2经堂教育所产生的各种学派，单指教学而论，各派的主要区别是教学上的方法和侧重点的不同，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教义都是一样，各学派都是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及古籍经典。经堂教育的产生和广泛传播与当时穆斯林的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并为穆斯林培养了大量伊斯兰人才，弘扬了伊斯兰教，为广泛传播伊斯兰教，维系民族信仰，巩固伊斯兰教在穆斯林中的地位，提高穆斯林大众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堂教育制度现今仍为全国各地清真寺学校所沿用。中国伊斯兰文化的经堂教育公元七世纪以来，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在历代私塾教育的基础上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断改良中逐步发展起来，对培养伊斯兰教的接班人和促进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经堂教育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经过千百年风风雨雨的改革，并逐步完善，在汉文化孔、孟、佛、道教占统治地位的中国进行伊斯兰文化教育继续传播和发展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培养了品学兼优的很多学者，捍卫穆斯林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为稳定和巩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明末清初，由于社会汉族官僚士大夫阶层对伊斯兰教不了解，普遍存在着一种对伊斯兰教的误解和歧视。于是在汉文化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目睹伊斯兰教的教义不被中国汉民族了解，发现其他外来的佛教、基督教用汉文进行广泛宣传，效果极佳。于是，他们就掀起了“以儒诠经”、“汉文译著”为内容的回族文化运动。把伊斯兰教义翻译成汉文，对汉族宣扬伊斯兰教义，从而使更多的人理解伊斯兰教，史称“汉文译著活动”。汉文译著运动的参加者多是胡登洲的再传弟子培养出来的“长攻儒学”，“精通伊、儒学问，会同伊、儒、佛、道，阿拉伯文和汉文造诣很高的一些学者。他们用儒家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广泛宣传伊斯兰教。这次汉文译著活动，仅仅为了挽救宗教，通过汉文来学习伊斯兰教教义，之后，出现了很多汉文译著的典籍。这次运动推动了伊斯兰教的广泛宣扬，为传播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使中国穆斯林的文化教育得以继续深入和发展，在伊斯兰文化史上写上了新的一页。这些伊斯兰教信徒由于社会地位的改变、外部压力的加大，内聚力增强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形成了。明代政治关系的变动是回族形成不可缺少的客观条件。回族的形成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统治者对穆斯林的迫害极端残暴，采取先鄙视和利用，后残酷镇压，无情打击的手段。清政府曾在穆斯林聚居区设书院，灌输儒家思想，培养“顺民”，并尊崇儒、佛、道三教，而排斥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加强对穆斯林的控制，采取拉拢上层人物，推行乡约制，为清政府的统治工具来束缚穆斯林，清朝官员对伊斯兰教非常仇视：从中挑起民族纷争，教派矛盾，把穆斯林视为“奸民”。并规定穆斯林犯罪时“杀一汉人，十回抵命；杀十回民，一汉抵命”的政策。总结从史上来看，伊斯兰文化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必然要遭到摧残；唐宋时期，以侨民留居中国，人口少，伊斯兰文化允许穆斯林内部祖辈传承。在元朝，穆斯林为元朝立下了功劳，也给予一定的自由空间。到了清代，随着穆斯林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就引起了统治者的警惕。加之，外来的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不利于统治者的专制，便采取种种措施来打击，寻找各种借口来进行迫害。由于清王朝对回民起义的残酷镇压，经堂教育亦遭到严重摧残，几乎荡然无存，穆斯林们只能保族、保教和伊斯兰文化。明清时期，实行儒、佛、道三教并重的政策，随着穆斯林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发展，统治者对伊斯兰教文化加以排斥，并强迫穆斯林读儒家经典而出现了伊斯兰著作缺乏，学者极少，教义无能阐扬的局面。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面对清政府的压制和对伊斯兰文化的排斥以及穆斯林丧失宗教文化传统的情况下，经堂教育通过伊斯兰的教义学及有关学科的系统教授，使伊斯兰文化得以在穆斯林中代代相传，没有经堂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很多学者把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伊斯兰教义译为汉语进行宣扬，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堪设想的。参考文献宋全成：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学术讨论会综述1991年第6期杨怀中：伊斯兰教在我国传播发展中的特点，甘肃民族研究出版社，1990年第1期金宜久：伊斯兰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版张宗奇：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东方出版社，2006年9月版沙宗平：伊斯兰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