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毕业设计精品]广州“三农”发展理论框架研究.doc

广州“三农”发展理论框架研究目 录1 广州“三农”发展的基本判断11.1 “三农”发展的主要绩效11.1.1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与功能转型，快速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11.1.2以农业产业化为重点，促进“三农”发展21.1.3 适时转变农业发展政策机制，推进城乡统筹发展21.2 “三农”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31.2.1城乡差距不断扩大31.2.2 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51.2.3 乡镇债务负担重71.2.4农村生态环境和资源破坏突出81.3 “三农”发展的基本判断：总结性评述92广州“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92.1 “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问题92.2“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制度变革滞后102.2.1 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发展差距明显102.2.2二元社会结构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过剩112.2.3农村制度变革滞后导致三农问题加剧123 化解“三农”问题的基本逻辑133.1化解“三农”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133.2化解“三农”问题的关键：提升农业效率183.3化解“三农”问题的路径203.3.1推进农村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减少农民203.3.2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造，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外部支撑223.4化解“三农”问题的切入点：中心城镇建设与强镇富民战略243.5“三农”问题的最终目标：构筑四个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54 基本结论及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284.1 基本结论：以中心城镇为线索的发展路径284.1.1 为什么要发展中心城镇：作用与可行性284.1.2 以中心镇为线索化解“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与配套措施334.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主要课题354.2.1 中心城镇的选择与建设问题354.2.2 城乡统筹问题364.2.3 强镇富民问题364.2.4“四个文明”建设问题36“三农”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最大难题。关心农民、支持农村和发展农村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战略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我国“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日益凸现，这不仅损害社会公正，成为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因素，而且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在这种背景之下，“三农”问题引起了政界、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创造了堪称世界奇迹的经济快速增长，对“三农”问题的解决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广州“三农”问题尚未解决，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学术界关于如何阐释 “三农”问题的研究是极为广泛的，但却缺少一种学说能逻辑一致地阐释 “三农”问题，结果在理论的各种推论中，逻辑相互抵触的状况时有发生，无法令人信服。因此，寻求一个将不同分析视角的“三农”理论转化为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为阐释广州“三农”问题提供理论背景和分析线索，是需要加以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1 广州“三农”发展的基本判断1.1 “三农”发展的主要绩效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创造了堪称世界奇迹的经济快速增长，对如何“三农”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较好的绩效。1.1.1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与功能转型，快速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通过强化市场引导，加强基地的规划建设，农业布局的“三圈层”合理化模式基本形成，形成了“第一圈层：花卉苗木、果树”“第二圈层：蔬菜、花卉苗木”“第三圈层：畜牧、蔬菜与林果”的优势产业基地布局。目前以“三圈层”为基础的布局模式逐步向“组团式网络化多板块”的都市型农业空间架构转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蔬菜、花卉、水果、水产、农林牧渔服务业等优势产业快速发展，绿色、无公害和名优农产品比率大幅度提高。农业功能由产品功能向物质生产、绿色消费、生态游乐、休闲观光、多元化服务的整合一体化方向转型，观光休闲农业等新兴都市农业产业迅速发展，种子种苗等服务型产业渐成气候。2004年全市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达16.3亿元，列全省第一，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广州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快速提高。除粮食和肉类之外的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提高，2004年蔬菜、水果、水产品产量分别达到366.7万吨、55.4万吨和38.4万吨，分别比2000年增长19.6%、68.0%和18.1%，花卉种植面积13.4万亩，增长了1.9倍。农业效益和综合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全市以不足全省6.3%的耕地创造了占全省9.5%的农业产值和增加值，单位面积产出水平分别是全省、北京和上海的1.8倍、1.6倍和1.6倍，多项指标在全省和全国主要城市中位居前列。1.1.2以农业产业化为重点，促进“三农”发展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2004年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50家，其中国家级和省级龙头企业达到3家和8家。市级以上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增加到20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较快发展，较为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到44家。高标准建成花卉、牲猪、果菜、水产四大中心批发市场，年交易额达197.0亿元，农产品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农业产业化带动了农民增收，成为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之一。2004年全市各类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户12.3万户，覆盖了全市三成农户。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培植主导产业，通过主导产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形成产业链，推进了农村工业化过程。2004年全市农产品加工产值达900多亿元，出口4.7亿美元。以园区为载体，通过龙头企业的适当集中，以优势产业群加快中心城镇的发展，从而带动城市化的发展。2003年，按非农人口比例计算的广州城市化水平达到68.26%，按非农就业人口比例计算的城市化水平达到81.65%，分别比1978年提高了20.19和25.29个百分点。1.1.3 适时转变农业发展政策机制，推进城乡统筹发展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广州市适时转变农业发展的政策机制，稳步推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城乡统筹发展。（1）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2003年各级财政转移支付到广州各镇、村的资金达9149万元，其中省财政2550万元，占28%；市财政4100万元，占45%；区、县级市财政2499万元，占27%。资料来源：广州市财政局办公室，对市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第2034号提案的复文，2004.7.19。全面落实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提前实现了全面免除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农民税费负担大幅度减轻。落实税费改革各项配套措施，精简乡镇机构，乡镇个数由66个减少为35个，有效节约了农村基层行政管理成本。（2）调整城乡资源配置格局，完善劳动力和土地市场化管理方法。推进了城乡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一体化进程，促进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完善了农村劳动力管理、服务和培训体系。完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征地制度，将推行农地综合区片价改革方案，依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3）调整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格局。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投资，加大农民培训力度，提升农村人力资源要素价值，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十五”期间，全市共培训农民10万人，80%以上的受训农民实现转移就业。积极推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城乡防灾减灾工程建设，抓好农田标准化改造，“十五”期间标准化整治农田达70.0万亩、鱼塘2.9万亩。大力实施生态农业建设，进一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五通”工程继续向中心镇中心村的自然村延伸。关心弱势群体，加快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农业发展政策机制的适时转变是广州 “三农” 发展的政策扶持保障。1.2 “三农”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改革以来，广州 “三农”发展取得了较好的绩效，但广州的“三农”问题尚未解决。归结起来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2.1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差别不仅表现为收入差别，还表现在消费和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其中收入差别是是城乡差别的首要表现和核心问题。从趋势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在1985年降到了最低点（见表1.1），这主要得益于始于1978 年的农村改革。之后，广州的表1.1 主要年份广州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差异 单位：元年份农村居民纯收入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1978249.80442.081.77221.66439.801.981980322.66606.121.88259.46521.042.011985732.701099.771.50534.531011.481.8919901538.932748.951.791218.852409.601.9819954482.519038.162.023307.617601.732.3020006085.9713966.532.294453.3311349.472.5520016445.7214694.002.284388.3911467.352.6120026856.6213380.471.954434.9510671.782.4120036129.9515002.592.454115.9411570.582.81资料来源：广州五十年，广州统计年鉴（20012004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19952003年间，除2002年的城乡居民收入比率略低于2（为1.95）以外，城乡人均收入比率都在2以上。至2003年，城乡人均收入比率达到2.45，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的统计数据中有一定的水分，而城市居民还享有农民无法享受到的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多种福利，那么，城乡收入差距将更大（李成贵，2005）。世界银行（1998）的一份报告认为这部分福利应达到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4左右。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进行调整，1995年以来广州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真实差距在4倍以上。与国际标准比较，这种差距是巨大的和少见的。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1998），“36个国家的数据表明，城乡之间收入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在绝大多数国家，农村收入为城市收入的2/3或更多一些。”由此可见，广州城乡收入差异之大是勿庸置疑的。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支出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从变动趋势看，对应于收入差距变动，广州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率在1985年达到最低点后，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率不断拉大。2003年，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为11570.58元，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仅为4115.94元，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率达2.81倍，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最大的一年。这一差距与1985年相比，几乎扩大了1.5倍。从社会发展方面看，主要表现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社会福利水平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城乡差异。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实行二元发展模式，最终导致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失衡，在公共产品享用上农民没能够获得应有的国民待遇。作为国内的发达大都市，至2003年，广州1237个村庄中，仍有3个村庄未通汽车，63个村庄未通自来水，有0.4%农村人口接收不到电视和广播。从社会保险与福利方面看，2002年全市农村建立的社会保障网络仅64个，而城镇社区服务设施达862个，2003年又增加到了1643个。在农民收入水平显著低于城镇居民的情况下，农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少于城镇居民。2003年城镇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39379人，而农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仅为32221人。从文化教育方面看，绝大部分文化教育设施都集中分布于市区，而广大的农村区域文化设施显得明显不足据统计，广州市市区面积为3718.5平方公里，农村区域（两个县级市）面积为3715.9平方公里。2003年全市有2194所（各类）学校、27家电影院和15家剧院，其中有1617所学校、25家电影院和13家剧院分布在市区，仅557所学校、2家电影院和2家剧院位于市区以外的县级市。2003年市区每万人拥有的教职工人数为222人，拥有专职教师人数为154人，而两个县级市每万人仅拥有教职工人数119人，拥有专职教师98人。广州市在社会发展方面的城乡差距比较指标数据均来自广州统计年鉴（2004）。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的差距相互影响，若破解“三农”问题的举措没有大的突破，在两种差距的交互累积作用下，城乡差距有可能呈现“马太效应”,进一步降低农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1.2.2 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由于在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城乡分割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打破，以及改革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及政策的持续偏差，导致广州的城市化进程仍然明显慢于工业化的进程。这一基本判断可从国际经验的“多国模型”国际经验的“多国模型”是指钱纳里（1975）根据19501970年的20年间101个国家（地区）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建立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产出结构、就业结构及城市化水平转变的"标准型式"。详见: 钱纳里，赛尔昆.发展的型式（19501970） P31，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见表1.2）横向对比分析中得到印证。表1.2 经济结构转换的标准型式级次人均GNP人均GNPGNP产值变化%GNP就业变化%变化差距%1964年美元2003年美元非农产业非农产业17043447.828.819210062054.834.220.63200124067.344.3234300186073.451.122.35400248077.256.2216500310079.860.519.37800496084.47014.481000620086.274.811.491500930087.384.13.2注释：1970年与1964年美元换算因子为1.4；1982年与1970年的换算因子为2.6，取自发展的型式19501970；1964年与2003年美元的换算因子取6.2，系笔者参考相关年份GDP平减指数和相关研究文献成果推算得到。资料来源：钱纳里和塞尔昆：发展的型式19501970，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2页。2003年广州人均GDP为48372元，按官方当年的平均汇率折算约为5800美元，但按该方法估算本币价值存在低估的问题；若考虑货币的购买力平价问题，则广州的工业化水平已达到并超过标准模型中的最高水平。从非农产值比重看，2003年广州非农产业比重高达96.98%，与标准模型相比，广州的工业化水平已超过标准模型中的最高水平。但从非农就业比重看，2003年广州仅为81.60%，与非农产值比重的偏离度为15.38个百分点。对照分析表1.2和表1.3可知，即使是与“标准型式”中非农产值比重为87.3%时的就业比重相比，2003年广州非农就业比重比标准模型都低2.5个百分点；从结构偏差看，广州的结构偏差比 “标准型式”高出10.11个百分点。基于工业化水平与非农就业结构转换的非常规性分析可知，广州市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将广州的非农就业率与非农人口比重进行对比分析可知，广州非农人口的转化又滞后于非农就业的转化。2003年非农就业比重为81.60%，非农人口比重仅为68.26%，两者的偏差达13.34个百分点。这表明工业化进程推动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转移，但许多非农就业人员的“农民”身份并未改变，没有转化为城市居民；他们成了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城市人的“特殊”人群。因此，从非农人口比重角度来衡量，城市化进程滞后更为严重。表1.3 主要年份广州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比较年份非农产值比重非农就业比重非农产值与非农非农人口比重非农就业与非农就业结构的偏离度人口比重的偏离度197888.3356.3132.0248.078.24198089.1559.7729.3851.118.66198590.3168.7421.5754.4314.31199091.9571.7620.1957.6814.08199594.0977.3216.7761.4415.88200096.0380.2315.862.8417.39200196.3880.6315.7563.916.73200296.5781.2715.367.9613.31200396.9881.615.3868.2613.34资料来源：根据广州统计年鉴2004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到。城市化进程滞后在广州形成了两种现实的经济后果，一是在广大的农村区域，由于工业化基本脱离城市独立运转，乡镇企业分散布局，导致农村城镇经济功能差。这是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道路的伴生物。二是在城乡结合部和近郊区，形成大量的“城中村”，处于一种“隐性”城市化状态。据统计，目前全市共有 “城中村”138个。资料来源：广州市财政局办公室，对市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第2034号提案的复文，2004.7.19。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将延缓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导致广大农民无法平等地分享“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成果。1.2.3 乡镇债务负担重在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省、市、县各级财政部门加大了对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的转移支付力度。但从近期总体情况看，乡镇财力依然不足。据广州统计年鉴2004乡镇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情况的统计资料，2003年广州63个乡镇财政收支存在缺口的镇为14个，占22.2。若考虑到乡镇领导采用的是任期制，部分乡镇隐藏 “财务黑洞”的现实情况，存在收支缺口的乡镇比例应该更大。当期财政收支难以实现平衡，乡镇债务问题将积重难返。据调查，全市63个乡镇中，除了部分经济发达的镇之外，绝大多数乡镇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负债运营问题。目前广东省县级债务已突破千亿，省政协也已展开专题调研。资料来源：张超美，沈晖. 广东县级债务突破千亿，省政协已展开专题调研羊城晚报，2005. 3.31。 乡镇负债过重，乡镇政府的正常运转受到影响，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不足，政府信用危机加重；也会加深农村社会矛盾，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经济稳定的潜在因素。1.2.4农村生态环境和资源破坏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广州推进了生态环境与绿化景观建设，以改善城乡环境质量。但是，目前广州农村生态环境和资源破坏仍然突出。主要表现为：随着农村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工业污水和生活废水排入江河，工业三废对农业环境的影响正由局部向整体蔓延；同时，农业生产中的农药残留、化肥流失造成的面源污染、畜禽养殖废弃物造成的有机污染及农用地膜造成的白色污染日趋突出，导致农田与水资源污染日趋严重，直接威胁着几千年传统农业已建立的农田生态系统。从 1980 年代开始，有关部门曾先后对广州大气、水、底泥和土壤环境中的毒害有机污染物进行过多次调查。结果表明，广州市地表水中含有有机化学污染物 300 多种，其中 36 种属于美国环保局优先控制的污染物；在广州市大气和水体环境中曾先后检出的挥发性半挥发性优先控制的有机污染物种类。珠江广州河段表层底泥的研究结果显示出广州地区持久性毒害有机污染物污染严重。农药六六六、滴滴涕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不仅在广州近郊土壤中有残留，而且进入了食物链，一些地区食品中的残留量大大超出了国家食品卫生限量标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郊区妇女的母乳中也曾经检出了六六六和滴滴涕；广州近郊区尤其是污灌区土壤中铅、镉、汞、砷等重金属元素含量都高于全国土壤元素背景值；大多数土壤的镉含量和一些土壤的汞含量也都超过了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其中污灌区土壤中镉含量为该标准的7倍，显示出广州近郊部分地方土壤的镉污染较严重。资料来源：黄永东 闵育顺. 化学污染物的危害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以广州市为例，中国可持续发展，2004（4）。市郊土壤同时受到机动车辆排出的废气的Pb的污染以及酸雨等的危害。近几年，广州市酸雨频率每年都在70%以上。目前，一般将农业生态系统遭受污染和破坏的后果归结于：直接影响农产品质量的安全性，更为重要的是影响农业的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若从更加切近现实的“三农”问题角度来看，农村生态环境和资源破坏将成为施加于小农的更为沉重的负担，极大地冲击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衍生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内涵。1.3 “三农”发展的基本判断：总结性评述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以农业结构调整和功能转型为主线，以培育农业微观经营组织，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为重点，以适时转变农业发展政策机制为政策扶持保障，对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效应。但目前广州的“三农”发展依然积累了四大问题：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市化滞后、乡镇财政负担沉重、农村生态环境和资源破坏突出。若“三农”问题不解决，将会损害社会公正，成为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因素，而且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可喜的是，目前广州面临化解“三农”问题的契机，包括形成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现实经济条件与扶持政策，积累了全国先行的“三农”发展的经济基础，建设生态广州的定位为广州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对于表现于不同侧面的“三农”问题，厘清其相互作用的机理，找准破解“三农”问题切入点，为阐释广州“三农”问题提供理论背景和分析线索，可为化解“三农”问题提供有益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途径。2广州“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三农”问题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其主要表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逐步加快，“三农”问题更显严峻，突出地表现为“两低”和“两难”。所谓“两低”，指农业效益低和农民收入低； “两难”，指农民增收难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难。而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社会待遇问题。21 “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而农民问题的核心，表面上是农民收入问题，实质上是农民的社会待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的农民收入在波动中缓慢增长，到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625元,远低于城镇居民的16884元（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为10259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1978年，广州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77:1，1985年缩小为1.50:1，1985年以后差距又拉大，2004年为2.55:1，如果把一些隐性收入（如住房、医疗、养老等补贴）因素考虑进去，实际收入比还会更大。那么，农民收入为什么水平低、增长慢进而消费水平低呢?有诸多原因，但根本原因是农民没有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政府从农民身上索取的太多,给予的太少，农民在非农领域尤其是在城市就业受到很多限制，有许多制度性收入农民享受不到。同时，农民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农民的权利和利益任意受到侵犯。由于农民得不到公平待遇，得不到平等权利，导致农民贫穷，这是农民问题的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解决农民的公平待遇问题。从总体上来看,“三农”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不协调,“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广州现代化的瓶颈问题。“三农”问题不解决,广州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将难以实现。“三农”问题能否解决已经成为广州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2.2“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制度变革滞后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城乡居民的社会地位（生存权和发展权）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这既是由市场经济变化引起的，同时也是由于一些国家宏观政策不当和制度安排偏差造成的。也就是说，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制度变革滞后是“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2.2.1 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发展差距明显结构转换是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结构转换会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但1990年代以后的结构转换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不利的。一方面，工业过度扩张，导致了非农产业大量抽取农业、农村资源同时，排斥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造成农村、农民占有的资源和财富份额下降。由表2.1资料可以看出，广州市耕地面积由改革开发初期（1978年）的18.57 万公顷减少到2003年的13.49万公顷，25年共减少5.08万公顷，每年平均减少0.203万公顷。另一方面，受结构转换影响，社会财富过度向城市集中，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变化不大，最终导致城乡发展差距呈扩大趋势。仍由表2.2资料可知，广州市25年来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投向是二三产业，从绝对量来看，2003年第一产业投资为1.47亿元，比1978年的0.43亿元增加1亿元，而第二三产业投资2003年达到1173.7亿元，比1978年的6.83亿元增加1166.87亿元；再从相对量来看，2003年第二三产业投资达到99.88%，而第一产业仅占0.12%。也就是说，广州市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上是投向了非农产业，而农业所占比例甚微。表2.1 广州市主要年份年末耕地面积、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构成及投资构成年份耕地面积（万公顷）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构成（%）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构成（%）一产业二产业三产业一产业二产业三产业197818.5743.6932.1324.185.9444.1949.87198018.4840.2333.5526.224.9739.9055.13198517.4331.2637.6631.083.1332.9463.93199016.4628.2436.4035.361.5738.2960.14199513.2422.6838.8438.480.6927.4871.83200011.8519.2739.9640.770.7215.2884.00200111.5419.2838.9841.740.1814.5185.31200210.8918.7138.5242.750.2418.9680.80200313.4918.4038.4243.180.1219.2880.60资料来源：广州统计年鉴2004年，P80、P135、P2722.2.2二元社会结构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过剩我国长期推行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把人口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大类别，导致多年来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束缚在农村地区。自从1990年代以后农村人口可以进城务工、经商，但户籍管理的二元分类问题仍然存在。近年来，由于国有企业大量减员分流，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机会骤减，体力劳动的岗位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城市下岗职工所取代，加上受自身文化素质及技能因素的制约，农民进城增收的门路越走越窄，再加上一些单位雇佣农民工待遇很低，而城市生存成本却很高，使大批进城务工农民纷纷返乡。另外，乡镇企业经济下滑，吸纳农民就业能力下降，使得很多在乡镇企业打工的农民不得不重新加入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行列。由表2.2资料可以看出，广州市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呈现阶段性变化，而19952001年间呈逐年减少趋势，累计减少近12万人，到2003年从业人数又差不多恢复到1995年的最高水平。然而，从广州市农村从业人员情况看，1990年至今，多数年份呈现逐年递增态势，只有2002年和2003年两年农村从业人员数量稍有回落，这可能与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在近两年有所增加不无关系。表2.2 主要年份广州市乡镇企业及农村从业人员 单位：人年 份1990199519992000200120022003乡镇企业从业人员534097687881593079577550568075582131680238农村从业人员78551282878813480351844369189043617656371619483资料来源：广州统计年鉴2003 P95 2.2.3农村制度变革滞后导致三农问题加剧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依靠的是行政力量造就了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改革，但是在改革进程和制度安排上偏离了农村。主要表现在改革取向侧重在宏观经济体制和国有经济体制层面，而农村制度变迁受到了抑制。一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将改革的主要精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集中在宏观经济体制和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而对农业、农村的体制改革缺乏应有的重视，再加上各个方面通过各种办法纷纷向农民伸手，使得改革初期农民得到的一点实惠后来又被剥夺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重新扩大（前文已分析）。二是农村制度变迁受到了抑制。主要表现在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金融制度、粮食流通体制和农村财税体制等方面。农村土地不能市场化，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村土地以低价强制性从农民手中被收购，农民得到只是不到土地总收益的四分之一，造成巨额农地收益流失；由于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受到限制，农民合作基金会被撤消，民间借贷不合法，最终导致农村金融从资金总量和机构双重供给不足；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滞后，限制非国有市场主体进入粮食收购领域；农村财税体制改革滞后，造成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乡镇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即财权小而事权大），引起基层政府向企业和农民乱收费，加重了农民负担。3 化解“三农”问题的基本逻辑3.1化解“三农”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三农”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收入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整体收入水平偏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低下的收入水平，反过来又会直接影响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入，抑制农民对生活消费的需求，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始终停留在一个低水平状态，落入“贫困的陷阱”。因此，破解“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实现农民收入的迅速提高与持续增长，从而摆脱“收入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开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纪元。而造成农民收入低下的根本原因是农业效率的低下，因此，要彻底破解“三农”问题，必须从提高农业效率入手。解决农业效率问题有两个途径，一是从农业内部来讲，可以通过减少农业劳动力来加快农业的产业结构和生产结构的调整，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营，从而获得规模效益，使农业生产效率得以提高。而要减少农业劳动力，实现农业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就需要不断扩大农业劳动力的就业面和就业规模，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借助于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的实施。通过农村工业化和城市（镇）化，一方面可以实现产业的结构转移和区位转移，使社会的产业结构逐步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变，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并且通过科学规划、园区建设和有效引导，促进产业相对集中，实现产业有效聚集，从而降低社会生产成本，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增长速度，从而为农业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通过工业化和农村城市（镇）化，带动农业劳动力的就业结构转移和区域转移，使更多的农村人口从传统的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从偏远的农村转移到相对发达的城镇，并且通过人口的进一步集中，推动第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从而进一步增强其对农业劳动力的吸附能力，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良性循环。二是从农业外部来讲，可以通过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为农业与农村的发展提供外部的资金和技术支撑。而这种来自农业外部的支持主要借助于城乡统筹发展战略来实现，在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和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包括直补机制、投入机制、保障机制等），加快形成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市场机制以及促进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机制。同时加强对农业劳动力教育和培训的投入，不断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素质，一方面为实现农业劳动力的顺利转移提供可能性保障，另一方面为培养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现代农民奠定技术性支撑，为现代农业技术的运用、农业效率的提高和最终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保证。从而最终使“三农”问题的解决不是仅仅停留在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而是超越农业和农村的层次，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把农业生产放到整个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循环中，把农村发展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把农民增收放到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中统筹考虑，通过统筹城乡发展来破解“三农”问题。在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要以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核心和重点，开展新农村运动，加强农村环境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教育培训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中心城镇建设为切入点，实施强镇富民战略，通过对中心城镇的科学规划和着力建设，使其成为联结城乡的重要纽带，成为接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战场，成为强镇富民、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着力点，实现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和农民精神面貌的明显改观，最终达到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个文明建设”的目标，彻底化解“三农”问题。以上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