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根源毕业论文.doc

【标题】论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根源 【作者】陈 祥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  悲剧  悲剧根源 【指导老师】陶 春 林 【专业】汉语言文学 【正文】引      言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朝陈代文学家徐陵所编诗歌总集玉台新咏中，题名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郭茂倩的乐府诗集编入杂曲歌辞，题为焦仲卿妻，今人往往取其首句，名为孔雀东南飞。全诗长达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五十五个字，为我国古代第一长篇叙事诗。诗歌以兰芝的自诉请遣开始，集中反映兰芝与焦仲卿之间的爱情以及他们与封建礼教的代表焦母之间的矛盾。它以特有的艺术魅力，及其深刻的思想内容，悲怆的的故事情节，丰满的人物形象，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震撼着无数读者的心灵。学者对此诗给予过高度评价，但综观古人评价，多从艺术角度肯定诗歌的艺术成就，对于造成主人公婚姻悲剧根源论及较少，本文就试着从社会、家庭、人物性格三个方面来探寻其悲剧根源。一、孔雀东南飞悲剧综述（一）孔雀东南飞反映了封建专制下的爱情婚恋悲剧孔雀东南飞是封建专制下的爱情婚恋悲剧。它在展示焦刘爱情悲剧时，客观上暴露了家长制的罪恶，从一个侧面使人看到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1封建专制下的爱情婚姻，自由婚恋和家长制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当他们将婚恋合二为一仍无法逃避家长专制扼杀其爱情婚姻的厄运，因此焦刘二人的的悲剧是一场封建专制下的爱情婚恋悲剧。（二）孔雀东南飞反映了文化转型下的社会悲剧孔雀东南飞是文化转型下的婚姻悲剧，焦刘二人所处的时代大致在汉末至魏晋。从汉末至魏晋，是人生价值观念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个体生命从汉代迷信统治和虚伪纲常名教之下被逐渐解放了出来，人生价值从群体被移置到个体生命的自由上。对美的追求，对自然欲望的肯定，对自我和个性的尊重成为社会新潮。如刘兰芝的惊艳绝伦，个性凸出，敢于抗争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不乏残留封建残余的影响，刘兰芝身上彰显着时代精神也存在着就观念，使之始终既想“超我”又不能摆脱“本我”，导致最终的凄美的殉情，这不仅仅是她的悲剧也是一出文化转型下的社会悲剧。（三）孔雀东南飞反映了错综复杂家庭背景下的家庭悲剧焦仲卿生在一个无父的家庭，刘兰芝同样生在一个无父的家庭。焦刘二人不同的是焦家是焦母持家，刘家则是刘兄。焦母成了家庭经济和精神的支柱，由于没有父亲，焦母对儿女的关怀与照顾甚于一般母亲，甚至许多事情为儿女包办代替，这使得焦仲卿对母亲养成了极强的依赖心理，凡事任随母亲作主，而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极为低下，遇事不是毫无主张，就是无所适从。其次表现在他的性格与“恋母情结”症患者性格相似，生性优柔、懦弱。而刘家刘兄持家，刘母“夫死从子”，刘母退到次要地位，给予了女儿更多的爱，这表现为传统的“淑女教育”和对女儿的宽容，让刘兰芝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成长环境。这也是导致二人焦仲卿唯唯诺诺，兰芝生性刚直坚毅的主要原因，从而也导致了两个家庭的悲剧。（四）孔雀东南飞是焦刘二人性格导致的人物性格悲剧二人不同的成长环境，相似的家庭履历。导致了二人不同的性格，女强男弱。一方面焦仲卿唯唯诺诺、优柔寡断；一方面兰芝刚直不阿、不屈不挠。最终导致了二人不得不殉情的悲剧，从他们的性格上分析，孔雀东南飞也是焦刘二人的人物性格悲剧。二、焦刘悲剧之社会根源（一）文化转型下婚姻悲剧孔雀东南飞中描述了焦仲卿与刘兰芝两人由恩爱夫妻被强行拆散，最终双双殉情的悲剧。众多学者认为悲剧是由于礼教和封建家长制一手造成的，不可否认礼教是其悲剧产生的重要因素，但礼教只是封建家长所运用的武器。探究起来，焦刘双方的家长之所以采取从遣媳到逼嫁的行动，其实是与汉代社会风习紧密相关的，因而蕴含着时代因素，并非仅仅只是礼教的作用，而礼教不过是一个显性方式，而真正导致悲剧的是社会文化。关于孔雀东南飞的爱情悲剧，历来探讨最多的是封建礼教及家长制与爱情自由之矛盾，有的兼论焦母变态寡妇心理（本文后详）及刘兰芝无子嗣（本文后详）等问题。但这些只是一个导致悲剧的一个因素或是重要因素而不是最深层次的原因，“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与“爱情自由”等原因在研究与论述中缺乏欠缺对时代、社会文化等的探讨。1孔雀东南飞的爱情悲剧是文化转型下的爱情悲剧 焦刘的爱情悲剧发生的时期便是从汉末开始的魏晋。诗中焦刘的爱情悲剧，正是这一多元化价值观念矛盾的产物，其人物也体现了文化转型时期的特点。从汉末至魏晋，是人生价值观念发生激剧变化的时代，个体生命从汉代迷信统治和虚伪纲常名教之下被逐渐解放了出来，人生价值从群体被移置到个体生命的自由上。对美的追求，对自然欲望的肯定，对自我和个性的尊重成为社会新潮。但是，旧时代之纲常名教依旧存在，甚至被统治者做为正统思想，与新的价值观念产生激烈冲突。玄学的产生，正是这一多元化的体现。在孔雀东南飞中，新旧观念的矛盾首先体现在刘兰芝身上。刘兰芝是这一文化转型时期新女性的代表。她自小受的虽是封建家庭传统的淑女教育，但又展现了新时代女性的理想模式：才色俱佳，自尊自爱，以个性自由和爱情为人生最高形式。她出身于“承籍有宦官”2的家庭，纲常名教对她影响很大。她自小也遵循这一预定轨道生活，即所谓的“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2但符合传统理想模式的淑女教育并未给她带来美好的人生。当她“十七为君妇”时，2则开始“心中常悲苦”。2在另一名为“大家”，世宦台阁的家庭里，这一按封建传统理想模式培育出来的淑女遭到非人的逼迫。她也曾努力做一个符合封建伦常的好媳妇，“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2但她的努力失败了。诗人这么写，理性的传达出一个意思即是一个按传统理想模式塑造出来并按其模式生活的人，却为传统模式所不容并遭其摒弃。难怪刘兰芝的母亲，这位为培养刘兰芝成为标准淑女付出巨大辛劳的母亲，看到刘兰芝不请遣归之后，不禁“大悲摧”，这一“大悲摧”，这难道不是对传统纲常名教信仰的迷茫和绝望吗？焦刘二人的悲剧正式这一文化转型下爱情悲剧。  2刘兰芝身上凸显着新的时代精神在诗中，刘兰芝并未以传统三从四德、温柔敦厚感动人，而是以精美绝色和个性魅力征服人。对女子才色的推崇代替传统道德乃文化转型时代新取向。如曹王之妻甄氏，以其才色从败将之妻成一国之后，又如才貌双全的晋州刺史徐邀之女，西晋大臣贾充之女贾午，才压诸兄弟、潇洒脱的谢道韫等，皆为此一新取向之典范。刘兰芝虽从小受传统礼教教育，但她的艺术才情和灵气，又给她以知识女性的自尊和个性，即提高了她个体生命的重视。因此，在焦家，她才难以忍受一个缺乏诗书教养的婆婆及其虐待。这一位恶俗的婆婆，对于富有艺术才情和生命灵气的知识女性来说，其存在本身就需要别人极大的忍耐，更何况她只是凭封建名教所予她的名份和权利，对媳妇严厉无比，大暴兰芝的恶俗。我们可以想象，刘兰芝的忍耐力是如何地被推向了极限，焦母对刘兰芝的指责始终只有一条：“此女无礼节，举动自专由。”2这是一种主观的罪名，但又能利用传统名教力量置人于死地。因“举动自专由” 2之罪只能由这位大人说了算，旁人无发言权，包括她那位经常不在家的儿子。焦仲卿申诉：“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 2刘兰芝亦倾诉：“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愕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2虽然兰芝理直气不壮，但是焦母依然声色俱厉的遣走兰芝。通过兰芝绝色惊艳地离开焦家，刘兰芝维护个性自由和尊严一面才得以彰显出来。如果刘兰芝是一个温驯敦厚，或者奴性十足的女子。悲剧便不会发生，她与焦母自无冲突或即冲突亦不致白热化。然而，新时代精神沐浴在这位受传统淑女教育者身上，强烈的自我意识，生命的自尊自爱，个性的自由与对爱情的生死执着，建构了刘兰芝极富魅力的一面。3刘兰芝身上仍存在着旧观念的痕迹除了传统淑女教育，以期出嫁后“谓言无誓违”2外，其婚姻亦合礼教“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虽是自请遣归，抗言：“儿实无罪过”，2但仍感到“惭阿母”、“进退无颜仪”。2我们亦由此可知，当时纲常名教势力之大，仍足以扼杀任何一个敢于与之抗衡的人。她还家十余日，便经不起环境压力，答应改嫁，违背了与焦仲卿临别时“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2的誓言。由此可知兰芝内心的封建礼教的观念的内化，足以让一个离婚的女子陷入四面楚歌，想忠于爱情而得不得不放弃的地步！但也正因为这样险恶的环境，前有婆婆的遣归，后有母兄的压力，四面更有一层无处不在，令人窒息的纲常礼教的铜墙铁壁，刘兰芝仍然选择了爱情，最终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捍卫爱情。由此可见，在孔雀东南飞中，新旧观念的斗争自始至终，最后不惜同归于尽。总之，刘兰芝身上体现了文化转型时期觉醒了的女性所具有的特点：礼教传统的淑女教育，惊艳绝世的才色，自由的个性和潇洒脱俗的风度，为真挚的爱情而不惜牺牲荣华富贵的一切甚至自己生命。她是魏晋时代新知识女性的一个理想典范。4社会的风气重财色，略礼教 男女主人公个性凸显文化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外，孔雀东南飞中，也体现这一转型时期的特点。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对婚姻通脱的态度。不仅刘兰芝的自请遣归是骇世之举，县令和太守的求亲更是骇人听闻。刘兰芝毕竟是一位弃妇。但做为礼教里表率的县令和太守，居然迫不及待地求之为自己的儿媳。这若在一个礼教纲常为主导的汉代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许多人认为这是增加刘兰芝对爱情之忠贞而设制的虚构情节。其实，从汉末开始的魏晋社会中，对女人的贞洁看得并不重要。如开一代风气的曹操的正妻卞后乃一倡家女，杜夫人、伊夫人亦先为他人之妻，后方为曹操所得。曹王的“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更是人所共知的史实，其妻甄后即魏明帝之母，乃袁绍之中子袁熙之妻，城破后为时任五官中郎将的曹王所得。二曹并非殊例，而是社会风气使然。既然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诗中县令和太守之求亲及太守在答婚后会为儿子娶一再酪之女而竭尽所能，把婚礼仪式搞得极为隆重光彩的情景。在那一个转型时代里，对一个女子的取向已从汉代的重德行转为重才色、重个性。而刘兰芝恰是以其倾城之色和鲜明个性成为一个新时代的理想佳人。所以，我们才能理解县令和太守会迫不及待地为其子向她求婚，而具有新时代精神的焦仲卿，也为了她而不顾寡母死活。孔雀东南飞的其他人物，包括顽如焦母者，也对婚姻有比名教传统较为圆通的看法。如焦母企图以东家女的绝世佳色打动儿子，要他停妻再娶。刘兄虽然“性行暴如雷”，2但只是个性气质上的。他并未对焦刘的爱情施暴过，而是尊重刘兰芝的选择，最后那番致使刘兰芝改嫁的话也说得很现实，不乏为其妹归宿着想的良苦用心，只是口气较焦躁而已。焦刘殉情后，两家求合葬并特地合葬华山傍，其中的悔意和对焦刘至情的默认，这也说明社会这个大环境的变化对个人、家庭产生的重要影响。班固也曾经强调：“妻，齐也，与夫齐体。”3也正是基于汉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普遍提高的基础之下，再去认识刘兰芝的“请谴”和“殉情”，就会发现刘兰芝选择的悲剧命运必然性。一汉代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的主要体现在妇女广泛涉足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和再嫁自由方面，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活动中起着和男性同等重要的作用。（二）封建礼教扼杀下无嗣的爱情悲剧焦刘爱情悲剧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乃是无子嗣。这一点在汉乐府另一首民歌上山采靡芜中也有表现，一般认为该诗中弃妇的不幸是由于丈夫的喜新厌旧，但细分析这首民歌中丈夫对弃妇的夸奖(美丽、勤劳、能干)，明显流露出对其的深情和眷恋，而且弃妇遇故夫的长跪举动，表现了她对故夫的礼节，并无怨恨之意，既然如此，又何以被弃呢？从两人的对话来看，同样也没有一处表现出对子女的关切。鉴于此，不难推断出，他们很可能也是婚后无子，而此正是女主人公被弃的真实原因。孔雀东南飞和上山采靡芜两诗，产生的年代接近，内容及艺术手法又有类似之处，这说明了无嗣导致男女婚姻悲剧是当时社会较为普遍的现实。既然没有子嗣是刘兰芝被遣归的最直接最潜在的原因，按照封建社会中妇女七去之条文，焦母何不以其中“无子去”条，直遣之呢？因为在封建伦理纲常中是强调“妇尽节”、“子尽孝”的，无子为不孝。再说男尊女卑的人伦关系决定了丈夫是个体小家庭中的核心，执掌一切；妻子则是配偶，是依附者。倘以“无子”条遣刘，实际上也是在指责作为主体的焦仲卿无后不孝，焦母是绝不愿以此来责子的，而且也更怕暗遭人议，蒙上最忌讳的“断子绝孙”的阴影。再说在人们的认识中，生育是妇女单方的事，娶媳妇就是要媳妇为夫家生子续香火，这是她头等重要的事。封建社会中，尽管媳妇的处境很难，但只要她做了母亲，特别是生了儿子，那就会给她带来一定的荣耀和地位。否则就会遭歧视，甚至被遗弃，肉体和精神上要承受远比丈夫更多的痛苦。时至今日，陋习犹存。所以焦母借故逐兰芝是符合其心态的。也许有人会说，仲卿可以纳妾，让妾来充任繁殖的工具，为何非遣兰芝不可呢？本人认为，无子虽为刘被遣的最直接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这是其一。其二，我国封建社会实施的还是一夫一妻婚姻制，只有剥削阶级及纨绔子弟施行不同形式的一夫多妻，焦仲卿显然不属此列。其三，汉代崇尚儒学，儒家的观念是君子不贪女色，如孔子妻死不续弦，孟子为效孔子，追求道德完善，亦恐败于休其妻。焦母当然不愿子有妻有妾，而失去了高尚的道德。所以，纳妾之举是不可取的，只有遣后再娶。既然男女婚姻根本目的就是生儿育女，并不是为彼此感情的需求和自身的幸福，无子嗣必定会给美好的家庭蒙上阴影，甚至导致婚姻的破碎。焦家人丁本就不旺，焦母自然将重振家门、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仲卿身上，然而刘焦“共事二三年”2，却未为焦家添丁增口。儿子又仅为庐江府小吏，仕途不达，自云“薄禄相”，以得到兰芝为满足，甚至为了兰芝敢责问母亲，并反抗母亲要他休妻的意志：“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2这在焦母看来，都是媳妇的不是。由此可以看出，焦刘悲剧是封建礼教扼杀下的爱情悲剧。如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述:“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4三、焦刘悲剧之家庭根源爱是付出，爱是给予。一个人的爱是有限的爱属于一种抽象的精神意识它通过各种形式得到具体地表现例如：关怀、问候、理解、陪伴、经济援助等无论哪种形式的表达都受到时间、精力、能力等因素的制约所以说每个人的爱是有限度的。对于已婚男子来说给妻子的爱多一些给母亲的爱就会少一些因此如何将自己的爱更均匀合理地分配给两个都爱自己的女人妻子和母亲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在焦母看来，焦仲卿就是因为没有将自己的爱分割好引起了母亲与妻子对他的爱的争夺。在这场爱的争夺中他无论选择哪一方其结果都是一场人间悲剧所以焦刘二人的悲剧也是一出家庭悲剧，本人认为既有外在的社会因素（前详）也有其内在的家庭环境的影响。（一）恋母情结使焦仲卿缺乏独立的个人意志从诗歌的叙述中可以看出焦仲卿是一个典型的“恋母情结”症患者。1无父导致焦仲卿对母亲有着极强的依赖心理由于没有父亲，（诗歌没有一句提及焦父，虽有一句“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2但此处的“公姥”指焦母。余冠英说：“细着全诗，仲卿实在没有父亲，这里因“姥”而连言“公”，“公姥”为偏义复辞。”5)焦母成了家庭经济和精神的支柱；由于没有父亲，焦母对儿女的关怀与照顾甚于一般母亲，甚至许多事情为儿女包办代替，这使得焦仲卿对母亲养成了极强的依赖心理，凡事任随母亲作主，而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极为低下，遇事不是毫无主张，就是无所适从。正是由于由于从小没有父亲这样家庭环境导致了焦仲卿的性格形成以及恋母情结的产生。2家庭环境催生了焦仲卿优柔的性格焦仲卿是一个生性懦弱，胆小自卑，谨慎怕事，敏感多疑的人。他感叹自己“薄禄相”，对仕途升职感到悲观失望。他明知妻子言行“无偏斜”，但在母亲面前为妻子的申辩是那样的谨小慎微，那样的软弱无力。当母亲向他说出“便可速遣去，遣去慎莫留”2时，他惊惧得如同孩童一般长跪在母亲面前哀求“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2话语中虽流露了对兰芝的眷恋及不愿与她分离的决心，但他长跪哀求的举动无疑表现出他心中的胆怯和本性的懦弱，也使他的决心大打折扣，其结果是母亲“槌床便大怒”2的斥责。在母亲的威逼之下，他畏惧退缩了，只会面对妻子“哽咽不能语”2，别无他法。当他失去兰芝之后，为了消除心中的焦虑，恐惧和不安，也为了不负与兰芝的誓约，他最终“自挂东南枝” 2了结了宝贵的生命。可以说，家庭无父，母强子弱的情况下导致了焦仲卿性格的形成。（二）补偿心理助长了焦母的虐待行为由于焦母一人持家（焦仲卿父亲早逝），在她的感情世界除了焦仲卿让她寄予了期望与寄托外，她的感情世界一片空白。她把所有的爱，对儿子的爱、对丈夫的爱全部都寄托倾注到焦仲卿的身上。这也是由于家庭环境所导致了焦母会如此情形。弗洛伊德认为“一个受困于潜伏虐待情感的人其症状中必有一部分可以用被虐待倾向来解释。”6。在焦母身上无疑潜伏着强烈的对丈夫的炽热感情，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从生理上，但是她作为一名封建礼教的忠实卫道士是无法容忍可以有其他任何非分之想，因此她把所有的无法宣泄、释放、寄托、依赖的情感转移、嫁接到儿子身上，虽然儿子可以作为精神寄托与支柱，但是儿子是无法代替丈夫的某些情感（比如性爱），所以焦母是在忧郁，忍耐中度过的。他的这种忍耐是一种近乎变态与疯狂的，而焦氏夫妇的恩爱有加又加剧了焦母内心的空虚，刘兰芝的能干惊艳绝色又点燃一个女人内心的妒火，于是展开了以焦仲卿为核心的争夺大战，最终以焦母举起封建礼教的武器以母亲的威严获得了表面上的争夺成功。其实无论是谁的胜利都是焦仲卿的不幸，都是母子三人的悲剧、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三）家庭环境促成了女强男弱的性格反差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男子应该刚强刚强了才能征服女子、统治女子；女子应该柔弱柔弱了才会顺从父母顺从丈夫顺从公婆。柔弱顺从成为社会评判女子德行的标准。而焦仲卿与刘兰芝的性格恰好形成强烈反差。焦仲卿性格的胆小懦弱毫无主见这与人们传统观念中的男子性格绝然不同。而刘兰芝的性格刚好相反她虽知书达理却性格刚强遇事沉稳又有主见。她敬重婆婆却决不盲从。刘兰芝操持家务非常辛苦虽然“鸡鸣入机织 ，夜夜不得息”2，“言行无罪过”而她”举动自专由”2的个性引起了焦母的不满认为是对自己家长权威的蔑视和挑战于是越发加重了对她的迫害与刁难以此迫使她就范。而刘兰芝刚烈不羁的性格决定了她不会像封建时代众多媳妇们那样逆来顺受、忍辱沉默。她向丈夫诉说是希望得到丈夫的帮助这也是她的第一步反抗。当这一希望落空之后她清醒地意识到“徒留无所施”“及时相遣归”2是她唯一的归宿于是她作出了第二步反抗。离别前她的梳妆打扮她将自己的用品留给丈夫作纪念与焦母不卑不亢的话别都显示了她对礼教的抗争这是她的第三步反抗。回娘家后兄长又逼迫她再嫁万般无奈之下她带着对仲卿的眷恋带着对这个罪恶社会的满腔愤怒“举身赴清池”2投水自尽了。扼杀人性自由的封建社会容不得刘兰芝这样具有反抗意识的女子而刘兰芝不妥协不屈服的个性也决定了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必然选择两不相容的必然结果是刘兰芝自杀殉情的主要原因。 通过对孔雀诗歌婚姻悲剧家庭原因的剖析与探索我们发现导致这场婚姻悲剧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方面的既有环境因素也有心理原因，既有理性因素也有人为因素。因此，焦刘悲剧之家庭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也是人们容易关注、触摸、直接可感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人物悲剧之性格原因聪明、美丽、勤劳、善良、知书达理的女主人公形象久久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她那悲惨遭遇令人无限同情，经久难忘，同时也引起了人们深深地思考。人们提出了与诗中府吏焦仲卿向他母亲提出的同样问题：“女行无偏邪，何意致不厚？”2就是说像兰芝这样无可挑剔的女子焦母为什么不喜欢，反倒非要逼儿将她遣归，从而导致这场悲剧呢？从诗中叙述来看，刘兰芝可以说是具备了中国妇女所应具备的一切优美品德。她勤快、聪明，“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2每天奴仆般地干活，“昼夜勤作息，伶愕萦苦辛”，2 “鸡鸣人机织，夜夜不得息”。2同时又很孝顺公婆，“奉事循公姥”，2“供养卒大恩”，2甚至被遣归之前还叮嘱小姑要“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2真可谓是“女行无偏邪”。2然而纵观刘兰芝的全部性格表现，就可以看出她并不是一个合乎封建家长要求的媳妇，而且也势必为当时封建社会所不容。（一）刘兰芝刚直坚毅，不屈不挠，性格原因导致其人物性格悲剧诗中可以看出兰芝在公婆面前不能做到低声下气，逆来顺受，不能做到曲不争、直不论，对社会和家庭“无非”“无我”，相反，尽管她有时下意识地去自觉遵守礼教，可她一旦感到有人要欺压她，她就开始进行坚决的反抗，她顽强地追求着自由和个性解放，她试图要挣脱封建礼教的罗网，我们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形象。的确，刘兰芝具有很多美德，勤劳能干，知书达理，遵守礼教，爱情专一。诗歌开头，她一方面向丈夫表白自己的才干和美德。一方面又诉说自己的委曲。她说自己，“心中常苦悲”，2怨丈夫在外虽是“守节情不移”，2而自己在家却受着“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的煎熬，她指责焦母刁蛮无理，说白己织布“三日断五匹”，2而结果却是“大人故嫌迟”，2她毫不客气地指出“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2甚至最后还自负地提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2根据后文事情的发展。可以看出这并不是刘兰芝的本意，焦刘二人的感情是“誓天不相负”2的，而这里竟然说出这种话，明显表达了女主人公的倔强自负高傲自尊的性格，她敢于在丈夫面前对婆母提出非议。在封建家长制统治的社会中，她不愿忍辱负重，委屈求全，而宁愿自求遣归，这样的媳妇又怎么能得到封建家长的厚爱呢？所以，事情很快有了进展，府吏上堂向阿母求情而未得允许，兰芝将被逼遣归娘家。这时如果兰芝向婆母啼哭求情，下跪认错，也许事情会有所转机，然而兰芝却表现出超乎寻常女子的刚毅和坚强。面对“便咽不能语”2的府吏，她一不哭泣，二不悔过，反而更执拗地申明自己的确没有过错，针对焦母指责她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2她辩解自己是“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2用一个“敢”字道出了自己心中无限的委曲与怨气。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回不来了，所以当府吏说他要“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时，2她果断地对仲卿说道：“勿复重纷纭”。2同时又将自己的东西料理得一清二楚，“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2嘱托仲卿“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2在遣归这一天，刘兰芝异常从容镇定，“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2她像新媳妇出嫁一样梳妆打扮。“事事四五通”，“精妙世无双”，2简直有点像在对焦母示威一样，上堂拜别阿母时语言更是柔中带刚，她说自己“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2对照开头她对丈夫的白我表白：“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笠筷，十六诵诗书”，2令人感到兰芝似乎是在对婆母反语相讥。那么，这样的媳妇怎么会被婆母所容呢？兰芝回到家中，太守家来求婚，刘兄逼她去嫁，兰芝“理”应顺从兄命，与太守家令郎顺利成婚。然而兰芝却外示顺从，内存死志，为了保持白己的独立人格，维护白己自尊的感情，她毫不犹豫，从容自若地“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2她用她的死完成了她对封建家长制的彻底抗争。（二）焦仲卿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导致了焦刘二人的爱情绝唱焦仲卿身上既有更多纲常名教的责任，同时也有更多的选择自主权，他在社会中的自由度显然比刘兰芝大得多。他是独子，自小失父，焦母对他的溺爱和宽纵在所难免，同时也寄托更多期望。这期望便化作一种社会责任，“君即为府吏，守节情不移”、“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2便是这一责任体现。但也正是这一须按纲常名教标准生活的人，却表现了最为纲常名教所不容的行为。他唯唯诺诺，一点没有伟丈夫的形象，但骨子里却极为倔强任性。这与寡母自小溺爱迁就放纵有关。也就是说，仲卿虽生长于传统家庭，却极少受礼教纲常束缚。这成为他接受新时代精神及反礼殉情的基础。在诗中，他既反对母亲遣走兰芝又对母亲唯唯诺诺，既愿与刘兰芝“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2并发暂“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2又“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府上”“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2在这里，虽然焦仲卿是殉妇而死，但是“徘徊亭树下，自挂东南枝”，2正因为他性格优柔寡断，在母亲和兰芝之间无法进行平衡和缓和，加上母亲的“恋子”和兰芝的“内刚”， 导致他既没维护孝道又没忠于爱情，最终让他们的爱情婚姻不得不走到尽头。结      语总而言之，聪明、能干、勤劳的兰芝与老实、优柔的焦仲卿之间的爱情悲剧综合糅杂了时代、社会、家庭、人物性格以及心理诸多因素最终导致兰芝被遣，二人殉爱。文化的转型，社会的变迁，家庭的错综复杂，人物性格及心理因素等为焦刘二人的爱情蒙上了悲情色调，一个凄美的爱情注定不能成为唯美爱情绝唱，焦刘的爱情悲剧既是他们的悲剧也是一出社会悲剧、婚恋悲剧、家庭悲剧。  参考文献1陈梓权、郭培忠、郭精锐.中国古代爱情诗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86.2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第二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76-79.4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14.5余冠英.乐府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86.6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爱与文明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社,1996:211. 致      谢本论文在陶春林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业已完成，从课题选择到具体构思和内容，无不凝聚着陶老师的心血和汗水，在四年的本科学习和生活期间，也始终感受着导师的精心指导和无私的关怀，让我获益匪浅。在此谨向各位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这次做论文的经历也会使我终身受益，我感受到做论文是要真真正正用心去做的一件事情，是真正的自己学习的过程和研究的过程，没有学习就不可能有研究的能力，没有自己的研究，就不会有所突破，那也就不叫论文了。希望这次的经历能让我在以后学习中激励我继续进步。师恩如山似海，博大深沉。感谢我的指导老师陶春林老师，他在学习，生活和为人处事等各个方面给予我全方位的影响。陶老师诲人孜孜不倦，总能于细微处使我醍醐灌顶；他的鼓励和关怀如同春雨，无声滋润着我的心田，让我久久感动于怀；他随性的谦逊给我们带来了欢乐的享受；他宽广博大的胸怀、真诚无私的人格魅力教我学会做人；他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学者风范不断鞭策我立志学习。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本设计能够顺利的完成，也归功于各位任课老师的认真负责，使我能够很好的掌握和运用专业知识，并在设计中得以体现。正是有了他们的悉心帮助和支持，才使我的毕业论文工作顺利完成，在此向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全体老师表示由衷的谢意，感谢他们四年来的辛勤栽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