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边缘化”.doc

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边缘化”内容摘要：中国社会转型纵向穿越全球化横向空间，受全球科技革命牵引而渐入加速与再加速发展状态。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目标改变、建构新的基本制度规制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社会变迁的整体进化过程选择“一场革命”的方式等，而使其社会结构带有局部性变迁的性质。这一性质，不仅决定着审视“中国社会转型”须重读“社会转型”这一国际性话语，而且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提供了厘清25年来整体表现为一种顺态发展的、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本土寓意的路向。中国转型社会的发展速率高于一般非转型社会，但也同步产生出结构性社会分化的异质性、不平等和社会地位多样性的现象及趋势，即与国家现代化同一性和发展方向非协调的边缘化现象及趋势。这种现象及趋势的发生，与全球化、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契合的应然需要相联系，与中国社会变迁选择“一场革命”方式和体制转轨的现实要求、与中国不同区位资源禀赋和地理条件差异为国家认同与强化（“优惠政策”）相关联，因而中国社会转型中发生边缘化现象并逐渐表现为一种定型化趋势，是历史的必然。“边缘化”话语，描述着中国社会转型中某一类本土化特征和趋势，是一个本土化的范畴。它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是对社会系统局部性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化，在某一方面的社会现象、效应及趋势的整体性描述与理论表达。它作为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一种理论视野与一个理论维度，既在于尝试社会学研究一直困惑的结构论与主观论在同一理论框架中相互沟通问题的探讨，即厘清社会结构变迁与人的主观作为（“优惠政策”）相互冲突的另一类结果；又在于对转型社会现实政策的历史合理性和后续风险做出一种本土性诠释（提供一种研究视角）。因而，以“边缘化”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和一种研究视角，是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在理论域上的一种拓展和尝试。关键词：社会转型 边缘化 现象及趋势 一、“中国社会转型”与“边缘化” 中国社会转型纵向穿越全球化横向发展空间，不仅使国家目标改变，而且在建构基本制度规制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使社会结构带有局部性变迁的性质。虽然25年的中国社会转型整体表现为一种顺态发展，但结构性社会分化的异质性、不平等和社会地位多样性的现象及趋势，即“边缘化”也紧紧相随。（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本土性及效应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因受全球科技革命使然及社会变迁选择“一场革命”方式，而使社会结构发生局部性变迁并进入加速发展状态。因而，中国社会转型不仅内涵异常厚重，而且发展速率也高于一般非转型社会。这份“厚重”，可以从解读“中国社会转型”的本土性中看到。1“中国社会转型”话语被学界认同并作为本土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存在重塑这一语境的方法值得商榷的问题。部分学界同仁的一般方法是：从作为西方社会结构功能学派现代理论经典思想的“社会转型”视角出发；认为，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发生整体性、根本性变迁（一种国际性话语）；中国正处在这样的进程中，其社会结构在发生整体性和根本性变迁。这样的认识理路忽略了两个前提要件：一是引起社会结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的前提是“社会革命”；当一个国家基本制度确立后，其社会变迁整体步入进化过程，一般不采取社会革命方式，以回避其可能“打断”或“中断”正常发展的风险；中国社会转型“稳定压倒一切”和“有计划、有步骤”的诉求与选择，正是对这种“一般”规律的表达。二是所谓“社会结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实质是指社会基本制度变迁；但中国社会转型却是以基本制度不变为前提的，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笔者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既因其全球化与本土化契合的历史必然，又因其社会变迁选择了“改革是一场革命”的具体方式而带有“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性质；但因为基本制度不变而又仅仅具有社会结构局部性变迁的性质。厘清这一性质：一是说明西方结构功能学派的“社会转型”话语，在中国基本制度背景下，只能是一种重读并具有本土性；二是说明其作为社会本土化研究的一个理论维度，既为规制转型期各种社会现象与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又使基本制度中超验的、彼岸的价值目标与系统的重验成为应然的需要。2植于本土基元理解“社会转型”，并非主张视野的狭隘和忽视其国际性语境，而是基于中国的历史、民族性和基本制度。所谓“型”，指模型，是一个机械学术语并揭示着“客观”；当其为社会学借助时，它强调事物的发生与形成有统一的基础、模式和形态；喻示着事物间的联系具有固定的结构与关系；表达出事物在发展与变化中追求无差别的取向。所谓“转”，指转变与调整并强调着“主观”；从社会学视角理解，它标志着事物原有的模式和形态与人主观作为的重新耦合；预示着事物结构的序、序列及所内化出的累积性社会关系将发生改变，如将原有的身份资源转换为基于市场秩序的资源，如对人的评价急速脱离具体的社会关系而愈来愈受外部力量左右等等。当“耦合”不仅表现在社会结构内部人与制度、与体制的关联中，而且还放大到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联层面中时，社会学研究一直困惑的结构论与主观论在同一理论框架中相互沟通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话语中突显出来。这种“突显”，虽然为积极认知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多维度的分析视角和重要的文化基元；但也为解读这种耦合孕育的风险，即转型期各种现实政策选择导致并引发的边缘化现象及趋势，扩展了视野。3中国基本制度、社会结构与人的主观选择的二维界域与要素，既是社会转型本土性张显的环境，又是形成本土性的肇因，即提供了认知中国社会转型处于“二难选择”困境的视角。中国社会转型受特定制度强制而带有本土特色和寻求稳定的价值取向，但其原有社会模式与结构因国家目标改变、市场取向改革与对外开放等，引起了社会结构多向度地重构、多种对立关系出现和“不可能的关系发生关系”。正如中国社会转型既要表现出“社会转型”这一国际性话语的一般特征，又因高扬“主义”的旗帜而具有本土性；如为适应社会转型应然需要展开的“支持性制度化”和“修复性制度化”，不得不面临基本价值取向的问题（国家“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和秩序性安排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期许和尊重“优胜劣汰”市场法则之间的冲突）；如中国社会持续的顺态发展趋势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个体分化、群体性分化持续扩大趋势并存等等。 4中国社会转型的“二难选择”必然导致其双重效应产生。转型期社会结构发生局部性变迁并伴随社会分化，虽然因区位、资源禀赋等结构性差异所致，但笔者认为更主要的是因国家政策使然（主观作为），即国家作为资源控制者、分配者，逐渐基于市场取向和秩序对这种差异的认同和强化。由此，社会转型便共振出两种社会现象及效应：一是与国家现代化同一性、主流社会发展和社会主流生活重构趋于一致的中心化现象与效应；二是非一致性的边缘化现象与效应。当社会转型的双重效应具有同构性并成为一种趋势时，社会分化中的异质性、不平等和地位多样性向社会提出了新的整合需求。然而这种“需求”，因现代社会是一种高度分化的社会、因中国的社会分化首先或更多地被解读为一种“进步”、因改革开放社会表现出持续的顺态发展等等，而客观上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二）“边缘化”是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一个视点“边缘”作为一个地理学概念指沿边的部分，其义与“边际”和“边界”相同。“边缘”范畴的社会学借助，主要是从社会分化的理论出发，侧重对系统结构中不同对象所处位置与地位的描述；而“边缘化”作为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一个理论视角，是从发展理论与社会分化理论结合的视角出发，侧重对社会系统结构中某类社会现象的产生及趋势的表达。虽然二者都包含着对系统中一种结构、关系的认知，但又存在研究视角上的区别。在社会学理论域中，与“边缘化”关联的社会学范畴还有“边际人”、“中心与外围”、“边缘与半边缘”（边陲、半边陲）、“边界关系”等；中国学界使用较多的是“边缘”、“边缘群体”、“边缘阶层”等等。但这些范畴与笔者提出的“边缘化”有一定的区别。如帕克（Robert Ezra Park）于1928年创用“边际人”一说，并以此分析生活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群体中的人；但“边际人”的理论界域锁定在社会群体内部分化和文化因素对个体行为影响的解析上；与笔者提出的、用以整体分析和认知一个国家内部，一类动态的、持续发生的社会现象、效应及趋势的边缘化概念，存在着研究子项的单向性与复合性、研究视角的单向度与多向度的区别。又如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其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将马克思的理论整理为一个分析世界体系的内部一致的概念体系”，提出“核心领域(core areas)、边缘(periphery)、半边缘(semi periphery)”一组范畴；但他把“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性经济单位来看待的视野，并不包含对世界体系中各个子系统的解读，即不解读一个国家内部的结构性变迁与社会分化。再如，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斯梅尔瑟（Neil Smelser）在合著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虽然第一次作为一种社会系统提出的“交换模型”理论（AGIL模型），以“边界关系”的逻辑语境来描述每个子系统的联系及每个子系统通过它的边界进行交换的相互性和互补性关系，但前提是各个子系统在系统中的地位及关系具有平衡性、对等性和共享性等等。可以说，“边缘化”命题的提出并作为一个理论范畴，与已有的关于“边缘”的话语存在一定的区别；因而以其作为一个理论视点、一种研究视角，是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理论域拓展的一种尝试。（三）“边缘化”界域的社会学解读“边缘化”作为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视点、范畴，需要“边缘”概念支持。因而有必要对“边缘”与“边缘化”做简要的区分。一是前者确认一种既成性，即重在对已有历史的认知，而后者强调一种演变，即基于对正在发生的过程的判断；二是前者基于或侧重于已有社会结构的研究，后者基于和侧重于社会主体行为的效果分析。1“边缘化”是对社会系统局部性结构变迁和社会分化中发生的某一类社会现象、效应及趋势的整体性描述与理论表达。其基本含义在于：一是作为一类社会现象，指不同区位和资源禀赋的结构性差异，因国家非均衡发展理念的确立和政策选择而显示出一种结构性张力，从而引起社会分化加速和多种对立关系发生；二是作为一种社会效应，指社会转型因选择“革命”方式而引起局部性的结构变迁，从而导致与国家同一性和主流社会发展与主流生活非一致性的一类非均衡发展和社会分化负效应产生；三是作为一种趋势，指在转型社会系统的局部性结构变迁中，伴随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市场秩序化，社会系统分层结构间的要素流变具有单向性，并使系统内部资源互补与要素流动的过程受到阻止。2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叠加性”与边缘化。笔者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叠加性一文中曾析出：“发展叠加性”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综合性的本土文化现象，是指中国社会转型受全球科技革命使然而渐入加速与再加速发展状态中时，其整体进化过程又因选择“一场革命”方式，而打破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的界限，产生并形成社会系统不同区位、不同组织、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机遇连生性效应，使社会在某一发展阶段的目标与任务的实现具有复合性、交叉性和非均衡性。因而，从发展叠加性的视角来审视，一方面转型社会发生新的中心化和边缘化现象及趋势是现实的必然并导致二者具有同构性；另一方面，由于发展叠加性意味着国家选择和社会个体的主观作为在社会结构局部性变迁中的作用放大，因而转型社会区位的、结构性的、群体性的差序关系形成，社会分化速率提高和社会的异质性、不平等与地位多样性等现象及趋势发生。3“边缘化”范畴对社会学本土化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其主要表现在：一是“边缘化”对社会系统局部性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化在某一方面的现象、效应及趋势的整体性描述与理论表达，为社会学本土化研究提供着支持；二是为认知转型社会超常规与非均衡发展现象、效应及趋势，拓展了理论视野；三是为分析转型期各种现行政策的合理性及后续风险，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二、中国社会转型的边缘化现象、效应及趋势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转型，既因社会重新回归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向作用、方向与价值取向，而导致国家目标改变和制度结构与功能重新调整；又因国家重置“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动力结构和建构“改革开放”动力机制，而使社会、组织、个体的自主性及需求被重新“激活”；还因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基于市场的社会权利重新制度化，而使整个社会步入了非均衡与超常规发展的政策期、机遇期和分化期。因而，中国社会转型中边缘化现象发生及趋势的渐成，并非偶然。（一）转型期社会结构变迁中的边缘化现象及趋势中国社会转型既是其本土化与全球化关联的必然，又是其实现现代化的应然。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制度结构控制着这一过程的负效应，但因社会转型理念与方式的国家重设和选择，还是使制度结构、社会结构与市场取向的改革在现代化进程中相互沟通的困惑，重新突显了出来；那就是：转型社会发生新的边缘化现象、效应及趋势。1社会转型期的区位结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区位结构的变迁在两个方面推进着：传统的城乡区位结构变迁和新出现的东西部区位结构变迁；但前者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然与自发的过程，而后者更多地表现为国家的主观作为和政策使然。因而，转型期区位结构变迁的特殊意义，更多地突显在后者。改革开放使中国原以“九大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的区位结构，逐步转变为以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为中心的区位结构。这种转变，首先源于国家发展政策的调整，而后才是基于计划的资源配置方式向基于市场的权力转化的结果。国家在20世纪80-90年代因政治理念重构而实施区域性优惠政策，而“优惠政策”在计划经济时期事实上是一种最重要的资源，它同时具有“解放”东部及沿海地区和客观上“暂缓”中西部及内陆地区的双向作用。于是，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及地区在政策、资源集合、社会注意力等方面的“中心”或“重心”的发展地位确立，而整个中、西部及内陆地区的“被边缘”的地位也确立。当这种现象因发展叠加性而具有同构性，以及后续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显现时，这种新的中国社会区位发展的中心化与边缘化结构变迁，被逐渐固定下来，并促使区位间的结构性差异迅速扩大。2国家战略性资源投入的区位、时序发生改变。与国家目标改变和国家政治观重构（“和平与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联系，国家战略性资源配置方式与投入时序也随之发生调整。这种调整，首先表现区位性优惠政策的实施。在计划体制和双轨制背景下，区位性优惠政策是国家战略性资源中最重要的和具有工具性作用的资源。因为这种“资源”的特殊性在于：它客观上包含着一种“先发权”。所以区位性优惠政策的实施，引起不同区位的差序关系发生和导致区域性社会分化是必然的。正如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不同区位在发展速度与质量上，已经鲜明地呈现出东、中、西走向的递减效应和社会分化呈反向递增的现象。虽然20世纪末，国家战略性资源投入有所调整（西部大开发），虽然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及中国加WTO已迫使“优惠政策”逐渐退出，但是，当发展叠加性基于市场同时作用于先发和后发地区时，已经形成的区位性边缘化效应及趋势不仅在扩大，而且因资源差异（广义的）的客观存在而难以消解。正如中国统计年鉴（2000）所反映的：东部及沿海的上海、广东、福建、天津、浙江、江苏等6省市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为5093.71亿元，而西部地区12个省市（含广西、内蒙）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为1279.49亿元，相差近4倍。3在国家认同地理、资源禀赋差异的前提下，市场取向的改革使经济结构发生局部性变迁。经济体制运行模式、组织形式、资源配置方式和管理手段等等的逐步市场化，持续增强着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使社会经济的基本构成在优胜劣汰环境中发生分化。据统计，在我国工业企业的资产结构中，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余额在改革之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净值的90%以上，而1985降至85.4%，1999年降为71.8%；另外，1978年，国家控制着国内生产总值的90%以上，但在1996年后已不足50%。这种区位间社会分化的特殊意义在于：一方面初始改革“面向人”的发展理路（“解决温饱”）和“有计划、有步骤”的渐进方式，意在中国的改革是先“解决温饱”，而后再加速社会分化；另一方面，由于“市场主体不是通过破坏现存的国家机构来形成的，而主要是用新的商业机构填补空白”，因而虽然国家在社会转型导致的社会分化中，一直力求保持着控制和干预社会分化的能力与行为，但当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话语转换导致利益遮蔽和社会忽视以及社会超越性价值的支撑被削弱时，国家控制和干预社会分化的能力受到相当程度的削弱。结果是：先发权导致的区位差异与社会分的不平等趋势，不会因为“优惠政策”的历史性退出（1992年以后构建市场经济体制），而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减弱。正如，当国家不再扮演全方位的“经济保护神”时，先发和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按照市场原则更加维护“自身”的利益、文化和政治自主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取向和选择。正如，随着西部大开发，不同区位在经济结构调整中，按市场运作方式增强的联系（这种“增强”客观上体现着国家非市场化的安排，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又孕育着新的风险，即“动态荷兰病”效应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显现。所谓“动态荷兰病”是对一种国际经济现象的理论规制。美国哈佛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萨克斯（J. Sachs）对“动态荷兰病”的解释是：“一个地区自然资源输出剧增引起通货坚挺而使加工业利润下滑的现象”；而其“动态效应”是指“初级产品（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的专业化引发了经济发展的长期下滑”。虽然这一理论讨论的是国际经济问题，但共性在于它揭示了产业链中的“上游”与“下游”问题。由此，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当GDP增长、国外投资、不同区位的人均收入差距等，呈东、中、西部递减性下降时，多重“依次递减”的关联效应以及新的“风险”的存在，使其从90年代开始的全方位经济结构调整，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和同一产业链的上游与下游而言，正在形成新的、多重含义的边缘化现象及趋势。4转型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局部性变迁，与所有制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利益结构调整的逐步市场化相联系。由于国家权力收缩和权力重新制度化中的局部性滞后（“支持性制度化”的强度超过了“修复性制度化”），导致了部分权力虚化和利益遮蔽现象发生。结果是：一方面基本制度期许的、社会基本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即经济人格与政治人格的有机统一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伴随社会分化程度加深、原有社会阶层发生分化和新兴社会阶层逐步形成；同时还出现了本土性的“边缘阶层”（农民工、下岗职工）和“交叉阶层”（兼有第二和第三职业者）这一独特的风景。由于这种现象及趋势因国家社会利益的结构性调整具有纵深度和广阔度，因而它使社会结构的局部性变迁更具复杂性、易变性并导致其相对脆弱性。正如中国社会转型始终存在着“稳定压倒一切”，即超越“发展是硬道理”的话语，以及各级政府以“发展中的问题”这一具有多解的潜台词来表达其困惑。当然，社会结构局部性变迁与社会分化，只是局部性地改变着社会基本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原有位置与地位，但社会基本阶级分化、阶层分化和新兴社会阶层形成和其社会地位的逐步上升，已经能够使人们嗅出社会阶级、阶层分化中所隐含的新的、结构性、群体性的边缘化趋势。（二）转型期社会流动中的边缘化现象及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市场取向的改革已开始解构计划体制及传统管理模式，并转入国家区位性优惠政策实施和非均衡发展理路。这不仅使国家政策和人的主观作为在社会结构性变迁中的作用增大，而且培育出提高中国社会分化速率与程度的社会机制。由此，转型期社会流动在方向、速率和流动文化上也表现出新的特征。1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大规模社会流动的类型与肇因。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以前发生的大规模社会流动，一是由政府主导的、带有结构性流动特征的大规模垂直流动，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部分支边青年返城（就业、读书）；二是由政府主导的，带有部分结构性特征的大规模水平流动，如“东南西北”各地建设兵团转制和部分援边干部回撤，如因政治发展叠加性高起而发生的“山、散、洞”内迁企业再度向城市区位迁移等等。这一时期的社会流动，就其肇因而言，不仅与新中国50年代“大跃进”超常规建设引起的社会流动不同，而且与新中国大规模基本建设引起的社会流动（经济性或政治性移民）也有别。这两类社会流动的特殊性在于：一是政府行为带有特殊的政治底蕴（“拨乱反正”），即并非以尊重个人意愿为主，但又与流动者的个人意愿历史地吻合。二是计划性的大规模垂直流动周期短、强度高，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部分支边青年返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其流动人口超过了1500万。三是两类流动既非出于个人原因，又非因为当时科技与生产力发展使然，而主要是国家政治意愿的表达和计划性安排的结果。四是这一时期的社会流动，因国家目标改变和流动政策具有特殊性，使其成为计划体制下中国最后一次典型的政府行为。2改革开放初期计划性社会流动积蓄的风险，在90年代初已显现出来。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的流动政策具有特殊性，因而其风险的积蓄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在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即显现。一是社会结构在科技与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条件下发生改变，如1978年，全国在职职工人数近9200万，而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新安排就业近1000万人；结果是：迫使国家不得不采取低工资、高就业的社会政策，并同时再度强化整个社会的平均主义意识。二是城市基础设施、社会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因高强度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达到甚至超过极限，如几乎所有的返城、就业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支边青年都没有自己的住房；结果是：虽然国家已意识到改革中发生的自由流动对现代化建设和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仍不得不持续严格的户口制度来限制流动，从而制约了中国在整个8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速率。三是在生产力发展不充分条件下，大量返城人口和城市中原有的待业人口，同时处于隐性失业状态，使我国就业人口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结构性压力，在现代化进程重新展开之初即突显；并影响到90年代中后期，国家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社会政策的安排和实施，如社会保障政策、减员增效政策、户口管理政策等等。四是随着体制转轨与城市化，大量“待业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区位发生结构性沉淀，从而增大了城市社会管理与控制的难度，以致80年代中期以后，自由流动逐渐发生且规模日益扩大时，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虽然不大，但“城市病”的征兆却显现等等。3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流动的肇因值得反思。由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使然，全方位体制改革转向城市。它标志着社会加速与再加速发展的重心移向城市区位；标志着社会变迁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均衡发展理念与模式开始改变并由区位性优惠政策所替代；标志着国家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构建而开始调整社会政策的目标与价值取向。当国家因体制转换而实施区位性优惠政策时，意味着导致不同区位间的发展逐渐形成巨大差异的社会动力机制，是由国家重置。也正是这种社会动力机制的国家设计和伴随国家权力收缩与政府行为在社会流动中的逐渐退出，引发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非政府主导的非结构性社会流动。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深化、社会利益的结构性调整、区位发展不平衡的加深、支撑社会政策的超越性价值体系被削弱，以及市场多元文化的兴起等等，转型期社会自由流动不仅表现出区位性、倾向性和单向性特征，而且表现出与国家同一性和主流社会发展非一致性的边缘化现象及趋势。由于这种现象和趋势，既因国家先期政策所致而无法调整，又因市场的秩序化而不能调整，但它对中国社会不同区位间的协调发展与均衡发展将产生着深远的影响。4转型期非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水平流动。社会流动不同的分类标准，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水平流动一般由科技发展推动。但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初期，无论是“孔雀东南飞”群体，还是南下民工，既非由政府主导，又非为科技推动（以下不再对前文提到的计划性流动进行分析）。这一由国家政策掀动的大规模水平流动，虽然与计划时期的水平流动存在某种“形似”而非“神似”，但又发生着流动人口社会职业的局部性结构变化，即表现出在特定区位的“结构性沉淀”特征。由于这些特征与垂直流动特征存在交叉关系，易于为南下农民工周期性的双重职业特征、社会身份制度与严格的户籍制度等所模糊。但笔者认为，这是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社会流动的一个视点。转型初期非政府主导和中后期政府指导的大规模水平流动发生，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区位发展政策的差异，使社会系统结构的差序关系发生，并客观上导致社会发展条件和个体发展机会具有区域性。二是“先发权”使社会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原有的相对均衡的交换关系发生改变，以致“南下潮”，特别是“孔雀东南飞”群体表现出区位结构上的单向流动趋势，以致水平流动在区位间的可逆性受到抑制。三是在90年代后期，随着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非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水平流动又包含着流动群体再分化的垂直流动的特征，即从水平流动角度审视，出现了“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虽然社会流动速率提高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并与社会分化在一定意义上为正相向关系，但原有身份等级权利的滞留导致的权利不平等，如城市制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歧视，如部分城市已有的户籍制度改革大都有利于社会中上层（高学历、高收入、高职称人员）等，从而导致了非政府主导的水平流动的再分化，并引出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社会弱势群体（站在城市视角还包括农民工），对他们而言，从就业市场的角度看，他们往往被排除在正式职业以外而具有高流动的特征；从收入的角度看，他们处在社会结构性分化的“触底层级”而易受到轻视和处于社会发展的“亚状态”中；从制度体系理解，他们缺少制度保障而处于边缘化状态，其权利经常受到损害；从享有社会权力看，他们缺乏组织资源和团体资源的可利用，而表现出分散化、个体化特征。由此，转型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不仅处于主流社会发展与主流生活的边缘化（状态），而且从水平流动的角度看，他们事实上处于“重度”边缘化状态。另外，值得反思的还有：非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水平流动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问题、城市中第二产业下岗职工向较低水平的第三产业转化具有什么性质的问题等等。5社会转型期修复性制度化滞后，对垂直流动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社会结构的局部性变迁包含着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主题，因而客观上带来同一分层结构层面中的群体发生分化。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为支撑社会转型展开了“支持性制度化”进程，如“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和“依法自治”、建立公务员制度、政府机构改革等等；但国家为控制社会分化负效应在垂直流动中张显而展开的“修复性制度化”进程，却总体上滞后于“支持性制度化”进程，如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社区建设、“再就业工程”等等。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赞同“中国制度化进程滞后”的整体性判断；而是认为，社会转型的支持性制度化，在时序和强度上远远超过了修复性制度化进程，因而垂直流动中表现出的社会分化的风险，难以在修复性制度化进程中降解。正如，虽然社会政策的目标与取向已从维护“公平”转换为“稳定”（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体而言，“公平”是一种发展性的需求，而“稳定”是一种基本需求），但是，“近年来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起的”（胡锦涛语）事实，既是社会分化负效应在垂直流动中的表现，又反映出部分社会成员已处于垂直流动的边缘化状态之中。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中国社会发展的视野时，制度化、特别是修复性制度化，对控制社会分化负效应在垂直流动中的张显具有特殊意义；同时，笔者注意到：审视中国转型期的制度化（支持性制度化与修复性制度化），为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垂直流动中的边缘化现象及趋势提供了视野（另文论述）。6转型期社会流动文化失去了原有体制与价值系统的支持和支撑而发生异变。在计划体制与特定的政治环境中，社会流动的高度计划性，主要体现着国家的政治意愿而非个人意愿。如果说计划时期的个人意愿也得到一定的“反映”与尊重，那么前提也必须是遵循“国家、集体、个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坐标。随着市场取向的国家发展理路确立，一方面多元社会主体的地位与权力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重新获得并确立，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超验的和超越性的价值系统开始失去原有体制与政治背景的支持，因而伴随社会分层秩序变换、市场权力泛化和市场文化突兴的是整个社会的话语转换。当资源、权利从基于计划转向基于市场时，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迅速走向市俗化和功利化，并迅速地培育起整个社会市场取向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如先发的沿海地区，首先突破了社会流动传统的体制屏障，即实行“三不要政策”吸纳其它地区的人才（不要流出地的户口、人事档案、工资关系）。当社会流动文化被市场取向的价值观和行为重构时，社会分化的巨大张力，又牵引着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流动文化的价值系统走向消解。当计划体制和高度集中的社会管理模式解构时，单位（组织）原有管理模式及行政控制功能也被同步削弱，从而为非政府主导的、以表达个人意愿为目的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可能；当“优惠政策”强化不同区位的差异并扩大发展的不平衡时，国家关于“先富后富”和“效率优先”的社会导向，不仅引导着社会个体通过流动改变自身环境与现状的需求，而且使这种需求部分地表现出“狭隘的自我”和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当社会政策的目标锁定“稳定”，原有福利制度对部分社会成员已没有更多“留念”的价值时，自我的流动动机与行为得到张扬和表现；当开放中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参照日趋多元和市场文化兴起时，流动文化的功利性被自由流动产生的积极效应所掩盖，以致政府和社会主文化，对社会、对个体的趋利性动机引导滞后和矫正乏力。正如，尽管重庆市因“直辖”和西部大开发而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江泽民语），但重庆市某“特殊事业单位”仅28名在岗教授，其中5名中青年教授在2002年秋季主要因收入、住房、子女原因而离去等等。当社会流动文化被市场取向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重构时，价值观的市俗化、功利化和取向的单一化，不仅形成了强化边缘化的文化环境，而且培育出一种风险影响到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三）转型期单位（组织）分化与重构中的边缘化在市场取向的社会转型中，单位（组织）分化、重构和新生，已突破国家计划体制和管理模式的限制，并逐步摆脱政府的直接干预。这既导致处在同一层级和不同层级的单位（组织）发生发生交叉性重构，又使社会的同侪式关系消解和不可能的关系发生关系。1政府组织的自我分化与调整，体现着政府的价值取向由注重意识形态向注重意识形态与市场取向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当中国社会转型因全球化与本土化契合而促使社会公共权力分化和社会化时；当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正在形成一种契约型社会的发展模式和部分社会关系契约化时；当市场主体与民间力量及个人，在“依法治国”与“依法自治”进程中，参与社会公共管理的平等主体地位与权力重新获得并促使政府权力部分重新让度时；当社会结构性变迁要求政府组织调整原有的职能与管理模式时；当政府组织的自我分化与体制重构，既是国家重构内外均衡关系的必然选择，又是顺应中国社会转型的应然需要时；政府组织的自我分化与调整，不再仅仅从意识形态作出判断和选择。正如，国家权力边界缩小、市场权力边界扩大，以及两种权力边界模糊等，及是这一过程的必然。而当这种“必然”的程度加深时，政府组织控制和降解社会分化风险的能力也随之弱化。2国家“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新安排，客观上提供了解构同侪式组织结构与关系的制度基础，并使不可能的关系发生关系。计划体制的解除和“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使“国有”、“集体”、“私营”以及“个体”等非同侪式组织之间的重构和发展的条件发生改变，如打破所有制结构与关系的种种并购与重组。当多元所有者被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时（江泽民语），社会经济组织的重构模式和形态，不仅表现出新的中心化和边缘化的多样性，而且获得了新的价值体系的支撑。正如所有制的“政治底蕴”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淡出：“抓大放小”、强调国有经济的“控制力”等等。市场经济在解构同侪式组织结构与关系并使不可能的关系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不同所有制性质的社会经济组织在区域经济结构与体系中的地位与位置发生改变，典型的如温州、浦东、深圳等。虽然“为主体”的制度安排与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和“进一步放开民间投资领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胡锦涛语）之间，还存在着重新整合的需要和理论上的解释，但是转型社会不同所有制经济组织的分化、解构与交叉性重构已表明：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局部性变迁中，竞争带来分化，分化导致边缘化。3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将加深、加速不同区位社会组织市场竞合中的边缘化趋势。因先发权、资源禀赋、地理环境与人文条件等差异，中国不同区位间的发展不平衡正日益扩大和加深，如重庆虽然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但2000年尚不能宣布“总体达到小康”；又如西部某重点大学校在2001年春季开学后，才发现9名中青年教授（学科、学术带头人）已“悄然东去”等。当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扩大趋势未能有效得到控制并进而扭转时，先发区地的社会组织的（主要指各种事业单位和组织），必然将持续地吸引并集合其它区位社会组织的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与技术资源。从而导致不同区位社会组织市场竟合中的边缘化现象发生和加深。虽然发展不平衡规律宣示着社会发展自身具有超常规和非均衡的性质，但是，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各个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与平衡发展的支持。虽然尊重人的选择和人才自由流动反映出社会进步，但是，当中西部地区单位（组织）的资源（人才、技术）持续地“东流去”时，不仅将加深和加速后发地区单位（组织）在市场竞合中的边缘化程度与趋势，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也将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结束语1中国社会转型的边缘化现象及趋势，与全球化、市场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与社会变迁选择“一场革命”方式和转型期国家区位性优惠政策实施相关联。因而“边缘化”话语，首先是对中国社会转型中某类本土化现象和趋势的表达，是本土性的范畴。待添加的隐藏文字内容22“边缘化”作为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一种理论视野与一个理论维度，它描述着社会转型因选择革命方式而引起社会结构发生局部性变迁和社会分化共振的现象及趋势。因而，提出边缘化概念，是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在理论域上的一种拓展和尝试。3中国社会转型发生边缘化现象及趋势是历史的必然。因而以“边缘化”来规制与国家同一性和社会发展方向非协调性的一类现象、效应及趋势是一种理论视角。这一视角，为分析中国社会转型中发生的局部性结构变迁、多元社会主体在社会系统中地位和位置的变化，以及区位性优惠政策的历史合理性和后续风险等等，提供着理论的支持。4在一定意义上，对社会转型的边缘化现象及趋势的分析，既是对转型期社会发展不平衡规律、发展叠加性的自身动力性的一种本土性诠释与历史解读，又是对现实社会局部性结构变迁与人的主观作为（区位性优惠政策）相互冲突的结果的一种厘清。在这一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社会转型中发生的边缘化现象、效应及趋势，已经处于定型化的过程中。参考文献：1孙立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J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与政策选择C全国学术研讨会文集，2002、5（武昌）2M.卡斯特利斯“论网络社会的社会学”J现代社会学，2000（5）3郑杭生“社会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J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戚攻“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叠加性”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3）5戚攻“新中国社会变迁的本土化特征及趋势”J理论学刊，2001（3）6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7关信平“经济全球化、社会不平等与中国社会政策转型”J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与政策选择C全国学术研讨会文集，武昌2002、58刘伟转型经济中的国家、企业和市场M华文出版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