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新闻事件话语传播价值解读.doc

新媒体新闻事件话语传播价值解读 摘要：新媒体新闻事件是基于新的技术传播优势而存在的一种公共话语发生方式。其不仅在传播形态和传播资源控制上区别于传统媒体，而且展现出在传播价值上打破话语垄断，实现公众话语利益表达，弥补传统媒体角色缺位等作用，甚至也可以说其已然成为中国“公共领域”景象的一类特殊的以“事件”的形式组成的“场所”。关键词：新媒体新闻事件话语传播价值公共话语近年来，随着传播技术的急速发展和私人化媒介的大量涌现，以网络媒体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兴媒介日益扮演着改变现代社会话语传播结构的重要角色。尤其是以“华南虎”、“厦门PX项目”、“周久耕”和“躲猫猫”事件为代表的新媒体舆论事件，更是在揭露新闻事实，反映公共舆论，对抗公权力滥用方面将新媒体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因新媒体而产生的一些暴力与越轨现象也不断引起社会的警惕与关注。总之，作为一种渐成气候且具有重要社会价值的新媒体传播现象，新媒体新闻事件已然形成一套新的媒介话语与公共话语发生场域。一、新媒体新闻事件的厘定新闻事件一般被描述为媒体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对照而言，新媒体事件通常是指“在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利用网络、手机等媒体传播最近在社会上发生并引人注目的事情。相对于传统的社会事件，新媒体事件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参与程度高、社会轰动效应强等方面的特点。”1区别于以往偏重于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及新闻杂志上展开持续讨论的新闻话题。当然，有些新闻事件的最初触及者可能并不是新媒体，但是新媒体却在后来的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并促成事件获得突破性进展，我们也认为此类事件为新媒体新闻事件。具体而言，可以从四个方面认识新媒体新闻事件的构成条件：（1）新媒体在新闻事件的进展中起到关键的正、负作用，可视为主要的话语载体（2）事关新闻价值中的重要话题，尤其涉及公众关心的安全、权利、真相等（3）公众参与数量庞大，持续时间长，舆论反映强烈（4）传统媒体应变相对滞后，体现新媒体的独立性与及时性。总而言之，随着传播技术、社会文明、媒介环境、公众意识等多方面的发展与完善，新媒体新闻事件的呈现过程正逐步趋向多元化媒介话语系统的方向发展。二、新媒体新闻事件话语传播价值的四个向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媒体新闻事件“提供了一个更集中、更具体的考察媒介话语秩序的环境特别重大的媒介事件显现的多媒介聚合效应(内爆)，对媒介系统本身以及相关的媒介上层管理系统原有的控制模式(包括理念、机制等)往往产生震撼性冲击，并可能导致某一重要的转折性变革。”2长期以来，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掌控着主流文化、信息发布权，是我国社会传递信息和引导舆论的主要媒介形态。但是随着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新媒体不断兴起，新媒体为整个社会媒介话语系统的扩展营造了宽松的环境，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广开言路、和而不同的媒介话语理想。与此同时，新媒介发展过程中媒介话语系统地位的不断提升对原有的媒介系统也带来了不可小觑的竞争。多媒体时代的媒介竞争发展是新媒体话语系统壮大的一个重要体现，它在不断提高社会公众的信息接收和解读能力，为参与并挑战政治权威培养了具备不同思维方式的公众。由此来看，新媒体新闻事件的话语传播价值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从传播资源角度看：新媒体新闻事件引发新的话语革命，使得传统媒体传播资源垄断的局面得以突破。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经说过，“媒介即人体的延伸”。传播技术是开展传播的一个技术平台，是实施传播活动的物质条件，传播活动依存于传播技术，新传播技术的“递进式演变”在逐渐地拓展着传播渠道、扩大着时空范围，而宽阔、多元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技术正在影响着新闻事件中话语传播的价值和效果。“话语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可以建立、维持和改变权力关系，并且改变权力关系在其间得益获得的集合性实体（阶级、集团、共同体、团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践的话语从权力关系的各种立场建立、培养、维护和改变世界的意义。”3“华南虎”事件中，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广播、电视由于受媒介规制的影响，没有条件及时对政府行为发出怀疑的信息，而网络媒体则很好地发挥了它的媒介特性，极大地调动了民间话语资源，为公众了解、参与事实的讨论与传播提供了舆论平台，也为挑战由政治权威发出、由传统媒体刊播的“绝迹多年的华南虎重现陕西镇坪”这一“未经核实的信息”提供了可能性，也使媒介话语多元、开放的表达瓦解了一直为强势阶层独占的话语资源。其次，从公众权利意识角度看：新媒体新闻事件促成公民个体话语表达权的实现，构筑了公共利益表达的新平台。“话语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意思是消除话语权利和语言权利、义务和人类群体声望方面的不平等和不对称。” 4以厦门“PX项目”事件为例，厦门市政府相关部门在事件发生以前对“PX项目”的民意呈现与关注，与市民的对话是极为不平等的、不对称的。从事件经过来看，当地市民关于“PX项目”的讨论热潮是由发布在小区网络论坛上的照片、信息以及群发的手机短信引发的，信息发布者都是普通的市民，大多数讨论的参与者都是基于个人意见。特别是多数人利用手机短信号召市民们去市政府“散步”。另外，一些市民组织起来聚集在“PX项目”工地及附近道路旁边，用一些比较激动的行为公开表达对“PX项目”的不满。至此以后，政府部门才做出了迅速有效的反应，顺应民意，决定将项目迁出厦门。公众通过新媒体手机短信这一话语传播方式确保了自己的知情权与自身安全利益等权利的实现。毫无疑问，厦门“PX项目”事件是公共权利，尤其是与“民权”等直接相关的多种声音的追问、对话、探讨、参与、交流与沟通等批判性话语传播，成为展示技术民主与公共权利民主的典型。再次，从媒介功能的互补关系上看：新媒体新闻事件的发生弥补了传统媒体新闻报道中舆论监督意识的缺失与失语，形成一种纠错机制。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监测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并促使其向合法合理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在我国，传统媒体中的批评性报道一直承担着舆论监督的主要职责。然而，传统媒体作为一种易控制型媒介其容易受到权力关系、利益关系等因素影响，使得“舆论监督”的功能缺失、弱化。在南京“周久耕事件”被曝光之前，政府媒体报道中的周久耕形象优良、政绩斐然，俨然一位人们的好公仆。但由于他的一次不当谈话，在网络媒体上被冠以“史上最牛房管局局长”公之于众后，周久耕的贪官丑态被一一揭发出来，成为闻名海内外的腐败局长。网络媒介上形成网络舆论一边倒的态势，网民不断以“人肉搜索”的方式关注事件的最新进展。而当地传统媒体没有进行足够的后续报道。我国传统媒体一直处于党和人民的喉舌地位，其新闻信息发布的模式化、报道的正面化等原因使得新闻的真实性、批评性大打折扣，直接影响了传统媒体和新闻报道的“自省”价值。相反，新媒体的及时纠错重新筑起了媒体舆论监督的新围墙。最后，新媒体新闻事件生成新的媒介生态结构，培育公众媒介素养，形成现代媒体的公共服务意识。无论是今年的“躲猫猫”事件，还是去年震惊海外的“华南虎”事件，都体现出人们的信息接受自由和传播自由，“自我”和“本我”的话语“权利”意识得以实现，充分展示了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不断减弱与媒介融合时代的舆论自由。在新媒体的影响下，中国的媒介话语已初步形成了由原来高度集中和唯一性的“国家/ 宣传话语”逐步向开放、多元、公开的官方与民间的二元结构转型，逐步建构起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话语传播资源相对制衡的媒介生态环境。与此同时，新媒体新闻事件也直接促使公众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媒介素养不断增强，公众的公共利益观也在一次次的考验中得到提升和巩固。正如德弗勒和洛基奇所言，“冲突不仅被看作是一种正常事态，而且被看成是造成社会变化特别是媒介系统依赖关系性质上的变化的一种重要力量”。由新媒体发起、纸质媒体和电视媒体紧密配合发力，共同引导社会舆论，互惠互利，体现的正是一种新型的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媒介生态关系，是我国新媒介资源不断壮大的体现，也是我国媒介生态文明化的重要体现。三、新媒体新闻事件的变异与思考在新媒体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新媒体新闻事件已经逐步成为促进社会进步、公共民主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其负面效应也日渐明显。其一，新媒体新闻事件引发的权利侵害。不论是网络暴力第一案“王菲诉讼案”还是女大学生命丧“人肉搜索”，或是周久耕的“人肉搜索”，都表明在这些事件中，当事人的真实身份、生活细节等个人隐私被公布于众，当事人承受的精神压力从虚拟的网络转移到现实生活，生活秩序被打破，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已沾染“网络暴力”。其二，新媒体新闻事件中虚假性信息导致的恐慌与谣言，严重干扰、夸大了新闻本身。2008年四川广元“橘蛆事件”导致橘农深受其害的“蛆橘短信不知道被转发了多少遍”。最初本由当地一家新闻媒体刊登的广元柑橘长蛆的消息，在诸多媒体的争相报道以后，沦为纯粹的“新媒体新闻事故”。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媒体新闻事件是传统媒体新闻报道与呈现模式的转型与突破，但面对这样的负面效应，政府、公众个体与传统媒体都应有所作为。首先，政府应当加强处理新媒体新闻事件的能力。由于新媒体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其具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容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特点。我们知道新媒体的公众是分散的，但是其群体意识汇聚起来的能量却是不容忽视，更需要政府部门和舆论部门的正面引导和疏导。因此，应对新媒体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新闻公关应成为政府部门的必修课程。其次，信息发布者的责任意识。新媒体是公众行使话语权的宝贵平台，需要广大网民的共同呵护。作为信息发布的个体理应发表理性、公正、客观、谨慎的言论，做到不发布、不轻信、不传播没有正式消息来源的传言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帖子与新闻信息。再次，传统媒体应重塑其可信度与舆论引导功能。今天来看，新媒体的功能与影响已不断深入扩大，但其所具有的“可信度”仍然值得商榷。相比之下，传统媒体的“职业记者”对新闻事实的发掘与报道更为公众认可。所以，传统媒体在破除新媒体流言引导公众认知态度、净化新媒体信息方面仍具有不可代替的优势。四、结语20 世纪90 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将其早年言说的“公共领域”修订为“对所有公民开放而形成的场所”。在这里，“公共领域”指向一个实在的现实物理场所，但从现在的情形来看，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也定然是一个复杂的无法独立的话题。然而新媒体新闻事件的发生与大面积呈现，却从纯粹的参与“新闻事件”角度对这一话题做出了响应，大量的公众参与、持续的、强烈的舆论关注。“新媒体新闻事件”一方面既作为传播技术的胜利象征，另一方面也成为公私竞技、协商、甚至对抗话语公权力的中国现代“公共领域”的事件性“载体”。（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参考文献1蒋建国：新媒体事件话语权重构与公共治理的转型，国际新闻界，2009（2）：91.2黄晓钟：中国媒介话语秩序的重构，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7：4.3英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62.4美梅尔文?德弗勒：大众传播学诸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359.